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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些“事后诸葛亮”们的假设，明王朝 灭亡的悲剧似乎本是可以避免的。而之所以没有避免，完全是由于皇帝和大臣们的失误。这种具体研究过于强调君或臣的个人责任，却缺少宏观的把握。清史专家阎崇年的新著《明亡清兴六十年》（中华书局2006年8月版）注重于明何以亡和清何以兴的比较。该书很像一本课堂讲稿，影响了历史叙事的连贯性。同时对战争描写得过多、过细，有时细到了每一天，给人印象似乎明亡清兴表现在军事的较量，明的灭亡主要是军事的失败。 与之不同的是，樊树志教授的《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一书，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明代崇祯朝17年的风风雨雨，从中揭示出导致明王朝灭亡悲剧之不可避免的原因。该书突破单纯“事件史”的写法，以人为本，着重描写人的命运；以皇帝、官僚个人的悲剧来透视王朝灭亡的悲剧，并由此展示时代的悲剧，给人一种明晰和清新的感觉。 明王朝的悲剧主要在于那个并非亡国之君的皇帝却难以摆脱亡国的命运，崇祯皇帝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悲剧人物。该书告诉我们，与甲申年凄惨的悲剧结局不同，17年前（崇祯元年）新皇帝登基，展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精彩开局”：他大刀阔斧地惩治腐败的魏忠贤阉党，对内推行“新政”；同时起用被阉党贬斥的将才袁崇焕，力图收复被清军攻占的辽东。这种“万象更新”的景象让人们将“中兴”的希望寄托在新皇帝的身上。皇帝本人当然更是踌躇满志，以为能够力挽狂澜。然而接下来的事态并不尽如人意，外患未除，内乱又起，朝廷的种种对策又几乎是招招皆输。皇帝怨大臣们无能、自私以致误国，而时人及后人却认为崇祯皇帝刚愎自用，用人不当等因素加速了明亡。 客观上看，明王朝树敌过多，是其最大的要害。努尔哈赤为报明将领杀祖、杀父之仇，于万历年间向大明王朝进攻。崇祯初年，因天灾和人祸（朝廷过度征发），陕北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起，致使明王朝腹背受敌。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家范教授幽默地说：“最令他（皇帝）头大的，则是起自陕北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崇祯执政17年，农民军跟着他17年，犹如幽灵附身，是专来催命、索命的。”（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史林》2005年第1期）以往的皇朝仅对付一个敌人——或是农民军，或是域外异族——都难以获胜，两敌夹攻下的明王朝要想摆脱覆亡的命运，实在是勉为其难。兵部尚书杨嗣昌对此提出“高招”——攘外必先安内，但做起来实难，安内的力量总是为外敌所牵制。崇祯九年至十一年间，农民军受到明朝将领卢象升、洪承畴等人的合力围剿，几临灭顶之灾。孰料辽东的清军南下袭明，威胁京师。卢、洪大军先后被抽调到抗清前线，两人一死一降，使农民军得以借助喘息之机东山再起。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离开蛰伏多时的陕南山区，挺进中原，五战五捷，大败明军，并于崇祯十六年率大军东征，直捣北京。可见，因人力、物力有限，明王朝既安不了内，更攘不了外，最终在内外夹击下走向灭亡。 细究起来，满清这个敌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崇祯皇帝的祖宗制造的；而农民起义军的崛起，一方面可能是老天爷故意要与新皇帝作对——从崇祯登基始，陕北的灾荒就十分严重，更主要的原因是万历以来的朝政荒废以及对清作战需要大量军费，不断的“加派”造成民不聊生——仍是祖宗种下的祸根。崇祯皇帝实在是一个最苦命的皇帝，最“冤大头”的皇帝。他的祖父万历皇帝，还有他的“木匠哥哥”天启皇帝荒淫、怠政，都是十足的亡国之君，却在享尽清福后寿终正寝。崇祯为收拾万历、天启留下的烂摊子不遗余力，登基17年，日夜操劳，寝食不安，最终仍是无力回天。 实际上崇祯皇帝最难对付的不仅是外敌和起义军，而是朝廷中的大臣。尽管他一举消灭了魏忠贤阉党，却无法根除党争的土壤。17年里官僚们意气用事，党同伐异，演出了一幕幕自相残杀的悲剧和丑剧。据说崇祯皇帝在临死时痛心疾首地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表现出皇帝对朝政的无奈和对大臣们的不满。 假如明朝君臣能够同心同德，一致抗敌，或许不至于输得这样惨，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袁崇焕受命收复辽东，还没与清军作战，却先导演了一场“同室操戈”的悲剧：他用先斩后奏的手段杀死驻守在鸭绿江口皮岛的总兵毛文龙，实际上解除了毛文龙长期以来对清军的牵制作用，为皇太极发兵南下提供了极佳的机会。毛文龙手下的精兵强将纷纷投敌，成为后来清军入关的急先锋。袁崇焕的下场比毛文龙还惨，由于皇帝听信谣言，加上朝中某些官员的诬陷，袁崇焕以“卖国欺君”之罪被凌迟处死。书中说，崇祯皇帝“自斩手足，自毁长城，以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所以《明史》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决矣。’” 既然力主抗敌的皇帝、官僚都难以左右自己的命运，那么，由他们主宰的大明王朝又怎能逃脱覆灭的下场？ 崇祯十七年上演的既是明王朝的悲剧，也是明朝君臣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和民族的悲剧。彼时在世界历史舞台的另一面，西方各强国纷纷崛起，开启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而号称“天朝”的中国大地上却在血雨腥风地自相残杀，重演那延续了几千年的改朝换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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