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公簋出土、流传与著录 秦人东迁以前一直在天水一带活动，因而在西汉水上游和渭河上游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这些遗存，记录了秦人早期生活、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历来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 庙山，乃秦州区西南秦岭乡梨树坡、董集寨两村与礼县红河乡六、八图庄相交处的一座大山，最高处梨树坡庄土堡子海拔1914米。因1919年在此山一带出土了驰名中外的秦公簋而声名大震。其山体因高寒坡陡不能耕种，于是成为相邻数村的天然牧场。民国八年，放羊娃在该山的一块地里掘地玩耍时无意挖出一件古物即后来的秦公簋，当时有人认为是香炉，属于庙里祭器，又因当地有“死铁烂铜，拿回家死人”迷信俗语故而概不敢搬回家，此后便当做废铜卖给了天水人杨衣官在横河里（今红河镇）街上开的“聚源当”。后被一个陕西姓张的古董商买走，带到兰州。因无识货者，流传至兰州南关商肆，在厨房中盛残浆。幸有识者发现并非普通古器，以高价收购，名声大著。时任甘肃督军合肥人张广建闻风以权势占为己有，其时当为1919年冬。张广建（1864—1938），字勋伯，他督甘时期是指从1914年3月到1920年12月张广建担任甘肃省民政长兼甘肃都督及其离任的这段时间，当时管辖现在的甘、青、宁三省。他于1920年底离甘时又将此物带至天津。在津第一个见到秦公簋的是著名金石学家、文献学家罗振玉，因罗与张是故交，于是罗振玉出面诚邀了当时有名的青铜器拓本专家周希丁为该簋拓本。当代著名史学家、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在《悼念周希丁先生》一文记述1921年周先生曾手拓甘肃天水出土的秦公簋，秦公簋因铜锈很厚，以往不知有秦汉间刻字，希丁拓墨时才发现。罗振玉1921年11月27日给王国维的信札中说：“秦敦拓本存尊处者即以奉赠，影照后宜用玻璃板，石印不能用也。兹有致乙丈书求转交。”此“秦敦拓本”即张广建委托罗振玉诚邀周希丁所留的秦公簋拓本。罗振玉1921年11月致王国维的信札中又云：“前赴都料理八旗冬振，张广建语凤老，请看渠所藏西陲卷轴，中有晋魏写经数种，余皆唐物，无甚奇品。乃无意中见一至宝。张颇 储铜器，率无可观，弟问以甘肃有出土者否，乃出一敦，形至拙（张所以不见示者以此），而文字精绝，中有“十有二公”语，知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确为先秦制作。与商拓墨，初甚吝，后介一拓工，强请之，乃拓三分，彼留其二，以一本见畀。昨匆匆草一跋尾，当寄与易墨本二三纸，当可必得，得后当奉赠其一也。先将所得一本奉览（海内孤本，幸郑重收贮），拙跋亦附呈。此器文字，将来流传必少，何不影照付《亚洲学报》，印之卷首，以流传之乎（须照原大，不可缩小）。”罗振玉的嫡孙罗继祖按语说：“又此札记‘秦公敦’之发现，亦证公巨眼识珍。”秦公敦即秦公簋。罗振玉据该簋铭“‘十有二公’语，知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确为先秦制作”甚为高见，并由该札“拙跋亦附呈”可看出罗振玉已经就秦公簋作了跋文。如此看来，秦公簋的发现肯定早于1921年，故1921年、1922年、1923年出土之说是错误的。至于陈平所说的1916年之前说笔者不敢苟同，他说：“据1916年柯昌济编行的《韡华阁集古录跋尾》即已著录此簋的事实分析，该簋的出土时间至少不应晚于1916年。”其说可商。《韡华阁集古录跋尾》始于1935年印行，陈平认为此书的完成时间是1916年，是据此书周进作序言：“《韡华阁集古录跋尾》者，二十年前纯卿尚未弱冠，读欵识时之所作也。”我以为这不能成为断定它成书时间的理由，“二十年前”很有可能是该书开始撰写的时间。而且此书言“先师王先生释最为详正，具见《观堂集林》”，所说正是国学大师王国维那篇著名的《秦公敦跋》，而此文是1923年作，由此判断柯昌济作此文的时间必定晚于1923年，故笔者认为陈平的推断是错误的。1922年8月24日王国维在致马衡的信中提及“秦公敦”即秦公簋（当时称簋为“敦”），此信内容是1923年王国维在北京见到此物后所著《秦公敦跋》的雏形。秦公簋之所以引起学界的注意，首先归功于王先生的这篇文章。1926—1927年求学于北京清华国学院梁启超门下的天水人冯国瑞（1901—1963），读到同为该院作导师的王国维为秦公簋所作的跋文后才得知该簋出于故乡天水，心情激动有感于斯，他毕业回家乡后继续对秦公簋作深入考证研究。随后郭沫若撰写了《秦公簋韵读》；马叙伦著文《石鼓为秦文公时物考》等文章评介推崇。1935年，张广建的后人以两千多元大洋卖给大兴著名收藏家冯恕（1867—1948），字公度。 1942年冯国瑞去重庆，在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借得张氏墨拓本，勾摹簋器图形及铭文款式，注明大小尺寸。此时，全国学人，荟萃山城，先生与著名学者商承祚、吴其昌、郭沫若等学者欢聚谈艺，考释文物。1931、1933年商承祚两次在北京见到秦公簋，于1943年4月10日在重庆撰写了《秦公簋跋》；1944年冯国瑞返回家乡之后，又将在天水南乡收集到的周秦青铜器及其车马器绘图著文，和秦公簋一起整理成《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一书，冯又冒着战火再去重庆，经他的同窗挚友吴其昌等审定，于该年底刊印成书。 《天水出土秦器汇考》1册，不分卷。此书为陇南丛编印社书之三。扉页有冯国瑞题字，书首有插图六，均为秦公簋、秦车輨摹本及钟簋铭文摹本，有胡受谦序及冯国瑞序两篇，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石印本。全书共收王国维、商承祚、郭沫若、吴其昌、刘文炳等7篇及冯本人3篇共计10篇文章。 冯序记载了秦公簋的发现时间、流传经过及其史料价值。所收文章主要考证了秦公簋、秦公钟、秦车輨的制作年代，考释了簋钟之铭文。该书共收有冯国瑞三篇考释文章：《秦公簋器铭考释》、《秦公钟器铭考释》、《秦车輨图考》。其中第一篇《秦公簋器铭考释》用功最勤，有释文，有注解，有考证，对“十有二公”有详考，对“西”之地望研考甚为精彩，可以说是对王国维《秦公簋跋》“西”地望考证的重要补充。 《天水出土秦器汇考》是第一部金石研究论文集。该书学术价值颇高，为探讨秦人在西犬丘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直到今天，仍被国内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研究引用。 先贤冯国瑞为弘扬桑梓文化身体力行，功不可没。梁启超誉之为“美才”、“奇才”，认为“百年以来，甘凉学者，武威二酉堂之外，迨未或能先也。”他是秦公簋出土地天水第一个研究该器物的学者，他对故乡出土文物的研考是开拓性的，对秦公簋的介绍及考释，对出土时间的结论尤为正确，特别是对该器所属时代的论断，均相当精辟，其结论为海内外专家所接受，考证方法缜密科学，已超出了清未民初的学者，发展了我国历史考据学和训诂学，为我国学术研究做出了新贡献。他的考证进一步证实了早期秦人在天水一带活动的史实，为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时他的金石史料互相参证的研究方法也为文物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方法。他开天水人研究秦公簋之滥觞。虽艰辛在前，而功在后世。关于该书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有以下四点： （一）是第一部关于秦早期青铜器的论文集，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断代秦公簋为秦景公时物，现已成为不刊之论，如王国维认为秦公簋制作年代当在秦德公徙雍以后即穆公时物，郭沫若认为当在秦襄公时，而冯国瑞认为“绝非景公以前之物也”。他又在自己的高论之外还粹集了王国维、郭沫若、商承祚等学术大家对秦公簋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其在集中展现的同时，为进一步研究此论题提供了便利和新的思路。此书为研究先秦史提供了珍贵的参考资料。 （二）《天水出土秦器汇考》著述，代表了冯国瑞金石考证方面的最高成就。他是利用考古文物探索秦人早期历史的第一人，明确提出了天水是秦人发祥地的观点，同时他也是国内第一个将秦公簋隶定为春秋中晚期秦景公时的学者。 （三）第一次将宋代秦公钟（又称盄和钟）、民国八年（1919）出土秦公簋及其民国33年（1944）天水南乡出土秦车輨放在一起研究，并将其定位为“秦先公之物”，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学术理念——研究秦文化可将其发祥地西垂辟出来作为一个单元进行。即现在天水、陇南两地唱响的秦早期文化、秦源文化或西垂文化，这为早期秦文化探研开了一个好头。 （四）虽冯国瑞关于“十有二公”从襄公算起等观点属宋人陈说旧论，但他也有新说精论，如关于西县的考述，再如关于车輨时代的判断等。更重要的是他以秦器为论题约请马叙伦、吴其昌、胡受谦、刘文炳等撰文写序论述，有意识地将论题引向深入，引出名家宏论，大大提升了“汇考”的学术价值。时至今日，关于秦公簋的研究仍在继续深入，仍在争论辨析。但研究秦公簋、追朔其学术源流谁也不能无视“天水出土秦器汇考”存在，谁也绕不开“天水出土秦器汇考”这部大著。 1948年冯恕去世后留有遗嘱将所藏文物捐献给国家，1950年，其子女将秦公簋等140 余件青铜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1959年该簋被移交到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立即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纷纷撰文，各抒己见。1986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按原大复制秦公簋一件交天水市博物馆收藏。2003年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著名先秦史学者祝中熹论述：“到目前为止，甘肃省出土的先秦青铜器中，知名度最高、在文化领域影响最大的，当首推1919年出土于‘天水西南乡’的秦公簋”。时至今日，国内外诸多学者已对秦公簋作过研讨和考述，他们是：柯昌济、王国维、罗振玉、商承祚、郭沫若、容庚、马叙伦、于省吾、吴其昌、刘文炳、张维、冯国瑞、杨树达、陈梦家、唐兰、闻一多、马衡、郭宝钧、翦伯赞、伍仕谦、张政烺、孙常叙、高亨、林剑鸣、马承源、李学勤、裘锡圭、陈佩芬、王辉、石志廉、祝中熹、吴镇烽、杜廼松、韩伟、黄灼耀、于豪亮、赵逵夫、李零、李思孝、陈平、陈昭容、朱凤瀚、张天恩、聂新民、蒋文光、杨宽、赵诚、曾宪通、李朝远、赖炳伟、陈双新、陈英杰、彭裕商、曹锦炎、王晖、冯时、戴春阳、王学理、徐日辉、徐宝贵、徐卫民、梁云、牛鹏涛、刘守安、陈洪以及天水地方学者康世荣、赵文汇、丁楠、雍际春、陈泽、马汉江、赵琪伟、蔡副全等六十位之多。另外日本学者白川静、林巳奈夫、冈村秀典，美国汉学家马几道也对其著文。对秦公簋铭文书法进行论述并临摹的有杨沂孙、王国维、罗振玉、王福厂、邓散木、马衡、郭沫若、商承祚、冯文凤、崔嵬、高澄鲜、陈含光、傅抱石、康殷、蒋维崧、任晓麓、李健、马如森、徐无闻、守黑居士、赵文汇。 民国时期著录该簋的，主要有罗振玉1931年编行《贞松堂集古遗文》（簋存该书6.13）；郭沫若1931年著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簋存该书下46）；高田忠周1930年《增补学古发凡》（3-5）；《书道全集第一卷（殷·周·秦）91；郭沫若1932年著行《两周金文辞大系》（簋存该书272）、郭沫若1932年著行《金文丛考》（簋存该书264）、吴闿生1933年编行《吉金文录》（簋存该书3.33）、于省吾1933年编行《双剑誃吉金文选》（簋存该书上3.18）、刘体智1935年编行《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簋存该书8.78.2—8.79.1）、柯昌济1935年印行《韡华阁集古录跋尾》、徐乃昌1936年编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簋存该书1.24又18.8.2重出）、罗振玉1937年编行《三代吉金文存》（簋存该书9.33.2—34.3）、容庚1941年著行《商周彝器通考》（簋存该书354:154，图344）等书。1943年，民国时期甘肃著名学者临洮人张维（1890—1950）著有《陇右金石录》一书对秦公簋亦有著述。这是甘肃学者最早著录该簋的。 解放后主要有《积微居金文说》；《殷周青铜器通论》（图18甲、乙，图版叁壹61）；《中国青铜器全集》（40）；《金文集》（383-384）；《金文总集》（2833）；《中国历史博物馆》（60）；《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铭文拓本选编》（124）；《北京图书馆藏青铜器全形拓片集》（840）；《美术全集》（5.9）；《商周青铜器铭文选》（920）；《殷周金文集成》（04315）；《殷周金文集成释文》（4315）；《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三》（图3，图版页46簋9）；《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图13-14）；《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0648）；《中国青铜器研究》；《中国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定级图典》；《中国青铜器综论》；《关陇文化与嬴秦文明》；《中国法书选1甲骨文·金文》（76）；《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二卷·金文二》（117）；《文字学概要（修订本）》（附图目录34）；《秦西垂陵区》（附录2）；《物华史影》（图34abc）；《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05370）；《秦出土文献编年订补》（70）；《中国美术全集》（20）；《金文通释》；《中国文物大辞典》；《秦早期发展史》；《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甲骨金文拓本精选释译》；《秦公簋铭文考释》 ；《商周金文选》；《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 （二）秦公簋制作时代及“十有二公” 秦公簋，器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腹径23厘米。弇口，母口深盖，盖面呈圆弧状，盖顶突起小圆握。鼓形圆腹，圈足外侈。双兽首耳微上扬，耳下无珥。盖坡沿与腹上部饰细密蟠虺纹，盖面与腹下部饰瓦垅纹，圈足饰上下两重波带纹。盖54字，器身51字，器、盖联铭，合而成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计105字。另有秦汉间刻辞18字，共计123字。 秦公簋铭文字体规整严谨，疏密有致，静穆大方，有其独特的风格。纹饰制模时已使用可连续反复压印的印版，铭文制作亦使用了方块印模法，制字模时一一打就，字字连续印成，然后浇铸。制作方法新颖，这种把每个字刻成单个陶泥活字，再拼凑起来的铸铭工艺，实扬日后活字印刷字模之先例，是秦人发明创造的重大科技成果之一，是秦人创新精神的体现，也是秦国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反映了我国青铜工艺的卓越成就。故著名考古学家马衡曰：“秦公簋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郭宝钧云：“春秋而后，出有秦公敦者，铭文系用块块印模，字字连续印成，这或者是受了图案印模的影响，推广到文字方面的尝试，应推为中国活字板之祖”。虽然在著名的殷墟出土了三方近于青铜器图徽的陶模，但是在商周金文之中，至今还未见有字模或印模的使用。此陶泥活字铸铭工艺，应该说是最早的，它比我国北宋毕昇的陶泥活字板早1500余年，比德国人谷登堡铜刻活字印刷早2000余年。铭文的字体笔势玉箸意蕴，方正遒劲，舒展大方，清丽潇洒，着意于笔画的匀称配置和行列的整齐划一，给人以优美洒脱、轻松愉悦之感。且已具小篆之雏形，非常合乎书艺发展之逻辑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秦代的篆书、隶书有直接的影响。秦公簋上承了籀文之传统，下开了小篆之先河。清人李瑞清说：“书家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康殷（字大康）就是通过潜心研习秦公簋后而成名的一代宗师和大家。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社会，从王室到一般贵族，都要举行隆重祭祀天地祖宗，宣扬家族的荣耀和个人的功业的显赫，这在青铜礼器的铭文上表现得十分突出。秦人是殷周文化的继承者，也是光大发扬者，秦公在铭文中极力表达自己对上天神灵的崇敬，对祖先功烈的颂扬，以此来祈望庇荫子孙后代，天长地久，兴旺发达。宋代出土的秦景公时期的秦公镈，1919年出土秦景公时期的秦公簋，以及1978年陕西出土的秦武公钟都是东周时期秦国国君为祭祀自己的先祖而制作的宫廷重器。 秦公簋铭文全篇以秦公语气表述，充满了对先祖功业的歌颂，向天地与祖神祈福，也抒发了秦公本人继承祖业，奋发治国的崇高信念。文中使用了不少周代金文中常见的套话，反映了此时嬴秦在青铜文化领域已同周人完全融合。 关于秦公簋的制作时代，有“襄公时”、“文公时”、“德公时”、“桓公时”、“景公时”等数说，至今仍莫衷一是。“景公说”（公元前576年—公元前537年在位）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采用。他们认为，秦公簋铭文与宋仁宗时得于陕西的盄和钟极为相似，两器均有“十有二公”之句，为同一秦公所作。这件盄和钟在我国古代考古学之父宋人吕大临编著的金文图录《考古图》中有所记载。持“桓公说”的学者主要有柯昌济、容庚、翦伯赞、祝中熹等。桓公与景公相接，故上述两说可融为一说，即“桓景公说”。陈平主张该说。 笔者从青铜器本身的断代学入手，依据长期积累的大量实物信息，对秦公簋形制、纹饰、铭文性质与字体风格、铸作工艺特点等方面，进行细致地观察、对比、综合分析之后，得出了该器作于秦景公时代的结论。秦公簋器腹较圆，盖顶捉手较矮，耳小上翘且无珥，兽首已退化得圆浑无棱角，圈足大角度外撇，不再有小支足。从纹饰方面说，虽仍在使用西周晚期流行的瓦棱纹和波带纹，但已退居次要位置，而在簋口和足饰有春秋细密蟠虺纹（亦称勾连纹），这都是春秋中晚期簋的一些特征。与宝鸡秦家沟出土青铜器相似。陈平D认为秦家沟Ml、M2墓铜容器时代为秦共、桓、景时期，秦式勾连蟠虺纹是春秋中期之初由中原传入并与秦地原有的繁化双头窃曲纹结合而产生的，而其成熟则到了中期晚段的共、桓、景时期。依此说，将秦公簋置于景公时，是很合适的。纹饰制模时已使用可连续反复压印的印版，铭文制作亦使用了方块印模法，制字模时一一打就，实扬日后活字印刷字模之先声。故商承祚先生在所作的《秦公簋跋》中说：“它器铭文刻于一版，然后施范，此则逐字单刻，个别印之范上，故字行欹斜不整，印迹显露，为活字版之鼻祖。”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青铜工艺的卓越成就，另一方面也说明其时代之略晚，因为春秋早期的青铜制作工艺尚不具备此类技术。铭文使用了韵句，内容已非记事书史，文中充满了对先祖功业的赞颂，虔诚地向天帝和祖神祈福，也抒发了秦公本人继承祖业、奋发图治的崇高信念，已属郭沫若所说的“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的金文铭辞演变的第三阶段。铭文的字体笔势，以早已改变了西周后期多见的圆浑丰满、用笔随意、字之大小不求规整如一的风格，承袭了秦武公钟铭的玉著意蕴，方正遒劲，清丽潇洒，着意于笔画的匀称配置和行列的整齐划一。与大堡子山秦襄公、秦文公陵墓所出器物的铭文相比，显然在形成秦篆的道路上，又向前大大迈出了几步。秦公簋铭文的风格为同为景公时期的《石鼓文》及其后期的《诅楚文》所继承，一脉相传直至秦代刻石。另外秦公簋铭文辞更精练，更具修饰性，而且定型化得习惯套语也更多，口气大了许多。铭文中言及的“夏”，是指中原地区华夏列国。此时秦人以发展壮大到不仅要处理好与西部戎狄之关系，还要与中原列强周旋了。但以此而论，秦公簋的制作时代也必在秦武公之后。 据《史记》载，秦成为诸侯自襄公始，庄公称公，是襄公称公之后对其父的追谥。这样“十有二公”无疑当从文公算起，指文公至桓公，十二公之后即为景公。二器铭文提到“皇祖”，既“受天命”“受国”“鼏宅禹迹”，自非襄公莫属。襄公被周平王封为诸侯，“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被赐以“岐山以西之地”，显然就是秦开国之先祖。襄公在秦的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故不包括在“十又二公”之内。秦公及王姬钟铭“先祖”之后，首数文公，即是明证。十二公是文公、静公、宪公、出子（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即至景公。静公是文公太子，未即位而卒，但《秦记》世系、秦公及王姬钟铭都提到他，可见秦人自己承认他是先公之一。出子五岁立，立六年被杀时一个小孩子，秦公及王姬钟铭未提到他，不把他看作先公，是可以理解的。因武公是出子之兄又是故太子，兄无必要尊弟为先公。但盄和钟、秦公簋的作者，已是出子的六世孙，他追述先公，不包括出子在内，于理不通。《史记·秦本纪》、《秦记》所记秦世系都有出子，“十又二公”之内肯定应该有他。秦公簋与宋人著录的盄和钟铭文诸多相同，作器者为同一位可以无疑。作器秦公，宋人有杨南仲、欧阳修、赵明诚已提出，今人郭沫若、于省吾、陈梦家、冯国瑞、杨树达、唐兰、黄灼耀、张天恩、林剑鸣、聂新民、石志廉、王辉、张政烺、陈昭容、高明、董珊、郝本性、岑仲勉、杜廼松、朱凤瀚、李朝远、戴春阳、马如森、彭裕商、赖炳伟、丁楠、史党社从之。此簋的形制、纹饰与铭文内涵所显示的青铜器断代和景公所处时代也基本吻合。秦公簋、盄和钟铭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残铭文例、字体诸多相同，也可作为断代的依据。簋、钟铭文有“镇静不廷”，磬铭有“囗廷镇静”；簋、钟铭文有“以受纯鲁多釐，眉寿无疆，畯疐在位”，磬铭有“眉寿无疆，纯鲁吉康，作疐配天”；簋铭有“宓宅禹迹”，磬铭有“四方以宓平”；钟、磬铭文具有“鍴鍴雍雍孔煌”。簋与“子”“竈”“虎”“弓”“鼎”“夏”“?”“又”诸字风格极为接近，如出一人手笔。总的看，钟同簋、磬的文字风格仍是接近的。 既然器主为秦景公，是时秦之国都早已迁至关中，为何此簋却出土于秦之故都西垂所在的“天水西南乡”之庙山一带呢？答案只有一个，如前文所述，西垂乃秦人的桑梓之地，有秦人早期的族墓君陵，秦都虽迁而宗庙犹存，仍有贵族留守且一直保持着对先祖的祭祀传统。此簋的铭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一件祭器。铭文极言先祖“十有二公”之赫赫功业，此类被后世称之为“追孝”格式的铭文，《礼记·祭统》云：“铭者，论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列于天下，而制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既然属于祭器，则必陈于宗庙之内。此簋为秦景公专为故都宗庙所作之器。但随着近来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出土文物数量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国内学者，尤其是天水、陇南当地搞文史资料研究的地方学者，特别是对秦公簋的器主和年代，提出了“襄公说”，康世荣、马汉江、陈泽、雍际春等均持上述说法，他们都主张“十有二公”第一公当是中潏。这是对考古学知识的匮乏、青铜器物器形纹饰、分期的断代、春秋秦系文字的特点不甚了解所造成的。他们均承认大堡子山秦公墓为襄公、文公墓，出土的襄公簋、文公簋很明显跟民国初秦公簋的器形完全不同，该簋弇口，盖捉手高大，盖沿坡度较陡，龙首形耳有珥，圈足下附3卷角兽首支足，虎爪状趾。盖顶捉手饰变形凤纹，盖坡沿与器口沿饰窃曲纹，盖面与器腹饰瓦棱纹，圈足饰垂式重鳞纹一周。盖内与器内对铭，铭文仅有5字，为“秦公作宝簋”的短铭，因此时的秦国刚建国不久，没有铸造长铭文的能力，铭文书写风格上结构上“多仍周旧”，与西周晚期文字一脉相承，而传世秦公簋的铭文长达105字，并且所饰的是具有秦国特色的细密的勾连蟠虺纹，这种纹饰在春秋早期没有而开始流行于中期，中晚期的景公时期这种纹饰已经相当成熟。传世秦公簋在书写风格上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书写更加规范，秦篆即是在这种规整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持器主襄公说的人，全然不顾及器物自身的断代。他们无视春秋中晚期秦青铜簋的物象特征，诸如腹圆巳无垂意，盖顶捉手低矮，耳小上翘且无珥，兽首已退化得圆浑无棱，圈足外撇而无支足，细密蟠虺纹已成主饰，铭文字态方正劲秀已近秦篆等，根本不愿进入青铜器物学领域，不考察秦公簋形制、纹饰、铭文字态及工艺水平的时代特征，只死抠器铭中“十有二公”一语，而对此语的起止，又完全是定标准的臆判。他们认定了十二公应自中潏算起，故十二公之后的作器者非襄公莫属。 （三）关于“昧谷”、“西犬丘”、“西垂”、“西县”地望 秦公簋除原有之铭外，器身与盖又各有秦汉间凿刻的铭记，盖铭云“西一斗七升太半升盖”，器铭云：“西元器一斗七升八奉簋”。秦汉时常有为古器刻记重量或容量的习惯，刻铭的目的在于标定该容器的容量。此簋两处刻记皆言“西”，并声明系“西元器”即西邑原有之器。王国维在为此簋所写《秦公敦跋》中早已指出：“西者，汉陇西县名，即《史记·秦本纪》之西垂及西犬丘。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庙皆在西垂。此敦之作，虽在徙雍以后，然实以奉西垂陵庙。直至秦汉，犹为西县官物，乃凿款于其上。”“此敦文字之近石鼓，得以其作于徙雍以后解之；其出于秦州，得以其为西垂陵庙器解之。”王氏又在《秦都邑考》（《观堂集林》卷十二）认为西垂原指西界，后特指一地，即西犬丘。此地至汉为陇西郡西县，王氏所言甚是。徐中舒先生认为“西犬丘又称西垂”。何清谷认为“西垂大夫应是以今天水市一带为食邑，治所在西犬丘，所以犬丘又名西垂”。 《尚书·尧典》云：“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治西成……以殷仲秋。”《尔雅·释言》：“宅，居也”。李学勤先生说，《尧典》“所述四中星，据近年学者推算，颇能与唐虞时期符合，有天文学史方面著作推测‘其上限当在距今3600年到4100年之间’”。由此看来，和仲的任务是“寅饯纳日，平治西成……以殷仲秋。”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和仲一族须“宅西”，即居住生活在“西”地承担部落联盟在西方的测日、祭日任务。故和仲一族是“西”地最早的开拓者。祝中熹考证认为“嬴秦是五帝末期或夏初，因肩负测日、祭日使命而西迁陇右的和仲一族的后裔”。作为具体地名的“西”，《史记·五帝本纪述《尧典》此语，《集解》引徐广曰：“西者，今天水之西县也。”引郑玄曰：“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后汉书·郡国志》引郑玄此注，“兑”字作“八充”。八充山即嶓冢山，“八充”系“嶓冢”古读之转音，即今秦州区齐寿乡的齐寿山。嶓冢山和西汉水，均在秦汉陇西郡西县境内。《汉书·地理志》载：“西，《禹贡》嶓冢山，西汉所出，南入广汉白水……莽曰西治”。所说“西汉”，乃指发源于嶓冢山西麓的西汉水。嶓冢山和西汉水，均在秦汉陇西郡西县境内。后来，陇西郡又分出天水（汉阳）郡。和仲一族所居之地“西”，后来嬴秦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域西垂，亦是秦汉时代之西县；嬴秦族“保西垂”之西垂，也即犬丘，本名称“西”，同样亦是两汉时之西县。 “ 西垂”在古代的典籍中多于汉代的“西县”相连，其地望，史籍有明确记载。《后汉书·段颎传》李贤注：“西县，属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上邽县西南也。”《史记正义》引唐李泰《括地志》：“秦州上邽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唐初上邽县在今天水市秦州区天水郡。从天水郡起步，经二十里铺、三十店子、西口、铁炉、秦岭、杨家寺至礼县红河乡岳费家庄，共计90华里。此乃古代唯一从红河河谷通往天水的康庄大道，沿途到处有村落旅店。红河花石村人吕自俭生前曾在费家滩至大崖湾一带发现一段古城墙残垣，夯土石基足有十米宽，疑为古西县城墙。查《史记·周勃世家》、《汉书》，西县置于秦代，《汉书·地理志》在陇西郡下设有西县。《史记集解》引徐广说：“以为西者，今天水之西县也。”《辞海》中记载，西犬丘在天水西南。那么，西县在何处呢？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漾水注》曰：“西汉水又西南，合杨廉川水，水出西谷，众川泻流，合成一川。东南流，径西县故城北。秦庄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与其先大骆犬丘地，为西垂大夫，亦西垂宫也。王莽之西治矣。又东南流，又会茅川水。水出西南戎溪，东北流径戎丘城南。又东北流，注西谷水，乱流，东南入于西汉水。”郦氏此段话不仅名言西县、西犬丘、西垂同为一地，而且指出西汉水支流杨廉川流经“西县故城北”。杨廉川水现已无其名。若依《水经注》所说，其水多支流，是一条较大的水系，处盐官（今盐官镇一带）以东的西汉水上游地区，应是现在的红河，今名峁水河。以之推究，汉代西县以及秦之犬丘当在红河的南岸。《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西犬丘位置标在今天水、礼县之间居中处，且三点一线，应当说大致不差。1983年9月时任礼县县志办主任的康世荣按文献记载，结合当地出土文物“西工造戈”，在西汉水上游进行实地考察，认为“西县地域大致包括了今天水市秦城区的平南、牡丹、秦岭、杨家寺、小天水（今天水镇），及礼县辖地红河、盐官、祁山、永兴一带”，后有确认“西县故址即今礼县红河乡岳费家庄庄址”。这与《水经注》的记载相吻合。康世荣先生以《水经注·漾水注》这段记载为主体论据，将西县故址也即秦都犬丘定位于今红河镇岳费家庄，其位置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一)》所标方位相符。当年王国维作《秦都邑考》论及西垂时曾言：“《水经·漾水注》以汉陇西郡之西县当之，其地距秦亭不远。使西垂而系地名，则郦说无以易矣。”（王国维：《秦都邑考》，《观堂集林》卷12，中华书局，1984年，第529页）祝中熹先生在《早期秦史》中列举关于西县故城诸说，并表示：“实事求是地讲，在前列关于西县故城诸说中，惟康先生的红河说最符《水经·漾水注》这段话的义涵。其他诸说，有的已远离了杨廉川乃至西汉水流域，有的尚需对郦说作一些引申或修正。”（祝中熹：《早期秦史·都邑篇》第100页，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秦公簋正好出土于对面的北山上。1984年西和县县志办沿西汉水所作的实地调查同样认为西县不出红河镇五里之地。此认定同时得到地、省史志部分学者的认可。兰州大学刘光华教授认为：“西汉水从源头到今礼县城一段，大致是西南流，而其支流的杨廉川水、茅川水，大致都是东南流，并汇入西汉水，所以‘西县故城’、‘戎丘城’都在西汉水之北。所谓杨廉川水，即今峁水河，东南流，在今礼县盐关东入西汉水，故西犬丘或秦汉西县，当在今礼县红河乡境。”（刘光华：《嬴秦族及其西迁、建国》，雍际春主编《陇右文化论丛·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18页）天水马汉江结合《水经注·漾水》并对峁水河实地考证后认为：“西犬丘、西垂宫、西垂邑，直至西县，始昌，杨廉县同为一地。地在今礼县红河镇天台山下。力证是1919年秋出土于峁水河北山的秦公簋，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室。”《后汉书·段颎传》曰：“乃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广二十步，长四十里遮之……。颎追至谷上下门……”，也印证了西县至木门道很近，仅距一道山梁十余里的事实，同时也是木门道得名之由来。今木门实是下木门，上木门则在今秦岭虎皮沟峡口之地。另据1988年天水北道放马滩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图，图中所标“亭”形物，经著名学者曹婉如论证为西县，位置在今秦州区茅水河上游杨家寺往东处即杨家寺、红河交界处。实质上早在战国时期即有西县之建置。何以见得？我们可以在考古资料中得以证实。秦公簋盖上刻有“西”；1978年出土于宝鸡秦墓的“陇西郡戈”（为秦昭王二十六年造）有“西土宰阉”的署名。出土于礼县红河六、八图（今同心村）的战国秦右库工师铸戈，铭文中署有“西工造”，此西即为西县（此戈现存于礼县博物馆）；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在《释不其簋铭》一文中也认为“西”是具体地名，即古时叫西垂的地方，也即秦汉时期陇西郡之西县，即在天水西南的西（西垂）；其又在另文中指出“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重要青铜器秦公簋，据冯国瑞《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云系1919年出土于‘天水西南乡’。近今礼县学者见告，实出自礼县东北红河王家东台。可知簋上刻铭西县即西垂、西犬丘的位置就在礼县，与《清统一志》记其故城在今天水西南120里符合。”秦襄公建立秦国第一都城为“西垂宫”，“立西畤”，在犬丘故地的嬴秦先公陵园称“西陵”；1971年在岳阳也出土了一件刻有“廿年……西工师曰”铭文之戈，王辉先生认为是在秦故都“西”设立的工室制造的。这一切无疑表明嬴秦是多么看重该地的古名“西”。由此可见，秦汉时代之“西县”名称资历是多么久远，用的是该地区最为古老也最有来历的名称--和仲“宅西”的西极测日、祭日地点的名称。 2004—2007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在发现的三个嬴秦活动中心区中，就有茆水河谷地的“六八图——费家庄”遗址群。 “六八图-费家庄”遗址位于礼县东北境茆水河流域的红河乡红河村南3公里范围内，红河水库北部西区为费家庄，东区为六八图，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六八图遗址，位于六八图村（今同心村）西北台地，东西宽约400米，南北长约800米，面积约为32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多处暴露的灰层、灰坑和其它遗迹，内涵丰富，主要有鬲、罐、盆、喇叭口罐等。该遗址含有仰韶文化晚期红陶器残片。费家庄遗址范围较小，遗址内文化堆积层为灰层，面积2万平方米。这两处遗址南北呼应，正好扼在上寺河、下寺河汇流成红河的三角地带的两岸。地理位置相当关键。沿红河、上寺河溯流而上可到天水，进入渭河谷地；顺流而下，可到盐官。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古道，秦人迁徙亦可能循此路径。这一区域和甘谷县南境接壤，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已经在甘谷南部磐安镇的毛家坪，发掘了一处以秦文化为主体的西周至春秋时期遗址，包括大量墓葬、灰坑和房基，内容十分丰富。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在毛家坪一带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考察和发掘，成绩可观。尤其是穆公时代著名的“三良”之一子车氏家族成员墓葬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该地域确为嬴秦族群一处重要的聚居区。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简《系年》有段文字，谓周灭商时飞廉逃于商奄，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于邾”，为秦之先人。李学勤先生2011年据此撰文《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指出，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原在东方，周成王时西迁到“邾”，“邾”即今甘谷南部的朱圄山，这支西迁的飞廉余族，即秦之“始源”。“始源”说尚可商榷，但周初一支嬴姓族体迁居于朱圄山地区则是肯定的。“朱圄”其地，即今甘谷县西南靠近礼县方向的朱圄山。朱圄山一脉山系临近茆水河上源，无疑属于上文所述“西”的地域范围。祝中熹、赵逵夫均以为这支飞廉余族不迁他处而远徙陇右，正是因为陇右原本就存在一个嬴族的小方国，与飞廉同宗。《系年》所言与考古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相呼应。 峁水河谷六八图-费家庄一带为盆地式地形，冬季北风较弱，加之土地肥沃，宜耕宜牧，又距盐官仅20余里，获取生活的必需品食盐较为方便，是理想的生存、繁息之地。结合这一带优越的地理环境、古代的文献记载及现在的考古发现，笔者据此分析，今茆水河谷的“六八图-费家庄”遗址（文化圈）与杨家寺相接处范围内，当为秦之西县治所。据我调查，该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主要有三件，一是前文介绍的六八图遗址出土的战国中期“右库工师”戈。二是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凹口骹狭刃”矛，长23.8厘米，宽3.7厘米。三是一件战国时期的蒜头壶，高37.5厘米，口径3厘米，腹径23厘米。以上三器现收藏于礼县博物馆。另外，1990年代，又在这里出土了祭祀宗庙的彩陶猪头、石匕、方鼎、彩陶钵、圆形瓶和尖底瓶；在岳费家庄出土了秦半两60枚，铢重13两一枚等。事实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著名先秦宗庙祭器“秦公簋”出土地庙山正好处于面积在32万平方米的“六八图--费家庄”遗址范围内。勿容置疑，此一带肯定是当时秦人活动的重要地区，故在此处发现秦公簋、右库工师戈、凹口骹狭刃矛、蒜头壶等也就在情理之中。 西汉水是发源于今秦州区齐寿山北的龙渊水而得名，它流经罗家堡后汇入了茆水。茆水现在叫红河即《水经·漾水注》中的杨廉川，在当地一直名为峁水河、茆水河或茅水河（今地图标为冒水河）。它发源于天水市秦州区杨家寺乡芦子滩一带，西北延接甘谷东南境，河谷平坦宽阔，且多支流，有“小秦川”之称，是贯联西汉水、渭河两流域的重要通道。著名先秦史学家祝中熹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认为《尚书·尧典》所载受部落联盟中央委派，肩负西方测日、祭日使命的“羲和四子”中和仲一族，是最先到达西汉水上游的嬴姓族体，后世崛起于斯地的秦人乃其后裔。和仲一族所“宅”之“西”，从宏观地域上说，当包含后来嬴秦早期活动中心“西”邑，也即秦汉时陇西郡西县所在。域中之“昧谷”，又称“蒙谷”，即“日入”之地，实际为当时人们认知所能达到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西极标位点。可惜当年祝先生未撰文细考此“昧谷”的地望。其实它就是曾称“杨廉川”的茆水河谷，许多学者都曾言及此事，其中以赵逵夫先生的论述最为切当。他引用《离骚》言御日之羲和“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云： “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泉。”引《淮南子·天文》“ 日入崦嵫，经细柳，入虞泉之池，曙于蒙谷之浦”，引《尚书·尧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伪《孔传》：“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再引《十道志》：“昧谷，在秦州西南，亦谓之兑山，亦曰崦嵫。”在说明《后汉书·郡国志》引郑玄此语作“八充山”，实即嶓冢山之后，指出：“所谓‘昧谷’、‘蒙谷’，我以为即是礼县东部的茆水（今作‘冒水河’，‘昧’、‘蒙’、‘峁’、‘冒’一音之转）。其水发源于朱圄山东南，秦人正是沿着这条水到了西汉水上游众水交汇之地的‘西垂’的。” 茆水其源出芦子滩一带，大概以此地多长茅草而出名。“茅”、“茆”、“峁”可能是音转关系的缘故，也叫峁水。芦子，学名芦苇，一种野草，至今在其地生长旺盛，是养马的上好饲料，脍炙人口的《秦风·蒹葭》即产生于此地。其诗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其句的“蒹葭”即为芦子。秦源至今有叫芦子滩、芦子湾、芦子坡的村庄及地名。茅水从乡北流十余里至杨家寺后交汇十条支流，中游最大的支流化石水，是由七条小流汇聚而成。茅水河的正流与化石水均为东南流向，交汇于今红河镇东南，费家庄正北，六、八图村西南，形成一广阔的三角形平缓地带。岳费家庄不仅符合“众川流泻，合成一川”的水系，亦符合“东南流经西县故城北”的方位。茅水河流经岳费家庄后，山势变得窄狭，直到石沟门。倘若在岳家庄前面窄狭处筑堤壅水，茅水河可倒流入庄，更符合东汉光武大将吴汉、岑彭在今红河水库“围嚣壅水灌西城”之地形。《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载：“西城（县），属汉阳郡，一名始昌，城在今上邽县西南”。茅水河就一直沿着峁谷东南流入西汉水了。峁水谷，是指在礼县东北境的西汉水上游的北岸，有一条南北向峡谷，北起秦州区杨家寺与礼县红河接壤的分水岭处，南至盐官镇的十字路口，全长37公里，至今称茆谷，其流称“茆水河”。 西县故址—红河乡岳费家庄，上有红河川（杨廉川），下有盐官川，茆水河流其前，天台山矗其后，有山有川，有水有滩，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农牧业的自然条件。西垂邑地区兴旺发达的原因是盛产井盐。距红河15公里的盐官镇（即汉代西县的卤城），以生产优质井盐而远近闻名。1998年出土于西安市北郊的秦封盐，其中有“西盐“之印，据此可知早在秦时这里已设盐官。并且，产盐亦是畜牧业得以发展的优越条件。近人朱绣梓所撰《西和县志》曰：“盐官城内卤池，广阔十余丈，池水浩瀚，色碧味咸，四时不涸。饮马于此，立见肥壮。”此言之有理，大家畜需从水草中不断补充盐分。故盐官附近地区畜牧业历来发达，盐官镇一直是西北著名的骡马交易中心，至今遗风犹存，方兴未艾。当年生活在此的秦人即以善养马而著称，非子就是因“好马及畜，善养息之……马大蕃息”，膘肥体壮，进而受到了周王室青睐的。 西垂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宜人宜畜的自然环境，丰盛富庶的物产，加之乃秦人的宗邑邦都和繁盛的祖业基地，又是秦文化的源头，经数百年间地积淀，勇敢地秦人在此肥沃的土地上繁衍壮大，一步步走向强盛，进而问鼎中原，最终横扫六国，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和仲族“宅西”在昧谷，是在古“西”地今秦源茆水河测日、祭落日，其西县故地红河水至今仍称茆谷水，与秦国最早的都邑西垂，亦即汉代陇西郡之西县县治同为一地，其地望当在古西汉水上游的茆水河流域，即今秦州区杨家寺、礼县红河一带。 作者简介：天水文化的守望者——赵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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