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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订阅查看 编者注：每个人的一生都难免遇到疼痛这件事，虽然用肉眼看不见，但是这种感觉实在是让人不好受。如果你对象问你有多痛，你可能会说酸痛、阵痛、灼痛、剧痛等，也可能有自己形容疼痛的其他方式。这时他说：“我能理解你的痛”，正在经历疼痛的你或许觉得宽慰，但别误会，他一定是在骗你，因为他永远不可能体会你有多痛。就算对医生们来说，如何对疼痛进行定量，也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五月的某个晚上，我妻子从床上坐起，说：“我这一块可疼了。”她用手戳了戳腹部，面色有些难看。“真的感觉不对劲。”那已是凌晨2点，睡意惺忪的我问她怎么个疼法。“就像有什么东西咬住我不松口，”她说。 “坚持一下，”我迷迷糊糊地说，“我这就帮你。”我拿来几片布洛芬，她就着水喝了下去，然后紧紧攥着我的手，等待疼痛散去。 一个小时后，她又哭丧着脸坐起来。“疼得更厉害了，”她说，“你能给医生打电话吗？”当时是凌晨3点，如奇迹出现一般，我们的家庭医生竟然接了电话，听我详述她的症状，“可能是阑尾出了问题。之前动过手术吗？”没，她没有。“有可能是阑尾炎，”他如此猜测道，“但是应该没有危险，否则现在会更疼。早晨起床后记得去医院看看，现在要做的，就是吃点扑热息痛，好好休息。” 半个小时不到她再次发作。她第三次被痛醒，但这次的疼痛剧烈无比、无可遏制，她哀嚎起来，像一个倒吊在火上受尽苦刑的女巫。我来不及好言安慰，也容不得拖拖拉拉，我急忙叫了辆附近的小型出租车，火急火燎穿上衣服，把她裹进睡袍里。凌晨4点前，我们火速赶到了帕丁顿的圣玛丽医院。 也许是因为这一阵的手忙脚乱转移了注意，她的疼痛减弱了几分。我们在医院等了好几个小时，期间医生拿了些要填写的表格，给她测了血压，还做了些检查。一位住院医师把针头刺进妻子的手腕，问道，“疼不疼？这样呢？这样疼吗？”然后说道：“不可思议啊。你的痛阈值可真高。” 妻子身上的疼痛源自胰腺炎。体内有害的胆石从胆囊中脱离，如流窜的逃犯一般，在胰腺找到了栖身之所，由此而引发疼痛。医生给她开了一个疗程的抗生素，并在一月之后动手术摘掉了胆囊。 位于伦敦的圣玛丽医院 / Wikipedia “这是微创手术，”外科医师谈笑风生地说道，“所以你很快就能恢复正常。有些人刚做完手术，还能自己坐公车回家呢。”但事实证明，他对我妻子过于乐观了。我可爱的妻子，有着高到令人折服的痛阈值的她，当晚不得不留院观察，第二天带着无数止痛药才回了家。药效渐消后，她受尽了折磨。三天之后她给专科医师打了电话，对方只道：“你之所以不舒服，不是因为手术本身有问题，而是由手术前分离器官时泵入的气体所导致。”很多医生都这样，只要病人的手术成功，他们才不管是否会有副作用。 术后恢复期间的她总是疼得咬牙切齿，脸色难看，痛到哭出了声，吃了很久布洛芬和可待因方才最终止住了疼。我看着她一路走来，好些问题在我脑海出现：医疗专家中有没有人能权威地界定疼痛？从家庭医师到外科医生，他们对疼痛的评价及建议似乎都是停留在试验层面的泛论，而他们自身却毫无察觉此中潜伏的危险：如果医生自己没搞清楚，我妻子的痛阈值是高还是低，就告之她的疼痛水平并不及阑尾炎，这样做对吗？他建议她冒着阑尾炎恶化成腹膜炎的危险，让她卧床休息，这么做对吗？她身受剧痛，并且这种剧痛因为担心手术失败而加重，而医生怎么能如此预测，说病人只是术后“不舒服”？ 我也想知道医学界是否有一致公认的惯用词汇，医生们可以借此准确地理解病人的痛苦。我的父亲是20世纪60年代一名普通医师，曾在伦敦南部的国家保健医疗机构实习。他常惊叹不已，说人们对于疼痛感的描述竟然可以如此五花八门：“好像被人突然用订书机钉了一下”；“好像一堆兔子在我脊梁骨上跑来跑去”；“像是有人在我丁丁上插了把鸡尾酒小伞……”等。父亲告诉我，这些描述当中，很少有和医学教科书上的症状能够相对应的。他应该怎么诊疗？全凭想象力加上阿司匹林？ 人们对疼痛的探讨似乎出现了理解上的分歧。面对疼痛，我们肉眼难视，无法直接测量，只能凭询问病者的主观描述；也无法治疗，只能依靠人们在中世纪就开始使用的鸦片衍生物。我想查出医学专业如何理解疼痛——他们用怎样的语言来表述疼痛。 每个地方的诊所了解病人疼痛程度的基本诊疗程序都一样，就是让他们做一份“麦吉尔疼痛问卷”。20世纪70年代，两名来自蒙特利尔市麦吉尔大学的科学家罗纳德·梅尔扎克博士和沃伦·托格森博士共同研发出了这份问卷，如今仍是全世界临床测量疼痛等级的主要工具。 1965年，梅尔扎克和他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的同事帕特里克·沃尔医生率先发声，凭借影响巨大的“疼痛闸门控制理论”，史无前例对心理学如何影响身体对疼痛的认知加以解说，由此掀起了疼痛研究领域的大浪。1984年，这二人继续完成了疼痛医学领域最全面的参考著作——《沃尔和梅尔扎克疼痛教科书》。该书现今已修订5版，最新版的篇幅超过了1000页。 《沃尔和梅尔扎克疼痛教科书》，第六版封面 / Kobo.com 20世纪70年代早期，梅尔扎克开始着手记录病人们描述疼痛的词语，并将之归为三类：感官类（包括热、压力、‘阵痛’、或‘猛击’等感觉），情感类（与情绪效应相关，如‘厌倦’、‘厌恶‘、‘筋疲力尽’、或‘可怕’），以及最后一种评估类（能唤起某次经历——比如‘讨厌’、‘棘手’，再有‘可怖’，‘无法忍受’和‘极其痛苦’等）。 即使不是语言学天才，普通人也能一眼就发现这部词汇堆砌的鸿篇巨著不乏弊病。一方面，情感类和评估类的部分词汇可以互换——前一个‘可怕’与后一个‘可怖’，或‘累人的’与‘烦人的’——所有这些词都有个不合宜的特点，听起来就像一个公爵夫人在埋怨舞会不合自己心意。 但梅尔扎克对疼痛的研究框架为后来麦吉尔疼痛问卷表奠定了基础。病人听到一列‘疼痛描述词’时，必须说每个词能否描述他们的疼痛，如果能，还要评估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然后，临床医师们会查看问卷表，在合适的位置画上勾。这样会得出一个数字或百分比，可以用来评估之前的治疗是否降低（或增加）了病人的疼痛。 后来出现了与麦吉尔疼痛问卷类似的版本，如国家疼痛控制计划提出的“疼痛质量评定量表就”是一个较新的演变版本。病人要在从1到10的等级范围内，确定在过去一周中的疼痛情况有多“强烈”——或有多“猛烈”、“灼热”、“迟钝”、“寒冷”、“敏感”、“平缓”、“瘙痒”等。 常用的10级疼痛衡量表 / Google 此方法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用1到10的等级衡量并不精确。虽然说，10是“能想象到的最剧烈的疼痛”，但病人怎么才能“想象”最疼是什么样的感觉？又怎么给这份疼痛划分等级？从未参与战事的中产阶级英国男人可能就只能想象到牙疼或打网球拉伤的疼。女性经历过分娩后，则可能将其他任何疼痛评估为轻微的3或4. 我问了些朋友，看他们认为身体上最剧烈的疼痛是什么样子，他们无疑也只是描述了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险恶事件。有人提出了痛风。他回忆起自己躺在沙发上，换了痛风的脚搁在枕头上。这时，来他家做客的姑妈从一旁经过，戴的薄纱巾碰巧从脖子滑下，轻轻落在他的脚上。疼得“无法忍受”。有位姻亲兄弟提到后根管牙痛，它不像肌肉疼或背疼那样，改变一下姿势便能得到缓解，而是“疼得毫不留情”。一位男性朋友吐露，痣切除术给他留下了肠易激综合征，每天痉挛发作时，感觉“好像有人在我屁股上塞了个手摇泵，还一直在猛烈地打气”。他说，这种疼“毫无止境，好像再不停下来我就要爆炸了似的。”一位女性朋友回忆，丈夫的裤腿边勾住了她大脚趾时，生生将自己的趾甲盖撕落下来。她用音乐打了个比方来形容当时的情形：“我生过孩子，断过腿，回想起来，这两种疼就像是低沉的呻吟，如大提琴一般；但拽落脚趾那一次，疼痛剧烈无比，跟我之前听过或感觉到的完全不一样，就像小提琴发出了一种高亢尖锐、震耳欲聋的变态声响。” 我有位专门研究一战的小说家朋友，他向我介绍了斯图尔特·科洛特的回忆录《维多利亚时代之子》（1972年），他在此书中记录了自己在战地医院的见闻。据书中描述，伤兵们面对疼痛仍能泰然处之，让他很是震惊：“小伙子们在担架上有气无力地哀嚎，但他们想要的从来都是一杯水或一支烟。只有一名男子的情况不一样，他的手掌被击穿，所承受的痛苦应该是当时最剧烈的。当他收缩胳膊肌肉时，疼得像被放在刑架上拉扯。” 果真如此之疼吗？看看马蒂亚斯·格吕奈瓦尔德的《伊森海姆祭坛屏风》（1512-16）中耶稣受难的场景就知道了。你会看到肥胖的钉头刺穿了耶稣的手，他的手指扭曲、紧绷，无比骇人。这样你就会知道，没错，这种疼一分不假。 《伊森海姆祭坛屏风》中的耶稣受难场景 / Wikipedia 只可惜，麦吉尔疼痛问卷淡化了这些极有说服力的描述，只用了些诸如“阵痛”或“剧烈”的词。但好在它的功能只是简单给疼痛一个标数，幸运的话，病人治疗结束之后再进行评估时，这个数字会减小。 史蒂芬·麦克马洪教授并不看好这种做法。他就职于伦敦疼痛研究联合会，该组织成立于2002年，旨在推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疼痛研究。“量化疼痛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说，“设置疼痛指数其实是一种过度简化的做法，而疼痛并不可以只从这一个维度来衡量。它或多或少与刻度相关联，但却不限于此：比如，疼痛有多凶险，会给人情绪带来多大折磨，有多影响人的注意力等。人们之所以痴迷于给疼痛一个等级，可能是因为一些管理者认为，要理解药物还需看其疗效。而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并不在乎评估生活质量，他们只钟爱生硬的数值，所以我们被迫去给疼痛评级评分。说起来这是徒劳无功的，毕竟我们得到的信息只是疼痛的一个方面。” 疼痛有急性与慢性之分，却不同于（部分人所认为的）“坏”和“极坏”。‘急性’疼痛是指暂时或一时半会儿不舒服，一般用药即可；“慢性”疼痛则不会随时间而减轻，每一天都要忍受这种阴魂不散的折磨。长久一来，病人会产生抗药性，所以必须研发新的治疗方法。 伦敦中部有家盖伊和圣托马斯医院，这里的疼痛管理和神经调节中心是欧洲最大的疼痛研究中心。领头的阿德南·埃尔凯西医生曾在伊拉克的巴士拉大学学医，后来又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专科医师中心的麻醉科工作。 圣托马斯医院是一所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的大型教学医院，附属盖伊和圣托马斯国民保健信托基金会，同时为医疗科学学术中心国王医疗合作联盟的成员 / Wikipedia 他收治了哪些病人？他们一般又经历了什么疼痛呢？“让我说的话，我们55%至60%的病人都腰疼，”他说。“原因很简单，很多人对坐、立、行等生活习惯上的要求毫不在意。我们在电脑面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身体的重量全靠背部几块小小的关节支撑。”埃尔凯西认为，过去15至20年里，英国出现的慢性腰疼发病率大幅增加，“误工造成的成本损失约六七十亿英镑。” 此外，饱受严重慢性头疼摧残以及在事故中造成神经系统损伤的病人，该诊所也收治了不少。 他们仍然在用麦吉尔疼痛问卷吗？“很遗憾，是的，”埃尔凯西说。“这是种主观性很强的衡量方法。但是，疼痛的变数很大，有时会被家庭争纷或工作上的琐事放大，所以我们尽力去了解病人的生活，包括其睡眠模式，行走和站立的姿势，以及胃口等。我们要看的不仅仅是病人自身的病情，还有其生活环境。” 要把这类信息转化成科学数据仍具挑战。“我们正在和伦敦南岸大学的生物机械学院院长雷蒙·李教授合作，看能否用客观的标准衡量由病痛造成的能力损失，”他说。“他们正努力开发一种更像是加速器计的工具，能够精确地反映病人健全或残疾的程度，也能根据他们坐或站的方式判断出导致疼痛的原因。我们真的不想只是询问病人疼痛有多严重。” 有些病人正在经受比背疼更严重的疼痛，需要特殊治疗。埃尔凯西就描述过这样一个病人——我们姑且称之为卡特——他患有髂腹股沟神经痛，腹股沟处常有严重的灼烧和刺痛感，情况很糟糕。“他曾做过阴部手术，切除了腹股沟神经。那种疼是难以想象的：他来我们医院时，同时在吃四五种药，有大剂量的安眠药，还有镇痉挛剂、鸦片类药物、扑热息痛及布洛芬等。他的生活完全陷入混乱，工作也岌岌可危。”被疾病击垮的卡特后来成了埃尔凯西最大的成功案例之一。 2010年以来，盖伊和圣托马斯医院推出了一套寄宿方案，帮助那些身患慢性疼痛且在其他诊所都没有治疗成功的成年人。病人搬到这里居住4个星期，远离了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全由心理学家、理疗医师、职业健康专家以及护理医师等照看。他们为病人共同策划此方案，教他们以处理疼痛的策略。 很多此类治疗方法都可以归为“神经调节”的一部分，这在疼痛治疗领域并不少见。简言之，就是转移大脑的注意力，使之不再纠结于从“神经末梢区域”发出的疼痛信号。有时，可以巧妙地使用电击来分散注意力。 “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脊髓刺激的研究中心，”埃尔凯西自豪地说。“疼痛时，过度活跃的神经会从神经末梢向脊髓发送刺激，继而传输到大脑，然后才会开始产生痛感。我们会在硬脑膜区域插入一根电线，向脊髓导入微量电流。只有一两伏特电压，所以病人在疼痛的位置只会感觉到有些酥麻，而不是剧烈的疼痛。两周以后，我们会在病人体内安置一个带遥控的内动力电池，这样一旦察觉出疼痛，他便可以打开遥控开关启动装置，生活还能照样继续。这个装置本质上相当于一个起搏器，通过发送低于痛阈值的刺激，抑制神经的兴奋过度。除了疼痛感下降之外，病人不会有其他不良感觉。这不是开刀手术，所以一般当天病人就能回家。” 腹股沟极疼的卡特在其他医院治疗无果而走投无路，埃尔凯西为他使出了自己的绝活儿。“我们为他使用了脊髓背根神经节刺激疗法。这就像在一块脊骨下放置一个小接线盒，可以刺激脊柱让它高度兴奋，朝脊髓和大脑发出刺激。我率先用了一种新技术，在神经节里安放一根小电线，与内置的动力电池相连。根据病人自己的评估，10天下来，疼痛的强烈程度下降了70%。他给我发了封热情洋溢的邮件，说他的疼痛已经彻底消失了，生活回归到了正轨，是我改变了他的生活。他说自己的工作、婚姻都得以保全，他还想像以前一样去运动。我告诉他，‘慢慢来，现在可还不能去爬喜马拉雅山呢。’”埃尔凯西会心一笑。“这种成果令人瞩目。其他疗法绝对没有这样的效果。” 牛津大学纽菲尔德临床神经科学院院长艾琳·特雷西教授认为，疼痛评估史上近期以来最伟大的突破，在于人们理解了慢性疼痛本身是独立存在的。她解释道：“我们总把慢性疼痛当成持续不断的急性疼——如果慢性疼真是急性疼痛的延续，那么只要我们要解决了导致急性疼痛的原因，慢性疼就应该随之止住了。可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我们认为慢性疼痛是向其他症状转变的中间阶段，最终阶段会有有不同的机制，如基因表达、所释放的化学物质、或者神经生理以及传输线路发生了变化。如今我们会完全从新的角度来思考慢性疼痛。这也是疼痛研究领域的示范性转变。” “疼痛女王”——牛津大学纽菲尔德临床神经科学院院长艾琳·特雷西教授 / University of Oxford 一些媒体评论员称特雷西为“疼痛女王”。直到最近，她仍是纽菲尔德麻醉学院的一名教授，也是探索大脑疼痛反应的神经成像技术方面的专家。尽管被人起了这样一个外号，但她本人一点也不咄咄逼人：50岁的她明眸善睐，满腔热忱，工作繁忙而井然有序。她从个人层面来讨论疼痛，说麦吉尔疼痛问卷上的10级完全可以来定义“终极疼痛”：“我曾三次生产，所以我现在给出的10级和生孩子之前的10级远不一样。以前那条刻度尺的比例完全变了。”但她怎么向没有经历过分娩的人解释终极疼痛呢？“我会说，‘想象一下你的手被猛然关上的车门夹了——10级疼痛就是这样的。’” 她用了自己的例子来解释，观念和环境会改变我们对疼痛的体验，还提及“快乐反转”这一现象能把令人不悦的疼痛转换成你不会在意的感觉。“今年我跑了伦敦马拉松，这需要大量的跑步训练，肌肉自然也酸痛。第二天就真的是痛苦不堪，但这是种很美妙的疼痛。我不是受虐狂，但我会把肌肉的酸疼感和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联系到一起，比如，‘我在做有益身体健康的事’，’‘我是在锻炼’，而且‘一切顺利。’” 我问她，为什么医生与病人理解的疼痛似乎有天壤之别。“确实很难理解。伤口处的神经将信号传入脊髓，再传入大脑，大脑又将信号反馈回来，环环相扣。从受伤那一刻起，这个神经系统就出了差错，每错一步都有相应的变化而生。所以我的病人可能会说，‘我这一块特别疼，’而我就会尝试找出疼痛的根源在哪里。和这里还存在一种误区，因为你既看不到任何伤口，也没有看到出血的现象。所以我们会说，‘少来了，你明显就是在夸大事实，不可能那么糟糕吧。’这样是不对的——我们从小就对文化偏差习以为常，所以往往意识不到。” 她说，人们近期对大脑参与疼痛感知的研究呈现一种爆炸性增长的态势。她解释道，神经成像学有助于人们把主观的疼痛感受与这种客观的认知联系起来。“它填补了我们所见与病人所述之间的空白。我们跨越这一鸿沟，进而解释清楚为什么你在X光片上找不出原因，可病人还是痛得死去活来。如此一来，你可以帮助这些深处疼痛却无人相信的可怜人，还他们一个真相，证明他们是对的。” © Matthew Richardson at Heart 但是，灼痛或刺痛不会简单地显示在你面前这台屏幕上的。“通过大脑成像我们知道了大脑的体系，以及它们如何运作，”她说。“这不是疼痛测量装置，而是能让你深入了解身体的解剖结构、生理机能和神经化学的工具，它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患有这种疼痛，以及医生该从哪里着手来止疼。” 很多治疗的方式非常直接并且机械化——如埃尔凯西的脊髓刺激电线那样。“现在已经有种便携式的贴头设备，可以像戴泳帽一样。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你可以刺激大脑，直接操控大脑的一部分。病人使用起来非常简单，而且临床试验也有证据表明，他们对中风的康复过程有益。在游戏产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产品，孩子们在头上戴上这类设备后，大脑运转时会产生电流活动，可以通过意识控制球移动。游戏行业为了娱乐效果，利用的就是这一原理。现在的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我们也可以将其运用到医疗领域里。” 根据国际疼痛研究协会，疼痛被定义为“一种因实际或可能的组织损伤而产生的，或被形容为像这类损伤一样的，不愉快的感官和情感体验”。这个概念很泛，不仅提示出疼痛的总体属性，还包括可能影响我们认知疼痛的因素的范围。如果疼痛不是因为身体出了毛病而导致的，那么标准化的药物治疗将永远不能一针见血地解决问题。 加州斯坦福大学人体疼痛研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正在努力钻研个体对疼痛的反应，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治疗时也能“对症下药”。这个研究中心由麻醉科的马丁·昂斯特（Angst也有“焦虑”的意思）医生于1995年创立。成立后的首项研究任务便是找出量化疼痛的可行方法。然后，（在名字同样让人愉悦的玛莎·廷格尔 斯坦福大学人体疼痛研究实验室 / Outside Magazine 在美国，疼痛成为了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原因很简单：慢性疼痛已经波及1亿美国人，每年，由此造成的误工已造成超过五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因此，大批财团捐款、政府拨款纷纷而来，资助这方面的研究。 该实验室正在同时研究偏头痛、纤维肌痛、面痛和其他病症等多个研究计划，但它最大的项目还是背痛。美国国家健康协会捐赠1000万美元，专门用来研究腰背疼痛的非药物替代疗法。详细的治疗包括：心智觉知训练、针刺治疗、认知行为疗法以及实时神经反馈。这种计划看起来似乎仅限加州范围之内，但实验室对此非常重视，正在招募一大批病人，以建立大型数据库。 他们计划用5年时间观察400人的疼痛忍耐力，实验对象当中包括无病痛病情的志愿者，也包括慢性病痛的“资深病友”，他们都在其他专家那里治疗过，病情却没有得到缓解。受验者们被召集起来，先做一个甄别测试（以排除那些药物摄取量不正常或有过度自杀倾向的人），然后做一个定量的感官测验：被测试者们根据要求，将一只光脚放入冰水中，直到有痛感为止；接着一只手臂放入‘接触热诱发电位模拟器’，逐渐加热直径小的神经纤维，直到病人感觉到疼；然后用‘压力针’刺向皮肤表面，在不会扎破皮肤的情况下一直向下，直至有不舒服的感觉出现。 这三种情况都是为了找出人们的忍耐力中等值（他们需要在体验时评估疼痛），建立一个可用的基准值。然后，再给他们做无创治疗——心智觉知训练、针刺疗法等——之后再接受同样的疼痛刺激，看他们的疼痛忍耐值是否会与先前的基线读数不一。病人还需做核磁共振扫描，这样医生便能观察到不同区域流向大脑的血流量的变化，并举一反三。
人体疼痛地图 /vaXzine, Flickr 这种评估过程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病人的心理状态也被纳入评分的范畴：用以评估其抑郁、焦虑、愤怒的水平、身体运转情况、疼痛行为以及疼痛对其生活的影响程度。这些信息有利于医生安排更有针对性的具体治疗。以上这些数据都被储存在一个叫CHOIR（协同健康状况信息注册表的简称）的“信息科学平台”上。目前记录在册的已有1.5万患者信息，5.4万次门诊记录，和4万次后期跟进复查。 人体疼痛实验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是肖恩·麦基医生，斯坦福大学的麻醉学、围手术期处理与疼痛学、以及神经科学与神经病学的雷德利克教授。他的背景是生物工程学，而在他的管理下，斯坦福疼痛管理中心已两度被美国疼痛研究协会评为优秀研究所。麦基身材高大，平易近人，常常有律师事务所的人找上门，想请他为当事人是否患有慢性疼痛做最后的陈述（以便能顺理成章地享受缺勤补贴）。他的回应令人大吃一惊。 “2008年，我被一家律师事务所请到亚利桑那州为一桩工伤案发言。有个可怜的家伙工作时被滚烫的沥青溅到了胳膊上，他申诉为神经性烧伤。原告请来一位认知科学家，为他的大脑做了扫描，之后得出结论说他患有慢性疼痛。辩方律师让我来发表意见，我说，‘一派胡言，扫描大脑这个技术可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不久之后，我就疼痛、神经成像与法律为主题做了一次谈话，以解释你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因为疼痛因个体而存在巨大差异，即使是大脑扫描技术也无法明确地感知。不过，我总结是说，‘如果你非要这么做，那就使用现代的机器学习方法，比如那些用于卫星侦查以辨别卫星监测到的是坦克还是民用卡车的方法。’有学生说，‘你能给我们一些资金来尝试做这个吗？’我说，‘可以，但这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他们设计了这个实验，并且发现，使用大脑成像技术，他们能以80%的准确率预测病人是否感觉到灼痛。” 最终麦基就这次实验发表了一篇论文。然而他的发现对法庭判决有何影响吗？“并没有。很多辩护律师问过我，我总是说，‘2016年的法庭容不下这种结论，2020年的也一样。人们想迫使我们说，这就是鉴定疼痛的生物指标，但这种研究是受实验室条件严格控制的。不能广而推之到所有人身上。我告诉过辩护律师：‘这其中跳跃太大了。’我觉得在法庭上或大多数临床试验中，使用疼痛测量器并不会有很大的临床效用。’” 麦基对他最近对疼痛本质的思考进行了解释。“现在我们知道了，疼痛其实是从身体所发出的上行信号与大脑的下行抑制系统之间的平衡。我们将这种上行信号叫作‘伤害性感受’——该词源自拉丁语的‘nocere’，意为伤害或者受伤——即感觉神经系统对来自周边潜在的危险性刺激做出反应，将信号传送至脊髓，以痛感的形式抵达大脑。下行系统则是抑制性或过滤性的神经元，其存在的目的就是滤去无关紧要的信息，将上行的疼痛信号‘调小’。疼痛的主要目的是作为一种很强的激发因素，告诉你要更加留心、注意。马丁在做疼痛实验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处理这两大动态系统，但现在我们可以了。”
斯坦福大学为疼痛研究建立的CHOIR（Collaborative Health Outcomes Information Registry）数据库网站首页 / CHOIR CHOIR数据库记录了人们对疼痛的忍耐水平，以及治疗手段如何对此进行干预。麦基对此颇为自豪，还与全国的学术医疗中心合作，把数据库作为‘社区资源平台’免费向其他疼痛研究诊所开放，“以便一石激起千层浪”。但是他也相当谦逊地承认，科学无法告知我们，哪种身体上的疼痛最剧烈。 “背疼的发病率最高，达28%，不过我知道，手、脸部、生殖器和脚上的神经纤维密度比其他部位要大得多，甚至有病人不堪疼痛而选择自杀：比如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带状疱疹发作引发神经灼痛，会疼到生不如死；另一种是集束性头痛，有病人就曾为化解疼痛，想要拿电钻来狠钻自己的脑袋。” 麦基和艾琳·特雷西一样，都对增加脑经颅磁刺激的使用而充满热情（“想象你的头皮被一个9伏特的电池给钩紧”）。但是，当有人问及他最成功的特别病例时，他却讲了一个使用简单方法解决问题的例子。“刚入行时，我总是非常关注体表部分，就是很明显能看到疼痛的地方。我会设法进行干预，有的病人好转了，但大多人没有。所以，我开始聆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恐惧、焦虑，以及如何与之抗战的经历，我逐渐变得很关注病人的大脑。我发现，如果你膝盖有一条神经运行不畅，那么整条腿就会有灼烧的痛感，可如果你做一个局部麻醉，就能消除这种痛感。” “有位年轻的女士找到我时，手部的灼痛感特别严重。她的手一直肿胀着，只要一碰它，疼痛感就会喷射出来。”麦基发现，她此前做腕管综合征的手术留下了一道伤疤，于是猜测这时她疼痛的根源。他在伤疤处注射了肉骨杆菌，一种肌肉放松剂。“一周之后，她来找我，给我了一个大大的拥抱，说，‘两年来，这是我头一次抱孩子。他出生以后，我一直抱不了，现在我可以了。’她的手也消了肿。这件事让我意识到，疼痛不是只与身体部位有关，也不全在于大脑。而是要综合考虑这两方面。”我们几百年来一直用鸦片制剂止疼，却有悖于常理的发现：大脑自身也可以和吗啡一决高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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