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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在中國人民大學《宗教研究》2016年春字號，頁34-50。另，惟善法師日前告之，在文章發表後他與華盛頓大學犍陀羅語團隊前成員Stefan Baums聯繫，後者在讀完鄙文時指出一點，雖然他是此團隊的前成員，但編寫犍陀羅語辭典則純屬個人行為。在此也略作說明，并感謝惟善法師與 犍陀羅語佛經在發現與研究在上世紀末由於阿富汗內戰而導致的經本外流，從而獲得學界的注目之後，有了豐碩的成果。其研究主要是：1）由美國華盛頓大學邵瑞祺（Richard Salomon）為核心的團隊，此團隊目前已經出版了7部專著， 1.2 第二個重要的犍陀羅語寫本群由柏林自由大學福爾克（Harry Falk）為核心的團隊所研究的。他們所研究的寫本群就是巴扎爾搜集品（The Bajaur collection）。此一搜集品是以其可能的來源地命名，共有18個樺樹皮寫卷，通過文書學判斷，則至少為19個寫手所抄寫。其中最長的一個寫本 (編號：殘片2)長度超過220公分。這個寫本群最早是由兩位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學（University of Peshawar）考古系學者納西姆·汗（Nasim Khan）與索黑爾·汗（Sohail Khan）刊布。 (Khan & Khan, 2004 (2006)) 這個寫本群中目前福爾克自已所處理的有五種，即1、來自《經集》之中《八眾頌》的幾個偈頌（正面為為《經集》中的偈841-844；背面為偈966-968） (Falk, 2011, pp. 13-15)；2、一片佛贊偈（同前：15-16）；3、《法句經》中7品的89個偈頌：每一品末并無品名，只標有數字。就目前的偈頌組織次序來看，則與和田本、巴利本、巴特那本皆有區別。在與平行偈頌比較時，其語法特點也自具特點。而且還存有超過三十首只能在《中部》、《相應部》、《長老偈》、《長老尼偈》中找到平行本的偈頌。此系列偈頌尚需要更為深入的研究（同前：16-19）；4、一部非常零碎的譬喻經。此經的殘片破碎情況非常嚴重，其中提到了法藏部與大眾部等部派，以及舍利弗、盎掘摩羅等佛弟子，地點是在華氏城。值得注意的是此經可能是到目前為止最為古老的佛經殘片，據碳十四斷代，其年代很可能是在公元前184-46年之間（同前：19-20）。 福爾克研究的這批文獻之中最為激動人心的部分，同時也是與華盛頓大學所處理的犍陀羅語寫本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是第五種，它保存了很長的大乘佛經，其中存有《般若八千頌》的第一到第五品殘片。（同前：20-23）。這部到目前為止最為古老的“大乘”佛經，其對於佛教研究史的意義是非常重要大的。因為首先就其年代而言，其斷代為公元後一世紀後半葉至二世紀中葉， [3] 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存世大乘佛教經典”最早的確鑿年代。并且目前的研究還表明，這個版本還是抄自一個更早的版本，所以我們還可以將大乘佛經的（書面）物質形式再往前推進一步。并且，在將之與支婁迦讖的《道行般若經》（T224）進行平行本校讀後 [4] ，可以發現支譯所據版本比犍陀羅語本稍加擴大，但總體而言并非是是同經梵語本的縮譯。這個犍陀羅語本實際上是比支譯所據版本略早。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就是通過語言言比較，可以大體推斷出此經就是來源於犍陀羅地區，其原始撰成語就是犍陀羅語。這當然對於我們研究大乘佛教起源階段的歷史與思想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此一重要的般若經典之中的兩部分已經得到了刊布，即第一品部分，也即對應於支婁迦讖所譯《道行般若經》的第一品(對應於425c4-426c28);以及第五品，也即對應於支譯的第五品（對應於436c17-438a7），由福爾克與辛島靜志作了非常好的整理，提供了轉寫、與梵漢二種語本的對照與翻譯。 (Falk & Karashima, 2012) (Falk & Karashima, 2013) 這些早期的大乘佛經的雛形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對勘的重要素材，而且也為我們研究大乘佛經的演變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比如我們如果將此一犍陀語寫本與十多年前發現的巴米揚貴霜時期（公元後第三世紀的下半葉）的斯柯延搜集品梵語本《八千頌》殘卷 [5] 、以及漢語支婁迦讖譯本進行比較，我們就可以發現支婁迦讖譯本更為接近犍陀羅語本，而比支氏約晚一百年的巴米揚梵語本則有了很大程度的擴展。因此就文本譜系而言，則大體發展線性就是由犍陀語本到支氏譯本再到梵語本，當然這種發展絕對並非是單線條推進，而會有很多譜系混雜的情況，這種推定只是就總體而言。也就是說最早可能有某種原始本《八千頌》，目前存世的這個犍陀語本離此本最近，它稍微作了篇幅的增加。接著是支氏譯本所根據的另外一個較大的犍陀羅語本。而梵語本則又在此基礎上，參照其他來源，又作了篇幅不小的擴展。 當代最偉大的兩位早期漢語佛教譯經研究者之一，日本創價大學高研所的辛島靜志先生在比較了包括犍陀語本在內的《八千頌》諸譯本之後，更得出結論：在漢譯本之中，支謙與竺佛念譯本其實都不是翻譯，不過是支婁迦讖。如果要了解早期般若波羅蜜多思想以及早期大乘佛教的特點，我們不能只參照梵語本、藏語本、晚期漢語本等經過修訂的晚期的《八千頌》，而應該參考支婁迦讖譯本、犍陀羅語本等早期版本，因為它們保存了這些經本的原始特性。 (Karashima, 2013)這一點，我個人覺得對於我們今後從事漢語譯經的對勘以及早期佛教思想尤其是大乘起源階段的佛教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 另外在犍陀語本《八千頌》之中稱呼佛陀就使用了東部的方言bhaṃte(巴利對應為bhante)來稱呼佛陀。(Falk & Karashima, 2012, §4.3)而就我們所見，在晚期大乘佛經之中則都已經改為了bhagavān，這種由對一般僧人普遍稱呼向專屬稱呼的轉變，我們自然可以將之於是否將佛陀當作普通一僧的思想聯繫在一起。我們應該注意即使今天我們與南傳上座部僧人交往時，也還是習慣稱呼他們為bhante。 而且與犍陀羅語本相比，支譯本與梵語本都增加了一些說話角色的說明。這可能表明犍陀羅語本是更接近於口傳本，持誦者在口誦時通過語調的調整來表明說話者的身份。但到了書面記錄階段，就需要對到底是誰說了這段話加以說明了。 除了福爾克研究的這一部份之外，巴扎爾搜集品中還包括其他一些重要的經典，比如《瞿曇彌經》（Gautamī Sūtra）(與巴利本《中部》MN142是平行本)、阿羅婆遮那字門、佛贊、波羅提木叉經以及大乘佛經中的《阿閦佛國經》等。其中最後一種在整個巴扎爾搜集品中規模最大（18釐米×223.5釐米，共371行）。 [6] 此經的部份轉寫與對應本已經有學者作了初步的分析，但由於規模很大，故而還有大量懸而未決的問題需要加以研究。(Strauch, 2009) (Strauch, 2010) 1.3 除此之外，在挪威斯柯延搜集品（The Schøyen collection）之中也同樣存有犍陀語本寫經。這個寫本群正在被慕尼黑大學印藏系以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鮑姆斯（Stefan Baums）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在加以研究。其中包括正在由松田和信（Kazunobu Matuda）、格拉斯（Andrew Glass）、鮑姆斯等判定并研究的《賢劫經》（Bhadrakalpika-Sūtra） [7]。 (Baums, Glass, & Matsuda, forthcoming)、《集一切福德三昧經》（Sarvapuṇyasamuccayasāmādhi–Sūtra,編號為斯柯延驢唇文殘片第89） [8]、《菩薩藏經》（Bodhisattvapiṭaka–Sūtra，編號為斯柯延驢唇文殘片第17） [9]。除此之外，在一位未經刊布的私人收藏家手中，還有一部殘破情況非常嚴重的犍陀語大乘經，此經漢語平行本有三譯，分別為《佛說大方等頂王經》（T477）、《大乘頂王經》（T478）與《善思童子經》（T479） [10]。 (Allon & Salomon, New evidence for mahayan in early Gandhara, 2010) 這些存世最早的佛教經典，尤其是大乘佛經的大量發現，無疑將極大地改變早期佛教研究的面貌，比如大乘與部派的關係、大乘佛經在此一初期的面貌、淨土佛教的源頭、大乘與特定區域之間的關係等都會產生巨大影響。 2.1 鑒於此文將對目前存世的所有重要犍陀羅語寫本都作一些介紹，所以按照時間的先後關係，在此我首先簡單介紹最早的一部有影響的犍陀語寫本——和田本犍陀羅語《法句經》。 在整个西方宗教和学术界，最流行的一部佛教经典可能就是《法句经》。此经的原始语体为数众多，有梵语[11]、巴利语 [12] 还有汉语 [13] ，這還不算在梵語《大事》（Mahāvastu）等之中的大量平行偈頌引用。而另一种极其重要的语本，就是犍陀罗语的《法句經》。 目前所發現的犍陀羅語《法句經》共有三個系統，第一是和田本；第二是倫敦本；第三是前面提到的巴扎爾本。在所有三個版本之中，數量最小的是倫敦本，它總共只有十五行，保存了十三首不完整的偈頌，這個版本已經有了Timothy Lenz的整理本。（2002）此本的情況在漢語之中也曾經有過一個極其簡略的介紹。 (陳明, 2005, 页362-363) (陳明, 2013, 页 29-30)我覺得借此機會，對此本不妨再多說一兩句。 這個版本的《法句經》與和田本的比丘品有著非常近的親緣關係，我們可以看一個簡單的對應表 (Lenz, 2003, 页 17)：
兩者之間除了次序偶有更動之外，對應關係一目了然。並且二者還在引用某一傳統獨特偈頌等方面具有共性，表明了二者之間具有親緣關係。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這兩種版本之間存有偈頌次序上的差異，雖然我們知道在不同部派傳統、語言、文字之間特定的佛教經典可能會存有不小的差異。但是這兩種《法句經》卻是同一語言（犍陀羅語）、文字（驢唇文）、時代 [14] 、部派 [15] ，甚至在同一品之中卻依然存有次序上的不同，就頗讓人覺得好奇。而可能的答案可能是由於口傳系統本身的技術性誤差。這大致可以從和田本之中每品之後的記號看出一點苗頭來。在和田本每品之末，存有ga後再加上一個數字。Ga可能就是gatha(偈頌，梵語為gāthā)的縮寫，以此來記錄每品之中有多少首偈頌以備背誦時複核，但卻并沒有具體的次序。 就其語言而言，則和田本比倫敦本要更為接近於目前存世的巴利語本，二者之間往往存有非常強烈的逐詞對應關係，而且連詞形變化也相同。而倫敦本則非如此，在拼寫、詞性變化、詞語替換等諸方面皆與和田本，同時也與巴利本有著區別。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倫敦本是一個較為獨立的譯本。並且還要考慮到犍陀羅語在當時并不一種非常標準化的語言，具有複雜多變的特性，而且在某些時候，翻譯者與抄手也會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複雜，這些都有可能會使同一地域、時間、部派、語言的同樣一部經典出現一些差異。(Lenz, 页 19-24) 2.2.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最為重要的犍陀語版本無疑就是和田本犍陀羅語《法句經》，它是上世紀末在中國新疆和田地區發現的，此本在倫敦本犍陀羅語《法句經》發現之前，一直被當作犍陀羅語《法句經》的唯一代表，直到近年來的另外兩種犍陀羅語的《法句經》，為了區別計，我這裡即稱此本為“和田本”。 2.2.1 和田本《法句經》整個寫本大略可分為兩部分，即法國部分與俄國部分，現在分頭簡單作些交待。法國部分可能是1892年由法國考察隊員呂推（Dutreuil de Rhins）、李默德（Joseph Fernand Grenard）在新疆發現。後來他們前往西藏考察，結果前者於1894年6月尾在途中被殺，為此法國政府還曾向中國表示抗議 [16]。 這些寫本的出土地點，據李默德所說，是在和田之外21公里的黑玉河（Kara-kāsh river）谷地帶。此地他將之確定為古代于闐國的瞿室餕伽山的原址，此地在《大唐西域記》中是有記載的 [17]。但是這個出土位址是存有巨大疑問的，這個我們在斯坦因對此地的踏勘報告和後來布臘夫名著《犍陀羅語法句經》中都可以發現。後者甚至懷疑這種故意的隱瞞原出土地是出於經濟方面的原因 [18]，雖然我們現在已經無法對此作出評價了，但無論如何，此部分寫本的出土地也就因此而無從核對。 他們所發現的犍陀羅語經典卻一直沒有受到重視，直到五年之後，也就是1897年，才由著名東方學家列維（Sylvain Lévi）、塞納(Emile Senart)對這些寫本加以研究。這年的五月，塞納就對寫本作了第一次發佈 [19]。同年十一月，在第十一屆東方學家大會（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上，他又做了一個報告 [20]。在這次大會上，非常巧合的是，犍陀羅語《法句經》的俄國部分也批露了。 2.2.2 《法句經》的俄國部分，發現人是俄國駐中國新疆喀什地區的總領事彼得洛夫斯基（N.F. Petrovsky）[21]。此人1882年就來到了喀什，並擔任了領事一職。此地還有他的另一位英國同行，也就是著名的馬繼業（George Halliday Macartney）。後者在1890年至1918年間于喀什任職達28年之久，成了真正的中國通和新疆通，並協助了斯坦因爵士將大量的敦煌文物運出了中國。彼得洛夫斯基搜集到的只是犍陀羅語《法句經》的一部分，而且大部分都是殘片。此部分文獻，或者用一種後來被定名為中亞直體或斜體婆羅迷文的文字，或者是用佉盧文來書寫 [22]。其中《法句經》的部分後來藏於俄國首都聖彼德堡，這些珍貴文獻回到俄國以後，就由東方學家奧登堡（Sergei Fedorovich Oldenburg， 1863—1934）加以研究。他根據書體特點，推定該文獻為西元一世紀，並確定其文字為驢唇文，語言為西北印度的俗語(Prakrit)。並且，他還發現此種文獻與阿育王石刻中的沙巴茲加黑(Shahbazgarhi)本所用語言相似。並推定，此種語言起源于西北印的犍陀羅地區。1897年他在東方學家大會上也發表了其中的一頁殘片的照片與轉寫，包括了三十行的佉盧文寫本。 但是，可能是由於奧登堡本人的健康或者過於繁忙，彼得堡部分沒有象法國的塞納那樣很快地予以公佈，所以即使像前面提到那片很大的殘片，雖然在東方學家大會上公佈了，但在外界，也並沒有造成很大的影響。直到後來挪威的一位學者柯諾（Stern Konow）發表了一個新的研究，才使之在學界獲得了一些影響 [23]。此人在犍陀羅語《法句經》中是起到相當作用的一個人，1914年，他在一篇短文裡提到了犍陀羅語作為俗語的一些重要語音特點，比如齒音n和捲舌音ṇ，塞納以前都轉寫成齒音等等，這就為以後對犍陀羅語作為俗語的一些獨特特性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24]。 但是 ，即使有了柯諾的努力，就整個犍陀羅語《法句經》研究而言，大家所知道的，基本也就是法國的呂推搜集品。 在東方學家大會上，塞納可能就看到了彼得堡寫本的複本，並且與奧登堡商量能否將此二部分合併出版，但後來因未知原因而不了了之，於是他單獨將法國部分刊登在1898年《亞洲雜誌》（Journal Asiatique）的9、10月合刊之上。 到了1921年，又有印度學者Benimadhab Barua 和Sailendranath Mitra 作了進一步的整理，其書題名為《俗語法句經》 （Prakrit Dhammapada）。 但是這本書也是有一些明顯缺陷的，這些缺點，使兩位原作者的研究後來被布臘夫所完全覆蓋。除了對於塞納的評價過於苛刻以外，布臘夫還指出此書主要是以塞納的轉寫為基礎，而幾乎沒有核對甚至可以說是忽略了寫本的複本。我們知道，這在學術上，是會大大降低此書的學術價值的。同時布臘夫還指出此書還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柯諾的重要研究。 (Brough, 1962, 页6-8) 在犍陀羅語《法句經》的早期研究者中，還有一位特別重要，就是偉大的英國語言學家貝雷爵士（Sir Harold Walter Bailey） [26]。他在1945年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即《和田法句經》（The Khotan Dharmapada），(Bailey, 1945)在次年又發表了另一篇重要文章——《犍陀羅語》（Gāndhārī）。(Bailey, Gāndhārī, 1946)在前面一篇文章中，貝雷首先回顧了早期犍陀羅語《法句經》的發現與研究史，並評價了到當時為止研究的優缺點。這裡包括首先是資料未能搜羅齊備，比如法國的部分只是發表了大片的寫本，而有些小的部分沒有發表出來。而彼得堡寫本，這部分保存的更加完好，卻沒有條件讓學界得到利用。在此文中，作者對他當時所能利用到的法國部分和彼得堡部分合併在一起做了轉寫和注釋，並且在後面附錄了一個單字索引。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對於五十年左右犍陀羅語《法句經》資料方面的一次總結，並且建議將這種主要流行於犍陀羅地區的語言以地命名為犍陀羅語（Gāndhārī）。但是，限於資料方面的缺乏，除了在前面的部分中偶而提到某些詞受到過和田本地因素的影響以外，貝雷不可能在舊有的基礎之上做出更多的突破。而《犍陀羅語》一文，則無疑是此種語言研究史上的一座豐碑，在這裏也呼籲漢語學界儘快將這些重要的文章譯成漢語以供參考之用。 2.2.3. 一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原蘇聯將當時藏于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即原來的彼得堡）分所的犍陀羅語《法句經》交給了英國劍橋的另一位學者布臘夫（John.Brough）加以研究 [27]。同時法國國家圖書館也提供了以前沒有發表過的殘片，這些殘片，布臘夫也作了很多綴合工作。 這樣，雖然全部的犍陀羅《法句經》殘片加在一起還是並不完整，約只有三百五十個偈頌左右，另外，在此件寫本中，還包括了一個題記，以及 一位不同的寫手抄寫的另外兩首偈頌。 如果將此本與巴利語本《法句經》相比，我們可以找到兩百四十餘個偈頌的對應本。 這些寫本中，較大的為六個部分，俄國部分有： 寫本O：此葉即為奧登堡在東方學家大會上所披露的，單面書寫。 寫本M：除背後有兩首偈頌外，也是單面書寫。 寫本N：最大的一片，保存較好，雙面書寫。 法國部分有： 寫本A：塞納的照相複本中編號為A1-A4，單面書寫。 寫本B：開始部分有破損，正好可以與俄國的寫本M綴合在一起。 寫本C：塞納曾經披露過，但正反面卻弄顛倒了，兩面書寫。 此外，就是一些零星的碎片，這些對於匡正和厘清以前的一些轉寫有很大幫助。 雖然即使是在增加了很多的內容之後，整個《法句經》依然是不完整的，但比起以前零星的研究，畢竟還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從而也使犍陀羅語《法句經》的研究出現了重大的突破，這就是布臘夫於1962年出版的經典之作——《犍陀羅語法句經》。 (Brough, 1962) 這一本書，幾乎可以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綜合介紹，第二部分為文本的校訂。在介紹部分中，又分為第一部分文本本身的介紹，這包括了此一寫本的發現與刊佈，寫本本身的情況，完缺程度等等。另外，還包括了不同語言版本的《法句經》的介紹以及犍陀羅語的一些語言特性。後面一部分則是介紹好犍陀羅語的古文書（paleographical）和文法（grammatically）特點。 而文章的整個後半部分則是犍陀羅語《法句經》的原文重新轉寫，並且還有詳細的校訂以及其它語種平行本的附錄。這些平行本中，最主要的是巴利語本，其次還有梵文本《法集要頌》，另外還包括漢文本和藏文本。 在此後，還為殘卷編訂了仔細的單詞和偈頌索引。難能可貴的是，在此書的最後部分，還附帶了這些殘片非常清晰的照相翻拍。這就為以後，可能出現的進一步的訂下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我們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看出來，雖然布臘夫的著作只是一個校訂，但卻具有極高的學術水準，為以後此書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 和田本犍陀羅語《法句經》的年代是非常古老的，其抄寫的具體時間，據林梅村先生考證，應該是在二世紀末到三世紀初之一段內（西元175-230）。而在同一文中，林還考證此部佛經為法藏部的誦本 [28]。 (林梅村, 1989, 页 255-256;256-260)這種考證，在得到最近二十年犍陀羅語佛經的廣泛研究以後，愈益顯示出了其正確性。當然，我們在前面的部份之中已經提到已經有過類似的研究結果。 經過前面的介紹，我們大致知道了此經的發現以及研究的基本情況，下面我再談談經本本身的一些問題。此經原來寫本約20釐米寬，計算兩邊寫有文字的部分，約有5米長。寫本原件可能是卷在一起的，後來發現的人，為了牟利將之切割開來分別售賣給了法國和俄國人，另外還有一部分則已經不知所蹤。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此經的品次先後次序問題，此一問題的解決，乃是因為在此經的第十三品（即《雙要品》）後抄有一支攝頌（Uddāna）。此攝頌在布臘夫的校訂本中編號為第223。其中給出了犍陀羅語《法句經》前面十三品的品名與次序 [29]。之所以在此品後加攝頌，正如布臘夫所指出，非常有可能是由於抄寫人以此為中心，將整個經卷分成了兩個部分，前半抄於樺樹皮的正面，後半抄於背面。這種兩面抄寫的方式，在樺樹皮寫卷中是並不罕見的，因為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樺樹皮的製作也並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所以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會執行這樣一種兩面都用的方式。 但是，一般而言，樺樹皮抄本並不是兩邊都均勻地全部抄寫佛經的經卷，而是在實際的對折抄寫點放在中間略過一點的地方。我們可以很自然地想到這是是為了留有餘地或者是因為另外一些其它的未知原因。我在這裡還提出一個猜想，這種抄寫方式，可能是因為這些樺樹皮寫卷可能是要卷成卷軸的形式。因為折疊起來，對經卷本身的磨損更小。而在這種卷軸的其中一面，主要是背面，留有一定的空白，這樣卷起來這些空白的部分就留在最外面，即使有所磨損，也不會對經卷本身的內容造成影響。我猜想，這可能也是這種兩面抄寫的卷子，卻沒有在兩面均勻抄寫的一個重要原因吧。這卷佛經也是如此，其抄手將實際的轉捩點安排到了第十四品，即《明哲品》，在此卷結束以後，馬上就在背後轉抄第十五品，並由此反方向抄寫了下去。 一般來講，其它《法句經》的分品都是有規律的，比如《法集要頌》為三十三品，梵語本就在第十卷和第二十卷，藏語本在第十二、二十四、三十後作了分段。這種規律性的分割，使布臘夫猜想，此經的全部可能是二十六品。 對此問題，我可以作出進一步地考證。因為我們可以根據前面所提到的攝頌重構整個經本的大致順序。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在寫本的法國藏品原件之中，在寫本A和寫本C之間丟失了一大段。而這段正好應該是在正面書寫經卷中最後幾卷的部分，因為寫本A是一個單面書寫的卷子，證明，到此之前，全經已經結束了。 那麼我們可以再看看這個卷子正面書寫了哪幾卷。法國藏品寫本A部分結束時是第七品《放逸品》，而寫本C開始時是第十品《老耄品》，這樣丟失的應該是第八品《心意品》和第九品《愚闇品》。那麼這兩卷應該包含有多少支偈頌呢？這個問題是不難回答的。因為在佛經的組織之中，品次的排定，是非常有規律的。有些是由多到少，每品所含內容呈現降冪，有些則反之。此部《法句經》也不例外，以現在卷子為例，第一品《梵志品》含五十偈，第二品《沙門品》含四十偈，第六品《道行品》三十偈，第七品《放逸品》即有二十五偈。全部經文的組織，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明顯的降冪。那麼我們來看正面，法藏寫本A部分的《放逸品》存二十五偈，法藏寫本C部分的《老耄品》也存二十五偈。那麼可以肯定，中間失掉的部分，其中的經品，也一定包含著二十五偈，不會多，也決不會少。 既然正面包含有五十偈，那麼背面也應該大致可以寫這麼多，不會相差很多。而法藏寫本C的最後一品《用品》存九偈，那麼以後諸品中偈數應該也不會超過此數，五十除以九，再加上卷後往往有的題記，也大致可以判定原卷應該還有五品，加上前面的二十一品，應該有二十六品。 有了這十三品的次序之後，再加上第十三品以後寫本本身所保存下來的偈頌，就有了組織整個經卷的一條重要線索。再加上，部分卷子是正反雙面書寫的，故而，雖然原來經卷有很多丟失的部分。但這還為拼接原文提供了極大的幫助，所以布臘夫得以將原來卷子的次序大體上重構了出來。 下面我將原來經卷的次序大體列出，有一點需要說明，在犍陀羅語《法句經》中，只有前十三品的品名是確定的，因為前面提到的那個攝頌。而十四品以後的品名，則只能提供一個大致的猜測。其原則是在巴利或梵語本中大致確定此品的對應品，然後取其名。這裡需要知道，這樣構擬出來的品名，只能提供一個大致的可靠性，而不能排除意外的情況。有的品，比如第22品巴利本稱為象喻品（Nāga），而梵語《法集要頌》則稱為馬喻品（Aśva）[30] ，所以就給確定品名增加了困難。所以這裡對13品以後，姑且只是列出了一個大致折構擬而已 底下我先列中文品名，此中文品名乃一律規範為中文《法句經》品名。但是也有一些在中文中找不到對應的品名，比如15品多聞品( Bahuśruta)，此品是巴利和漢語譯本中都沒有對應的部分，但在梵語本中卻可以找到相對應的部分 [31] 。故而這裡如果在漢譯的《法句經》中找不到對應的部分，就儘量以其他語種來加以構擬復原 [32]。 後列梵語品名或者構擬品名，此後我標出了巴利本26品次第以供比較，最後為犍陀羅語寫本中諸品所存偈數）： 1、梵志品（Brāhmaṇa，26，存50偈）； 2、沙門品(Bhikṣu，25，存40偈)； 3、愛欲品(Tṛṣṇā，24)； 4、惡行品（Pāpa，9）； 5、羅漢品(Arhant，7) ； 6、道行品(Mārga，20，存30偈)； 7、放逸品( Apramāda，2，存25偈) ； 8、心意品(Citta，3)； 9、愚闇品(Bāla，5)； 10、老耄品( Jarā，11，存25偈)； 11、樂品(Sukha，15，存20偈) ； 12、上座品(Sthavira，存19偈)； 13、雙要品( Yamaka，1，存22偈) ； 14、明哲品(Paṇḍita，6，存19偈)； 15、多聞品( Bahuśruta？，存16偈)； 16、 廣衍品(Prakīrṇaka ，21，存15偈)； 17、忿怒品( Krodha，17，存16偈)； 18、華香品( Puṣpa，4，存15偈)； 19、述千品( Sahasra，8，存17偈)； 20、戒品( Śīla，存10偈) 21、用品（krtya，？存9偈） 22、象喻品（Naga, 23）或稱馬品（Aśva） 23—26？、不存 印順導師曾經指出過《法句經》今存共三個系統，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其中巴利本共423個偈頌、維祇難本500偈頌、竺將炎補至752偈頌、竺佛念本《出曜經》約930偈頌、天息災譯《法集要頌》略同。 (印順, 1986, 页812-815)與這些版本相比，犍陀羅語的五百偈本則近於巴利本與維祇難本。 在犍陀羅語《法句經》的這些偈頌中，大約有225到230只偈頌可以在巴利本中找到對應，雖然二本有些品名相同或相近，但是並不代表二種傳統中的組織相同，反之，偈頌的分佈則有很大的差異。但是，無論如何，在巴利本與犍陀羅語本，以及梵語本的《法集要頌》之中，我們還是可以發現有大量的偈頌是完全一致的。從這點，我們可以非常安全地推導出，這些偈頌，是非常古老的。其存在可以上推到第一次分裂之前，而諸部派則只是遵循自己的傳統以這些偈頌為核心，而另外作了增減和編輯。 引用書目： 佛教古籍 ID：fojiaogu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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