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第十三章恶意、憎恨和隔离技术2

言语化和“好像”的表现

现在，这些日益成长的隐瞒和欺骗的能力，往往很早就沦为（从广义上考虑）不宜和不当行为的两种重要模式，这两种重要模式在未来的生活中变得很麻烦，由此称作心理障碍或心理障碍过程。我希望至此我已表述了一种非常坚定的信念：没有一种如人们所说的纯功能性（purely functional)的心理障碍模式，也就是说，这种模式属于一种与他人和他人的人格化不相宜和不适当的生活方式，包括对人类禀赋来说是全新的东西。我们在这些非器质性的症状中见到的一切，在我们每个人的发展史上有其反映。所以，当我们发现，譬如说，童年中期的儿童若不隐瞒便会带来焦虑或惩罚时（就其依从权威人物或多或少认识到的要求的程度或性质而言），他们欺骗权威人物会变得颇为熟练。

我们前面提及的两种模式的第一种，即言语化（verbalisms)，常被称为文饰作用（rationalizations)，其中，提出一套貌似有理的话——不管实际上是否相干——借此力量来免除焦虑或惩罚。言语化构成了我们称之为心理障碍的不相宜和不适当生活的要素，其程度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们认为它并不是一种有力的工具，那么你们低估了它在为自我系统效劳方面的惊人意义。自我系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使有益的变化十分困难，也就是说，自我系统倾向于逃避与主流指示不协调的经验。

然而，第二种模式比之言语化更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从隐瞒和欺骗的意义上说，它是糟糕的，但“好像”（as if)的操作却值得学习。“好像”的操作包括两大部分。其中之一，远非人格发展中的必然麻烦，而是每个人在整个童年期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这也许可被称作“戏剧化”（dramatizations)。儿童成功地完成的大量学习，是以人类榜样为基础的，这些榜样在这一阶段是带有权威性的（authority-invested)。儿童不可避免地以这一方式学习大量的关于母亲的东西，而且，随着父亲的人格化变得较为明显，儿童开始学习与父亲有关的东西。这种通过对人类榜样的试误学习，可在儿童扮演“动作像”（acting-like)和“声音像”（sounding-like)有关长者的过程中观察到，而且，实际上，可在呈现它们时观察到。很可能，这个进程是：一个人试图首先作出相似的动作，然后才是“动作好像某人”（act as if one)。

在童年期的前半期，只有当这些戏剧化过程在隐瞒不合作方面和欺骗权威人物方面变得特别明显时，这个关于人类学习的不可避免的部分才成为相当重大的问题。在欺骗权威人物的情形里，出于种种理由（其中有些理由我们将简要提及），这些戏剧化过程倾向于成为我所谓的“亚人格化”（sub-personifications)过程。即以成功地避免焦虑和惩罚的方式扮演角色，或以带来温柔的方式（不是根据以前获得温柔的经验）扮演角色，这些操作被组织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我认为我们可以将此称之为“人格面具”（personae)。这些角色或人格面具通常是多重的（multiple)，其中，每个角色后来将被发现同样名之为“我”（I)。为了描述这类与理想的人格发展相偏离的现象，我曾提出过“我-你模式”（me-you patterns)的概念。对此概念，我通常意指个体在与别人的关系中不协调的行为方式，或一个人扮演的角色。所有角色，或其他的大多数角色，看来似乎是真实的（自我的人格化），虽然从它们代表特质的不同方面的角度看，其匹配的真实性不会比你懂得梵语之前去翻译梵语那样好到哪里去。当这些戏剧化过程与学习做人的关系十分密切时，它们可能在早期把一个显然不合理的因素引入自我的人格化过程。

我希望提及的另一类“好像”表现，也许可以放在“先入之见”（preoccupation)的标题下加以考虑。由于我的长毛垂耳狗要比我现在所能想起的别的东西更能说明问题，所以我就以它为例说上几句。这条狗在同窝6条狗中排行最小，它与同窝的另外两条狗一直保持接触到现在。另外两条狗，一条是相当大的公狗，另一条是十分机灵而又专横的母狗。我打算讨论的是，这条小狗既是那条健壮公狗的捉弄对象，也是那条机灵而又专横的母狗的捉弄对象。结果，十分明显，这条小狗确实开始与它的大哥大姐保持距离，而且，可以观察到，它在这一环境里十分勤快地挖掘大洞和大沟。实际上，这是一种复合的或情结的(complex)表现，小狗对从其两条后腿间刨出来的每一爪子泥土都加以认真检查，生怕泥中有什么可吃的或有趣的东西被漏掉。它会在其中一个洞穴里猛挖、绕圈奔跑、检查抛出的泥土、爬下洞穴又弄出满满的一爪子土——有一次，其劳动时间竟长达数小时。不知怎的，似乎存在一种默契：只要小狗这般勤快地工作，两条大狗就基本上不去管它。一旦洞穴挖好，两条大狗常常会不小心陷落其中；现在，当小狗遇见两条大狗时，它不仅不再害怕它们，而且，对它们十分粗暴。可是，清洁工成了引起这些狗的恐惧的刺激物——当清洁工出现时，它们全都十分不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惧怕那些巨大的载重汽车和汽车周围的嘈杂声等。当清洁工围着院子打扫时，这条小狗脱离了它的家庭，跑了出来，对着清洁工狂叫。但是，它每叫三声之后，就停止狂吠，接着便发狂似的挖起洞来，绕着洞穴奔跑，再检查挖出的泥土，然后又跑回来对清洁工狂叫。我想，这并不意味着小狗非常胆怯，虽有极好的理由说明它过去曾是害怕的，而是意味着它变得那么习惯于先入之见，即以为通过挖掘可以幸免于难，以致在这种情境里，过分恐惧导致挖掘这一先入之见。

在人类方面，生活早期就出现先入之见。先入之见既作为一种对付引起恐惧的情境或惩罚的威胁的方法，也作为一种规避焦虑或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方法。而且，用以将父母的权威强加给孩子的那些失去理性而又易动感情的方法，也经常告诉孩子，伴随某种特定兴趣并因此得益的活动的先入之见很有可能会继续下去，这并不因为能力的成熟或新能力的满足而使其被长期需要，而是作为一种避免惩罚和焦虑的先入之见。现在，如果这些操作不仅仅在避免不愉快方面是成功的，而且通过儿童被温柔地对待和赞赏得到积极的报偿，那自然会使他在后来习得一种极其复杂的生活方式，一种我们意指“强迫或着迷”(obsessional)的生活方式。

愤怒和怨恨

我在前面已经提及了通过在扮演“像”（like)母亲或“像”（like)父亲的过程中做某事的学习，以及通过扮演“是”（being)母亲和“是”（being)父亲来进行的学习。在我们与同伴的接触中，以及与精神病人的接触中，存在一个对这类学习来说非常明显的特定阶段。这是一种向权威人物学习避免或抵消引起恐惧的情境的特殊方法。你们可能还记得，前面我们曾讲到可以称之为盛怒行为的活动如何在年幼时出现，那时谈到了某些产生恐惧的生理抑制类型，尤其是干预呼吸运动的抑制。现在，在遭受痛苦的惩罚情境里，始终有一种抑制运动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的成分——就惩罚人而言的一种蓄意的企图，以干预儿童对那种生理上施以的痛苦的逃避。我认为，这种成分在十分年幼的、容易忘却灾难性体验的儿童当中，会导致一种运动，即对所谓粗暴行为的恐惧。可是，粗暴行为在这种情境里并无任何特定价值。所以，由于分析和辨别的可能性，以及预见（foresight)的运用至今已实施得相当不错，取代着愤怒本身而发生的是作为一种经常性的不测事件（eventuality),能被觉察到的组成成分（即愤怒）的东西渐渐变得十分重要。尤其在儿童被一位愤怒的家长施以惩罚的情境里——但是，在所有的情形里，或迟或早，只要改进对权威人物的不断进展的禁止体势（gestures)的辨别——他们就能学会特殊地运用愤怒。虽然有些人也知道，愤怒本身能产生大量惩罚性的治疗（treatment)，但我却认为上述说法或许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儿童在游戏时，总是（或者近乎总是）跟他们的玩具生气,跟他们想象的伙伴生气，以致我们无须对其给予额外的注意。儿童生气的模式、造成儿童生气的环境，等等，主要得益于儿童对与之一起生活的权威人物的经验。一般说来，儿童倾向于表现的东西是，他的玩具，或别的什么东西，已经背离了与他“作为”母亲或“作为”父亲的事情有关的权威。由此开始，几乎每一个人——至少我们这个世界的居民中的几乎所有较幸运的人——逐渐熟练地、频繁地使用愤怒，而且当他们想回避焦虑时，便会使用之。换句话说，在具有一定数量的人群中，愤怒逐渐成为按焦虑的轻微程度来称呼的过程。然而，当儿童长到约30个月左右时，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也可能不出现这样的情况）：儿童在与权威人物一起使用愤怒方面得到良好训练。在较为不幸的父母环境里，儿童就得不到如此之多的鼓励，其部分结果也许是，在某些不幸的家庭里，顺利进入学龄期的儿童有暴怒现象。暴怒现象在本质上是尚未矫正的狂怒行为。

在许多其他不幸的家庭里，儿童发展了一种对相当简单地使用愤恨来说的复杂的矫正（complex modification)手段。这种复杂的矫正手段是一种情境的典型产物，在该情境里，儿童继续正确地矫正他的愤怒行为，据我所知，这样的家庭几乎总是将伴随焦虑的惩罚强加于该儿童，原因是儿童不能早早预测被禁止的活动——他不可能理解受惩罚的原因。或者，尽管他曾预测到其受惩罚的可能，但由于活动极其诱人，他竟忽视了受惩罚的可能性。在此情形下，许多儿童知道，发怒会恶化情境，于是他们便发展那种我所谓的“怨恨”（resentment)的东西。因此，怨恨是相当复杂的过程的感觉方面的名称。这些相当复杂的过程，如果直接表述的话，便会导致压抑性地运用权威。于是，怨恨往往有着非常重要的外显表现。在处境困难的家庭里，这些外显过程因竭力隐瞒乃至怨恨而变得复杂起来，唯恐遭到进一步惩罚；而隐瞒的怨恨（由于我现在还不能详尽涉及）是我们十分显突的群体过程之一，它起因于相当笼统地称作“身心失调的领域”（psychosomatic field)。换言之，在怨恨的隐瞒中，以及在阻碍人们认识其怨恨的自我系统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实际上不得不利用张力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ension)，其方式完全不同于我们业已涉及的那些东西。这些过程（它们与诸如发脾气等类活动不相干）被用来摆脱张力，以免出现和带来惩罚的活动。

恶意的转化

所有这些关于童年期文化适应的一般见解，是以儿童不朝顺从或反抗方向而朝恶意方向发展的情境为背景的。现在，童年期显现恶意的方式可能是很多的。于是，就有所谓的胆怯儿童（timid children),他们的恶意是由害怕做任何事情，以致总是做不成最渴望要做的事情来表现的，这个庞大的群体是一批不加掩饰的捣蛋鬼，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潜在的恃强欺弱者，他们将恶意发泄在家庭中某个较年幼的成员身上，或发泄在小动物身上。

可是，诸如恶意的东西，作为童年期人际关系的一种主要模式，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得如此明显而又那么无所不在呢？多年来，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先入之见终于被归结为一种理论，该理论与人性基本上是恶的观念相融。你们知道，一个重要的社会理论是，社会仅仅是用来防止人们之间彼此残害的东西；或者说，人是被某种奇异的、称作施虐狂（sadism)的东西所占有的东西。在关于某些令人费解的精神分裂症现象的研究中，我尚未找到支持这些理论的证据，也即尚未找到关于人基木上是有罪的，人有一种残害其同胞的实际需要等的证据。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于理解人类生活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的兴趣，以这样的观察结果而告终：如果儿童具有某种早期的经验，那么这种对其同伴的恶意态度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儿童没有这些特定类型的经验，那么这种恶意态度并非一种主要的成分。

呈现的模式大体是这样的：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儿童具有这样的经验，也即当他们需要温柔时，当他们实施一度带来温柔的合作时，他们不仅得不到温柔，而且受到一种引起焦虑甚至在某些情形里倍遭痛苦的方式的对待。一个儿童可能发现，表现出对周围权威人物的温柔的需要，会导致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导致焦虑，导致被愚弄的感觉，等等，所以，他受到伤害，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确实受到伤害。在这种情境里，发展的过程变向了，即对温柔的感知需要带来一种对焦虑或痛苦的预见。你们可以看到，这时的儿童知道，对其周围权威人物的温柔合作的需要，反而于自己极其不利，于是，他就显示别的什么东西。而这个别的什么东西便是基本的恶意态度，即一个人生活在敌人中间的态度——这种比喻差不多是可以接受的。以此为基础，在后来的生活中可以见到这类态度的明显发展，这时的少年实际上不可能感到别人在温柔地对待他或善意地对待他；可以说，他通过对其态度的显示，抢先对待了他们。这个较早发现的发展，即对温柔等等需要的表现，会带来焦虑或痛苦。另外一些意匠作用（elaborations)——表现为对生活的基本态度的恶意，你们可能会说，表现为一个人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恶意——也恰好是这种早期扭曲的意匠作用。

沿着恶意发展的方向，它创造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显然是家长为造就一个有良好行为、良好社会化的人而尽其社会责任的失败。而且，事情倾向于或多或少按几何级数增长。家长为了减少使孩子社会化的失败，或原谅自己的教养方式，经常会更加促进儿童对生活的恶意态度的发展——这种情况很可能出现在母亲身上，因为如果母亲不在恶意转化（malevolent transformation)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就很难描绘恶意转化的出现。在母亲十分敌意地对待父亲，并极少同情他或使他满意的情况下，就会见到这种转化的一个特别丑陋的方面。例如，从儿童生活的很早时期起，母亲诉说孩子行为的越来越令人厌烦的特点，孩子的那些若无其事的、带有恶意的表现，被说成他像他的父亲，或像他的叔父，等等。虽然这类最初的参照很少提供相关的信息，但长时间的继续，往往会使儿童在回避某个可憎的事情方面歪曲自己的人格化，从而对其认为自己始终受到最坏对待的信念起着极其重要的强化作用。

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更加难以捉摸的破坏性是这样一些情形：儿童的恶意因母亲恶意对待儿童而发生，在此情形下，常伴以大景的语言参照，这些参照是母亲以古怪的形式向姨妈、姑妈、叔伯、邻居以及别的什么人诉说：“是的，他有时就像我的坏脾气”，或者“不错，他就像我那样难以对付”。你们应该记住，养育者在一切人格演化过程中是有意义的——她是不可缺少的；当儿童认为由于自己像其不得不与之一起生活的人，并因此受到惩罚而不安全地生活在人们中间时，情境就变得至少有点儿困难。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若对母亲是可以的，为什么对我就不可以呢？

请允许我用下面的话来结束本章：恶意的一般概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也许是发生在童年期人格发展阶段的最大灾难。诚如人们经常所称的那样，恶意产生的“丑陋”态度，对于一个人在继后的发展阶段能够享有的有益经验来说，是一大障碍。正是从人格发展的第二阶段起，个体奠定了他对权威人物、上级等等态度的大量基础。所以，从一个人从未过分感觉到好或有价值这一意义上说，他是花费了一定的代价才学会规避引起焦虑和恐惧情境的方法；而规避这种情境的方法，对于他的生活的有益信息和预见并不起重大作用。因此，或许会出现一种称作基本人际态度的严重扭曲。这种扭曲，即这种恶意，诚如其在生活中遭遇到的那样，变成了如同下述情形那样的东西：从前，万事称心如意，然而那是在我不得不与人相处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