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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彪：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帝永远不会掷骰子”是爱因斯坦的经典名言，他至死不接纳随机性或不可预期性是客观物理世界的基本规律。然而，在司法领域中，扮演裁判者角色的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却会无意识地“掷骰子”来决定判决结果，这严重背离了追求裁判统一性和精确性的司法公正要义。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的决策容易受到“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这一认知偏见的影响，被第一印象所支配，不自觉地给予初始信息过多的重视，在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数值作为起始值，起始值就像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人们的量化决策呈现出很强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锚定效应这种认知偏见在司法裁判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引发了诸多的司法制度失灵问题。本文的立意在于利用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统计数据，重新认识追求统一裁判尺度的制度理想，并集中讨论锚定效应影响下的司法认知偏差问题。 现代司法裁判的一个特征是其产出通常表现为数字形式。比起案件定性来说，裁判中的定量环节才是法官常规审判工作的主流和重点。从统计学上看，除了极个别热门案件的定性争议，大多数情况下法院裁判公正性受到质疑都是由定量不当引起的。受制于外部环境和自身因素，法官们很难随心所欲地认知判断，为了简化决策任务，他们不得不借助直观推断的启发式思维方法，由此产生了许多认知偏见。长期以来，理论和实践都忽视了司法裁判中复杂的认知心理问题，这解释了为何裁判标准和程序规则的精致化无法从根本上提高量化裁判的稳定性。在这个意义上讲，量化裁判的稳定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司法技术问题，而首先是一个认知心理问题。近年来，法律与认知行为科学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支持认知心理学视角。这些研究表明，如果离开心理因素去分析法官的裁判行为，将面临严重的解释缺陷或困境。因此，量化裁判的研究可能要超越传统意义的权力限制范式，去挖掘影响法官心理活动更深层次的约束条件，尤其是从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组织环境角度来关注法官的裁判认知心理。 在众多的司法认知偏差中，锚定效应是干扰量化裁判稳定性的最突出代表。它描述了普遍存于法官群体中的一种固执先见的心理状态，量化裁判数额被局限在特定的“锚位值”上，不大进行充分的调整，而这个起始值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是武断的或者不理性的。在司法领域，根深蒂固的锚定效应使现行裁判机制陷入了困境，旨在维持裁判稳定性的实体法律和诉讼程序几乎失去控制。与市场交易、日常生活中径直进行的量化决策不同，诉讼中的量化裁判须将规范判断转化为金钱判断，这一“转化”不仅要遵循事先制定的法律规范，而且要接受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事后评价。法官扮演着居中裁判者的角色，根据法定程序必须听取各方的意见，难免会受到各式各样锚位值的影响，所以司法中的锚定效应表现得尤为显著和复杂。在多种锚的共同作用下，法官的判决结果会严重脱离案件的客观真实。 事实上，法官总是迫于各种原因屈从于其他法外因素，这相当于设置了形形色色的锚点。现阶段中国法官被视作技术官僚的分支之一，不仅扮演着传统司法官的角色，还承担了许多繁重无形的政治任务、党务工作和社会职责，导致其裁判行为被赋予了“了纠纷”“促稳定”“保增长”等额外的期望和使命。角色的多元性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压力，面对异化的组织结构和制度系统，中国法院消除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和压力的方式，是以牺牲司法确定性而获得的，法官裁判决策的重心也随之偏向于消解压力和规避风险。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情境因素会演化为法官决策的锚点，而有些情境因素则几乎没有影响。这是因为法官倾向于在量化裁判中诉诸更有效率和更加安全的锚点，借助其他权威来源增强判决结果的正当性，那些不能给法官带来益处的锚点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 无论是日渐加剧的决策压力，还是不断累积的决策风险，都以不同的方式制约着法官的认知心理，成为裁判量化估测环节的重要锚点。而且，压力和风险的增大，会进一步刺激锚定效应的升级，使法官们在权衡可欲判决结果的时候，更加看重法外因素。在这种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情境中，法官的量化裁判行为会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作为个体的法官会相对保守，很少突破现有的裁判尺度和准则；但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法官的裁判很容易受各种复杂力量的影响，在整体上表现出很强的不确定性。 实证分析的核心步骤是找到一个合理的度量指标，用以测量裁判锚定效应的强度。锚定效应强度描述的是受锚点影响下的估测值相对于正常值的偏离程度。本研究构造出“判决抚偿比”（抚慰金判决数额/实际损失判决数额）作为裁判锚定效应的测量指标。主要考虑是，尽管精神损害和实际损失是两种不同的损害类型，但在同一案件中其严重性程度大致上是一致的，而且实际损失有明确的赔偿类目和计算标准，可作为法官裁判正常值的替代变量。以法官判决的实际损失赔偿数额为参照点，将裁判锚定效应的强度折算成特定比值，就排除了计算单位和个案情势的影响，能统一适用于所有的案件，得到的数据也具有可比性。“判决抚偿比”这一指标可以解释为，该比值越高，法官裁判的偏离程度就越高，出现极端结果的几率也越高，同时，这意味着法官越随心所欲，更容易受锚定效应的影响；反之，该比值越低，裁判的偏离程度就越低，法官越克制谨慎，不太容易受锚定效应的影响。 本研究试图通过“内外有别的裁判锚定效应产生机制”这一表述来概括本文的主要经验发现。这个表述有两层含义：一是影响显著的外生锚点。绝大多数外生锚点都表现了稳定且突出的影响力，实质性地制约着法官量化裁判决策。二是作用微弱的内生锚点。大部分内生锚点的影响力都是极其有限的，法官在进行抚慰金裁判时很少会受到内生锚点的干扰。这种总体格局反映出当代中国法官的尴尬处境：对自身认知偏差的积极调适和自我控制不足以确保裁判结果的稳定性，在复杂多变的司法大环境下法官的个人努力收效有限，对外界压力和风险妥协的考量才是主导法官决策的最重要因素。这一研究发现有助于我们了解裁判锚定效应的真实状况，更好地改进相关制度设计，降低裁判锚定效应的不良影响。 一方面，诉请抚偿比对判决抚偿比的作用显著，说明原告诉请金额确实会对法官裁判产生先入为主的干扰，加之在民事诉讼中被告的抗辩较少出现具体金额信息，原被告对法官的影响严重失衡，可能造成法官在量化裁判时的系统性偏差，增加了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就中国司法建设来说，应分两种情形予以讨论：一是判决结果趋近锚点，这多半由于法官过多地考虑原告提供的初始信息，导致激进的决策。已有研究表明，采取“反向思维”策略可以有效削弱外生锚的影响，而以竞争性方式向法官提供有别于诉讼初始意见的信息，效果更为突出。这揭示了增加诉讼的对抗性，尤其是差异化数字信息供给的重要性。二是判决结果远离锚点，这与原告给人以诉讼投机的印象有关，法官产生了抵触心理进而引发强烈的反弹，其后果往往保守的决策。法官之所以区别对待，是因为对权利类型抱有很深的成见，习惯于高估边界模糊权利的损害，同时低估边界清晰权利的损害，这使得法官更容易接受原告对前者的要价。这提醒我们，应当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划定权利边界上，减少对不同权利类型的既成偏见，而不是一味限制原告的诉请。 另一方面，权威参考意见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伤残等级鉴定和医疗过错鉴定的结论增强了法官的内心确信，提高了作出高额抚慰金判决的可能性。现有的数据很难揭示法官屈从于专家意见的真正原因。但我们也可以猜测，这更有可能是法官缓解压力和规避风险的结果。中立超然的地位和专业背景的优势，使专家获得较高的社会信赖，其提供的司法鉴定结论能为法官筑起一道“防火墙”，无须直面当事人的质疑，而且还能避免拖沓的说理和反复的纷争，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因此，顺从专家意见对法官来说是一种更优的选择，但这也带来了司法权变相让渡、裁判结果不确定性加剧等问题。那么，应如何降低专家意见对法官认知的不当影响呢？经证实有效的方法包括：建立专家意见的竞争性供给机制，要求司法专家出庭接受质询，增加正反专家交叉询问环节，并对提供虚假信息的专家加以严厉惩罚；健全判决说理制度，要求法官在判决中详细阐述接受或拒绝某项司法鉴定的正当理由。 与外生锚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生锚点对法官裁判稳定性的影响微乎其微。国内学界一直有这样的论断，认为加强法官决策训练，提高法官队伍素质，有助于纠正认知偏差。还有学者认为，与法官独立判案相比，集体决策方式具有缓解外来压力、提高办案水平、降低司法腐败风险、接近案件真相等优点。但本文的经验结果并不支持上述观点，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法官个人自发产生的锚点，如审理时间、工作负荷、学历水平、审判经验、集体决策等因素，会引发法官的锚定偏见。这说明，中国法官自我调适和自律管理的能力可能被大大低估了，长期以来各种负面信息营造的肆意妄为的刻板印象，使人们对中国法官的公正性做出了严重的误判。现阶段中国司法裁判不稳定现象泛滥成灾，不能片面地归咎于法官自身的认知能力缺陷，其更多的是司法大环境使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法官缺乏足够的决策自信，消解压力和规避风险的迫切需求使法官倾向于选择更有效率和更加安全的锚点，以此增强判决结果的正当性。 总之，本文的研究证实了锚定效应在司法裁判领域是真实存在的，但也驳斥了司法认知偏见主要是由法官个人武断所造成的错误看法，指出法官群体对外界压力和风险的系统性回应是诱发裁判锚定效应的关键因素。这意味着，在不改变现有的司法环境和政法文化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期望只通过训练和控制法官就能实现统一裁判尺度的目标，过去的工作重心显然有很大的问题。当前中国司法改革千头万绪，工作导向要有所侧重，应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对外部锚点的控制上，塑造宽松自由的裁判环境，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法官对安全和效率锚点的依赖。 文摘来源:《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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