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典范，《聊斋志异》在英语语境中的经典化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意义，但也让我们对英语世界普遍存在之东方想象导致的文本误读进行反思。 摘 书  《聊斋志异》走出去的当下启示 文丨朱振武 文学作品，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在特定时代的经典化，是植根于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的。查明建曾撰文对翻译文学的经典做出如下定义： “ 翻译文学“经典”有三种含义，一是指翻译文学史上杰出的译作，二是指翻译过来的世界文学名著，三是指在译入语特定文化语境中被“经典化”（canonized）了的外国文学（翻译文学）作品。 ” 《聊斋志异》被英语世界读者接受、走向经典的过程可以说是这三种“经典”合力促成的结果。《聊斋志异》作为世界文学名著的地位自然毋庸置疑，其文学魅力、其文化价值、其机趣、诙谐、智慧都是其得以在英语世界畅行的主要原因，因此才能成为“翻译过来的世界文学名著”。翟理斯的节译本《聊斋志异选》文约质美，“于西方代表蒲松龄百年之久”，作为经典译本在《聊斋志异》经典化的过程中也功不可没；而在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的宏观背景下，《聊斋志异》作为“第三种经典”，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语世界的文化语境中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这一现象更值得我们关注。    《聊斋志异》部分英译本 《聊斋志异》故事大多记述花妖狐魅和畸人异行，在文类上与英语文学中的“哥特文学”相契合。英语民族对超自然之神秘体验的钟爱在洋洋大观的哥特小说中就可见一斑。“尽管各民族的文学中都有许多惊险、恐怖的故事，但似乎没有哪一种文学像英美文学那样不仅创作出数量众多、质量优秀的恐怖文学作品，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持续发展、影响广泛的哥特传统”。此外，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的反拨使得作家冲破了克制情欲的理性主义框架，转而挖掘人的精神世界。探索想象、直觉与神秘体验等非理性因素成为文学的主流。无论是英语民族对阴森恐怖的超自然因素的接受心态，还是彼时英国的社会文化语境，都为《聊斋志异》创造了有利的接受环境。《聊斋志异》在19世纪中后期进入英语世界并非偶然。  《聊斋志异》插图 19世纪末，英语世界对中国的奇异的东方想象也是《聊斋志异》获得普遍接受的另一重要因素。“东方、西方这样的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东方不是东方，只是被西方‘东方化’了的东方。”自13世纪《马可·波罗行纪》中描绘了一个遍地黄金的富饶之邦起，无论是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期关于王权与财富的中国神话，还是启蒙运动时期将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制度作为尊崇理性道德、排斥异教迷信的权威与楷模，抑或是18世纪末起将中国贬损为民主制度与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往往是作为“本我”的西方对中国这一文化“他者”的社会集体想象物。19世纪末，英语社会对中国的“他者”想象原因很复杂。一方面，19世纪中晚期的英国处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鼎盛时期，“日不落帝国”的殖民辉煌使不列颠上下产生一种虚妄的文化优越感。在英国人眼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形象，而隶属于东方的中国则被描绘成是非理性的、堕落的、野蛮的、不正常的，是堕落腐朽、需要西方文明征服和拯救的异国。在《聊斋志异》中，化身人形与书生交媾的狐女，死而复生穿衢过巷的老妪，能行奇术入云偷桃的艺人，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对中国的固有偏见相吻合。在阅读《聊斋志异》故事的同时，读者固有的期待世界在花妖狐魅、畸人异行的文本形象中得以吻合。  《 〈聊斋志异〉的创作发生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插页 在19世纪欧洲人的眼中，东方除了是愚昧腐朽、野蛮落后的代名词，还意味着神秘迷人的异域风情。赛义德认为，东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浪漫的地方、异国情调的存在、难忘的风景、回忆和非凡的经历。随着两次鸦片战争与各种商贸的频繁往来，英美等国民众对中国社会文化与风土人情也开始逐步了解，留长辫子叩头作揖的男人和穿旗袍裹三寸金莲的女人无不刺激着英语世界民众的猎奇心理。出于对陌生事物的好奇，他们渴望获取对中国这一远隔重洋的古老国度的奇异传闻。在这种文化语境下，翟理斯的《聊斋志异选》等关于中国之内容玄异、情节跌宕、充满异域风情的翻译文学作品自然就广受欢迎。《聊斋志异》也褪去了在本土语境内讽世大作的光环，在英语语境中的作品形象转而成为《来自中国书斋的奇异故事》（翟理斯译本书名直译），并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接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聊斋志异》以翟理斯的《聊斋志异选》等译本为载体在英语世界得以经典化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当下语境中对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有深刻的借鉴意义。首先，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要有精品意识。《聊斋志异》在海内外均获得广泛接受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蒲松龄吸收了文人小说与市人小说两种传统的营养，使《聊斋志异》成为“融雅文学与俗文学于一炉”的集大成之作，呈现出审美趣味的多层面性，“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在‘思想感情和态度上’与自己一致、并能引起共鸣的作品”。莫言的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绝不仅仅是因为葛浩文、陈安娜等人翻译的原因。莫言以其独特的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在世界文坛上独树一帜，这样葛浩文、陈安娜等人的翻译顺水推舟，才能锦上添花。可见，在当下中国文学作品外译过程中，尤其要有精品意识，甄别遴选真正优秀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译介到全世界读者的面前。其次，为了获得接受而刻意迎合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期待是不可取的。在当今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由于西方读者对中国固有的“他者”想象，扭曲化甚至妖魔化中国的阅读倾向仍然普遍存在，甚至有“只有关于政治和性的中国当代小说在西方才有市场”的说法，西方的图书市场上关于中国的小说中，颇不乏以暴力、淫秽、政治等虚构元素为噱头的作品。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深层目的是为了增进世界对中国文化真实的认知与了解，而非向异国读者传达歪曲的中国形象，加深世界对中国的误读。中国的译家和有关部门有必要选择能够传达真实中国形象的作品进行译介，以避免适得其反的结果。作为成功走出去的典范，《聊斋志异》在经典化的过程中被严重误读，从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讽世大作沦为传达扭曲中国形象的《来自中国书斋的奇异故事》，幸耶？悲耶？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以上内容为节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