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问的很大,问的方式也很有问题。我勉力回答一下吧。 篇幅有限,我就只回答一个方面:四书五经能不能代表儒家思想。 一、五经“四书”和“五经”本身就不是一个系统,除了口语,不能连起来说。 机会每个识字儿的中国人,甭管读过没有读过,读过多少,应该都会说过:“四书五经”这个词。 从口语的角度,从通俗的角度,这个词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当你把古代、把儒家、把传统看成一个完整的东西的时候,“四书五经”这个词不仅很流行,甚至还是一些中小学语文的知识点。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稍微严谨一点,我们就知道,四书是四书,五经是五经,两者不仅是文献上的区别,而且是思想史上的重大变革。 大家可以想一下,四书里的《大学》《中庸》,是《礼记》里的篇目,为什么偏偏是这两篇要单独拿出来作为四书之一呢?为什么不是《礼记》里别的篇目?为什么是《礼记》而不是别的经?比如《尚书》? 这是因为,儒家作为一种思想,思想是与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化所密切相关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解决不同时代的问题,思想就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儒家的经典是慢慢才形成的,“五经”的说法是战国时期才慢慢形成的。所以,到了汉朝的时候,儒家思想也主要体现在“五经”上。 以西汉中后期最为典型:五经是,诗、书、礼、易、春秋。 要注意!!:这里的礼,只是《仪礼》,没有《礼记》,因为《礼记》太通俗,很多篇目也可疑,而且《礼记》更多的是阐发性的内容;更没有《周礼》,因为《周礼》是古文经学的文献,而西汉盛行的是今文经学,古文经要到东汉才在民间兴起,汉以后才逐渐立于学官。 也要注意!!:什么《论语》,什么《孟子》,什么《荀子》,这些后世重要的儒家、子学的经典,在当时都不入流。你们去查《汉书艺文志》,《论语》都不被列在儒家,而是留在子书里。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期,儒家思想要解决的问题,首要的是汉朝的政治问题。 所以,《诗经》是做什么的?不是文学,不是用来歌咏的,是皇帝下发诏书,大臣请示报告的依据,“三百篇为谏书”,你们去看当时的圣旨,几乎每一篇都引了诗经。 《春秋》是做什么的?不是历史,不是用来感慨兴亡的,是宪法,也是刑法!“春秋决狱”,当时很多大案要案,都是根据《春秋》来判的。 所以,这一时期,是五经的时期。是五经来代表儒家思想,解决的是方式从政治法律等途径。 二、四书到了唐朝及以后,五经就不大流行了,为什么? 一是太多了,高考负担太重,背不过啊。 二是意识形态化了,就好比“三民主义”刚出来的时候,思想很鲜活,过了没几年,就成了令人厌恶的“党义”。 三是大家不信了。春秋,多么牛逼的书,王安石怎么说?“断烂朝报”。宋代的士大夫居然都去改五经的原文,觉得五经上说的不多,觉得孔子可能说错了。 四是佛教流行,已经改变了中国人对道德、对内心、对彼岸、对来生的种种观念,而五经所代表的儒家,主要是谈论法律、政治、制度等,不能解决当时的中国人的现实问题和情感需要。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代表儒家思想? 当然是能够提供像佛教一样义理深奥、发自内心、静坐自观等内容的新儒家了。这个时候,也就是大家 都熟悉的理学兴起了,就是从韩愈开始,一直到北宋的二程、陈抟,到南宋的朱熹,逐渐形成的理学。 理学在古代就被叫做新儒学。 新在何处? 基本的新,就在文献。我们刚才说了,汉朝的时候文献是五经,那么,朱熹就要自己搞一套东西,搞出了四书。因为论语、孟子里有很多谈论心性,谈论仁,谈论道的内容。而《大学》《中庸》则谈论基础的学,谈论高端的道,这些就被朱熹拿出来,设计了四书系统。 所以,四书系统的出现,代表了儒家思想里精神层面的、义理层面的东西。解决的是佛教进入中国后,中国人新的需要。 三、总之四书,五经,各自代表了儒家的不同面相。你既不能把四书五经合起来混为一谈,也不能说谁就绝对代表了儒家。 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了,四书也好,五经也罢,都已经是过去式了。我们需要一个类似于朱熹的人,把握现代社会、全球化之下的世界潮流,重新匡定新的儒家文献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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