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 临宋人画册之滕王阁
仇英的绘画风格，从内因来说，因其业师为周臣，且游于文徵明之门，故既有偏于北宗一路的院体、浙派风格，又有偏于南宗一脉的文人画风格；而从外因来说，由于仇英是一位职业画家，与一般文人画家以寄兴为主的业余理想不同，其创作的倾向必然会受到收藏家趣味和具体要求的影响。本文对仇英作品的收藏家作出地区性的考察，其次根据实例探讨收藏家对其风格可能存在的影响。
清李岳云 绘 仇英像
比较而言，明四家中，沈周、文徵明、唐寅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奉行着文人画业余理想，即不管是自娱性的寄托逸兴，还是时常存在着应酬的情况，总体上他们的作品还是出于自己内在的意愿，具有极大的自主性。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他们家学师承的渊源、反复体味他们诗文写作中表露的性格，揣摩他们鉴藏的心得经验以及交游的圈子共同好尚等方面，来理解和欣赏他们的作品内涵与妙处。而对于仇英，由于其完全以绘画为职业，其绘画创作活动必然受到收藏家的具体趣味和要求的影响，这是我们研究其风格面貌必须考虑到的外在因素。现分类而论之：
一：风格样式的选择受到赠与者趣味之影响，其例如文徵明。上海博物馆藏仇英《梧竹书堂图》，根据本幅上空文徵明、彭年、王宠三人题诗，我们推断此作乃仇英画来献给从翰林院退隐归来的文徵明的。文嘉称乃父文徵明一生雅慕赵孟，除了在书法上对赵孟的极力推崇外，从其49岁所画《惠山茶会图》（故宫博物院藏）以及63岁作《兰亭图》（辽宁省博物馆藏）可见其对赵孟画风的继承。仇英此图即用的是文徵明—赵孟一路的小青绿风格。如果我们将其与赵孟同为表现文人闲居生活的作品，如上博藏赵孟《百尺梧桐轩》以及故宫藏赵孟《自画像》之类相比较，二者显然乃一家眷属。
仇英《临萧照瑞应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二：绘画题材的选择受到藏家趣味之影响，其例如王世贞。从上述仇英与王世贞的赠与、定制关系看出，王世贞所欣赏而收藏者，如《摹古四图》之顾恺之《当熊妃》、阎立本《赚兰亭》、周昉《擘阮》、王维《奕棋》、《临阎右伯李将军本三辅黄图》；《九歌图》、《摹辋川图》、《临西园雅集图》、《清夜游西园》、《独乐园》、《金谷园》诸作，皆是宋代以前与文学、史学相关的题材，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文学家和史学家的趣味—借用高居翰有现代研究色彩的说法，即是“艺术史的趣味”。比较有意思的是，王世贞对题材的兴趣，不但表现在考证《西园雅集图》之故事真实性，关于《海天落照图》亦不太过分纠结于真迹与临本的价值区别，而且当他看到仇英《摹辋川图》时甚至说出了颇有魏晋人超超玄著的语调。
仇英 水仙腊梅 台北故宫藏
三：收藏家的具体要求对其绘画取法之影响。收藏家具体要求乃指除了像为项元汴家画《贤劳图》特定的任务外，主要是摹古、补图、祝寿、别号图之类。明代江南民间收藏兴盛与古物市场发达，藏家与古董商合作，为了出售求利，延请高手临摹而以假当真，自然时或有之；其次江南藏家为了保存家传之珍，而请画家临摹副本以防权势侵夺之例，亦屡见不鲜，例如其沈周即曾为人仿作米友仁《大姚村图》、文徵明亦曾为人仿作赵伯骕《后赤壁图》等。仇英为苏州汤氏摹李昭道《海天落照图》亦属此例。其余如仇英为宜兴吴氏《临赵伯骕桃源图》、为项元汴《临宋元画册》以及大量其他临古之作，我们都可以放在这一背景下来理解。在这种摹古之风盛行之下，仇英凭借他落笔乱真的妙技，自然因藏家的青睐而可以大量接触到古代传世名作。正因为仇英能与当时一流收藏家的交往，他显然与当时一般的职业画家如建筑彩绘画家、祖宗像画家、以及戏曲版刻画家是有所区别的，正如高居翰所说：由于这种机遇，使得仇英和一般职业画家在艺术史上的位置，产生基本差异：其他职业画家无法这么广泛的接触画史上与自己的创作有关的前代画作，他们通常只能遵循当下环境所派给他们的传统；而仇英却发现有各种不同的传统向他开放。
四：收藏家的流行趣味对仇英绘画风格之影响。吴门画派沈周、唐寅以及文徵明三人的绘画，主要还是以表现隐居山水、文学意象与文人闲居生活的题材为主，而在仇英这里，在绘画题材上有一个新的现象：这就是传统青绿仙山题材的复兴。画史上大青绿山水的几个高峰都出现在好道的皇帝当政时，考仇英的绘画活动正好主要在嘉靖一朝，故仇英时代青绿仙山题材的复兴，其原因当即与嘉靖皇帝好道而对世风的影响有关。嘉靖皇帝于大议礼之后，继之以奉道玄修，中叶以后，用事之臣无不以青词邀眷。
仇英 桃源仙境图轴 天津博物馆藏
这种世风反映在绘画鉴赏的趣味上，即是收藏家（者）对有仙山意象的大青绿山水的偏爱。文嘉《钤山堂书画记》著录严氏收藏有仇英挂轴类有青绿山水23轴之多，数量为所有画家之冠，由于严氏父子正是力赞嘉靖玄修的关键人物，故可推测其中当有不少青绿仙山题材的作品。现存仇英大青绿有仙山意象的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其1542年前为昆山周六观所作的《弹箜篌图》轴上，该图虽是表现“依林构堂”文人雅趣，但画面中白云、岩洞的意象具有者仙家的意味。而为苏州陈官而作的《桃源仙境图》，高山流水之间，白衣道士三人于洞口临流而坐，一人抚琴而弹，二人侧耳聆听，其后古松虬曲，桃花婆娑，烟云飘渺，楼阁隐现。风格即出自赵伯驹，尤其是山石的画法与故宫博物院藏赵伯驹《江山秋色图》相近，其中白衣道者、烟云、岩洞、桃花等仙家的意味更趋明显。故宫博物院藏《玉洞仙源图》图式和布景皆与《桃源仙境》相近，惟笔墨更为工致圆秀，青绿敷色比重相对减少，更富于文人趣味，已是仇英成熟青绿风格的典型面貌。颇有意思的是，以上二图的图式与仙山意象，仇英亦运用到表现文人山水小照题材上，如为项元汴之兄项元淇所作的《桃村草堂图》即是其例。
另高士奇《江村消夏录》著录“项墨林小像”，据其描述亦当是类似之例：“仇实父项墨林小像，绢本，大斗方，重青绿，作桃花春景，岩中两人对奕，墨林正面趺坐，一童子掣古铜瓶汲溪中，仰观飞雀，意态生动。款一行、在右方、小楷书为：墨林小像 写玉洞桃花万树春。仇英制。”至于台博故宫藏淡青绿《仙山楼阁图》，虽为穷款，上有陆师道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小楷书蔡羽《仙山赋》，当乃为具有浓厚道家趣味和文学素养的人所画，堪称仇英晚年融合李、赵一路大青绿山水与赵、文一路笔墨韵味的无上妙品，奇峰林立，烟云缭绕，梅花若雪，溪水淙淙，楼阁窈窕，笔墨细秀，设色妍丽，界画精工，对之恍若身跻十洲三岛之境，无怪乎董其昌视仇英为赵伯驹之后身。
仇英 职贡图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北京故宫藏《职贡图》是仇英为陈官所作的另一件存世之作，据卷后文徵明的题跋，我们知道仇英是根据南宋画家武克温的白描底本重勾而设色的。卷首烟云浮动，山峦隐没，在画法上，仇英大胆地把我们可以从《玉洞仙源图》上看到的典型青绿仙山画法，运用到了表现具有国家政治观念的历史故事画上，展卷之间，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除了仙山题材外，仇英所画的雅集博古以及仕女美人亦反映出了一般流行趣味的影响。范景中先生认为，嘉靖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佞宋之风。自北宋金石学发展以来，文人雅集以鉴赏鼎彝书画之风气即开，至明代江南地区尤盛。
苏州等地区当时雅集博古风气之流行于仇英绘画的影响，上海博物馆藏仇英的《临倪瓒像》、故宫博物院藏《人物故事》册中“竹院品古”之类，皆可见一斑。另外仇英尚画有《玩古图》，嘉靖丙辰（1556年）文徵明睹而作跋曰：“物之有真伪，犹理之有阴阳虚实也，惟其法鉴者始能藏真，且知其品第高下而甲乙之”，可惜不见流传。
仇英 人物故事册之竹院品古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昔人论画仕女，其人胸中必有一段缠绵悱恻之致方可操笔，亦即非得象多愁善感的风流才子唐伯虎之流方可称行家—但仇英却是例外，他不但善于表现清丽淡雅一路的仕女，如上海博物馆藏《鸳鸯仕女图》、《修竹仕女图》轴之类；亦善于表现妩媚冶艳一路的仕女，其代表作如故宫藏《人物故事》册中的“贵妃晓妆”、台博的《汉宫春晓图卷》，画面皆以宫殿庭院为背景，仕女作唐妆，师法周昉，取丰妍而不取绰约，精丽艳逸，情态万端，极尽精工富丽之致，想必正是周凤来、项元汴之类的收藏之家演练歌舞的风气，给他笔下灌注了不少现实生活的灵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