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绍昆在2011年南阳经方大会上的演讲(第五部分)

　　
　　
　　五、《伤寒论》的历史命运——“被《内经》化”
　　
　　《伤寒论》与《内经》是两个连体婴儿。我们祖先对自身疾病和诊治的关注，可能是出于单纯的实用需要，亦可能是因为这种健病之变的现象引起了的浓厚兴趣。实用需要与兴趣爱好两者是不相等的，前者是出于实际的生存需要，后者更多是出于祖先对世界的认识、好奇和追问。前者发展成为经方医学，后者发展成为医经医学。由于它们是同一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产生同步发展，所以虽然起点不一样，发展的方向也不一样，但研究的对象毕竟是有生命的人，所以就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与言语。也就是因为这一些交叉和混同，以致引起了几千年的误会。
　　1、《伤寒论》成书后经王叔和（201—280年），重新整理编辑，才得以广泛的流传，王叔和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通晓经史百家。他与仲景弟子卫汛要好，深受其熏染。眼看几十年前才完成的《伤寒杂病论》都散落佚失或残缺不 全，心中十分不忍，便下定决心，搜集仲景旧论，到各地寻找该书的原本，终于成功地得到了全本的《伤寒杂病论》，并加以整理和修复，将其保留了下来，使这部旷世的奇书恢复其真正的面貌。
　　当然后世对此评价褒贬不一，贬之者责其窜乱仲景原义。如喻嘉言攻击曰：“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坠！”褒之者则认为王叔和编次《伤寒论》有功千古，尤其当该书处于存亡危急之际，王叔和使之保存并得以传世，其贡献之大不可泯灭。正像金代成无己称：“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宋?林亿曾曰：“仲景之书及今八百余年，不坠于地者，皆其力也。”清?徐大椿亦称：“苟无叔和，焉有此书？”的确，王叔和在整理中医古文献时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是值得我们称赞的。若没有王叔和的整理，我们今天也许就很难知道张仲景在医学上的成就。他这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功绩，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然而，后世责其窜乱仲景原义，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是由于王叔和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面对《伤寒杂病论》这种蛮荒古朴的文字发几句评论，加几句注解作为《伤寒杂病论》的导读完全是情理中的事。在《康平本伤寒论》中，王叔和的导读是以追文与旁注的形式出现的，同时占了许多的篇幅。我们今天一些耳熟能详的语句，几乎都是出于叔和之手。如 “ 7、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以及”16条的嵌注“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至于后来的宋本、成本《伤寒论》把他的追文、嵌注、旁注全部作为仲景原文一并出版，也不是他的责任。
　　总之，《伤寒杂病论》中的方证相对的诊治方法，在第一次整理的时候，就遭受到《内经》文化思维的大量加入，在加强其理性思考力的同时，也无意中使“方证辨证”的野性思维被深深地掩埋。
　　2、孙思邈在《千金翼方》序文中批评了当时的一些名医，认为他们没有参透《伤寒论》的真正的奥义。他说：“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思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医人未能钻仰。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伤其如此，遂披《伤寒大论》，鸠集要妙。以为其方行之以来，未有不验。”
　　孙思邈当时年事已高，他担忧“旧法方证，意义幽隐”的《伤寒大论》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乃令近智所迷览之者，造次难悟；中庸之士，绝而不思”。
　　真是一语成谶，孙思邈的千年之忧铸成了历史的事实。
　　3、虽然历朝历代也有一些头脑清醒的医学家察觉到《伤寒论》中“方证辨证”的特异性，也极力提倡之.如徐灵胎说：“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而万病皆通。”用词无所不尽其极，但社会反响不大，所以二千年来一直没有占据中医界的主流地位。
　　4、由此可见，对《伤寒论》进行《内经》式的改写或补写，是金元以来中医学的主流。然而，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内经》对《伤寒论》的改造、吸收一刻也没有停止，出现了一大批象张景岳、叶天士、王孟英这样的善于变通运用经方的医经派的大师。同时，也造就了“内经派伤寒”（冯世伦语）的成长与成熟。
　　我认为这一过程，对经方医学来讲，是《伤寒论》“被《内经》化”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