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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自由市场制度是中国文明自古有之，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市场化社会。但是，市场化与经济化是两回事，市场化并不意味着一定经济化。所谓的经济化，就是无论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把经济问题当成头等大事，即现在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市场化社会，但却不是一个经济化社会。 从而，“市场经济”也是并非一个单一的东西，而是“市场化”和“经济化”的组合。对于中国而言，前半段的市场化并非一个新东西，新的只是后半段的经济化。因此，整体而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真正转的并不在市场化，而在经济化。 中国传统社会实质是一个市场道义社会：是市场化的，但是社会的头等大事并非经济，而是道义，是以道义建设为中心，是上层的道义决定下层的经济。因此，从历史整体而言，中国的转型并非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是从“市场道义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 从新中国历史整体看，从“市场道义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又是分两个阶段完成的。第一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在这一阶段中，完成了从“市场道义社会”向“计划经济社会”转型。这一转型的实现，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市场和道义双重否定和破坏的基础之上，既否定和破坏了道义，又否定和破坏了市场。否定和破坏道义是为引入“工业-经济”，进行“工业-经济化”，简称经济化，否定和破坏市场是为引入计划。 第二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今的40年。在前一阶段已经完成对传统的道义进行否定和破坏，从而完成经济化的基础上，又对计划进行了否定和破坏，重新对中国传统本有的市场进行承认。但是，此时，传统的道义已经被如今的经济所取代。因此，中国就从传统的“市场道义社会”“成功”转型为“市场经济社会”。 这是我们基于对全球文明史的深入研究，最后归本儒家，然后反过来以儒家为视角，在对全球文明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国转型所做的重新认识和解读。也可以说，这是我们为中国经济的转型所建立的一个儒家模型、儒家框架。 在这一中国经济转型的儒家模型中，涉及到五对十个关键变量、关键概念。分别是：市场VS计划，创新精神VS儒家传统，以规划、为人民服务为导向的现代政府VS以教化、得民心为导向的传统政府，经济化VS 道义化，私有经济VS国有经济。 在接下来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将对这一中国转型的儒家10变量模型进行更详细的阐述，包括对十大变量进行分别阐述。 二 下面就对市场进行讨论。 现在所流行的观念是，市场制度起源于近现代的西欧社会，或者说欧美社会。后来的美国直接衍生与西欧，属于西欧文明的范畴。市场的原始版权属于现代欧美文明。全球其他任何国家的市场化都是从现代欧美文明引入，是对欧美的模仿。 二战后，欧美人也以市场化的宗师、教练和裁判自居，自信满满地，甚至颐指气使地为欧美之外的国家设计市场化方案，制定市场的标准，评判其他国家是否为市场经济。 然而，非常讽刺的是，欧美人为其他国家设计的市场化方案无一例外地都是失败，其中最惨烈，最荒唐的失败就是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反而是拒绝接受西方方案的中国取得了市场化的巨大成功，成功到远远超越欧美自身。也正是因为中国拒绝接受西方的理念和方案，欧美人长期以来对中国极尽嘲讽、谩骂和打压之能事，这集中体现在之前在欧美长盛不衰的“中国崩溃论”中。 自中国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步承认市场，承认私有经济以来。中国市场化的私营经济就增长迅速，成为牵引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原始动力。而这一切还是相对国企，甚至外企，遭遇歧视性和不平等的政策待遇的环境之下。 自中国决定参与全球市场以来，即决定“开放”以来，就在全球市场中表现得异常凶猛，势不可挡，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制造的产品迅速涌入全球市场，走进世界每个角落，每个家庭。中国表现得对全球市场急剧适应力，急剧竞争力。而且这种适应力和竞争力已经远远超越欧美。在中国的压力下，以市场化和全球化老大自居的美国目前不得不放下身段和傲慢，开始拒谈全球化，而只说美国保护。 而目前全球市场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是网络经济，而就是在这个最有活力的部分，中国已经远远超越欧美，绝对性地领先全球，包括网购和移动支付。尤其是移动支付，唯有中国在短短两三年内迅速实现了最基层的普及。 总之，无论是从国内市场，全球市场，以及当前全球市场中最活跃的网络经济部分看，中国人对市场的适应能力都是全球绝对的第一。 毫无疑问，目前所流行的对市场的认知，以及所谓的经济学，都无法解释这一现象。要解释这一现象，必须打破当前所流行的认知和流行的理论，建立新的认知和新的理论。 以上我们对中国转型所建立的儒家模型，就是对打破旧认知旧理论，建立新认知新理论的尝试。 就市场而言，我们认为，旧有的认知和观念是错误的，不符合全球文明的历史事实。这些认知和旧观念认为，市场制度是起源于近现代西欧，是由西欧文明内在地进化出来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市场化是从欧美引入的。正确的认知和观念是，市场为中国文明所本有，中国文明自始以来就是市场化的。中国文明始于易经出现的伏羲时代。结合传统文献记载和现代考古证据，伏羲时代至少开始于10000年前。10000年也是市场在中国的存在，当然也是在人类文明中的存在时间的下限。 然而，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个人化的自由市场仅仅存在于中国文明之中，中国文明之外的所有文明，其交易都是集团化的，甚至国家化的，不存在自由市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西欧文明的出现，或者说现代文明的出现。 也就是说，如果将中国文明从地球上抹掉，那么人类文明中的自由市场机制的确是从近现代的西欧出现。如果算上中国文明，这种判断就不成立了。正确的表述应该为，在人类文明中，市场机制一直在中国文明中存在，但在近现代市场机制逐步在西欧形成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仅仅在中国文明中存在。 因此，如果要准确地认识和理解市场，仅仅局限西欧的历史，仅仅从市场在西欧历史的起源和演变历程，就仓促做出结论将是狭隘的和错误的。必须充分考察市场在中国文明中的存在和演变史，才能对市场的真相做出全面而准确的认知和理解。 三 市场体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市场参与主体，就是市场中的个人。另一个部分是所谓的市场机制、市场制度，就是以价格为中心的自由交易制度，包括产权制度、货币制度等。 从西欧、欧美的历史看，市场体系的重心在市场制度，市场参与主体，即市场中的个人并不重要，而仅仅是市场制度的被动接受着，市场制度的服从者。而且，更重要的是，市场制度可以改造人，让其由一个没有自由交易意识和理念的人，改造成一个有自由基础和自由交易理念的人。或者更简洁一点，从一个不懂和不去追求自由的人，改造成一个懂自由和去追求自由的人。 因此，在欧美的主流观念中，在欧美的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中，市场是一个绝对的好东西，是自由的孕育者，甚至与自由等价。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对市场的意识形态，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 但是，对中国文明而言，重要的不是市场制度，而是市场的参与者。自由的意识和理念远不是什么市场制度赐予的，而是每个个人本身所固有，是历史传统所固有。事实上，中国文明的传统理念认为，自由不仅不是市场制度所赐予，而且不是任何外在的制度所赐予，恰恰相反，包括市场制度在内的一切社会制度，都是人去充分发挥自己自由的结果和效果。也就是说，不是制度创造了人的自由，而是人的自由创造了制度。 这就是儒家非常重要观点：礼本于心。“礼”就是制度，是本于人心的，是从人心中发出来的，是人心自由发挥自己的结果。礼本于心就是制度本于心。孟子进一步阐发为“四端之心”。“端”就是根基，“仁、义、礼、智”四种外在表现外在制度的根基存在于人心之内，是从人心中发端成长出来的，即是人心自由施展发挥的结果。后来王阳明又进一步提炼，叫“心外无物”。制度属于物的范畴，也可说成“心外物制度”，一切制度都是人心所创造、赋予和认同的。 因此，中国的传统，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学术，儒家思想，所关注的重心并不在外在的任何制度上，而在内在的人心上。人心是一切外在制度的根基，一切外在制度只是人心的末梢。中国传统，中国学术学问重根本而轻末梢。西方现代学术恰恰相反，重外在制度之末梢，而轻内在人心之根基。 关注人心，就是关注人心按求本性充分地自由发挥。即《中庸》所说的“率性之谓道”，至高大道就是人心人性的自由发挥。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他们所有的学问简化成“求放心”，就是让自己的内心能够排除干扰，按自己的本性去充分地自由发挥。 心、性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中心，是儒家学说的中心，到了宋明时期，儒家学说干脆被叫做“心性学”。不能因为“心性学”的叫法到宋明时期才出现，就说儒家学说直至宋明才发展到以心性为中心，自始以来，儒家思想就是以心性为中心，自始以来都是心性学。即从易经出现的伏羲时代以来就是如此，易经也是以心性为中心的，也是心性学。作为易经核心概念之一的“贞”，即“元亨利贞”的“贞”，其实就是《中庸》率性，都是顺应和坚守自己的本心本性的意思。 所谓的以心性为中心，所谓的心性学，就是以人心的自由施展和发挥为中心，就是去研究如何才能做到和维护捍卫让人心自由施展和发挥的学问。所谓人心的自由施展发挥，就是去进行独立的思考、判断和选择，即孔孟非常重视和强调的“中”和“权”。独立的思考、判读和选择，不仅仅包括独立的思考、判断和选择的过程，而且更包括独立的判读和选择的标准，即过程独立和标准独立。 过程的独立好理解，标准的独立不好理解。对于一个判断和选择过程来说，需要一个正确和错误的判断标准和去做还是不去做的选择标准。所谓的标准独立，就是说人心在面对实际环境进行独立的判断和选择过程时，其所依据的正确错误的判断标准，以及去做还不不去做的选择标准，都是内在自己的内心的，而不是外在于自己的内心。自己只是依据自己内心固有的标准去进行独立的判断和选择，而非依据任何外在的权威标准。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义内”。“义”就是“义理”、“道义”，就是人心进行独立判断和选择所依据的标准。所以，在进行独立的判断和选择时，不是去看外在的标准和权威，而是去问自己的内心。这就是中国俗话所说的做人做事要“凭良心”。自己内在的良心就是最高的标准和权威。这也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致良知”就是《大学》的八条目中的“致知”，“知”就是“良知”，就是“义理”和“道义”。 可以这么说，中国传统的中心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中心在心性，心性的中心是独立自由地思考、判断和选择，独立自由地判读和选择的中心在判断和选择的标准，而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就是“道义”、“理义”。因此宋明理学除叫心性学外，还叫“道学”、“理学”，原因是“性即理，心即理”。 也可以这么说，市场的参与主体是人，人的本质在心性，而心性的本质则在自由，自由地施展发挥自己，即自由地思考判断和选择。因此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而自由也只能是心性的自由。唯有心性自由才是绝对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中国传统的中心就在心性自由，千百万年的中国学问，研究的也是这个心性自由。 所谓绝对，就是自由是不依赖于任何外在条件的，不需要任何基础来支撑，包括所谓的经济基础。一旦为自由设定了条件，制定了基础，自由将受制于所设定的条件，所制定的基础，那样自由就有了约束和宰制，就不是自由了。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都是在强调自由的绝对性，不受任何外在条件的制约，不受任何外在基础的决定。这两句话都是在讲“志”，“志”就是基于自由思考判断的自由选择，这样的自由是绝对的，是由自己的内心绝对独立自由地完成。“三军”、“富贵”、“贫贱”、“威武”，是几个外在条件典型，指代一切外在条件。 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传统的绝对自由，他们会认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人的自由是外部条件所赐予，为外部条件所决定，而人的自由也是对外部条件的服从和追求。在宗教时代，他们认为自由是由上帝所赐予，人的自由也是服从和追求上帝的自由。现代文明自诩打碎了上帝，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但是，他们又认为，自由是要么是“真理”所决定，要么是经济所决定，最后是经济决定占了上风和主流，形成了所谓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自由总是和商业、市场、经济等概念绑定在一起，自由就是商业的自由、市场的自由、经济的自由，自由也就是服从和追求商业、市场、经济的自由。 儒家所讲的绝对自由，绝非西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的“唯”，是“反唯主义”，任何东西一旦唯了，就固化物化了，就是成为绝对自由的约束。绝对自由是建立世界是绝对变化认知和接纳的基础之上，是面对绝对变化的世界去绝对自由地执行判断和选择。 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君子时中”，“时”就是时时刻刻、一刻不停的意义，“时中”就是时时刻刻都要去思考判断和做出合理的选择，不能有任何懒惰和固守外在结果的行为。为什么要“时中”，因为世界是“时变”的，时时刻刻、一刻不停地在变化。面对“时变”的世界，必须去“时中”。君子必须以“时中”的姿态，去面对“时变”的世界。 绝对自由远远超越西方人的认知能力，远远超越西方哲学“唯心-唯物”的分析范式。事实上，在儒家看来，唯心主义所“唯”的那个“心”，实质上也是一种物，西方哲学根本没有理解真正的人心为何物，他们眼中的人心和精神都是物化的，都是物，而不是心。唯心、唯物实质上都是唯物，都是决定主义，人心为外物所决定。 在些“唯物主义”具体表现为“唯资本主义”、“唯市场主义”、“唯制度主义”、“唯经济主义”、“唯法律主义”、“唯文化主义”、“唯地理主义”等等。 绝对自由绝不意味着对世界的否定，恰恰相反是建立在对世界的绝对承认的基础之上。绝对自由是独对自由地去判断和选择，即绝对自由地去“中”，去“权”。既然是判断和选择，既然是中和权，那就必然有判断和选择的对象，既然是中和权，那就必然有中和权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世界，而且是不断变化的世界。 因此，所谓的心性自由、绝对自由，并非去否定世界，去否定和切断人与世界的联系，恰恰相反，而是积极地、绝对地承认世界，承认人和世界的联系。所谓的中和权，判断和选择，实质就是维护人和世界的正确联系，处理好人与世界的动态平衡。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学说就是联系和平衡的学问。绝对自由只是认为，在人和世界的动态联系中，唯有人具备独立自由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在人和世界的动态联系中，人具备绝对的主体性地位。 四 所以，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中，核心的问题都不是唯这唯那的“唯主义”的问题，而是不唯这不唯那的，“反唯主义”的关系和平衡的问题。譬如“义利之变”、“心物之辩”、“礼乐刑政之辩”等等。这就是《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是《中庸》和儒家非常强调的“和”。“和”就是在人和世界，万物处在正确的联系之中。因此，《中庸》还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中和”就是人运用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和选择能力，让世界一直维持在正确的联系之中，让“不中”的联系变中，让“不和”的联系变和。在正确的联系中，世界中的万物都能充分施展发挥自己的本性，自然正常地存在，这就是“天地位，万物育”：天地万物都处在世界中那个属于自己的正常位置。 这就是使得中国文明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并行的，而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则是直线的。在并行思维模式中，世界是一个真实的平铺的存在。万物之间不存在低级高级，只是各有本性。万物都是按其本性自然存在，不是由其自身之外的某个东西所创造，也不受自身之外的任何东西所决定。世界就是世界，世界不会分层，也只有一个。人所观察感受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在真实的世界背后没有本质，在真实的世界之上不存在别的世界来创造和主宰自己。 所以，在并行思维模式中，不存在世界内部的低级高级的层级问题，不存在世界背后的本质问题，不存在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作为创造者和支撑者的另一个世界的问题，也不存在世界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的问题。而只存在万物之间关系的是否和谐自然的关系。世界只是一个并存的万物的联系体。 世界万物之间的联系如何才能处于一个和谐的状态？人如何才能促进万物间联系的和谐？答案很简单，关键就在于人自身要顺应和坚守自己的本性，这就是所谓的“正人心而后正天下”。“正”就是按本性去存在，就是去充分地施展和发挥自己的本性。万物如果都正了，都按自己的本性去存在了，都自有发挥自己的本性了，万物间的联系就自然是和谐的。因此，人只需考虑自己正不正，而不必考虑万物正不正。万物皆有本性，皆会自然地按其本性去存在，即自然地会维持相互联系的和谐。只要人自身不去干扰和破坏，世界自然是正的，和谐的。 人如何不去干扰世界的和谐，是需要约束和牺牲自己吗？答案是否定的，恰恰相反，是充分自由地施展发挥自己的本性，而不要受外界干扰偏离自己的本性，这就是“正己”、“正心”。《中庸》说的更清晰，“唯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诚”就是按自己的真实的本心本性去生活，去自由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本心本性，就是绝对的自由。 而在西方的直线思维模式中，人所观察到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世界内部是存在低级高级分层的，世界之外还有世界，是世界之外的世界创造和决定了人间世界。人所看不到的世界之外的世界，才是最真实的世界，是它创造和决定了人间世界。人间世界的背后存在一个“本质”和“真理”。因此，人应该超越能看到的世界，而追随那个看不见的世界。世界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更高级的世界转化，进化，世界内部低级的也会向高级的转化，高级的也会去消灭低级的。 在中国的并行思维看来，西方的直线思维是构筑在怪异荒唐的幻觉之上，无论世界内部的低级高级之分别，还是世界之外的世界，以及世界背后的本质和真理，皆是不存在的。而西方人不仅把这些不存在的东西视为存在，而视为更真实的存在，是创造者和决定者。无论神、真理，还是低级高级，以及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化论，都是幻觉的产物，都是把不存在的视作存在。 也正是通过这些虚幻的人造之物，把人与人间世界隔离开来，切断人与世界的联系。无论是宗教时代的神和上帝，还是现代文明中的“本质”、“真理”、科学、制度、人权、经济等等，都是人和世界的中介，人不是直接和世界发生联系，而是通过这些中介发生联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明的并行思维也是直接思维，即直接与世界发生联系，其以这种与世界的直接联系为中心。而西方的直线思维则是间接思维，认为人与世界之间存在一个更重要的中介，对那些虚构的中介的关心反而重于世界和人自身的关心。 总之，在中国文明中，在儒家思想中，关键的问题是，维护人与世界的正确和谐的联系、关系，维护人与世界之间的动态平衡。人与世界是直接接触和联系，而接触和联系的接口则是人的独立自由的判断和选择能力，而世界则是人判断和选择的对象。从而，人与世界的联系也就表现为一个人不断进行判断和选择的过程。人的判断和选择的结果，会影响世界，并且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进而成为人的新一轮的判断和选择的对象。最终，人与世界的联系，即人的不断的判读和选择的过程，也就表现为人与世界之间的一轮一轮的良性互动。 但是，在人与世界的联系中，人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人又具备绝对的主体和本位性地位，人是绝对自由的，而非受制于世界的。因为唯有人具备绝对独立自由思考、判断和选择能力。人与世界联系和互动的过程，也是人自由地发挥自己判断和选择能力的过程，是一个自由的过程。 人的自由发挥和与世界保持合理和谐的联系是一致的。相反，一旦世界出现新的变化，而去限制和破坏人的自由性，阻碍人去自由的判断和选择，人也会采取反制措施，坚决反抗和回击，努力恢复自己的自由，和恢复人与世界的正确联系。 五 具体到生产和生活上，人在会努力维护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的自由性，努力做到成为在生产和生活上独立自主的主体。也会独立自主地与其他独立自主的行为主体进行交易和协作。独立自主的行为主体在生产生活上进行独立自主的交易和协作，就是市场行为，这种状态就是市场。 因此，市场只是一个效果，一个独立自主的行为主体进行自由交易和协作的效果。在交易和协作中所达成的共识性的原则、规定就是所谓的市场制度。因此，在市场体系中，关键的具备主导地位的，并非市场制度，而是独立自主的行为主体。只要独立自主的行为主体存在，市场就会自然存在。由独立自主行为主体所构成的社会自然就是市场化的，就是市场社会。 独立自主的行为主体的核心在独立的思考、判断和选择能力，市场交易是独立自主的市场行为主体，根据实际情况，运用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在交易双方之间达成的一种有关财产的新的安排。因此，每一个交易行为、协作行为，都是一个创新行为。在市场体系中，每一个独立自主的行为主体也都是一个创新者，也正是为了创新才进行交易与协作。独立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就是创新能力。 市场制度是独立自主的市场行为主体对市场环境独立判断和选择的结果，因此市场制度源于市场参与者的自由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即源于市场创新能力，市场制度是创新能力的创新结果。同时，已经创新出来的市场制度又成为新的市场环境的一部分，成为市场参与者新的判断和选择的对象。 无论市场交易和协作行为，还是方便市场交易和协作的市场制度，都是市场行为主体自由施展和发挥自己独立判断和选择能力的结果，即自由的结果。当然也是为了保障自身的自由。一旦积累的市场制度表现为破坏市场行为主体自由，而不是保障和增进，或者出现更优越的市场制度安排，更能促进市场主体的自由，那么这是，行为主体会选择破坏旧的市场制度，而建立新的制度。 因此，在中国文明中，市场制度的历史就表现为是一个市场主体与市场制度之间的互动过程，新的市场制度不断地被创造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市场制度会变旧，变得开始制约市场主体的自由，然后新一轮的市场创造过程会再次出现，实现新旧交替。 下面将以土地市场制度和货币制度为例，来说明这一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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