 金克木，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湖南大学讲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著名学者、翻译家、文学家。 嵇康是古代名流“竹林七贤”之一。鲁迅曾手校他的诗文集,可见很推重这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名士。他好作奇谈怪论,终于被司马昭杀了。近偶翻看他的薄薄一本集子,不免又想啰唆几句。只是闲谈,不值识者一笑,但或可供闲人悦耳快心,也不妨在“群言堂”中披露吧? 这位叔夜先生会弹琴,作了一篇《琴赋》。临刑前还弹了他拿手的名曲,弹完说:“广陵散于今绝矣。”从此,“广陵散”便成为“绝响的代语。也许是因为他弹完此曲就被杀,不吉利,所以后人不肯弹了。但曲谱并未失传,过了大约1000年又出现,从民间入内府。据说这就是古时的《聂政刺韩王曲》。嵇临死还要弹这种曲子,可见他的抑郁不平的牢骚。由此参照他的《幽愤》诗以及《养生论》和那些讲老庄自然”的论调,也许可以有助于理解中国古文人。有的人貌为恬淡实则脾气很大,如陶潜;有的人不拘礼法,实则为人谨慎,如阮籍。 若以言取人,不免难得全面真解。嵇康的名作《与山巨源绝交书》,把“竹林”好友推荐他做官的好意拒绝了,怒气冲冲,哪里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学“养生”之道的高人雅士? 嵇公的另一高论是《声无哀乐论》。到了现代,这篇论文大大提高了身价。先是讲哲学史的介绍一番,后是讲美学史的又评论一通。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文章很长,是对话体,来回辩论很多,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容易懂。看来现在哲学史和美学史书中的评述也未必能尽揭出其中思想,说不定还有些是“误解”,即评介者出于自己的理论框子而加上去的解说。  这且不谈,谈几点难懂的奥妙吧。奥妙之一是:唐太宗完全拥护嵇康,和他唱一个调子。这个调子又来源于更早的“雍门琴”的传说。唐太宗的话见于《贞观政要》。《旧唐书·乐志》里也有而词句不同。举一段为例:“夫声音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闻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旧唐书》中这段的第一句是:“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两者不同,但结论是样的。不是《玉树后庭花》曲子使陈亡,而是陈要亡了,“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唐初朝廷上的这一次关于音乐理论的辩论和嵇康原来的理论有什么关系? 制礼作乐是古代开国第一件大事。谈的是乐理,但着眼不在美学而在政治。这里面大有文章可作。音乐的社会地位在这前后不大一样了。以前在上层,以后在下层了。 奥妙之二是: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他的《东洋美学》(1980初版)中讲到六朝时,指出从音乐美学到绘画论的“移行”(转变)。开头便是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接下去说到王羲之、宗炳、谢赫等人的书画理论。这个大转换是怎么发生的?今道友信提出了佛教影响。从他的存在主义美学观点说,这样讲一下“超越意向”就够了。 可是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嵇康成为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殿军”?汉代已经发达而缺理论的书画,为什么到嵇康以后理论越来越多,竟成为美学思想的主流?这和玄学的兴起及转化有关系。 嵇康是尊崇老庄的。那时的佛教还主要是间宗教,谈不到哲学影响。那时离鸠摩罗什到长安大讲“般若有将近200年。以哲学思想论,不见得佛学影响了玄学,倒明明是佛学由辩学而大变原样才传得进来,发展成为中国式的而非印度式的哲学。也正因此,法显、玄奘、义净等无数高僧才要发愿西行求法,去考察印度原样,求真经。实际结果是个个失望而归或不归,不过大家不肯明白讲出来罢了。 美学之变和玄学、佛学之变是同步的,应当另有解说。另有一个奥妙是嵇康的美学理论的现代意义。当前接受美学正在我国引起注意。这可以和嵇叔夜、李世民的立论通气。音乐本身是中立的,但又有“躁、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 嵇公的文中有许多妙论,若加以现代解说,未必不能和当代世界思潮有可以挂钩之处。不过这种“多维”研究牵涉到的方面太多,这篇小文万万负担不起,只好就此打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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