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娜拉是个性情活泼、思想单纯的年轻女人，结婚八年来衣食无忧，生活在丈夫的宠爱和三个孩子之间，感到十分幸福。这些天她尤其快活，丈夫海尔茂刚刚升任银行经理，他们要过一个开开心心的圣诞节。 但是娜拉也有自己的烦恼。几年前，海尔茂身患重病，必须去南方疗养，可是却没有钱。万般无奈之下，娜拉瞒着丈夫，假冒父亲的签字，通过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借了一笔款子。事情已经过去多年，可她还在偷偷地省吃俭用积钱还债。现在海尔茂当上银行经理，娜拉暗暗松了口气，把债还清的日子不远了。 不料这天柯洛克斯泰突然找上门来，以借债一事要挟娜拉。原来他被海尔茂解雇了。他要娜拉向海尔茂求情，否则就将伪造签字的事公布于众。娜拉闻言顿感惊慌失措。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友林丹太太，后者建议她向丈夫坦言相告。娜拉深感为难，她不想让丈夫知道这件不光彩的事，她更害怕丈夫会因此而断送前途和社会地位。海尔茂总是对她说，他爱她，愿意为她献出自己的性命，那么他一定会把整件事的责任都拉到自己身上。娜拉不愿看到这一切发生，她决定牺牲自己保全丈夫的名誉。 柯洛克斯泰没能达到目的，就把娜拉的事写信告诉了海尔茂。海尔茂读信后大发雷霆， 一反平日的温柔体贴，大骂娜拉是个“坏东西”。他得知娜拉想一死了之，非但不安慰，反说她是骗人，死了也洗不清罪过，还扬言要剥夺她抚养孩子的权利。娜拉惊呆了。 就在此时，海尔茂接到了柯洛克斯泰的第二封信，信中附有娜拉冒名签字的借款单据，并向娜拉致歉。原来柯洛克斯泰受到林丹太太的感化，改变了主意。危险解除了，海尔茂的前程和名誉保住了，他顿时又变得温存起来，口口声声唤娜拉“我的小鸟儿”，可是娜拉已经看清了丈夫的真实嘴脸，不再相信那一套虚情假意。她感到好像跟一个陌生人共同生活了八年，彼此都不了解。娜拉看清了自己所谓的幸福家庭的实质，毅然离家出走。在她身后传来响亮的关门声。 易卜生是19世纪挪威最杰出的戏剧大师，他一生共创作了二十多部剧作，在世界各国拥有广泛的影响。早在清末民初，他的作品就由著名翻译家林纾介绍入中国，在当时的文化界激起了极大的反响。1907年，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提到易卜生，对其“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推崇不已，同年又写《文化偏至论》称易卜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迂万众不摄之强者也”，旨在激励国人成为易卜生式的“精神界之战士”。早期介绍易卜生戏剧及其思想的人中还有瞿秋白、袁振英、林语堂、潘家洵、刘大杰、胡适等，他们都有重要贡献。 1918年6月，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新青年》出了《易卜生专号》，刊登了《玩偶之家》（当时译作《娜拉》）、《国民公敌》和《小艾友夫》，加上袁振英《易卜生传》和胡适《易卜生主义》的介绍，使“易卜生这名字几乎人人都知道了”。《玩偶之家》由于其思想内容同当时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正相契合，更成为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对象。此外，这部作品还被多次搬上戏剧舞台，广受欢迎。 我国对《玩偶之家》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国以前的研究特点是介绍和评点相结合；50 年代至“文革”前以观后感和纪念性文章居多，深入的学术研究较少；1978年以后则侧重于艺术分析、对作品的重新评价以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等方面。从研究方向来说，主要集中在主题思想、艺术结构以及人物塑造等几个方面。 一、关于主题思想 以“妇女解放论”较有代表性。袁振英最先提出此剧是“写妇女之地位。如爱鸟之在金笼”（《易卜生传》）。胡适也认为娜拉所以反抗是因为“没有发展他自己个性的机会”。罗家伦因而撰文论妇女解放，由娜拉的遭遇而提出“妇女解放尤赖妇女自己解放起”。类似的看法还有很多，如李寄野称“这是一篇结婚的悲剧”，濮舜卿称此剧是“妇女解放的警钟”，等等。直到现在，在相关论著和教材中，这种观点仍极为普遍。但不同意见也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林晓初就认为它“不只是妇女解放的问题，实含有全人间的学问”，这种提法较含混，而吴雪具体指出，此剧“是针对着当时整个社会的不合理的妨碍进步的法制和道德，小市民的庸俗的自私自利观点开火的”，但总的来说，这些提法还是围绕妇女反抗求解放以及作者对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精神发挥的。 1982年，《戏剧学习》发表了张先的《对〈玩偶之家〉的误解及其后果》一文，对“妇女解放论”具有发难性质。文章指出，研究界多年来所以在这点上绕圈子是因为囿于新文化运动中的观点，这导致了易卜生研究的片面性和不深入。文章还指出，《玩偶之家》和作者其他作品一样，其主题只是通过某一事件、人物来研究人的心理过程，“表现……心理反叛”才是作者本意。 陈弘进一步发挥了上述观点，在《易卜生“妇女解放”思想质疑》一文中指出易卜生创作此剧时“强调的是个人精神而不具备‘妇女解放’的特定内容”，“易卜生客观地反映了女子的‘独立’和‘反抗’，而作者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妇女要求‘独立’性的工作，他认为这种踏实苦干的精神正是拯救挪威小市民‘空谈’的良药。他从个人反叛的角度来看待妇女反抗压迫，要求解放的行为。他在作品中极力突出的是个人的精神自由，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二、关于艺术结构 易卜生擅长用“回溯法”来处理戏剧的结构。所谓“回溯法”，就是戏剧某些重要的情节在幕前已经发生，幕启时的戏只是幕前情节发展的后果。评论普遍将《玩偶之家》看作易卜生运用“回溯法”的一个成功典范，“这个剧本在结构上紧凑、针线严密，又富于起伏跌宕”，“由于他把那些往事推到了幕前，把它引起的危机作为剧情的开端，这就使得剧情的线索比较单纯，省去那些表现事件过程的场面，集中笔力展示主人公面对危机时的行为表现和心理活动的历程，更有助于塑造主人公的形象。” 沈默《〈玩偶之家〉的结构艺术》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作品在结构方面的特色和成就，认为除了“面临危机时开幕”，该剧还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制造悬念和曲折。在前半部分，作品给读者留下了两个悬念：娜拉伪造签名是否会暴露？如果真相暴露，娜拉与海尔茂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文章指出，不能达到危机的戏剧是没有戏剧性的，但危机提出后，不应急于揭发并解决危机，而要制造悬念，酝酿危机，在这方面易卜生显示了高超的技巧。二、人物居于结构中心。作者分析了剧中几个主要人物，指出这个戏中人物和情节是紧密交织的，戏中每一次冲突都可在人物性格中找到合理依据。三、道具的设置。圣诞树和信箱在剧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四、娜拉身后的关门声。肖伯纳称赞《玩》剧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还有力量”，说明结尾是剧本整个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关于人物塑造 娜拉性格的合理性是评论争议较多的地方。阿契尔在《剧作法》中曾经对此提出尖锐的批评：“以一个大家常常争论的剧本为例，《玩偶之家》的最后一场中，娜拉突然发展她的雄辩技巧，并以此击败了海尔茂，于是她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难道这是合乎情理的吗？”评论一方面认为，娜拉最后的反抗、辩论直至离家出走不符合其自身性格的发展，她不可能突然变成一个独立自强的女性，这样的安排破坏了人物性格的统一性。另一方面，批评者又指出，娜拉的反叛是有价值的，是她生活的典型环境所迫，但是她的反抗是冲动的，非理智的，她寻找的出路也是值得怀疑的，由此又引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讨论。 房方对上述两种意见都表示反对，在《超越——娜拉形象的审美实质》一文中指出，娜拉之所以出走“是由她内在的性质的本质力量——对梦幻世界的追求，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所决定的。”“正是由于娜拉选择的道路是不现实的，非理性的，因而才同娜拉的性格本质相统一。” 张文焕认为：“作者在设计和塑造这个人物时，并不因为她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而把她英雄化、诗意化，从而导致脸谱化，而是把历史的评价与道德的评价区别开来。从道德角度讲，娜拉‘假冒签名’尽管出于无奈，也理应受到谴责，但从历史角度讲，则是对男权社会的挑战，对妇女在家庭中无权地位的抗争，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处于当时背景下的人物性格是分裂的，娜拉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 近年来，评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剧中的其他人物。伍厚恺在《漫谈〈玩偶之家〉中的阮克医生》一文中指出，阮克医生是一个“游离于中心事件之外的角色”，他“是在主题层次上发挥功能的。”“阮克的病态与死亡作为一种象征或意象，和整个戏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样一个畸零人和失意者的形象有助于衬托海尔茂这种‘结实的多数派’的性格特征。”同时，“这个角色还为我们认识娜拉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提供了新的视角。” 1．沈默：《〈玩偶之家〉的结构艺术》，《河北戏剧》，1981年第3期 2．陈弘：《易卜生“妇女解放”思想质疑》，《吉首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3．李鸿泉：《易卜生与女权主义》，《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3期 4．张文焕：《〈玩偶之家〉的人物关系设计》，《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