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黄剑波、龚浩群两位友人，邀我在这里摆谈自己的学术心路，也感谢各大公众号及其团队的支持。原本计划参加9月份的圆桌会议，但那时正赶上照顾父亲手术恢复阶段，错过了和各位学人的相聚。好在陆续读到各路神仙异彩纷呈的“学术自述”，加上和很多学者在其他交流活动中，曾多有相遇，使得这一份份“自述”伴随各位学者的言谈风貌，散发出更为理性同时又更为生动的意向，引来新的神交。
对我而言，人类学与其说是一种学术追求，不如说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记得在师从庄孔韶教授攻读博士期间，人类学是一部部经典民族志的阅读、发散式的课堂讨论以及艰难的博士论文撰写、答辩；入职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执教以来，为承担传道授业的职责，人类学成为反复研读和拓展阅读人类学作品的日常；为回应科研考核，人类学还意味着各种标榜学科视角的科研项目的申请、执行以及论文发表；如今人到中年，在不知不觉中，人类学已摇身转变一种更具渗透性的生活方式，铺散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阅读、写作、授课、田野、生活，反而不再成为一个个边界明晰的版块。人生原本就像一篇散文，相信每个人的学术作品，只是这篇散文的片段音符。它源于每位作者的生命史和对世界不断深入的感知与认识。
从学术产出上，我的情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博士毕业到2012年，主要重心在医学人类学、艾滋病防治领域；2011年至今，开始呈现在教育人类学和海外民族志研究领域的研究心得；2016年开始涉足互联网与人类生活、老龄化等领域的话题。同时，在这三个各有侧重的研究阶段，始终贯穿着对田野工作从方法论层面的反思。这样的研究领域陈述看起来很庞杂、分散，而且缺乏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田野，也使得这份经历在传统人类学研究范式的比照下，看起来并不主流。但它正是属于我个人生命轨迹的一份人类学报告：随缘而遇的田野、随心而生的感悟、随术而述的交流。
每个人的一生，是各种机缘连缀而成的相遇，或深或浅，或持久或短暂，或顺畅或迷惘。人类学学人的田野不仅是学术求索的路径，也是各自人生经历中的顺理成章。我的第一份田野经历是在四川某市特殊的性产业“板板茶”展开的（“板板”，意味着在门板上从事性交易的简陋条件，“茶”意味着茶馆的形式）。至今依然记得那里生意最好的“头牌”小李：苗条的身材、清瘦的面容和他瘦小的三岁的儿子以及每天在场所里以给客人冲茶为名实则看护着她的丈夫，“拐子” ......这份看似体现人类学以研究边缘群体为特色的田野，在相当程度上嫁接了我曾经身为艾滋病防治国际合作项目官员的独特职业经历以及身为女性对买春、卖春生物学和文化意义机制上的好奇。后来在北京随迁子女中开展教育人类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自己力图兼顾工作与母职有意而为的田野选择——至少不需要长时间出差便可以在北京开展田野。偌大的北京城众多的进城务工人群中，我来到利民学校，结识了那里来北京求发展的老师、家长和孩子们，见证着孩子们从童年迈入青少年.......一直牵动我心的是人们对命运既服从又抗争的生存状态以及社会结构压力与个体能动性在教育场景中的展现。同时，在这份研究的映衬下，陪伴儿子成长过程中文化资本所散发的无形力量，从未如此赫然。在此期间，有机会去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对贫困社区安卓学校的田野观察，也正是这份学术关怀在异邦的延伸。凯文老师班里的美国儿童在随后出版的《教育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定格在了三年级的模样。而近期对老年人使用微信的关注，又是一份职业经历的体现。它被纳入人大社会学系对北京海淀世纪城社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更为深层的动力是陪伴在年逾七旬的父母身边，却发现身为女儿，处在盛年的自己，其实并不能更深切体会老年阶段的人生。就像在生育之前，对父母之恩曾经只有理性的认识却缺乏更切身的感受。我想进一步走进老年人的世界，理解他们、理解父母、理解大多数人，包括未来的自己，终将无法避免的年迈。人类学一直对“他者”保持着盎然的兴致，对于我而言，“他者”卷裹在每一份随缘而遇的田野中和对生命力量源泉的不断探求中。
至今，我绝大多数学术产出是紧紧依托在田野实证经验基础上的梳理与解读，其实是以学术话语体系表述着那些随心而生的感悟：在性自由神话的庇护下，商业性行为似乎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但纵观人类社会，人们对作为交易的性活动始终存在着禁忌。在结构主义的透视下，可以看到商业性行为兼具家庭神圣感的夫妻亲密行为形式和社会契约理性管理的原则,二者的对峙与张力也许是使之成为禁忌的一个解释。在教育领域，并不具备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优势的随迁子女，依然迸发着“砸锅卖铁也要送孩子上大学“的教育愿望，然而“上大学”三个字对于知识精英、教育科层体制运行和随迁子女家庭，却呈现着无法交汇的理解和话语渠道。这便是社会生活总是呈现出各说各话、复杂万象的一个缩影吧；在老年微信使用研究中，看似具有标准化的互联网技术，镶嵌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中而展现出丰富的形态，最终仍然服务于每个鲜活的个体对自身价值、生命意义的判定........
这些看似散点式的研究，谈不上宏大理论的建构，却是一份份认真的思考。我曾经怀揣所谓“理论抱负”，希望以人类学研究为职业的自己，可以在推进前人理论解说中提出一点精妙的解释。现在，在人类学伴随下的成长，使我更认识到能否形成饱含力量而具有隽永价值的理论体系，是时代洪流、个人命运、生命机缘、学术积累交互作用的结晶。格尔兹曾在印尼和摩洛哥两个迥异的国度长期的田野，亲历一个国家的政治动荡，亲眼看到“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头颅，被挂在其总部的出入口”这等血淋淋的真实，并在努力诠释历史片断中迷失，不得不承认“如果从细微直接到宏大抽象，从研究对象到研究对象周围的环境，从研究者到研究者周围的小世界，直至两者所处的更为宽广的世界,一切都在改变，那么，似乎没有任何一处能作为基点。”这样的困惑恐怕是最终娩出解释人类学的人生土壤，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思潮也为这一学派影响力的扩散提供了时代动力。
杜尔干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非常精彩地指出，职业的规范与约束，是人们认识社会规则、体会个体与社会的关联，乃至形成国家观、民主观的重要通道。人类学学人职业本身就是身体力行直接为社会、知识体系提供着对世界多元存在的凝视与呈现。与此同时，它不可避免地濡染到每位学人的心性。提出精美的理论框架，当然是可敬的职业标准；丰富学人自身对人生、对社会的认知也是职业伦理的一部分；当然，如果因人类学之缘，能够对其他生命的福祉有所帮助，或多或少，都应被视为人类学研究的终极意义所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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