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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建新（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
落马桥窑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中华南路404号红光瓷厂厂区内，属景德镇落马桥老城区的中心地带。20世纪80年代初，景德镇市考古工作者曾对落马桥窑址进行过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元代遗物，有青白瓷、卵白釉瓷、釉里红瓷、青花瓷及红绿彩瓷等。其中，青花瓷的品类最为丰富，除常见的碗、盘、高足杯外，还有劝盘、耳杯、匜、盖盒、鸟食罐、双系小罐、大口罐、铺首罐、双耳瓶、长颈瓶、梅瓶、玉壶春瓶等；所见青花纹饰有栀子、菊花、牡丹、梅花、灵芝、葡萄、蕉叶、龙、鹿、孔雀、鱼藻、人物故事等。此外，还出土了青花书八思巴文钵，以及书“头青”、“黄”、“吴”、“戴采”等的高足杯残足和书“辛巳”二字的瓷片。所谓“头青”者，即头等（上等）青料之意，由此可见元代的上等青料是怎样的呈色，可知景德镇用钴料彩饰瓷器在元代始称“青花”。用青料书写“辛巳”二字的瓷片，可推知落马桥窑址出土元青花的生产年代为至正元年（1341年），故该地层中的青花器均为至正前期之物。由于出土元青花瓷以小件为多，且瓷胎略粗，与湖田窑南北两岸出土的青花大盘、罐风格不同。如果说湖田大件元青花主要是为西亚或东南亚诸国宫殿烧造的瓷器，即所谓“伊朗型”青花瓷器，那么落马桥青花瓷则是满足国内各阶层及东南亚一带普遍需要的商品瓷，即所谓“菲律宾型”青花瓷器，这是当时根据发掘出土这批元青花瓷器资料得出的初步结论[i] 。 落马桥窑址2012～2013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元青花瓷器，从出土地层看，年代似比上次略早，数量和品类更为丰富。更为重要的是，此次出土的元青花瓷器除包含与上次相同的器形外，还出土了一大批器形硕大的元青花瓷器残片，这对全面认识落马桥元青花瓷器的烧造情况意义重大。以下拟结合落马桥以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并综合相关资料对落马桥元青花烧造情况作一探讨。
一 落马桥窑址2012～2013年发掘出土的元青花，可根据主要特征按以往分类，分为“菲律宾型”和“伊朗型”两大类，以下分别介绍。 1.第一组
青花莲瓣纹碗
青花梅月纹高足杯
青花龙纹高足杯
青花栀子花纹小罐
青花莲池纹匜
青花六棱形镂空器座
青花缠枝菊纹爵残片 2.第二组
青花莲池纹大碗
青花十字杵纹碗残片
青花龙纹碗残片
青花麒麟纹折沿盘
青花鱼藻纹梅瓶残片
青花人物纹梅瓶残片
青花云龙纹梅瓶残片
青花“关”字铭大罐残片
青花鱼藻纹大罐残片
青花蕉叶纹大罐口残片
青花龙纹方形扁壶瓷片
青花荷叶形罐盖
青花莲瓣纹器盖
青花竹石纹盒残片
青花缠枝莲纹盒残片
青花蓝地白花花卉纹盘残片 以上第一组青花瓷器形较小，青花发色偏灰，与过去出土的所谓“菲律宾型”青花瓷一致。第二组青花瓷器形规整，部分形制硕大，纹饰特异，青花发色浓艳，应属所谓“伊朗型”青花瓷。因此次出土的第二组青花瓷在过去发掘中未见，故尤为重要。以往一直认为，落马桥窑址烧造的元青花瓷以“菲律宾型”为主，性质远没有湖田窑出土的元青花瓷重要，而从此次出土第二组青花瓷来看，落马桥烧造的元青花瓷与湖田窑烧造的元青花瓷同样重要，特别是其中的青花五爪龙纹碗、麒麟纹大盘、人物纹梅瓶、花卉纹大罐、龙纹扁壶等标本非常罕见，值得深入研究。
二 以上两组元青花瓷器中，第一组“菲律宾型”不仅在落马桥以往发掘时曾有出土，在景德镇其他元代窑址中亦较常见；第二组“伊朗型”在景德镇其他元代窑址中非常罕见，其中许多标本可与现今收藏于伊朗和土尔其的元青花瓷器相印证，与第一组青花瓷器完全不同，属元青花瓷器中的精品。那么，第二组青花瓷器究竟是怎样一种性质的产品呢？ 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就第二组元青花瓷器的性质展开过讨论，笔者认为，在讨论这类青花瓷器的性质时，有必要对产生这类青花瓷器的工艺技术背景作一考察。在这类器形硕大的青花瓷器出现以前，景德镇地区还没有烧造过这种大型器皿，宋代大盘直径最大的约20厘米，瓶、罐类最高约30厘米，这是因为宋代制瓷原料采用单一瓷石制胎，其氧化铝（Al2O3）含量在18％左右，由于极易变形，故很难烧造出器形硕大的器物，因此宋代也就不见有这类大器。元代以后情况则不同，许多大盘直径都超过30～40厘米，有的竟达50厘米，且盘底部也较厚，瓶、罐类的高也超过35厘米，这说明当时的制瓷工艺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原因与元代采用高岭土制瓷有关。 高岭土是一种含氧化铝很高的黏土（含量一般约为40％），过去普遍认为景德镇地区自元代开始引进高岭土制瓷，即所谓“二元配方”法制瓷[ii] 。但最近对落马桥窑址出土宋末元初青白瓷胎、釉进行的检测分析发现，宋末和元代青白瓷胎土的氧化铝含量达20％以上，与景德镇周边瓷石原料氧化铝不超过18％的含量相比，落马桥窑址用于制青白瓷的胎土原料中就应有高岭土的成分，也就是说，这里在宋末元初就已开始使用“二元配方”了[iii] 。 高岭土加入到瓷土中制胎(即“二元配方”)可提高瓷胎的烧造温度，减少瓷器在烧造过程中的变形，器形硕大的瓷器需要掺入这种高氧化铝的黏土制胎，才能保证在高温烧造过程中不变形，这种高岭土应即文献中所指的“御土”[iv] ，而文献所指“御土窑”、“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者”[v] ，显然是指采用这种高岭土所烧制的瓷器。 此次落马桥窑址元代中期地层出土的卵白釉瓷堆塑龙纹碗（图38）、印五爪龙纹劝盘（图39）、枢府铭碗、刻五爪龙纹大盘等，当都是御土窑烧制产品。特别是其中卵白釉瓷刻五爪龙纹大盘（13JHT21④︰32），器形硕大，胎白而厚，与第二组青花瓷大盘形制相似，当为御土窑中的“类定器”之精品（图40）。 元青花瓷器是以天然钴料为着色剂，其青花的烧造温度需要在1300℃左右，瓷胎在掺入高岭土后才可达到这样的温度。所以说，落马桥窑址优质“御土”的使用，为元青花瓷器的成功烧造提供了工艺条件，第二组“伊朗型”元青花瓷器显然是“御土窑”产品之一。
三 元世祖忽必烈于灭宋前一年（至元十五年），在距京城数千里之遥的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vi] 。陶瓷学界一般认为浮梁磁局的设置与元代“国俗尚白”有关[vii] ，然而笔者根据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似乎可以看出其更为直接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湖田窑曾出土印“玉”字铭的卵白釉瓷小足盘（图41）[viii] ， 1999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田窑刘家坞堆积内发现三件内壁印“玉”字铭的卵白釉瓷高足杯及一大批卵白釉瓷器[ix] 。此次在落马桥窑址元代早期地层也发现了印“玉”字铭的卵白釉瓷器，可与湖田窑出土器物相印证。根据落马桥窑址出土“玉”字铭器及伴出的一大批卵白釉瓷高足杯来看，其器足细长，釉色白中泛青，均具有元代早期特征。因此，此类器物或为至元八年（1271年）成立的“玉宸院”在至元十五年浮梁磁局成立之初定烧的祭器[x] 。根据《元史·祭祀一》中记载可知，元初世祖自中统始便十分重视祭祀之礼，亲自参与祭祀活动，而祭礼用器尚“纯”且有用瓷器作为祭器的记录[xi] 。因此，根据以上实物与文献推断，浮梁磁局的设置很可能与当时元廷需要质“纯”的祭器有关，而湖田窑、落马桥窑址烧造的“玉”字铭器，很可能就是磁局烧造的第一批制品。 这些带“玉”字铭的卵白釉瓷与印“枢府”铭的器物胎釉及形制相同，大多出土于同一地层，应属同一类型的产品。曹昭《格古窑论》载：“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xii] 曹昭说的这种瓷器就是元代卵白釉瓷，后被称为“枢府窑”，与“御土窑者”应是同一产品。所以，无论是湖田窑出土的带“玉”字铭卵白瓷，还是落马桥窑址出土的这种相同类型的卵白釉瓷，应都是浮梁磁局烧造的早期产品，亦即“御土窑”器。 在确定了落马桥窑址使用了“御土”，并烧造了“御土窑”器之后，关于落马桥窑场与浮梁磁局的关系就比较明晰了。根据《元史》相关记载，“浮梁磁局，秩正九品”[xiii] ，而正九资品的官员管辖百户左右匠官[xiv] ，可见，其时浮梁磁局的工匠百户不等。另有学者根据《元典章》的有关记载，认为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左右浮梁磁局拥有匠户500～1000户[xv] 。 如果以上推论合理，磁局长年应至少有数百户工匠从事瓷器的制造，那么在何场所制瓷呢？一个要容纳数百窑户的作坊应具有一定的规模，据载明御窑厂长年也仅有三百余名工匠[xvi] ，而元代磁局在初创时期要有这样大规模的窑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根据制瓷工艺过程推知，从原料、成型、装饰到烧造，这一基本工艺过程，同时需要好几个作坊配合才能进行生产。元初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马上建起一个能集中容纳这么多工匠的独立官窑作坊是难于想象的，且到目前为止，景德镇地区也没有发现这样大规模的元代遗迹。因此，笔者认为，元代在景德镇设置浮梁磁局之初，未建起大规模独立官窑作坊，很可能是利用了当时较好的民窑作坊，将这些工匠分散在这些作坊中进行官窑制作。 落马桥窑址在元代很可能就是承担浮梁磁局烧造任务的窑场之一，似可从此次发掘出土的元代遗物中获得一些证据。此次元代地层出土有篮釉金彩瓷玉壶春瓶残片（12JHT13H2︰517）（图42）、卵白釉瓷刻五爪龙纹大盘、青花瓷五爪龙纹碗、青花墨书和青花书八思巴文碗等。其中，墨书八思巴文碗(14JHT13H2︰517)（图43）与20世纪80年代发掘出土的青花书“□宅端午置”（图44）碗上的八思巴文相同，而根据同一地层出土的汉字墨书“汪宅”铭器（图45），可知此八思巴文也可能是姓氏。上述标本应是工匠使用的器物，其中书写汉字“汪宅”者，应为汉人使用的，书写八思巴文的应为蒙古人或其他外来匠户使用，这也从侧面说明落马桥窑场当时绝非一般普通民窑作坊。 根据以上推测，是否可推定落马桥窑场就是一个制作“御土窑”器的窑场？或进而推定它就是一个由浮梁磁局管辖下的窑场？从上述金彩、五爪龙纹等标本，并参照《元史》中禁止民间使用双角五爪龙纹及《元典章》中禁民间使用描金、贴金器物的命令，可知这些遗物当是官用器，说明落马桥窑场是一个生产宫廷用瓷的窑场，这些遗物应就是“御土窑”之产品。 从发掘情况看，落马桥窑址既烧造上述官窑性质的瓷器，同时又烧造大量较为粗糙的青花瓷、白瓷等，可见该窑场当时是官、民窑器同时烧造的场所。而进一步综合湖田窑、珠山御厂故址北侧的发掘情况[xvii] ，可窥测当时的浮梁磁局还没有相对独立的官窑场，而将“御土”、“御土窑”、“浮梁磁局”联系起来观察，可知浮梁磁局是在民窑场烧造官用瓷器的。
四 关于落马桥窑址出土元代青花瓷器的烧造年代，根据此次考古发掘的地层资料可作初步判断。从地层关系及出土器物来看，落马桥窑址宋元时期遗存可分为三期五段。以下根据元青花瓷器的出土情况，着重介绍第三期的元代地层资料。 根据第三期的地层与出土器物来看，又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的产品以青白瓷和灰青釉瓷碗主。青白瓷有少量高足杯、碟、盘、杯、罐、瓶、炉、鸟食罐、灯、器座、瓷塑等，精细的产品以卵白釉瓷的创烧为标志。第二段卵白釉瓷大量流行，胎土较精细，青白瓷品种和质量也大为改良，另外还开始烧造釉里红和红绿彩瓷器，但数量极为稀少。卵白釉瓷碗、盘、高足杯增多，另有少量匜、壶、瓶、鸟食罐、罐及极少量炉、器盖、灯及瓷塑。第三段的年代为14世纪30年代中期到至正十二年，此时段为落马桥窑址最为繁盛的时期。出土的卵白釉瓷、青花瓷、蓝釉瓷、釉里红瓷、红绿彩瓷等产品制作精细。其青花瓷器形丰富，罐、瓶类大器居多，其次为高足杯、器盖、杯、碗、盘，另有极少量炉、盒、器座、灯、匜、爵杯等，青花大部分发色浓艳，少部分发色灰暗。 从发掘情况看，卵白釉瓷在第三期元代第一段即有生产，釉里红瓷在元代第二段开始生产，青花瓷则在第三段才开始出现。关于元青花的具体烧造年代似可根据此次出土以及相关资料作进一步推断，其第三段出土的青花瓷器均叠压在有须弥座天井的房址（12JHT16F12）之上，此房址与湖田窑发现的95B·F45元代房址相同[xviii] ，而在该房址叠压出土的卵白釉小杯（12JHT3H5 1 :21图47）、折腰印花碗（12JHT3H5 1 :53图48）、高足杯（12JHT3H5 1 :53图49）及玉壶春瓶（12JHT3H5 1 :249图50）等，与新安沉船中的器物一致（图51、52、53、54）[xix] 。因新安沉船出水有墨书“至治三年六月一日”木简，且沉船中亦不见有青花瓷器，故推知此次落马桥出土的元青花的烧造年代上限不会早于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的沉船器物年代。 关于落马桥出土的元青花瓷性质，根据产品特征看，其胎釉和纹饰有精有粗，大致可按上述介绍的元青花分成二大类。第一类青花瓷，纹饰较为简单，胎釉略粗，青花发色偏灰，器型略小，产量较大，国内及东南亚与菲律宾多有出土，属“菲律宾型”青花瓷，应为普通民窑产品。第二类青花瓷，器型规整、硕大，有的造型特异，有的仿伊斯兰金属器造型，有蓝底白花纹，其纹饰彩绘精细，有的绘五爪龙、海马、火珠、十字杵、杂宝、八大码纹甚至人物纹等特殊纹样，青花发色浓艳，属“至正型”青花瓷，应为浮梁磁局烧造的官窑制品。在前面讨论了御土与御土窑、浮梁磁局与落马桥窑场的关系之后，我们对这类元青花瓷性质就有进一步了解。 此次发掘出土的第一组青花瓷与过去出土的元青花瓷相同，属“菲律宾”型青花瓷。而第二组青花瓷非常罕见，尤其是其中的青花五爪龙纹碗，麒麟纹大盘、人物纹梅瓶、花卉纹大罐、龙纹扁壶等标本，与湖田窑烧造的“至正型”元青花瓷相同，是此次出土青花瓷中的重要遗物。由于落马桥窑址优质“御土”的使用，为元青花的烧造提供了工艺条件，元青花显然属“御土窑”产品之一。根据出土资料对相关文献的解读，可知“御土窑”烧造活动不是长年累月都有，而是当朝廷“有命”的情况下才生产，生产完之后“御土”要封存，不得私用，“御土窑”的窑场似乎不像明、清御厂那样有专门独立的厂址，落马桥当属于这种性质的窑场。 落马桥既烧造了官窑性质的瓷器，同时又烧造大量了略为粗糙的青花、卵白釉瓷，可见该窑场当时是官、民窑器同时烧造的场所，从“御土”、“御土窑”、“浮梁瓷局”联系起来观察，可见当时的磁局可能是在民窑督造官用器的。第二组青花瓷与湖田窑、明御窑厂北麓出土的“至正型”青花瓷相同，应属浮梁磁局烧造的官窑制品[i]
[ii]
[iii]
[iv]
[v]
[vi]
[vii]
[viii]
[ix]
[x]
[xi] 《元史·祭祀一》，第1781、1798页，中华书局，1976年。 [xii]
[xiii]
[xiv]
[xv]
[xvi]
[xvii]
[xviii]
[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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