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七大伪政权（一）至（四）

 抗战时期，一些民族败类在日寇的诱迫下，或半推半就，或明目张胆，先后在东北、华北、南京、华中、内蒙古等地建立了一系列伪政权，为其主子军事上进攻、政治上统制、经济上掠夺、思想上欺骗中国人民充当帮凶。

　　    （一）“满洲国”：中国近代第一个伪政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即宣称要在东北“建立一个由日本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为实现此目标，

 

1931 年底，日军将清代废帝溥仪从天津带到旅顺，后又带到长春。加紧筹备建立伪满洲国步伐　　

1932年2月，关东军加紧建立“新国家”步伐，接连召开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制订了建立伪满洲国方案。

1932年3月1日，关东军发表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

1932年3月9日，溥仪“就职”典礼和升“国旗”仪式举行。伪满洲国“定都”于长春，改名“新京”，年号为“大同”，以新五色旗为“国旗”。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1932年9月开始，关东军特务开始策动各地汉奸“独立”。

1933年1月，吉林、辽宁、黑龙江3省及东蒙先后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并建立了伪政权。此后，日寇便开始策动清废帝溥仪到东北建立伪中央政权。

1934年3月，伪满洲国改年号为“康德”。伪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 郑孝胥任“国务总理”（后由张景惠接任），赵欣伯任“立法院院长”，于冲汉任“监察察院院长”，张景惠任“参议院议长”。

各“部”长官为“部长”，由汉奸们担任，但是实权掌握在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官手中。由日本人担任的“国务院总务厅”长官为实际上的“总理”。“总务长官”由驹井德三担任，继任者为星野直树和武部六藏。各“部”的日本裔次官每周二举行聚会，商讨并决定“国家”政策和各种具体事务，被称为“火曜会”。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就同日本签订了卖国条约《日满议定书》，甘当被日本人玩弄的傀儡。此傀儡政权“领土”包括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了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至此，伪满洲国彻底灭亡。

　　（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昙花一现的日本帮凶

      
              1935年11月24日 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告成立   

 

    日军武装侵占我国东北后，又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

1935年4月起，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

1935年10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鼓励华北自治案”，“分离华北”成为日本侵华战略的一个的重要内容。
　　一开始，日本驻天津司令官多田骏把策动的目光瞄准了29军军长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山西绥远绥靖主任阎锡山，妄图把这4个华北实力派拉拢在一起，拼凑一个“自治政权”。但4人都不愿出头，策动工作即宣告失败。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把土肥原派到华北，“积极建立满洲所希望的亲日亲满政权”。土肥原在策动宋哲元失败后，决定让掌控冀东军政大权的殷汝耕首先脱离南京政府，撕开“华北自治”的口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了。

 殷汝耕是浙江省平阳金乡镇人，同盟会元老殷汝骊（解说：）之弟。殷汝耕早年留学日本，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毕业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李根源等在日本为党人设志成学校，由殷汝骊主持，殷汝耕任翻译。殷汝骊厌恶殷汝耕，曾对陈铭枢说：“此弟品质极坏，只要有利可图，他就能卖友，甚至会出卖民族。”因之关系疏远，并禁止眷属往来（时汝耕已娶日女为妻）。

     解说：殷汝耕有一兄长殷汝骊，为国民政府前财政部次长。殷汝骊之子殷之浩为大陆工程公司创办人，殷之浩之女殷琪曾为台湾高铁董事长。

1935年11月24日，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军唆使下，在通县宣布独立，通电全国，发表《自治宣言》，宣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举联省之先声，以谋东洋之和平。”“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告成立，殷汝耕担任“委员长”。

               

1935年12月25日，殷汝耕在日本支持纵容之下，公然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池宗墨任秘书长。该“政府”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并且将通县、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滦县、乐亭、丰润二十二等县纳入其辖下，因此被国民政府通缉。

下设民政、财政、外交等五厅。各厅县都聘用日籍的顾问与秘书，所属伪军也聘有日本教官，军政大权均被日本人操纵。此伪政权成立后，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虽名曰“自治”，实为日本彻头彻尾的傀儡。

　　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在军事上，与日本建立攻守同盟;在政治上，大聘日本人作顾问;在经济上，大肆出卖国家经济主权，成为彻头彻尾的日本的傀儡。

（1937年，抗战爆发后，全国锄奸浪潮在中华大地上兴起。戴笠的特务系统火速秘密展开暗杀汉奸行动，第一个要杀的对象就是殷汝耕。戴笠根据对方的情况，给向影心（民国时期的美艳间谍，曾被戴笠拉拢，后将她嫁给自己的亲信毛人凤）下达密令：打入殷汝耕内部，尽快刺杀殷汝耕，要求下毒了结。在戴笠的安排下，

向影心与殷汝耕见了面，并博得殷汝耕的好感，成为他的小老婆兼秘书。

    一天晚上，向影心笑吟吟地说：“汝耕，你饿了吧？今晚我要亲自下厨为你煮夜宵！”向影心一到厨房，便叫仆人们退下，自己开始煮面，等面煮好了，她取出戴笠给的毒药，投入碗内。殷汝耕接过面碗和筷子，正要吃时，恰好友人来访。那客人与殷汝耕竟足足聊了3个小时，等殷汝耕回到房中时，见碗内面条变色，便断定面里有毒，霎时令人把向影心绑了。最后，戴笠通过内线，将向影心救出。摘自《特殊少将的特殊使命—杜重石传奇》文/吴越）

    1937年7月29日，殷汝耕后来在发生的通州事件中失去了日方的信赖，

    1938年2月1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殷汝耕后又应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汪精卫之邀赴南京，先后担任伪“全国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伪“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等职。

殷汝耕 注①，浙江平阳人。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殷汝耕就和日本人勾结，悍然宣布仍处于国民政府管辖之下的冀东自治，成为人们口中的“汉奸祖宗”。

抗战胜利后，殷汝耕被重庆国民政府以汉奸的罪名逮捕，入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在狱中手抄《金刚经》，并且于1947年被判处死刑。

 

 

1947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作出判决：“殷汝耕连续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外，没收。”

          
                             汉奸殷汝耕被绑赴刑

据《前夕》注② 透露，厅审时，殷针对法官称其为“老牌汉奸”进行了辩解。他辩称，当年之所以‘搞冀东自治，为的是暂图缓冲日寇之毒手，以谋华北数省之安全。自己表面上暂行脱离中央，虚与日人委蛇，应该算是“曲线爱国”。

话虽这样说，但殷汝耕私下却自知难逃一死。因此在公审期间，殷不仅心平气和，而且还不失“风度”，穿着一袭绸袍，在优雅、安详之外，竟还显得有些飘逸，丝毫不像一个已经年过花甲的“老牌汉奸”摸样。（摘自《人物春秋》）

 

1947年12月1日由高等法院检查处对殷汝耕执行枪决，押赴刑场执行死刑。殷汝耕临刑之时不忘口念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执行庭设在南京可容万人的朝天宫大殿，这天殿内殿外挤满观看的市民。

注①:

殷汝耕（1885年－1947年12月1日），浙江温州平阳人（今属苍南），字亦农。中国的财税官僚与近代政治人物，并曾出任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要职。殷汝耕于1885年出生，早年留学日本（17岁即赴日本求学，在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毕业），后加入同盟会，曾追随黄兴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再赴日本留学。1919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进入北洋政府财政部里担任司长，与殷同、袁良（前北平市长）、程克（前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殷汝耕也用妻姓，取了个日本名叫井上耕二。

 

   注②：

   中国历史上、耗时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公审活动，当数上世纪40年代中期抗战结束后，国

   民政府对4692名汉奸的公审。原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先生当时目睹了这次公审对几

   个大汉奸执行死刑，在他新近撰学的《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一书中，他以一个亲历者“口

   述实录“的方式对诸多汉奸的人生最后一刻作了生动的描写。本文简称为《前夕》。

 

         （三）伪蒙古军政府：大元帝国的迷梦

东蒙三盟加入了伪满洲国后，日军关东军得陇望蜀，继续向西蒙地区渗透。德王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迈出背叛祖国的第一步。

德王（即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注③　生于1902年，6岁继承王位，10岁晋升和硕亲王，22 岁升任锡盟副盟长。

德王是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是一位泛蒙古主义的主张者与推动者，十分醉心于内蒙古独立运动。

1929年，德王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察哈尔省政府委员。日本关东军十分看好德王，多次上门游说拉拢。

“九一八”事变后，锡盟盟长索王在德王和关东军内外压力下称病去职。德王代之，由此掌握了盟务大权。

出任盟长后，德王复辟大元帝国的野心毕露。此时，日本关东军为了染指西蒙，频频向德王示好。而南京政府为了防止西蒙伪化，也不得不派人前去安抚。德王左右逢源于关东军和国民政府之间。

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西侵热河。

1933年4 月，再占察东多伦。德王决计乘势破釜沉舟，加快“独立”步伐。

1933年7月，德王召集西蒙各旗王公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联袂向南京政府发出请求“自治”通电；

1933年8 月,再电南京政府，宣布西蒙准备成立“自治政府”，局势骤然紧张。蒋介石担心德王投向日本，决定退让一步，成立直属行政院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由于其他王公大多年迈多病，蒙政会大权一开始就落在德王之手。

蒙政会成立不久后，德王感到非但“独立建国”愿望没有实现，其活动还要受国民政府，甚至是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制约，心存上当受骗之意。

加上关东军加紧了对德王的策反工作，向其提供了大量枪弹和经费。于是，德王决定铤而走险，彻底走亲日路线，开始频频与关东军接触，密讨建立“蒙古国”事宜。

1935年12月27日，伪蒙军李守信部在日军配合下，从多伦出发，侵入察哈尔东部。

1936年1月上旬，陆续占领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县，控制了察东的8个旗。

为了防止西蒙全部被德王裹胁而去，国民政府于

1936 年1 月25 日，明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

1936年1月29日，张北设立了伪蒙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

                       内蒙王公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

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苏尼特右旗王府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自任总司令，聘请日本军官做顾问。并以成吉思汗30世子孙名义宣读誓词，表示“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到会表示祝贺，强调“日蒙携手，亲密合作”。

1936年5月12日，德王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正式成立“蒙古军政府”，自任总裁。以云王为主席，索王为副主席，卓特巴扎布为政务院长，李守信为蒙古军总司令。德王在成立会上宣称要“在友邦日本帝国的热心帮助下，驱逐党国，实现蒙古建国”。

随后日本关东军与德王商定，武力西犯绥远，结果被傅作义所部一举摧毁关东军特务机关，并重创德王的伪蒙军。七七事变后，傅作义奉命向德化进攻，德王仓皇逃回苏尼特旗王府，再度挂起察境蒙政会招牌，以此为缓兵之计。伪蒙古军政府遂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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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群奸同流合污

1937年8月，日本军部批准关东军对西蒙直接用兵，以实现侵占整个内蒙的夙愿。关东军随即组建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部，并在多伦设立前方指挥所。蛰伏在苏尼特的德王被召至多伦，准备协同关东军西犯绥远。

1937年8月20日，伪蒙军配合关东军西犯，一月之内先后占领多地，并赶走了傅作义，占据了绥远省城。忘形之余，德王再做“建国”迷梦，准备“定都”归绥，但遭关东军拒绝。

1937年8月27日，日本关东军携伪蒙军攻占张家口。张家口商会于品卿投敌，组织“张家口治安维持会”。

1937年9月4日，在日本关东军操纵下，以“张家口治安维持会”为基础成立，“察南自治政府”。

1937年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即如法炮制“维持会”，后又成立“晋北自治政府”。其间，德王虽多次要求“独立建国”，但无奈主子以时机不成熟予以否决。

1939年5月，诺门坎事件爆发后，侵华日军北进计划被苏军挫败，日本军部深感北方防务软弱，指示驻蒙军加快“”蒙疆防共地带“建设，促成各伪政权合并统一。在日本关东军应允将察南，晋北伪政权降为地方政权后，

1939年8 月29 日，德王召开“第4 次蒙古大会”，通过了政权合并方案。

1939年9 月1 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德王担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会同侵华日军，采取严格的经济统制政策，开发产业、垄断金融、控制交通，对“蒙疆”经济资源和人民财产进行了野蛮劫掠。

1945 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苏蒙联军迅即占领德王府。德王等人逃遁，由日本人一手扶植的伪蒙小王朝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注③ 徳穆楚克栋鲁普（德王）——（1902年2月8日－1966年5月23日），出身察哈尔地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苏尼特右旗，作为伪蒙疆首要战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押，1950年被囚禁于张家口。1963年被特赦释放，并恢复政治权利。他被聘为内蒙古文史馆馆员，曾主持编成《二十八卷本词典》(蒙文)，著有晚年回忆录《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1966年5月23日在呼和浩特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