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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立华（北大哲学系教授） 来源：《杨立华中国哲学讲稿》 整理：学长 版权归权利人所有，欢迎与我们联系（可在后台留言） 【第八课】 我们开始上课好吧，这堂课我们开始讲张载。 上一节课的最后一点我花了一点时间讲从韩愈以来的古文复兴运动，和它对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一个影响。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在唐代是韩愈和李翱这两个人。一般我们教科书上都把李翱认为是韩愈的弟子，这个我看《韩愈集》、《李翱集》都看不出来这一点。因为李翱在为韩愈写祭文的时候称呼是“兄”，我们一般弟子不这么称呼吧，所以大概是一个师友之间的关系。韩愈李翱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提倡儒学。韩愈更是更加明确地通过儒学建立华夷之辨，重建儒家的道统。他们提出的一些概念在形式上为北宋儒学的展开提供了可能性。这是韩愈的这个方面。 韩愈反佛的根本思路是“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刚才说成火其居，“我怎么比韩愈还狠那”……哈哈）这是一个非常强的行政手段，它靠权力来做。韩愈对佛教弊害的影响主要强调它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影响。但李翱不一样，李翱看到了更深刻的一面：佛学真正的影响是在世俗，对人的生活方面的影响，也就是佛学已经进入了世俗礼法，进入了生活的具体节奏，也进入了生活的具体安排。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要做到反佛，就不仅仅是行政命令的方式，通过权力运作的方式能够解决，那这时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 这时候佛教渗透到儒教固有的生活安排之内，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分辨佛教的生活方式和儒家所创造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界限。这个区分又涉及到了儒家生活的根底在何处。这也就提出了北宋这个时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一个真正核心的问题——如何为儒学的生活方式建立形上学的根基。这是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一个根本的问题所在。 一旦我们明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宋代思想史的时候，我们就不像很多人——特别是最近一二十年有很多人认为，整个北宋的思想谱系、整个北宋的思想传承这样一个线索环节的构成是朱子虚构的结果，是由朱子改编的结果。其实这不是。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时有很多人在当时有非常大的影响，比方说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这样一些人——当时有很多重要的学派啊，比如说当时在官方最有影响的是王安石的新学，然后还有东坡的蜀学，然后有洛学和关学，还有朔学。洛学的代表人物是谁呀？是二程。关学的代表人物是张载；朔学是司马光。——这些人物，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思想排列起来的话我们发现真正能完成儒学复兴的实际上是洛学和关学。严格意义上，你比如说欧阳修的学术尽管是纯正的儒学，但是它对形上学几乎毫无会悉之处，几乎没有思考。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研究欧阳修的哲学思想的话那基本上是要落空的，没有什么哲学思想，他不关心这些问题。苏东坡关心一部分的哲学问题，比方说人性论，他对人性论是有深刻的讨论的，但是你却发现在他有深刻洞见的人性论这一面他做的也不够精心，他关于这个做的两三篇文章的逻辑啊，前后思想的结果啊都有矛盾。最后他们这些人的贡献，包括王安石，实际上最后都没有在形上学根基这一点上进行深刻的探讨，也就是用明道的话说“没有自立吾理啊”，你光倡导儒学没有用，因为佛家生活方式背后有一整套的根源性的洞见和形上学的借鉴，你如果不能在佛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之外另立一套为儒家生活方式建立形上学的根基的话，那你所建立的儒学的生活方式那只是一种选择而已，并没有自我的根基所在。 那么另外一个从迹象上讲，当时的关洛之学在北宋时期并不是最有影响的。有很多人认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是新学，其次是三苏的蜀学。但我们看到关学，特别是洛学，也就是明道和伊川的思想到北宋后期经过了长期的净化，受到了官方非常大的压制，而压制的结果是这个学说在民间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当然有时候我们分析会说，越禁止我们越会去学。当然这种说法我们可以去理解，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应该看到洛学和关学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也就是它在哲学的高度上是其他学术所不能比拟的。这个地方我就是简单地强调到这一点就完了。整个北宋是一个儒学复兴的年代，在仁宗庆历年间的时候，当时是“士之服儒术者不可胜数”，一反残唐五代之遗风，整个士大夫的人格气象得到了完全的更新，这个时代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时代，我是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去看这个时代的书，我建议北宋人的集子看到就可以买，比方说《东坡集》啊，《欧阳修集》啊，比方说《张载集》啊——这个你们想买也买不着——《二程集》啊。还有一些宋人的笔记啊，比方说劭伯温的《劭氏闻见录》啊，司马光的《涑水集文》啊，这些书都是非常值得买，也值得看。看看宋代人们怎么能有那样一种人格，怎么能有那样一种精神展开，既朴素又不枯燥，既丰富又不琐碎。这是我所体会到的宋人精神的一个实质。 那么下面来看张载啊，上面一个简单的时代状况就介绍到这。 先来看一下张载的生平。张载，字子厚，生于宋仁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死于宋神宗熙宁十年，也就是公元1077年。他在仁宗嘉佑二年的时候登进士第，这时候有37岁，他登进士第是比较晚的。张载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们都知道宋明理学家里面谁登进士第最早啊？朱子。朱子18岁就登进士第。那个时候18岁就登进士第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而朱子后来总是很谦虚的说，我当时去考进士的时候，书箱里面没什么书，只有一本《禅宗语录》而已。没办法。——当然从思想成熟来看，张载也是比较晚的。他嘉佑二年登进士第。我们都知道这一榜的进士是很有名的，二苏、，三曾——曾巩兄弟，然后程颢、张载，还有很多你们并不熟悉但在北宋那个时代很有名气的人。那么他既然得到欧阳修这样考官的赏识，我们知道他当时做的一定是古文。我们说“文以载道”，古文这样的一个文体是适合载道的。 他做过一段时间的小官，他做官一直不显达，先后做过单州云岩县令等职，做官员的时候呢以“敦本善俗为先务”，并不是一个能力。在熙宁初他曾经被召为崇文院教书，但很快就走了就回家了，一定是因为和王安石的新法不和的原因。然后居乡讲学。他的思想真正成熟就在这居乡讲学期间，也就是熙宁初到熙宁十年，他去世前这十年之间。他一直在陕西的横渠镇讲学，所以我们后来又称他为横渠先生。 张载回乡之后终日“危坐一室”，整天危坐。“危坐”一定不是坐在沙发上，一定是坐得很端正，“左右简编”，周边都是书，“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治之”，有一点感想就赶快记下来。他曾经甚至到半夜的时候突然起来，突然想到了什么东西，“取烛以书”。从这方面看可以说他是“治道精思，未使趋于稀，亦未使趋于忘也”。当然明道曾经嘲笑过横渠，因为横渠在写《正蒙》的时候——我们知道张载最终的哲学著作就是《正蒙》——曾经在所有他能到的地方都放上笔墨纸砚，走到哪儿想到什么就记下来生怕忘掉。可是明道却讥讽他，“子厚却如此不熟啊”，明道是一个天生的非常早就领悟了道体的人，不需要随处置笔砚，那个道体就始终在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鲜活地存在着；而张载不行。他自己评价自己，他在晚年有一篇叫《自道》，他说自己“譬如昏者”，他说自己好像这个眼睛近视的人，“观一物必驻目于一物”，看一个东西一定要“驻目”，他用的是这个字“驻”，一定要认真的死死的盯着那个东西他才能认识；他不是一个明者，举目之后周围所有的环境都看得见。他是一个由昏而渐渐至于明的人，经过长期的涵养长期的思索才渐渐的达到了明亮的状态。这是《中庸》里面所说的“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然后我们看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可以看到他思想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一共活了57岁，但是思想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 第一次是他少年的时候喜欢谈论兵法，“少喜谈兵”，甚至打算纠结一批人去取这个洮西之地，洮西大概是在今天的甘肃也就是当时西夏、宁夏这个地方，于是那个时候他就上书要谒见范文正，范文正公，就是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这个人一定能成大器。然后就告诉他说“儒家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然后就劝他去读《中庸》，这是他思想的第一次变化，从此他就放弃了对兵法的追求、对军事的武力的追求，开始转向对德性对思想的追求。张载去读《中庸》之后，虽然有所收获，但仍然以《中庸》为未足，觉得不够，于是又参访释老之书，“累年竟究其说”，经过很多年之后，终于深刻的了解了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背后的问题，知道它的遮弊在什么地方，于是“反而求之六经”，又重新回返六经。这样一个过程。 第二次转变。虽然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经由在释老之中沉溺于多时之后，又反求六经这样一个过程，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哲学根底，但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还没有成熟。一直到嘉佑初年，也就是他在京师考进士第的时候，他见到了程颢和程颐兄弟。他们相互之间讲论“道学之要”，于是“焕然自信于儒者之道”。这个时候在张载的行状里，后来吕大临在作张载的行状的时候说他见到了二程以后才真正地“尽弃异学，淳如也”。 ——提到张载的行状的时候还有一个小的话题。在原来吕大临作张载行状的时候，曾经说过张载见二程“尽弃其学”，说张载见二程之后完全抛弃了自己的学问，完全接受了二程的思想，这样二程不就成了张载的老师了么？这个吕大临是张载的弟子，张载死了以后就拜伊川为师。写这个行状之后让伊川看，伊川大怒也：张载跟二程兄弟是亲戚，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他比明道大12岁，比伊川大13岁，伊川说表叔平生的思想如果说和我兄弟二人由相同之处这个是有的，如果说是跟随我兄弟二人学习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说当年我就让吕大临删去这句话，没想到到现在……晚年伊川说，没想到到现在这句话还在，说吕大临“几于无忌惮矣”（《张子语录·后录上》：“吕与叔作横渠行状，有‘见二程尽弃其学’之语。尹子言之，伊川曰：‘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矣。’遗书。”），这是儒家里责备人的比较重的一句话。什么无忌惮啊？孔子说的小人无忌惮。这样就把吕大临说成几乎是小人。当然吕大临还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张载在嘉佑初年最早见二程的时候，双方年龄相距非常大，而且在辈分上张载又是二程的长辈。张载对二程在讨论道理的时候是完全平等地去讨论，最后完全被二程兄弟说服以后才导致了自己的“尽弃异学，淳如也”，从而导致了他的第二次思想的转变。 通过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北宋学术复兴之时，学术欣欣向荣的一个面相，学者之间为了学术问题非常地坦诚相待。张载是一个非常有豪杰气的人。他在嘉佑初年到了京师以后除了考进士以外还干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体现他的性格。说这个张载在京师坐虎皮之上为京师的人讲《周易》，当时“听者甚众”，非常多的人听他讲《周易》。结果他去见了二程之后第二天就撤去虎皮，接着说我以前说的这个都是乱讲，现在二程兄弟来了你们去听他讲。他在嘉佑初年到西宁初年这段时间他的思想仍然是和二程思想基本接近，非常接近，并没有形成他自己的思想。 一直到西宁初年，他从崇文馆校书这个职位回到陕西横渠县以后，这十年的时间里他的思想发生了第三次转变，最后体现在《正蒙》这样一本书上。《正蒙》这本书写了很长的时间。在十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在那儿写。宋代儒学家里有一类人是完全不注重语言和文字的，认为语言和文字最多只有方便的接引作用。比方说这个明道基本上是把事儿想清楚了，然后就讲出来，他很少写。但是张载却认为不能这样。张载是这样，他一个题目，要围绕这个题目写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再不断地改。他说“改得一字即进得一字”。他说如果我写下了一个命题而这个命题是对的，如果我忘掉了它就等于是“失却良心”，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语言文字和心灵的关系。他对文字的专注是和明道不一样的。也正因为他对语言文字有这样的专注，才能达到他后来写《西铭》的时候，程颢非常地赞赏，说这样的道理我能说得出，但也只有子厚有这样的笔力，说“孟子以后一篇而已”，说孟子以后只有这一篇能达到这样既有深刻的思想又有如此深刻的语言的影响力。（《张子语录·后录上》：“西铭，颢得此意，只是须得〔他〕子厚〔有〕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已后未有人及此文字，省多少言语。”）这样的态度在宋代是很难得的，认识到文字和心灵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他经过这样长期的修养，最后他把自己的思想删定为《正蒙》，临死前一天交给他的学生。 然后他就最后一次离开了陕西，到了京城，也是最后一次去京城做官，去了京城之后做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时他是做太常礼院，他和那儿的主管官员讨论具体的礼仪不和，就以得病的理由回乡。当时他已经得病了，返乡途中就病死于临潼。 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是他的《正蒙》。《正蒙》首先是张载思想的完整体现，因此现在我们研究张载非常有帮助的是只要我们去深刻的研究《正蒙》就足够了，因为《正蒙》是全的，张载的其他写作上是丢失了很多的，《正蒙》没有丢失，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正蒙》不是他说的，不是他口头表达的，而是张载亲笔写下来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他深入的思考，每一个字都用得非常精当。这个是我们研究张载思想的优点。那么缺点就是，由于他是临死前一年才交给他的弟子，而且没有跟他的弟子有充分的讨论；而且他在京师的时候，他曾经跟程颢之间有过深入的讨论，但是由于程颢本身有一个非常成形的思想，他完全不能接受张载的这套表述，所以导致二程兄弟对张载有一个深刻的误解，张载死后他的学生基本上都成为程颐的学生，所以程颐的误解就在某种意义上通过所有方式成为对张载的全部理解，然后这种误解就渐渐积累到朱子那边去。因此我们注意到张载参与了整个理学架构的建设，但是这个建设是在误解的基础之上的，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因此我们今天再来重新认真阅读张载的文字之后，我们慢慢地可以知道，张载的思想跟程颐和朱子的理解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但是《正蒙》这本书非常难读，《张载集》大概是整个宋明理学思想家文献中最难读的一本书。之所以难读，关键在于大家没有去讨论这个“内证”的问题。读张载的一个方法，就是去寻找“内证”，通过广泛的细致的阅读，同时又是遍数很多的阅读，这个地方读不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其它的语境里面，在相同的词里面，找到一个互释的关系，必须通过这个，我们才能读懂《正蒙》。如果没有在完整把握《正蒙》思想的基础上就研究张载的思想，只依照自己能够读懂的部分来建构张载的思想，这样就常常是对张载思想的最大的误解。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对张载的思想还是误解多于理解。比方说，最近市面上有一本丁为祥写的《虚气相即》，可以算作是张载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也非常糟糕。我觉得一些老先生的读法也有很多误解之处。 最后再总结一点，张载是一个非常厚重的人，他在《正蒙》出来之后，寄给伊川，伊川回信告诉他说，你书里的很多道理我不做评价，但是你这个写作的气象不对，有“苦心极力之象，却无温柔敦厚之气”。从思想的表达和思想所达到的高度来讲，张载的思想上确实没有明道和伊川来得圆融、精致。但是在某些深刻的点上，张载有钝刀割肉、血肉淋漓那样一种力量，却是明道和伊川都没有的。从一个后世的角度看，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儒者王夫之，他就认为，无论是诸子，无论是伊川和明道，思想上都有偏颇，都有杂于易学之处，就是在思想的表达和内容上都有混同于佛老之处，但是他认为张载丝毫都没有。所以他有一句话是“致张横渠之正学”（王夫之《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认为在区别佛老这点上，张载是做得最彻底，也是最深刻的。朱子、伊川、以及明道这些人，他们的表达上都有和佛老浑然不分的地方。只有张载，在所有的地方，他都跟佛老之间有非常明确的界限。 ............ 你们休息好了吧？我们下面讲二程。 二程，程氏兄弟是北宋最大的哲学家。近年呐，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的研究有一个倾向，尤其是这一群美国人开始做汉学以后，他们由于不能够深入到中国大哲学家的思想内部，所以他们就想找一些比较容易深入的。他们就认为北宋的道学谱系是朱子建构起来的。因此他们说，北宋还有很多重要的人物啊，你怎么没有排到北宋的道统里去啊？但只要我们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那些人确实不应该进去。朱子建构所谓北宋五子，——它不是建构的，它在很多意义上是历史的真相。你比方说司马光，我们强调司马光在政治上很重要，我们也承认司马光在历史写作上很重要。但是司马光无疑不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都很难说他有什么重要的哲学思想。你比方说欧阳修，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家，作为经学家也很了不起，比方说他的《易童子问》，也是非常好。但你说他有什么哲学思想？我最近刚写完他，没有什么哲学思想。苏东坡也是如此。 那么，有趣的是北宋五子都是关系很密切，基本上都在洛阳附近，而且很多都是亲戚。张载跟二程是亲戚啦，程氏兄弟是哥俩。然后，周敦颐是他们的老师，一般认为周敦颐是他们的老师，不过二程都不大承认，二程从来都不承认周敦颐是他们的老师，比方伊川一向认为胡瑗是他的老师，称胡瑗的时候必称“先生”，而称周敦颐的时候，必称“茂叔”。可见不是师生的关系，但是有一点关联。那么邵雍呢，关系也很密切。 我们在讲宋代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知道，宋代一个最根本的话题，实际上是为儒家思想建立形上根基。那么如果不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是时代的一个课题，或者这是一个儒之所以为儒——它的根本问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在这个时代都不是最重要的哲学家。有趣的是，最伟大的哲学家都出自了……其实是三个人，我觉得最伟大的实际上就是张载、二程。尤其是这个程氏兄弟，他后来对理学的真正建构，是有正面的积累，他都不是在误解的基础上。很遗憾的是，张载的深刻思想，没有被朱子和二程所了解。张载的真正意义还是到明代，被王夫之发掘出来的，才有了更直接的意义。 说这番话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国外的汉学……美国有很多中国学的研究，我们看一看。有些话是他们敢说，我们不敢说的，或者说我们根本不会去说的。比方说，我翻译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秦桧这样一个邪恶的形象，是究竟怎么样被塑造出来的。他的本意是说，秦桧本来没有那么邪恶，他之所以邪恶呢，是因为朱子仇恨他，朱子痛恨秦桧，所以在写《宋史》的时候，他们就继承了朱子的说法，把一个复杂的政治家说成了一个邪恶的形象。这篇文章在我和几个朋友翻译的一本书，叫《宋代思想史论》。那书不要买了，很贵，你就到图书馆借来看一看。那里面最后一篇就是讲秦桧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面的问题，我后来就区分了一个内在的研究和外在的研究的区别。所谓的内在的研究和外在的研究的区别，是这样一个区别：我们是在这个文化之中的人，我们对这个文化有着内心的，息息相关的那种伤痛感，别人是没有的，别人是没有的……那么一个站在外在角度的人，他可以是非常客观的，以一个非常对象化的方式去研究我们的文化，但是他不能够，或者说，他必须要经过非常深入的努力，他才能够站在一个真正内在的视角上，去理解这个文化的伤痛之所在，这个文化所关注的所在。比方说，为什么秦桧被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他不去关注。以及塑造出这样一个形象，对后代得到的建构到底有什么影响，甚至对后世整个政治哲学的展开，历史的展开有什么影响，他不去考虑。他重要的是要发现那个客观的真相。这是一个我所不赞同的，或者说，我不认为客观性是唯一的思想史的做法。就好像我们在认识自我的时候，并不永远给我们带来的是最客观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内在自我的理解和判断的话，净是这种外在的客观性，除了能给你的自我理解添加迷惑以外，带来不了什么。 因此我们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要坚持这样一个态度。我觉得我把它视为命运，视为这样一种命运：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父母当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当然不是；但他对于我们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内在的关联，是我们在阅读海外中国学的书的时候，常常会注意的问题，就是不要仅仅把它的客观性当作最真实的认识。其实最真实的认识，恰恰是内在于其中的认识，内在于其中的伤痛，内在于其中的切肤之感的那种认识，就如我们对我们父母的认识，其实这是最真实的认识。明白吗？因此我们要坚持一个内在的研究事物，外在的……这儿有一位朋友，是法国巴黎高师的朋友来听课。外在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研究的客观性，当然经过长期的努力，我觉得他们、我想这位朋友也可以获得对我们文化的息息相关之感。这个态度不是排外，而是要建立起我们的自己文化的主体意识。离开了主体的意识，我觉得我们就……我们做不做这个研究都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好，我们下面进入程颢的具体研究。 我们先简单讲一下程颢的生平。程颢字伯淳，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卒于宋神宗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世称为明道先生。这个《明道先生行状》记载，以及《宋史》里面记载说，这个程明道“自幼聪慧”，聪慧到什么程度呢？《宋元学案》里面《明道学案》说，“先生生而秀爽”，“秀爽”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是太懂。应该是一个很干净、可爱的孩子。说他的叔祖母抱着他，结果他叔祖母头上的这个钗呀，不小心掉在地上了，自己没有发觉。“数日之后”啊，要找，就找不到了，然后“先生未能言”，这个应该是在两岁以前，就“以手指示其处”，在那儿！那儿呢！（台下哄笑）。到了几岁的时候。叫“年数岁”，只有几岁，“有成人之度”，曾经赋过一首诗，叫《酌贪泉诗》。其中有两句话，我认为已经表达了一个儒家精神的精髓，叫“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只有几岁的时候！我猜同学们一定不太信啊！我碰到这种记载，我都努力去相信它。因为我确信人和人是不同的。这句话真是！几岁就能写，真是太厉害了！哦！如果我中心的道理能够自立不移的话，外面的东西怎么能够，“迁”，是改变我，影响我。这不就是《中庸》里所讲的道理吗？我在讲《中庸》的时候不就是在讲这个道理吗？“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你看人家几岁就会。唉~~ 这个“年十五六”，十五六岁的时候，听说“汝南周茂叔论道”，就跑去听。他的父亲让他跟周茂叔学习。跟周敦颐聊了那么一会儿之后，回来说，“如坐春风”啊，如在春风中坐了三个月。叫“吟风弄月以归”啊！有“吾与典也”之意。那周茂叔让他们干嘛呢？周茂叔让二程兄弟去寻孔颜乐处，“所乐者何事”，“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因此二程就厌弃了科举之道，从而有向道之志。我们看到周敦颐对二程的启发还是有根本性的意义。 伊川终身没有考上进士，好像只考了一次，就不再考了。明道25岁的时候是中了进士第，不算早也不算晚。宋元宗嘉佑元年，二程的父亲升国子博士，二程兄弟就随着父亲来到了当时的京城。在京城就发生了北宋思想史上的大事，就是他们跟张载见面了。张载那个时候正坐在虎皮上讲《周易》，他们就见了面了。紧接着是嘉佑二年，明道25岁就中了进士第，——这一榜我们知道，这是欧阳修作考官的这一榜，是北宋号称得人最多的一榜，二苏什么的都在里面。——中进士第第二年，就自己申请调到京兆府，做一个县城的主簿。在这个县城里面呢，山水很好，他本意要游玩山水的，结果去那儿两年时间，都没有机会游玩，到将要卸任的时候，才去游玩。做吏职是非常地尽心尽力。 从京兆府主簿任满以后呢，他又调到了江宁府上源县。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注意到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我们一说的。就是上源县有一个地方叫茅山，茅山上面有一个池塘，这个池塘里面据说有龙，号称龙池，实际上所谓的龙就是五色蜥蜴，也许是什么鳄鱼吧。结果呢，人都称之为龙，五色蜥蜴都认为是神物，老百姓都去膜拜。明道过去之后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杀掉……晒成肉干。大家觉得好残忍啊，这个不是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做法，怎么这么不环保啊。这个事情实际上是……程明道在另外一个地方做县令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是这个县里有一个庙，庙里有一个佛像，这个佛像每个月都会发光，所以每个月都香火鼎盛啊！程明道就叫寺里的和尚来，说：“来来来来来来~~~听说你们那里的佛像头每个月都发光啊。”说“有啊”，说“唉呀，我工作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看，下次发光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我，然后呢，我要把那个头取下来看”。然后呢，佛像就再也没有发过光。他的用意在哪儿呀，用意在祛除正俗两面的百姓之迷惑，要让一种真正的理性化的精神进入到作为正俗生活的精神实质，所以不得不在这种事情上做些文章。 我们注意到这个北宋的思想家们，以及北宋的这些士大夫们，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理性。比方朱子训“鬼”和“神”。鬼和神存不存在啊？有。那鬼是什么呢？“鬼者归也”，鬼就是气之散归太虚这叫“归”；“神”是什么？“神者申也”。他们都用一个理性化的方式来面对这些东西。还有欧阳修解经学，欧阳修在讲经学的时候，他将《春秋》的时候就不信三传，《公羊》《谷梁》和《左氏》他都不信。他说《公羊》《谷梁》和《左氏》有他们的价值，但里面有很多问题，为什么有很多问题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里面都讲怪力乱神。而因此他用《春秋》的本文来正《三传》，因为《春秋》的本文是没有这些怪力乱神的记载的。所以比方说欧阳修怀疑说《系辞》是假的，《系辞》一定不是孔子写的，他理由是什么呢？因为《系辞》里面讲“河图洛书”，他以为“河图洛书”这样的东西一定是圣人所不道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有非常强烈的祛除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这种倾向。这是一个理性化的技巧。那么这个里面非常值得我们汲取的一点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强烈的理性化的趋向里面，宋代的士大夫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把意义、神圣性在理性化的过程中一块儿给去除掉？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值得我们去汲取的。 好，那么在程氏的《外书》里面讲，说“明道先生作县”他做县令的时候，“凡座处皆书，视民如伤”，照料百姓要像照料伤口一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开始有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开始盛行了，就是轿子。明道一生不喜坐轿。明道、王安石、苏东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不喜坐轿。坐轿舒服不舒服啊？舒服啊！当然舒服~~我没有坐过，但我猜出来舒服的~但是他们不喜坐，认为这是“以人代畜”，这是不能接受的。这些思想家都认为轿子的发明是一个非常大的邪恶。但这个轿子却一发不可收拾，后面越来越多人坐。而且明道一生啊，不能同意买奶婢。明道算是出生于富足家庭，父亲就是比较大的官，做到太宗大夫，家里是比较富足的，家里绝对不许买奶婢的，就是奶妈啊，说这是叫“食己子以杀人之子”啊……这个是不能接受。那么程明道这个人呢做事是以诚信为本的，比方说他让仆人去办事，把很多金子给仆人说你去帮我干什么什么事情，人家说你这个仆人怀揣金子就跑啦！结果呢他说不可能，我以诚信待他，他一定以诚信待我，结果人家还真就没跑。 那么在《行状》里头讲过明道的一段故事。说有一个人犯了小的盗窃罪，这个明道抓住了他以后说能不能改啊？小偷说我保证能改~呵呵……说那行我放你，你这个罪不大，结果呢没几天又跳墙去偷钱，结果仆隶及门啊，抓他的警察快到了，敲门，然后这个小盗是非常有自尊心的，跟他的妻子讲说我跟大程约定了说不再做盗贼了，现在我有什么脸去见他呢？于是就自杀了。这个事呢我们不赞美这个小盗，你看人家一个小盗都那么有体面，虽然他……因为我觉得盗窃有可能是有瘾的哦，虽然我没试过，我猜是有瘾的，他实在是被瘾所驱迫，所以又犯了。当然罪不至死啦，但有一些尊严的东西在里面。当尊严跟生命相比的时候，尊严要远远高于生命。连一个小盗都知道，而我们这些大学里要培养的大人却不知道。 那么我们来看一段研究，我给大家念一段以前大概七、八十年代的有一本书叫《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里对这件事情有一段话，我念了大家一定会笑。这位作者，是80年代的一位老先生，充满深情地写这件事，他说“这位不知名氏的小盗啊，迫于生计，赴穿窬（穿窬之盗：穿，指穿壁；窬，通“逾”，从墙上爬过去。指钻洞和爬墙的盗贼。），罪不当死。然而小盗心甘情愿地自尽，主要是因为封建主义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严重地束缚了他的思想。（下面笑）小盗没有死在封建统治的屠刀下，却死在封建主义的教条，可见程颢专上宽厚的教化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无疑是毒性剧烈的精神砒霜。”这本书到现在我们在图书馆里还能找到，这是汉语的耻辱啊，这绝对是汉语的耻辱。你遍观世界的文化，我不知道法语世界里有没有这样丑陋的文字啊？英语世界里有没有这样丑陋的文字啊？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这样的话怎么能说得出口。所以我们要努力为汉语洗刷耻辱。哎~~~~~嘿嘿……这话我每次，我当时读的时候是很震惊的呀！很震惊。实在太可怕。那么接着我们再往下讲他的生平。 那么到了西宁二年的时候，就是1029年，他由当时御史中丞吕公着的推荐升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那么在监查御史这个任上，当时宋神宗让他推荐贤才，他推荐了二十几个人，第一个人就是他的弟弟程伊川，第二个人就是他的表叔张载，结果他推荐的人的名单传于天下，没有人以为他阿私，因为这两个人确实是当时最了不起的贤者之一，那么他在新法之初，一说西宁二年，大家就知道，天下不宁将要到了。这两天我再读王夫之的《宋论》，读得真是扼腕叹息啊~这个……这个西宁变法之后，最初起来批驳王安石的程明道就是其中之一。其实在对于新法的态度上，明道不是从一开始就反感。我们要知道在北宋的思想派别里头，只有司马光等人是真正的保守派。 ——所谓真正的保守派就是说他对历史有一个深刻的同时又是一个极端现实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这个世界不会更好，只要能差不多地好就足够了。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纵观历史，我们发现，这几千年历史上真正好的时代就这么几个，从秦统一天下以后真正好的时代有几个呀？我们随便数一数。文景，到了光武复兴，之后又有个短暂的中心的阶段，汉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加在一块儿，真正的天下大治的时代，前后也不到一百年；接着三国，整个的曹魏西晋，就没有什么真正治理的时候；紧接着就五胡乱华，然后是唐，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又非常短暂地结束了，然后有一个短暂的复兴；接着就是五代；五代之后呢又迅速到了宋代，宋代从宋太祖经营到宋仁宗的时候，经营了将近80年，国家开始有了一段短暂的太平盛世，其实也就是从仁宗真正掌握朝政到仁宗死，将近30年的时间。所以司马光从现实的角度说，这个世界我们不能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让它更好，我们只要本着一个历史的现实的负责的态度让它不要特别坏下去就好了，这个国家只要能够平治没有乱子，百姓得以处安，也就好了，不要生事。跟辽西夏是没的打的，不要打，打是没法打的，只要能守住就行，能不打仗就不打仗，反正打仗也是生灵涂炭，我国死的多一点，最好不打，我们重要的是不要生事。 ——明道和王安石有一点是共同的，认为国家是可以回复到三代之治——夏商周这样一个完美的世界，可以回去，只要我们努力。因此这点上我们可以知道明道对新法不是一味的反对，他们之间有共同之处。明道对王安石的后来的反感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王安石过度地排斥君子，不能容纳异己；第二，王安石太不考虑天下人的情绪。我们知道王安石有三不畏啊：“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祖宗之言也不用考虑，人言也不用考虑，天变也不用考虑，什么都不用考虑，就叫一个无忌惮啊。这是明道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呢议事不合，几次上言，仁宗都不接受，明道就离开，说我要去做外官，我不在朝廷做事了。王安石后来驱除旧党，迅速地驱除旧党的时候，对明道是大概是少有的几个他留有余地的人。他对明道一直不错。他说这个人呐，虽然“不知道”，他不了解大道——到底谁不了解大道啊？呵呵——明道虽不了解大道，但却是一个忠信之人。他这点是有共同点的。所以我们看北宋党争之间，知识分子的群体或者士人群体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在熙宁变法的时候，苏东坡跟王安石是两立的。等到了宋哲宗年间开始，旧党的人占据了舞台之后，旧党之间又开始有纷争，当时纷争最厉害的是蜀党和洛党。蜀党是谁啊？苏东坡。洛党是程伊川他们这些人。我们注意到，结果发现旧党这批人里头呢，苏东坡的观念其实跟王安石很近。因为苏东坡的思想和行为里头，其实也是三个字：无忌惮。他对伊川讲说，何时能打破这个“敬”字？这个字怎么能打破呢？这个字打破了，天下怎么办呢？非常有意思。推荐大家去看看王夫之的《宋论》，非常地好。 从此呢，从新政开始，程明道就一直在地方做官，主要在洛阳附近。而洛阳成为当时旧党的一个中心，当时像韩琪呀，富弼呀，还有司马温公，全都在那儿，还有劭雍。《劭氏闻见录》里讲劭雍跟司马光的交往，说司马光有一天跟劭雍公约在什么地方见面。司马光自己设计了自己的服装，然后要在那见面，他穿着深衣之类的，古代的服装，见面，等了半天，劭雍也不来。然后司马光就写了一首诗，讲说什么等着那个花虫动，花虫也不动，什么什么之类的意思，感觉像约会一样。之间的感情特别好。劭雍在当时呢，把自己的屋子叫“安乐窝”，安乐窝这个词就是从劭雍这里来的。由于大家都特别喜欢劭雍，所以很多人家就移居到他家附近，就每天等着劭雍来了，路过的时候进他们家坐一会。因此称自己的窝为行窝。——我们知道宫有行宫，窝有行窝。——可见当时洛阳的人对这些名士的向往。非常有趣的一段。他们之间在这个地方相与讲学啊。一些真正的大人君子在一块相与讲学。北宋文明之盛至此为极。 他（明道）在洛阳附近当官当了很长时间，地方官吏。这个时候，到了晚年——程颢54岁就死了，所以晚年也不甚晚——就开始广收门徒。他的门弟子中最有名的有谢良佐、杨时这样的弟子。一直到了元丰八年，司马光、吕公着等人又重新被重用。司马光上台以后就排除新党，把旧党当时又重新都启而用之。这个时候，程明道病重。然后司马光用他为宗正寺丞。本来是要大用的，结果走在路上，行在途中就死掉了。 明道这个人人品甚高，这个是北宋以及是整个宋以后所有的人所公认的。在《宋元学案》里头，他的学生有个人叫刘立之，这是他的第一个学生。刘立之说“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宋元学案·明道学案》”，这个人修养之全面，在身体的每一个举动上都能发显出来。《宋元学案》里又讲说，“明道终日坐”——明道整天在那坐着——“如泥塑人”——就像泥塑的一样，动都不动，没事不动。非礼勿动啊——“然接人浑是一团和气”——但是你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却整个地都是一团和气——这就是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因此朱子后来讲也说，“读乎明道形状，可以知圣贤气象”（未找到朱子原话）——读明道形状，你知道圣贤怎么一个样子。 明道这个人，跟他弟弟不一样。他弟弟是一个非常刻板严肃的人。他曾经讲他和他弟弟的区别，他说随人才而教化之，这一定只有我能承担，但是真正能够“尊严师道”的，却只有我弟弟能做。他弟弟是一个非常严肃，自我控制比较强的人，有个故事是讲他们兄弟一块参加一个宴会，宴会上有这个妓乐，伊川就战战兢兢地不敢观也，非礼勿视嘛；明道就谈笑自若，根本就眼中无物啊。隔了几天，伊川问明道说，哥哥你对吗？然后他哥哥说，什么事呀？——那天，你看，有妓乐在那，这么不雅观的东西，你怎么能够在那谈笑自若呢？——啊，有这么回事吗？哈哈。可见我是眼中有尔，心中没有尔；你是眼中没有尔，心中有。有区别。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是也能充分体现出两个人的性格。 那么比方说，在全面的修养上，伊川这个人一首诗都不写，伊川从来不写诗。伊川甚至这么说，说诗这个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你说能写诗的还有谁比杜甫写得好？没有吧。那像杜甫这样的诗，什么“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伊川就说，如此闲言语，道它作甚？这种东西有什么可说的，没有必要说。 但明道就不一样，读《二程集》里头，明道还是有诗的，而且诗是写得不错的。——这个理学家的诗一般都不好，除了朱子。朱子的诗是真好。你像张载啊，也写诗，但那个诗烂极了，那诗是真烂。张载文章真好，但诗是真烂。比方说有一首叫“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一首诗要有多少个“新”啊！真是太烂了。意思还真是好，但就是烂。你看人家朱子写诗，朱子写诗，“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另外一个写诗写得好的就是王阳明，王阳明的诗是写得真好，尤其是《王阳明全集》里头晚年居乐诗十六首，那诗是真化境。——但是明道有一首诗，是我在读古诗里头最喜欢的一首，后来我在哪得到了印证呢？在汪曾祺那儿得到了印证，汪曾祺也认为这首诗是最好的诗。这个诗呢，既可以让我们看出明道的圣贤气象，又让我们知道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内容，什么样的生活才叫有精神内容的生活。这个诗我在这儿写一下。写完这堂课就结束了。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这个地方我简单讲两句。“闲来无事不从容”，人难的是处闲还是处忙啊？处闲。君子闲则养德，小人闲则生事。君子小人之分，关键不在于处忙，而在处闲。“闲来无事不从容”，所有的事情都很从容不迫。“睡觉（jué）东窗日已红”，说明起得很早。“万物静观皆自得”，静观万物皆能自得其理。“四时佳兴与人同”，四季之好兴致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圣贤的生活是要刻意跟人求异吗？不是。“道通天地有形外”，对大道的理解能够通达天地有形的万物之外，直达无形之形上。“思入风云变态中”，思维的、思考的深入和全面能够达到千变万化的风云之形态之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不用解释了。用孟子的话。这个诗，没有用任何奇怪的、险怪的意象，如此的平实和饱满，传达的东西如此平实而饱满，这是真正的好诗。辞倒没有什么有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不在于文辞。 好，那就这样吧，今天。 PS：请大家读后点击下方↓，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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