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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 魏晋时代的道家之学。它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曹魏正始年间（240年～248年），史称“正始之音”。东汉王朝瓦解后，统治思想界的儒学失去了以往的魅力，人们对荒诞的谶纬之学、繁琐的汉代经学及为统治者服务的纲常理伦深感厌倦，于是转而寻找精神新的归属，这一特定背景令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走到了前台。 士大夫们醉心于这种清雅的论辩，其形制宛如后代的派对、沙龙，无数风雅之士聚在一起，剖析妙理，谈论玄道，好不快哉。由于倡导者都是当时名流，如何晏、王弼均为贵族，于是清谈迅速成为一种风气。他们谈论的话题大都围绕着《老子》、《庄子》和《周易》展开。 这三部经典因玄妙深奥，被清谈家称为“三玄”，“玄学”之名由此而来。名士们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无、生死、性情、形神、动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问题。这些都与国计民生无关，因此在正统士大夫看来，清谈无异于误国，甚至将亡国之祸都归咎于这种清谈之风。唐人修《晋书》曾这样评价玄学之风：“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所述及的也是玄学的流弊。 其实，玄学虽不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却也是一种超越传统的思维模式，是对宇宙、社会和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正是这种反思，带来了魏晋时代人性和个性的解放。 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更是魏晋风度的化身。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言论以及“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举动，直到现代还闪耀着自由的光芒。事实上，魏晋之间在玄言清谈影响下所形成的放达人生和洒脱风气，千百年之下，仍自有其魅力。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的般若学合流，曾经风靡一时的思潮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渐归沉寂。 道学 又称“程朱理学”，为理学的一派。“道学”之名出自北宋，然而早在唐代时，即已有“道统”之说。韩愈在《原道》中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一不得其传。”就讲述了历圣相传的道统，且自汉代以来的儒学都已非圣贤真传。韩愈为文有其特定的背景，当时佛、道二教盛行，唐宪宗一度还要迎佛骨入朝。韩愈的文章有为儒家说话，与佛、道二教抗衡之意。 北宋时，大儒们如法炮制，亦抛开汉唐繁琐的考据注疏，要直接上承孔孟德千载不传的道统，如此一来，开辟了儒学发展的一片新天地。这一时期的学者名家辈出，像周敦颐、邵雍及程颢、程颐兄弟等。到了南宋，朱熹集前人之大成，将儒学的发展送至顶峰。概括来说，道学，是对汉唐经学的叛离，其追求的不是科举功名，其实践的是一种文化使命和道德使命，是对人心和人性的深入发掘。因此在其发端发展之时，欣欣向荣，充满了生气。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学的信条也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僵化、刻板，对人性的束缚也愈发明显，道学思想开始经历种种波折，在两宋时，曾被当权者诋为“伪学”而遭到禁止（此处以政治因素为主，参看“朱熹”条目）；在元代以后，又受到统治者的追捧，成为官学；到了近代，道学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道学”二字也成了古板迂腐的代名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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