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由《远程教育杂志》授权发布 作者： 陈蕙若、姚中锐、钟琳、翟雪松、王小雪、谢雷 摘要
关键词：AECT年会；领导力；系统思维；4Cs；意志力；人工智能；机器人；数字微证书；社交媒体；计算思维；编程教育；慕课（MOOC） 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2017年学术年会（以下简称AECT 2017），于2017年11月6日至11日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召开，来自美国与全球的1000多位专家和学者，围绕“引领学习的改变’’（Leading Learning Change）这一年会主题，进行了为期7天的学术交流与研讨。 AECT 2017三位主题演讲者分别围绕：“引领学习一关注新事物”、“教育中的系统思维”以及“意志力的培养在面对人工智能挑战中的价值”，与会议参与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展示了“改变”对教育技术领域发展所带来的重要作用。AECT 2017还安排了17场主席专场报告，从不同的视角对“引领学习的改变”进行分析与阐述，研讨内容、过程丰富多彩。同时，AECT所属的20个分支机构，也分别展现、分享了各自在本领域的研究成果，深入探讨如何在领域内作出改变，以及如何有效应对改变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现将本次年会的主题演讲、主要的主席专场报告及各分支机构的主要研究观点、活动及研讨情况进行综述。 一、大会主题演讲（Keynote Speeches） （—）引领学习——关注新事物（Leading for Learning: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来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学院院长马西·德里斯科尔（Marcy Driscoll）教授带来的主题演讲，重点剖析了领导力在现代学校管理、人才培养、面向未来的学习等方面的引领作用。她以在线学习为例，说明了技术本身不能解决问题和改变教学范式，教育技术的重点在于教师如何利用新工具来解决实际问题。她认为，教育领导者应该用系统思维和设计思维来引导改革和创新，应该通过促进（Enabling）、示范（Modeling）和教学（Teaching）三方面的影响力来实现领导与变革。 首先，促进就是要确保师生们的需求得到满足，与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建立联系。大众学术（Public Scholarship）是与公众建立联系的方法之一，目前，一些致力于大众学术的研究项目和研究所正在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如：（1）开放教育项目（OpEd Project）旨在增加在主要评论类论坛中女性思想领袖的数量；（2）缩小差异（Bridging the Gap）研究所，旨在培训学者，开展与政策有关的研究，并为公共辩论做出贡献；（3）对象课程学院（Object Lesson Institutes），专门为广大撰写和出版的学者而设计。其次，示范就是要了解其他人的所思所想，通过与社区、TED演讲以及与当地媒体的合作，来宣传高校工作和成果。最后，教学即引导跨学科教学以及注重结合实际问题。例如，通过举办“三分钟论文比赛”（Three-minute Thesis），学生能够有效提高学术能力（Academic）、做报告的能力（Presentation）以及用合适的方式向一般受众表达研究成果的技巧。 德里斯科尔教授认为，领导力是学习者内心隐藏的一股渴望和力量。在以获取知识为主的学校，我们往往忽略了激发和培养学生的领导力这一关键。从教学管理者的角度来说，领导力是指教育工作者需具备长远性规划的决策力、探索新技术应用的执行力、普及教育革新的影响力等重要能力。从学生培养的角度来说，领导力并不只是指简单培养一个管理者，还包括培养学习者在终生学习中灵活运用知识和感染身边的人和环境的一种能力。换言之，领导力的培养就是让学习者在人生不同阶段、遇到不同问题的时候，都能运用曾经所学知识来解决问题。 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者要具有较高的责任感去引领现代教育的变革。当今教育变革面对的重要挑战是教学手段的日益信息化，学习者的思维方式在变化，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也在发生变化。本领域的学者要努力将学校教育的信息化建设推动到高于社会信息化的平均水平之上。一方面，要推动智慧教学环境建设，使学习者具备较强的信息化使用能力；另一方面，还要让学习者具备一定的信息化延展能力，预测未来科技发展的趋势，甚至将信息化素养应用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中。所以，领导力培养是一项面向终身教育规划的事业。 （二）教育中的系统思维（Systems Thingking in Education） 来自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康奈尔公共研究所（Cornell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e）的德里克·卡布雷拉（Derek Cabrera）博士在这一主题演讲中详细阐述了系统思维理论（Systems Thinking Theory）及在教育中的应用价值。他首先对比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认知模型：VUCA世界和LAMO思维。VUCA世界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是波动的（Volatile）、不确定的（Uncertain）、复杂的（Complex）和模糊的（Ambiguous）。LAMO思维认为，尽管现实世界不是线性（Linear），但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思维却依然是线性（Linear）；尽管现实世界并不知道人类的行为，但我们总以人类为中心（Anthropocentric）来看待一切事情；尽管现实世界是可适应的和有机的，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抱着机械性（Mechanistically）的思维；尽管现实世界是网络化的、复杂的、随机的，但我们大多数人认为事物具有不同等级并且都是有序的（Ordered）。 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用错误的心理模型来思考，通过与现实世界的交流中获得反馈来修正已有的心理模型，以达到与世界系统方式一致的目的。事实上，世界系统的运行方式与我们所认为的方式并不一致。在他看来，知识（Knowledge）和信息（Information）截然不同，知识是有结构的。知识是对信息进行加工思考的结果，即M（心理模型）=I（信息） T（思考）。思维（Thinking）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即接收新的信息，结构化组织信息，并运用结构化的信息解决当前问题。思维有着不同类型，包括批判性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创造性思维（CreativeThinking）、系统思维（SystemsThinking）、科学思维（ScientificThinking）、跨学科思维（InterdisciplinaryThinking）、亲社会思维（Emotional Intelligence/Prosocial Thinking）等。现有的教学删去了需要学生独立思考的部分，他们仅仅简单地按照教师的指导就能完成课程并获取学分，这样就导致很多学生缺乏独立思考。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DSRP思维框架：区别（Distinctions）、系统（Systems）、关系（Relationships）和视角（Perspectives）。（1）区分是指认识事物的属性（I-dentity）和区分差别（Other）。我们在理解和描述一件事物的同时，也定义了什么样的事物（Other）不是我们所描述的事物。通过对该事物与其它事物进行区分，学生对该事物有了更深人的理解、更清晰的概念，也就能够更准确地表述该事物。（2）系统是指帮助学生观察和理解系统的整体性和局部性。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整体，而每一个整体都是某个系统的一部分。所以从本质上说，学习本身就是将不同思想从部分组成整体的系统过程。在系统规则中需要用到区分规则，因为系统思考的过程，需要我们区分哪些东西不要被看作一个整体从而不需要被放大，哪些东西需要放大以看到更多的细节。换句话说，系统思维需要我们将分裂和聚集放在一起。为了真正理解各种现象，我们既要分析从整体上分离出来的部分，也要从部分中分析整体，即事物的整体性和局部性之统一。（3）关系是指认识到各种想法和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包括反馈（Feedback）、因果（Causation）、关联（Correlation）、投入/产出（Inputs/Outputs）、影响力（Influence）和直接/间接（Direct/Indirect）等。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认识各种不同的关系，有助于学生元认知的发展和更深入地理解各类事物、社会动态以及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4）视角是一种培养学习者思考能力的方法，从根本上说，视角由两个相关因素构成：一个观点（A Point）（可以从中看到）和一个角度（A View）（观察到的观点）。我们在认识一个系统时，总是从一个特定角度（通常无意识）先确定这个系统的组成部分，然后把这些部分联系起来或做出区分。因此，在看待一件事情时，我们往往存有偏见。 最后，卡布雷拉博士肯定了技术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见图1）。他认为，技术增强了事物的可扩展性和动态性，影响了评价内容，从而影响了学校的教学内容，最终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信息的终身消费者。学生可以用谷歌（Google）等搜索引擎寻找问题的答案。但这些搜到的仅是信息，而不是知识。因此，我们应该为学生提供知识构建的工具，启发学生去思考，培养学生复杂的认知能力，让学生学会区分、有系统的学习与思考、关联相关知识和构建自己的复杂认知。 图1 技术对教育的影响
（三）意志力——引导学习进而改变的关键性作用（Conation：Its Key Role in Leading Learning for Change） 乔治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学习设计与技术系名誉教授托马斯·里夫斯（Thomas Reeves）博士带来的这一主题演讲，深入探讨了意志力（Conation）培养在面向智能时代的重要性。他认为21世纪能力“4Cs”（Critical Thinking，Communication，Collaboration and Creativity，即批判性思考能力、交流能力、合作能力和创造力），应该再加上“第五个C”，即意志力（Conation）。除了认知、情感和动作这三个传统的学习结果领域，意志力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学习结果领域。意志力是指意志（Will）、意愿（Desire）、努力水平（LevelofEffort）、动力（Drive）、奋斗（Striving）、心理能量（Mental Energy）、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和目的（Intention）。与传统学习结果领域不同，意志力并不呈金字塔排列。 由凯西·科尔伯（Kathy Kolbe）所著的《可靠的连接：发现你是谁和你的行为之间的联系》（The Conative Connection：Uncovering the Link between Who You Are and How You Perform）一书，详细地解释了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意志力领域的不同：（1）认知包含知道、思考、想法、认识和了解；（2）情感包含感受、感觉、情感、美学和关爱；（3）意志力包含行动、意愿、意志、道德、行动。这三个领域的差别在于了解、关爱和行动之间的差别，也在于想法、情感与意志力之间的差别。他强调：随着人工智能（AI）时代的来临，人们不仅仅要跟同行竞争，还要跟机器人和机器学习系统竞争。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劳动局数据显示，除了计算机科学，在STEM领域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企业正在雇佣更多的机器人，因为机器人比工资最低的工人还便宜，不需要健康保险和其它福利，更没有个人问题。因此，意志力的培养在人工智能时代更显重要。 托马斯·里夫斯指出，最近开发的机器人艾瑞卡（Erica，见图2）到2020年能表现六种人类基本情绪：开心、悲伤、害怕、惊讶、生气和厌恶。而最早由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开发的全功能移动机器人沙基（Shakey，见图3），可以解释自己的行为并把任务细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开发的机器人接待员纳丁（Nadine）可认出她所见过的人，记住他们所说过的话，甚至可表达她的开心或者悲伤。索尼公司开发的AIBO机器狗（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见图4），它们拥有深度学习的能力、鱼眼相机和一系列能够探测和分析声音、图片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让机器狗学习适应周边的环境并跟它们的主人进行交流，甚至能够主动去寻找它们的主人，识别赞美、微笑、抚摸行为等。 图3沙基机器人 当下，深度学习机器系统正在快速提高机器人自身的观察、理解、听、说、读、写以及综合信息加工并加以判断的能力。尽管研究表明，机器人最不可能替代人类在教育、医保和社工领域的工作，但已有人在试验如何把智能机器人运用到教学中去。比如，乔治亚理工大学（Georgia Tech）计算机科学教授阿肖克·戈埃尔（Ashok Goel）用吉尔·沃森（Jill：atson）这个智能程序作为助教，在他所教的人工智能课上，至少有一半学生无法区分这个智能机器和真人助教。对此，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泰勒·考恩（Tyler Cowen）在他专栏中写道：既然学校的老师都这么低效，我们就应该用机器人来替代教师、辅导员、监管员、治疗师及其它职位。 托马斯·里夫斯博士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由人工智能（AI）能否主导未来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于人类如何在未来与机器人进行竞争，他赞同MIT斯隆管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两位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迈克菲（Andrew McAfee）合著的《第二个机器时代：辉煌科技时代的工作、进步与繁荣》（The Second Machine Age：Work，Progress，and Prosperity in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书中的观点：机器人和基于深度学习机器并不能掌握构思（Ideation）、广泛的模式识别（Broad-frame Pattern Recognition）和复杂的交流（Complex Communication）。因为构思需要不拘一格的创新；广泛的模式识别需要调动多个感官对整个系统中涉及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各个要素进行全方位鉴别，以解决非良构问题；复杂的交流要求将口头和非口头交流以及它们的细微差别融入之中，以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或说服他人。这些，目前的AI尚不能做到。 二、主席专场报告（Presidential Session） AECT 2017共安排了17场主席专场报告，是近五年来安排专场报告最多的一次。与会专家和学者围绕着“引领学习的改变”这一主题展开充分研讨，并分享了通过实践提炼出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以下选择其中10场主席专场报告进行概述。 （一）主席报告专场之1：数字微证书与教师专业发展的体制改革（Digital Microcredentials and the System Reform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这场主席报告由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的凯尔·派克（Kyle Peck）、克里斯·盖姆莱特（Chris Gamrat）、妮可·王（Nicole Wang），伯明翰杨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瑞克·威斯特（Rick West）以及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蒂姆·纽比（Tim Newby）等人，他们共同汇报了关于数字微证书这一重要研究工作。认为微证书的“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课程的阶段性周期不长；二是代表了一种更为精细化的课程，比如为期一周的工作坊、讨论会、拓展训练。这些活动打破了传统教学定期、定时、定量的界限，集中在一个小范围的时间段内完成并获得相应证书。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微证书制度下，学习者往往没有关心微证书本身的价值，而是认为微证书是对普通或正规教育一个良好补充。多样的形式让学习者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思想，抒发自己的观点，切实感受到所学知识的应用层面和扩展途径。同时，较为集中式的头脑风暴，容易对某个难点从量化转为质变，真正解决学科中的一些难点或困惑问题。 AECT 2017特别关注微证书对于教师职业生涯的影响。从形式上来说，教师的微证书和学生的微证书具有相似性，都是通过电子勋章、资格认证等形式呈现。不一样的是教师的职业发展包括知识精细化和教学技能两个方面，教师的知识精细化对其教学技能又能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教师所获得的这些数字微证书，可以作为他们参与某种教学过程的证明，也可以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以积极自信的状态改进教学工作。此外，通用知识已不再是教师所或缺部分，而一些针对性知识才有助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因此，在强调个性化教育的今天，我们只有充分满足教师的个性化发展需求，才有可能实现学习者的个性化发展。 （二）主席报告专场之2：教育技术决策与领导力的主导研究：在AECT中的意义与机遇（Leading Research in Education Technology Decision Making and Leadership：Implicationand Opportunities in AECT） 来自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斯蒂芬妮·摩尔（Stephanie Moore）博士通过访问52名来自不同类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决策者代表，研究了四个方面的课题：（1）信息来源和信息网络；（2）决策过程；（3）详细描述一个具体的决策；（4）与效能相关的研究。结果显示，受访者关注的焦点在于“目的”，即高等教育学者们试图使用教育技术来完成什么？41%的受访者认为教育技术能够支持教育与学习；36%的受访者认为教育技术提高了运行效率或降低了成本；30%的受访者认为教育技术增加了在线服务学生的能力；27%的受访者认为教育技术改善了用户体验，并使现有系统现代化。研究发现，最普遍的目标是用以支持特定的教学或评估，包括：（1）増加学生、教职员工和校友之间的合作机会；（2）増加内容的交互性；（3）促进教学个性化，例如通过建立数据分析能力，以调整课程、教学和基于学生的表现所提供的支持，让学生按自己的节奏加快学习速度；（4）促进主动学习；（5）开展虚拟现实（VR）试验；（6）増强学生的组织性；（7）提供真实的评估；（8）实施培养能力为本的教育；（9）促进实施翻转课堂和混合学习；（10）给学生増加学术反馈。 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他们都做过教育技术相关研究，但他们对于研究的定义不同：38%受访者的研究是在实施一个战略或是引进一项产品之后，着重研究战略或产品对学生成果的影响；29%受访者的研究是向其他高等院校询问有关产品的反馈；24%受访者的研究是对自己的学生、教师、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研究；22%受访者的研究是对产品进行试验；18%受访者的研究是阅读学术文章和期刊。其中，有78%的决策者的研究成果（比如，对于某项产品的试验研究）很少跟其它高等院校共享，也很少跟大众共享，更很少发表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中。他们只限于不断改进教学和决定是否继续或扩大试验研究。 关于是否考虑引进教育技术产品，27%决策者倾向于学习管理系统，9%决策者倾向于把课本换成电子课本，7%决策者倾向于在线或混合的课程设计，7%决策者倾向于评价工具。关于决策的过程，摩尔博士发现，在公共和非盈利的教育机构中，决策通常需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通过会议、委员会和问卷调查来收集信息，最终由一个或多个高管做最后的决定。而盈利性的教育机构往往有更快、更集中的决策过程，通常是高管做出决策之后再去寻求师生们的配合。这些决策者的教育技术决策标准包括：实施的可行性；特征和功能；用户体验和可用性；成本投入因素；供应商的能力和与他们的关系。关于如何评价教育技术产品，73%的决策考虑成本因素，64%的决策考虑供应商的样品，59%的决策涉及到对所需信息技术的审查，39%的决策考虑试验的效果，47%的决策要经过正式的资讯申请（Request for Information）或提议申请（Request for Proposal）或报价申请（Request for Quotation）。 因此，对于教育技术决策者来说，他们需要：（1）与高等教育界以外的人士交流；（2）关注师生使用的产品的功能性；（3）考虑辅助成本，如培训费用；（4）建立标准化的教育技术产品采购流程；（5）让利益相关者（教师、职工、学生）参与早期决策；（6）制定教育技术变革的促进策略。对于研究者，则应该重点关注：（1）技术支持的教学策略，以及如何更好地利用技术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果（什么是可行的，如何使用以及在什么条件下）；（2）技术的实用案例以及相关有利于决策的研究；（3）根据学校不同情境和学生不同类型来区分研究结果。对于供应商，除了关注教学策略和实用案例之外，还应该根据学校不同的情境和学生的不同类型来区分研究结果。最后，摩尔博士提出了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在引进教育技术产品的过程中，是优先考虑教学的需求还是教育技术产品本身？”如果决策者试图确定需求，就需要根据需求来选择技术，就必须知道这些技术用于什么？这将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的过程。 （三）主席报告专场之3：引领教育技术的学术发展——哲学和新兴技术（Lead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cholarship：Philosophy and Emerging Trends） 本场主席报告是在伯明翰杨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海特·莱利（Heather Leary）博士主持下，由利哈伊大学（LehighUniversity）华特·盖茨（Ward Cates）博士等多人共同参与。这些专家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深入探讨了教育技术的哲学理念和新兴技术对于未来教育技术领域的影响。 华特·盖茨博士认为，现在的研究过多关注新技术的功能，而忽略了如何设计技术支持下的优化教学，从而很难实现有效教学。技术开发者应该与教学设计者进行紧密合作，通过关注新技术的优缺点，详细阐述使用新技术中的哪个部分的教学设计需要更好地支持或实现，从而来引导开发者开发新技术。 他进而指出，教育技术领域的核心是教学设计，而不是教学媒体。教师要用清晰的学习目标去指导整个教学活动，重视学习活动的交互、练习，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同时，教师需要提供有效指导，应该提供示例或清晰的步骤、详细的信息，来指导学生去探索。在探索过程中，要注重鼓励学生之间互相合作。比如：小组合作完成一个项目、提供同伴评价。然而，同伴评价会由于学生知识和技能的局限性而存在偏差。相比同伴评价，教师反馈更权威、更专业，且能够对项目的核心概念或相关理论做出详细的解读。因此，同伴评价应该与教师反馈有效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
关于新技术（如机器人）对教学的影响，瑞泽认为，机器人并不能代替教师或助教，因为他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学生，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目前在网络教学中，一直存在的问题是师生、学生之间缺乏有效和足够的交流和互动。在他看来，在线讨论是行之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没有教师的引导，在线讨论可能出现学生间的简单重复或赞同其他学生意见的情况。 威廉敏娜·沙维（Wilhelmina Savenye）博士对未来最好的教育技术实践进行了探讨。她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习惯于使用第二代互联网（7eb2.0）的工具和资源，比如，微博、维基（Wiki）写作和思维导图工具、抓图工具、谷歌协作平台（Google Sites）、社交通讯工具（如Ning和Delicious）、播客和视频播放工具（如TeacherTube和Ustream）以及其他视觉或多媒体工具（如Flickr）等。在未来几年，博客、维基、视频播客、在线课程、社交网络、短信、协作软件、文档管理、FFID或传感网络和移动宽带这些工具，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如何在未来的教育中最有效地整合这些工具？沙维博士认为：（1）领导者要具有远见；（2）促进、鼓励和支持各类教育技术的实验；（3）提供流线型和一致的技术资源和支持；（4）提高网络课程质量。学校领导者可以通过有效使用教育技术来实现“改造社会”、“重视创业”和“让学生成功”这三个重要的目标，学校可采用以下办法来促进、鼓励和支持教师们在课堂中实验新兴技术：首先，建立一个系统和长期的技术整合方法，包括提供关于新兴技术的培训和研讨会。其次，要支持教师成为技术协会的成员，能够参加多种会议、培训和网络研讨会，鼓励教师订阅教育技术通讯杂志，提高他们对教育技术发展趋势的认识和敏感度。 （四）主席报告专场之4：女性引领学习的变化（Women Leading Learning for Change） 本场主席报告是由AECT前主席安娜·唐纳森（Ana Donaldson）教授发起，与其他五位经验丰富的女性领导者共同完成的主席演讲。她们以亲身经历为例，同大家分享了作为女性领导者的成长故事，并重点讨论了如何以女性领导者的身份来引领学习的变化。 六位教授以各自不同的身份（管理人员、教职人员、个人立场和女性领导人），从不同角度分享了如何利用女性的自身特质，积极提升自己并最终成为成功的女性领导者的经历。她们回顾历史指出，女性在美国教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却始终得不到重视。在工作上，女性的加薪机会和晋升机会一直低于男性。在学术领域，也并不鼓励女性的发展。纵观AECT发展史，至今共出现了88位主席，而其中只有17位是女性。根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在学术领域，越到高层，女性所占的比例越少。 为此，六位教授结合自身的学术成长经历，就如何指导女性学者成为成功的领导者，提出以下几条建议：（1）做有针对性的导师。这样的导师不能仅仅关注学生在学业上的发展，更应该为学生融人教育技术领域并积极参与该领域的学术发展铺路；（2）导师应该有意识地帮助学生建立自信，不仅要帮助学生成就自我，更应引导他们用自己的成功经历去积极影响其他人。导师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应让学生感觉你是遥不可及或高人一等，而应与学生建立平等关系，并将学生视为同事同行。这样一种平等的关系更利于导师深人了解自己的学生，并针对学生的个人特点做出指导；（3）导师应邀请学生与自己“并肩作战”（比如，共同教学、写作、一起服务等）。导师和学生应相互帮助、共同成长。作为女性领导人，六位教授都提到了“Sisterhood”姐妹关系）在她们各自发展中的重要性。她们强调，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很难在单打独斗中获得成功。而在Sisterhood中，女性学者才会得到互相帮助、支持与鼓励，从而实现共同成功。 （五）主席报告专场之5：引领创新：如何利用社交媒体、移动学习、慕课和开放教育资源来转变学习（Leading Innovation：How to Use Social Media，Mobile Learning，MOOC and Open Education Resources to Transform Learning） 本次主席专场由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的罗伯特·赖泽（Robert Reiser）教授组织，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瓦妮莎·邓仑教授等作为主要讨论者，分享了他们对社交媒体、移动学习、MOOC、开放教育资源四项新技术或资源在教育中应用的新思考，以帮助教育技术专业人员成为领导者和变革的推动者。 邓仑教授讨论了教育技术专业人员如何促进社交媒体在高等教育以及中小学中的有效使用。克拉克·奎恩博士报告了移动设备在当前企业、高等教育和中小学中的使用情况：据美国“人才发展协会和企业生产力研究所”2015年的报告显示，参与调查的人群中，至少有33%的人已正式开展移动学习，还有20%的人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开展移动学习。随着移动设备使用的増长，教育技术人员如何促进这些移动设备在教育中的有效使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柯特·邦克教授讨论了教育技术从业者如何引领MOOC的设计与实施问题。认为教育技术从业者如果要成为MOOC设计和实施的领导者，他们必须了解MOOC的新问题和新思考。大卫·威利教授讨论了教育技术从业者在开放教育资源中所扮演的角色。当今的高等教育越来越依赖开放教育资源，根据弗吉尼亚州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23所位于弗吉尼亚的大学承诺用开放教育资源替代商业教科书，已完成至少一个学位所需的所有课程。由于开放教育资源逐渐被广泛采用，教育技术人员应该了解开放教育资源是什么？来自哪里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至关重要。总之，教育技术人员必须了解教育技术领域的最新创新成果，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新技术新资源来改进在各种环境下的教和学。 （六）主席报告专场之6：引领管理人员的发展——计算教学的师资培训（Leading the Charge for Change：Preparing Preservice Teachers to Teach Computing） 伯明翰杨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彼得·雅各布·里奇（Peter Jacob Rich）博士对学校教育一直比较看重的学科知识和“21世纪技能”进行了深度探讨。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教学聚焦在可通过互联网搜索就能快速找到答案的那些问题上。21世纪的学习，不仅仅是学习这些学科知识。他的研究团队发现，现在招聘单位比较看重的能力包括：团队协作能力、责任心、策划和组织、分析推理、与工作相关的技术诀窍、计算机技能、能够适应工作的多样性挑战、创造力、终身学习和语言沟通。里奇博士认为，沟通能力是要求学生学习如何与不同观点的人进行交流，协作能力是要求学生共同解决一个可能没有绝对正确答案的非良构问题，批判性思维需要分析、评价和创造力三种高级思维协调活动，而创造力是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我们应鼓励学生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思考还没有考虑过的东西，重新审视与分析事物，并在平常中看到美丽。 里奇博士也提出了他的“第五个C”一计算技能（Computing），认为其正成为21世纪学习最新和最重要的内容。当今，欧洲许多国家已经将编码（Coding）教学整合到他们的课程中。以色列、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韩国以及美国部分州，都在核心课程中加人了计算技能的内容。计算技能很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使人们能够使用现在的工具进行交流、协作和创造，而且更有助于学生掌握其它技能。即计算思维有助于人们分解问题、寻找模式、创建算法，使用自动化流程技术和分析数据模型。目前，我们可以使用机器人来锻炼学生的计算思维并提升此项能力用以解决实际问题。 一项对全球范围内幼儿编码教师的研究表明，学习编码的孩子可以更好地面对失败，不轻易放弃，遇到问题能继续尝试。师生也可使用编程来帮助进行数学学习。正因为计算思维越来越重要，教育技术人员应帮助培训编程教师，包括帮助他们学习编程，创建课程和把编程教学整合到核心课程中去。现在，一些学生可以在很多游戏中使用“4Cs”技能。比如多玩家在线竞技（MOBA）游戏就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行业，它需要玩家协作解决问题，与他们从未见过面的人交流，思考并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MOBA游戏和黑客窃取信息的例子都表明，“5Cs”（4Cs Computing）仍然不够。如果人们没有同情心（Compassion），这些能力有时是危险的。所以，里奇博士强调“5Cs”应该再加上同情心（Compassion）。他认为，无论我们所学为何，都应该致力于改善我们的生活世界和环境。所以在今天，“6Cs”——创造力、合作、沟通、批判性思维、计算思维和同情心，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 （七）主席报告专场之7：引领学习的变革——跨文化的宝贵伙伴关系（Leading for Change：A Precious Partnership Across Cultures） 本场主席报告是由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图特利尼·阿西诺（Tutaleni I.Asino）博士、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帕特里克·杨（Patrica Young）博士等人共同主持。他们认为，为了充分反思“什么才能引导学习的变革”，我们必须要探索在研究中所建立的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与那些会受到研究项目影响的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分享了各自在非洲、亚洲、欧洲、中东、北美和虚拟空间中进行跨文化研究的经验。报告围绕以下这四个问题展开：（1）如何在跨文化环境中“引领学习的变革？”（2）如何在一个不同于你自己的国家和文化中进行研究？（3）成功进入协商的过程是什么？（4）如何获得研究对象的信任？ 阿西诺博士强调了语言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帕特里克·杨博士则强调了文化在研究设计中的重要性，她也是“文化导向型模型”（见图5）的创始人。该模型要求研究者在管理、设计、开发的同时考虑到文化的因素，即文化导向的设计，需要由设计者用心承诺解决个人、团体、文化或社会的需求。
莫妮卡·特蕾西博士分享了最近在阿联酋迪拜完成的大型跨文化定制教学设计和绩效改进项目。根据她在面向多文化培训对象时的教学经验，她认为，工作辅助工具（Job Aid）、情境化学习、学徒原则（包括建模、辅导和学习脚手架）是比较有用的几种教学策略。迈克尔·斯佩克特博士重点介绍了他对印度尼西亚混合年级的农村学校研究，他让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博士生去访问12所类似的混合年级学校，发现父母们非常关心孩子的教育，甚至重于村子的兴衰。尤金·科齐博士分享了他在北美和东南亚的各种AECT项目，这些项目聚焦于跨越复杂而且不断变化的文化来引领21世纪公民的学习网络，探讨了当代“超连接公民”这个概念如何在不断变化。贝斯·弗里莫斯博士讨论了如何在北加纳的农村开展种族志研究时掌握话语权。丽莎·贾科莫博士分享了她在为五个不同国家的偏远地区设计的在线学习和以讲师为主导的培训中所取得的经验，她认为，这个项目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设计项目测试培训，如何跨越多个国家的文化和语言开始设计工作。 （八）主席报告专场之8：在全球范围内引领学习变革：国际研讨会的国际联盟提案过程（Globally Leading Learning for Change：International Affiliate Proposal Process for anInternational Research Symposium） 来自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的西奥多·弗里克（Theodore Frick）博士作了“用MOOC的大数据回答研究问题”（Answering Research Questions with Big Data from a MOOC）的演讲。他认为现有对MOOC教学有效性的研究文献存在的不足，在于小规模样本、缺乏普适性和可重复性。而经过精心设计MOOC的优势在于有大规模和代表性样本、普适性和随着时间推移相对容易的可复制性。印第安纳大学开设了一门“印第安纳大学剽窃教程和测试”（IndianaUniversity Plagiarism Tutorials and TestsI PTAT）MOOC。这是一门微MOOC（Mini-MOOC），从2002年至今的14年中，已有数百万学生用户。在2015年，他们应用“首要教学原则”（First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Merrill，2013）大范围地重新做了设计，目的是调查在微MOOC环境中“首要教学原则”的有效性。从2016年1月以来的22个月中所收集的大数据来看，有超过2900万的教学互动访问量，204个国家的347000的注册用户（其中28万人通过了认证测试）：86%的学生来自美国，41的学生来自中国，31的学生来自加拿大，剩余71的学生来自其它21个国家。在这些学生中，有82%是本科生，18%是研究生（硕士和博士）。 西奥多博士指出，微MOOC可通过互联网使用的自动化手段来开发和测试特定课程，具有以下学习过程：（1）从简单到复杂地完成一系列任务，包括基础、新手、中级、高级和专家层次；（2）每一个任务层次均执行基本原则，学生根据具体案例应用不同的原则；（3）教师提供反馈；（4）学生整合各个原则；（5）练习测试；（6）认证测试；（7）测试结果反馈。研究结果表明：在参加该课程的本科生中，通过第一次认证测试的人数是不同意参加该课程的学生人数的三倍；在参加该课程研究生层次（硕士和博士）的学生中，通过第一次认证测试的人数是不同意参加该课程的学生人数的五倍。 （九）主席报告专场之9：引领出版业的发展——跟编辑和出版商面对面（Leading by Publishing：Meet the Editors and the Publisher） 这场报告是由美国查尔斯·施洛瑟和信息时代出版（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创办者/出版商乔治·约翰逊（George Johnson）等人共同主持。他们指出，教育技术出版行业存在以下几个趋势：（1）文章的需求量依然很大；（2）文章面向国际读者；（3）技术对出版业有深远影响。他们呼吁教育技术专业的年轻学者多投文章，多参加学术会议和分论坛，与同行建立联系，为学术发展服务和做出贡献。他们同时指出，教育技术领域的杂志面向国际读者，所以需要保证文章的准确性，尤其是其它语言翻译为英文的准确性。他们所编辑的杂志已经接收电子论文，并且都是在线评论。论文也有各种类型，包括网络文本（HTML）和其它类型的文件。他们也能够选择其中一些经典的文献，重新编辑出版。 乔治·约翰逊（George Johnson）介绍了信息时代出版公司的定位在于服务于整个学术圈，帮助每一位学者发表论文。他认为，高质量、有好的研究方法的研究论文，就能够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为此，他们提出了十条关于投稿的注意事项：（1）向一个杂志投稿前，认真阅读这本杂志；（2）遵循杂志的投稿指南；（3）当长时间没有投稿文章的消息时，应该友好地询问杂志的编辑；（4）去了解杂志的编辑情况；（5）写好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6）投稿中要引用编辑的文章或这个杂志的文章；（7）如果文章被拒绝了，可发邮件询问能不能重新投稿；（8）引用自己之前的文章；（9）向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的同行了解该杂志；（10）与好结束语的最后一句话。 （十）主席报告专场之10：从课堂到董事会会议室——成为你所在机构的行政领导（From the Classroom tot he Board Room：Becoming an Administrative Leader at Your Institution） 这场主席报告在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尤金·科齐（Eugene Kowch）博士主持下，由沙利文大学（Sullivan University）在线学习管理的副教务长安东尼·皮纳（Anthony Pina）等院长级学者共同参加。这几位院长或曾经的院长就三方面问题展开了讨论：（1）行政领导人员所面临的挑战；（2）作为院长和教师之间的不同；（3）担任院长期间的收获。他们从时间、政治、资金、人事、校外相关人员、学生和学术等方面，讨论了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挑战，以及教师与行政岗位的差异。 在时间上，凯·珀思期特表示没有时间去参加所有的会议，及时完成所需的任务，并与教职员工进行交流。在她担任院长期间，很难把控工作时间或个人时间，因为一周的工作时间从来不会少于60小时，有时甚至更长。在政治方面，一个院长必须密切注意校园、地区和国家相关的政策规定。上级行政机构（董事会、校长、教务长等）的变化，可能突然导致重大变动，有时候是正面，有时候是负面。在资金方面，院长必须了解有多少钱用于大学的运作，资金来自何处，如何合法使用资金，大学、州和联邦政府是怎样管理资金分配的，以及与支出和结算有关的时间表，院长必须时刻准备重新进行预算。在人事方面，如何保持与教职工的积极关系是一项长期的挑战。 因为学院里每个人都有他们不同的需求和期望，但是院长并不能同时满足他们的需求。如何平衡他们的个人需求与时间、预算和政治的优先次序，常常是一个艰难的决定。院长应熟悉教务长和大学法律顾问，以定期咨询一些涉及非同寻常的人事问题。作为院长，最重要的是认可和培养与所有这些群体的牢固关系。在学生方面，她发现院长总体上非常孤立，特别是跟学生的交流机会很少。 艾莉森·卡尔·切尔曼指出，对于一个院长来说，高情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需要管理职工、教师和学生问题，跟捐款人沟通交流，以及与法律部门和社区领袖合作。她认为，与捐款人建立良好的关系非常关键，实际上就是要找到捐款人的兴趣所在，然后把他们的捐款用在他们感兴趣的地方，从而使得他们的资金能够真正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他院长也指出，他们在工作中需要与更多的人合作，需要把控学院发展的大方向，需要采用教学设计中的系统观点来思考问题，还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三、主要分论坛的研讨与活动 （―）设计与开发分会（Design and Development Division） 该分会共举办了40场平行会议、3场圆桌报告、3个海报成果展示和3个专家讨论专场。其中自2003年起每年都举办的“设计与开发比赛”（Design and Development Competition）是其中亮点，引发参会者的广泛关注。2017年的比赛首次选用模拟案例，以最大化保证比赛的公平性。 本次比赛的案例是为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机构（Honest All Food International）的尼日利亚分部设计在线培训课程，让当地的新员工以及当地合作公司的员工充分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并使企业老员工对食品安全领域知识得以加强更新。参加比赛的选手均来自各个学校教育技术专业的学生，由两人组成一队，以团队的形式参加比赛。组委会从最初参赛的13组选手中选出6组进入复赛，而在本次年会现场的是最终进入决赛的3组选手——来自南佛罗里达大学的2组选手和普渡大学的1组选手。本次比赛出现了近10年来第一次有两个决赛团队均来自同一所大学的情况。 来自不同学校的参赛选手以这项比赛为平台，就“教育设计与应用”与不同的专家和同学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和交流。我们通过与参赛选手的访谈表明，学生在多数情况下与指导教师通过Skype和邮件交流，由教师对学生现有的设计方案提出一些建议，但不会参与具体设计和修改。参赛选手不仅需要非常了解本次比赛的主题，也要了解远程教育相关的知识并加以运用，还需要根据比赛的特殊主题（比如，本次是文化多元性和文化包容度）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教育技术方面的知识，做出一份相对完整的设计方案。 本次比赛最终获胜者来自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杰西卡·浩博（Jessica Hopper）和埃莉娜·艾瑞克（Elena Erick）团队。比赛结束后，由主席丹·舒赫（Dan Schuch）博士综合各位评委的点评，分别与参赛各组见面，并详细探讨每组设计方案的利弊，并通过结合其他评委的意见提出改进意见。比赛不仅使选手在学术和知识领域得到了提高，更让他们在教师的指导和评委的反馈中成长为实践性人才。在整个过程中，学生充分将学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最大化地将所学的课本知识运用到实际设计中，为今后成为成功的教育技术实践者打下基础。 （二）远程教育分会（Distance Learning） 该分会举办了64场平行会议、21场圆桌座谈、7个海报式成果展示和4个专家讨论专场。分会面向所有学校管理人员、教师、设计人员和学生，探讨了远程教育相关多个研究课题，包括MOOC、学习者的异步交互（主要形式是在线讨论）、学习动机、在线教学的挑战以及培训、在职博士的培养、网络课程的教学设计和质量、基于在线交互的社交网络分析和在线学习中的网络中立性等。MOOC依然是热门的研究课题，涵盖从相关文献的综述、新手讲师的经验研究、为社区学校计算机教师开发MOOC、学习者的参与度和完成率、MOOC的教学设计学习数据的分析。其中，学习者之间的异步交互是比较关注的课题之一，主要探讨了在线交互的频率和质量、教师存在感、学习者的满意度、学习社区存在感和身份认同等。 来自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安妮莎·萨拉（Annisa Sari）和朱美娜综述了2014年10月到2016年11月期间在12本教育技术领域杂志上发表的146篇与MOOC相关的英文文献。Class Central的数据表明，共有5800万学生、700所大学参与到MOOC设计和教学中，有6850门MOOC面向世界各地的学生。截止到2017年初，按照平台注册的学生数，排名前五的是美国的Coursera（2300万）和edX（1000万）、中国的“学堂在线”（600万）、英国的 “未来学习'（Future Leam）（530万）和美国的Udacity（400万）。这些MOOC平台所提供的课程，以“计算机科学与编程”、“商业与管理”这两个学科所占的比例最大。现有MOOC研究的相关文献主要采用访谈、问卷调查、观察、测试、小组访谈、平台数据库、学习分析和论坛数据，内容聚焦于学生、教师、设计研究、慕课学习情境和影响等。具体研究主题包括：学习动机、完成或退课率、评价、教学设计、学习体验、满意度、参与度、态度、学习结果、合作学习和同伴支持、交流或交互、高等教育、专业发展、有效性和自主学习。其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评价学习结果，在当前的MOOC研究中比较重要。 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无障碍学习这个研究课题，因为身体有残疾的学习者所面临的挑战与全职在校学生不同，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能够接触到的学习资源非常有限。德克萨斯州立大学（Texas State University）米尔顿·尼尔森（Milton Nielsen）博士等人，对无障碍学习的法律法规、无障碍学习及变革文化、教学设计和通用设计（Universal Design）、相关工具和解决方案等进行了深人探讨。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三方面来促进无障碍在线学习：（1）充分考虑这些特殊群体的需求，让这些特殊群体参与到课程和资源的设计和评价中；（2）对教师进行无障碍在线教学的培训；（3）高等院校以及专业机构应保证这些特殊群体能够进人、查看并使用相关网站。 米尔顿·尼尔森（Milton Nielsen）博士报告了美国联邦和州的相关法律规定，呼吁全国盲人联合会跟学生一起支持实施无障碍学习，要求高校给残疾人提供更多适应性的服务和资源。目前，已有147所学校正在给在视觉、听觉和认知上有障碍的学习者提供适应性的资源和服务，旨在为他们提供平等、有效的交流。塔拉·伯纳葛（Tara Bunag）探讨了无障碍文化和一些阻碍因素，认为无障碍文化的核心是法律规定、学习者的需求和伦理规范。无障碍不仅仅是提供适应性的资源，而是一个发展过程，能允许所有高校内的身体残疾学生参加工作和相关学习，尤其在文化、音乐和STEM领域。为了适应残疾人的需求，课程需要设置更清晰的目标和具体的任务。
徐朱洋认为，无障碍学习设计应结合通用设计（Universal Design）原则、Web内容无障碍指南2.0（Web Content Accessibility Guidelines2.0，WCAG2.0）和全方位课程设计（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原则进行。通用设计的例子包括自动开关的感应门，允许语音输入的Siri和闭合字幕。Web内容无障碍指南有四个原则：可感知（Perceivable）、可操作（Operable）、易理解（Understandable）和稳定（stable）。而全方位课程设计则开创了教学、学习和课程资料开发的新范式，它从四个方面改变了旧的学与教：（1）教育工作者把残疾学习者看作是学习差异的一个连续属性，而不是一个单独类别；（2）教师不仅是为了满足残疾学习者的需求而调整教学，而是满足所有学生的个性化需求；（3）课程材料应该多元化和多种形式，包括电子课本和在线资源；（4）课程更加灵活，适应更广泛的学习者差异。根据通用设计的原则，教学中要给学生提供多样化学习活动以増强学习动机，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方式获取知识和技能以及多样化的练习和测试。 （三）研究生分会（Graduat Student Assembly） 该分会共组织了7场平行会议和2个专家讨论专场，主要探讨了硕士和博士生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现状、所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方案，以及该分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来自爱达荷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多蒂·萨蒙斯（Dotty Sammons）教授组织了“博士生如何平衡忙碌的学习生活和日常生活”这一专题讨论。萨蒙斯邀请了来自爱达荷州立、怀俄明、佛罗里达、南佛罗里达和佐治亚大学这6所不同大学的6位不同年级的博士生，以他们自身经历分享了如何平衡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大家一致认为：（1）学习时需要全神贯注，这样才能高效地利用时间，可通过一些学习软件或时间管理工具等帮助自己快速进人学习状态；（2）要合理使用手机，手机容易让人分心，如何合理地使用手机，不让手机打扰、影响学习，需要经过有意识地训练，博士生更需要有意识地在这方面进行训练；（3）善于利用碎片化时间，博士生要学会利用碎片时间的技巧，比如可利用开会间隔的20分钟来梳理学习内容、写一两段文章，或利用碎片化时间将整块的内容分解为小块；（4）一定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若没有，那就自己培养，这些兴趣爱好可以与学术无关，这样大脑可在培养兴趣爱好时得到充分放松；（5）做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情，让自身能力在克服困难与挑战的过程中得到提升，大脑也可得到更好地开发利用。说不定在做这些不擅长的事情时产生了兴趣，从而成为又一种放松方式。 （四） AECT国际部（International Division） AECT 2017国际部共承担了6场平行会议、2场圆桌座谈、5个海报式成果展示、5个专家讨论专场和1个特别会议。其中“苏格拉底论坛”（Socrates Seminar）是国际部每年都会举行的活动，旨在通过一组专家与一位博士学生的提问与解答，帮助学生对所研究的课题学会分析、推理、演绎。 AECT 2017的“苏格拉底论坛”仍旧由卡梅隆大学（Cameron University）的吉哈瑞（Abbas Johari）博士主持，论坛专家包括哈佛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博伊勒（Robert Boyle）博士、中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资深教授康奈尔（RichardA. Cornell）博士等共10位学者。参与论坛的学生来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程妙婷，她和同事通过调查分析了香港本地学生和外地来港学生的学习以及使用电子工具情况，找到影响学习和电子学习工具使用的原因，为教师和教育决策机构提供可靠依据。通过提问和解答，专家们阐述了对教育研究的认识以及各自推崇的教育研究设计理念，建议程妙婷的博士论文研究要立足于一个小的研究点，解决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在研究方法与设计上要注意研究的整体性，研究设计应依据研究目的和内容，多渠道、多层次、多方面地对研究问题进行循环研究，让研究目的决定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在探究差异时不忘共性，探究个体时不忘群体，探究问题时不忘解决方案，探究技术时不忘学习和学生。只有这样，研究的结果才能对学习和教学实践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指导。作为博士生，重要的是通过博士论文研究，培养和提高自身的学术素养，包括提升敏锐的观察力，灵活、有效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严谨的学风以及对不同思想和观点的包容与尊重等。 （五）研究与理论分会（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Theory） 该分会共接受106份报告，以平行会议、小组专家讨论、圆桌报告、海报等多种方式展示了在教育数据挖掘、学习分析技术、MOOC、游戏化（Gamification）学习、增强现实技术（AR）、在线学习、社交媒体与学习（Social Media and Learning）、教学设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分会的报告主要有四个亮点：（1）用MOOC大数据回答问题；（2）“基于证据的设计”新兴教学框架的实践经验（Practice-based Insightson the Emergent Instructional Framework of Informed Design）；（3）教育技术研究——女性专场会议（Instructional Design Research Romen sCaucus）；（4）教学设计师职业生涯的成功，真正需要什么样的项目管理知识、技能和能力。 来自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University of Indiana Bloomington）杰苏尔·戴格里（Cesur Dagli）和独立研究者罗德尼·迈尔斯（Rodney Myers）博士也利用“印第安纳大学的剽窃教程和测试”系统产生的大数据，来探讨“首要教学原理”（First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在MOOC环境下的有效性（见图6）。他们的研究证明，M的研究价值在于具备大量、有代表性的样本，才有广义的概括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容易复制，其产生的大数据能够为教学理论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来自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的蒂芙尼·罗马（Tiffany Roman）教授针对学习设计领域中研究设计策略的学生，开发了“基于证据的设计”（Informed Design）这一新兴教学框架。“基于证据的设计”能力是学生通过在校学习可达到的绩效和技能水平，这种能力是介于新手和专家设计师之间。该设计框架（见表1），就是先确定与K-16工程学专业和STEM教育相关的关键绩效指标，然后通过设计教学来发展学生的这些绩效指标。这种设计思路，可以帮助教师在设计任务中进行基于证据的教学，同时发展自己有关设计教学的内容知识。这一研究主要通过对高中教师进行访谈、课堂观察、收集学生作业和老师的教案，进行了多个案例分析。发现修订后的教学框架，对于学生之间的交流、设计工作的方向和设计领域的工具或材料选择，都有实际价值。
此外，AECT 2017新増的三个高影响力演讲（New High Impact Talks-HITs）的第一场和第三场均安排在研究与理论分会进行。第一场演讲来自肯特州立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的詹姆斯·德怀特·海斯（James Dwight Hayes）教授。这场题为“改变学习领导能力的方式——揭示学生叙事的本质”（Changing How We LearntoLead：The Revealing Nature of Students Narratives）的演讲，强调如何利用叙事视角改善教育工作者、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工作。海斯认为，通过聆听学生的故事，我们可以揭示以前未知的范式，并在这些新的范式下做出更有影响力的决策。他鼓励学生分享在线课程和近期创新的经验，由此让课程设计者了解学生与在线学习环境的交互行为，同时也为管理人员提供全新的视角，达到为学生和教师设计健康、和谐的学习环境。 来自杨百翰大学教育学院的罗伊斯·基蒙斯（Royce Kimmons）教授进行了题为“在教育技术研究中反对部落主义以及在不同的范式之间转换(Combating Tribhnology and Navigating Paradigms in Educ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的第三场演讲。基蒙斯教授认为，研究人员习惯于用自己的方法来思考，常常将使用的工具与专业人士的身份混为一谈。比如，使用案例研究来回答关于整个人群的问题，或使用观察仪器来回答有关参与者自我认知的问题是荒谬的。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者应是范式的多元主义者（Paradigmatic Pluralists），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对世界有着不同的假设，研究者的工作方式由于所依赖的范式不同而大相径庭，这对于刚刚进人教育技术领域的初级研究者是个巨大的挑战。 他着重阐述了地方主义者（Provincial）、转换主义者（Convert）和机会主义者（Opportunist）这三种范式及转换方式。地方主义者是指研究者停留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运用自己熟悉的方式来研究自己熟悉领域的问题，把超出自己范式的问题留给其他人。从科学研究方面来说，地方主义是科学可靠的，因为它承认方法的局限性，通过限制方法使用的范围来保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但对于大多数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地方主义并不合适，因为这种方式限制了我们可以提出问题的类型。从本质上来说，地方主义会让教育技术研究者变成“近视”研究者。 转换主义者与地方主义者相比存在更多问题，常因为太青睐某种方法而忽视了这种方法本身的局限性。转换主义者常成为范式的工具，而不是将范式作为研究工具。当他们开始贬低或者蔑视自己不熟悉的方法时，就会逐渐开始相信自己熟悉的方法可用来解决所有问题。但转换主义者的优点在于其自由性，当认为自己的方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时，他们会坚持尝试使用自己的方法来研究所有问题。这时，这项研究自身就变成了一个新的问题。转换主义者的范式作为一种方法来说可能非常有效，但在科学上是不严谨的。地方主义者和转换主义者产生的问题在于他们想法是孤立的（Siloes of Thought）。地方主义者不会强迫自己接受并使用其他范式，因为他们的研究问题不需要使用其它方法。他们也不需要与同事交流，因为他们的研究问题通常都有了答案。同样的，转换主义者也不需要和别人交流，因为在他们看来，其他人使用的方法论都是低劣的。 第三个在范式之间转换的方式是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认为，我们不应该用研究方法来区分研究，而是应该在必要时机在各种范式之间灵活转换，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也就是说，应该是研究问题推动我们的研究而不是研究方法本身，研究方法作为我们解决问题的工具是可以使用或者丢弃的。正如机械师一样，他会在需要的时候选择扳手而放弃钻头以达到修好机器的目标。因此，研究者应该将研究方法视为单纯的工具。这样能够避免类似于地方主义者的科研“近视”，避免仅仅是因为研究问题不适合当前的研究方法而阻碍我们提出好的研究问题。同时，也能避免转换主义者对某种研究方法的过分热情，导致我们使用不合适的方法来研究当前的问题。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由于他们能够在各种范式之间灵活转换，因此，具备了使用多种范式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的能力。 事实上，相比其他两种方式，研究者更难成为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常常是一个终身学习者，在面对不同问题时，机会主义者都愿意学习新的词汇，建立新的、严格的标准，甚至探索新的报告方式，这些科研方式都将使研究者和研究者所在的研究领域受益匪浅。他强调：机会主义者对于教育技术领域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学术孤岛”，消除我们自己划定的方法界限。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研究者都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即提出好的研究问题。 总之，教育技术领域需要对研究范式进行变色龙式改变的研究者，从而自在地在多个范式之间进行定位与转换，并始终将研究问题放在研究方法之前。作为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者，不应该说“我是一个‘质性’或者‘量性’研究者”，而应该说“我对于所研究的课题提出了很好的问题，用了正确的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究”。 （六）国际华人教育技术协会（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该分会共承担了9个平行会议、1场圆桌座谈和1个专家讨论专场。来自中国、美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地区的华人学者，积极分享了他们在教育技术领域的学术成果并参与学术讨论。 来自北京大学的王胜清教授为大家带来了“慕课在北京大学的实践：课程设计，构建教育平台和慕课教学”的精彩演讲。他从整体角度探讨了慕课教学对高等教育在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和学习评估等方面带来的挑战。王教授及其团队以北大为例，就慕课在大学教学方面的影响做了深入分析：有27门课程的教师已开始尝试混合式课堂教学模式，他们结合学科自身特色，把多样化的混合式课程设计方案运用到不同课程的设计当中。课程设计集中关注：如何设计在线课程内容、如何结合线上课程和线下课程特色来运用不同的教学设计、如何对学生的学习作出适当评价这三方面问题。研究提出：（1）应更加重视因越来越成熟的网络环境和国际化对高等教育带来的变化和影响；（2）应关注信息技术对教学和学习产生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学习方面的变化；（3）慕课为现代高等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应好好把握住这个机遇并加以利用，同时也需要关注慕课的发展给师生带来的冲击和挑战。 来自宾州州立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的唐恒涛与他的导师罗伊·克拉丽安娜（Roy Clariana）博士及董耀祖博士，一起汇报了关于“利用排序任务来测量第二外语阅读中的知识结构”的研究。他们认为，双语者面对同一个第二外语（L2）文本同时，会形成第一语言（L1）和第二外语（L2）的不同情境模型，而L1的阅读理解能力并不是自动转化为L2的理解能力。他们通过进一步设计在单语情境中已得到验证的排序任务，来作为实用的第二外语知识结构的启发方法。在对同一所学校的23名中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这种排序任务可启发学生在双语中的知识结构，而排序任务本身，即中文排序或者英文排序，可影响学生的知识结构形式。 四、总结与展望 AECT 2017以“引领学习的变革#（Leading Learning for Change） 为主题，向众多参会者展示了在过去的一年中，教育技术研究者为该领域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主题演讲以及主席专场报告体现出教育技术领域研究重点的变化，从对新兴技术的关注与使用，逐步转变为对教学以及学习本身的反思。随着教育领域各类技术的不断丰富，教学设计人员、教师以及学生可选择的范围逐渐变宽。面对多种选择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习效率以及解决各种教育问题，成为教育技术研究者关注的核心。正如德里克·卡布雷拉博士所提倡的，学生要学会独立思考，只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才能在将来与他人、与机器人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本次大会中，德里克·卡布雷拉博士提倡的培养学生思考能力的观点值得我们关注。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需要建立在丰富扎实的专业知识上。没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学生不可能做到深入思考与反思。对于专业素质薄弱的学生，“学习指南”之类的提供是非常必要的，它能够帮助学生以最快的方式掌握相关知识的要点并完成相关学习任务。对于专业知识扎实的学生，则需要设计一些高质量的、能够激发学生思考的学习活动，促使他们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积极思考和反思。换言之，教学目标和教学策略的设计，需要根据学生当前的知识能力水平进行情景式设计（Situational Design），而不是为所有学生设定同样的教学目标。 在这次会议中，许多专家学者比较关注21世纪学生应该掌握的基本技能。比如，强调应给“4Cs”（沟通能力、合作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之外加上“第5个C—— 计算能力（Computing）和“第6个C”——同情心（Compassion），呼吁我们加强对学生计算能力和同情心的培养，以达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目的。托马斯·里夫斯博士则强调应给“4Cs”加上“第五个C——意志力（Conation），因为意志力是人优于机器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当未来很多工作都要由机器人来完成时，我们人类的竞争优势就在于意志力。我们认为，应该高度重视彼得·里奇和托马斯·里夫斯博士所提出的这“新3Cs——计算能力、同情心和意志力，在继续原有知识和技能培养的同时，更需要注重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的“7Cs”（4Cs 新3Cs）技能；我们不仅要改变传统课堂的学习活动与结构，实施托马斯·里夫斯博士所讲的“真实的学习”；还要设计、培养这些能力在各种社会实践中的应用。 AECT 2017向与会者表明，教育技术领域的传统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还将继续影响教育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方向，诸如游戏化（Gamification）、模拟（Simulation）、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增强与虚拟现实（AR/VR）、社交媒体（Social Media）、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数字微证书（Digital Microcredentials）、大数据（Big Data）、MOOC等将继续成为研究热点。一些新的研究热点更值得关注，比如AI与教育、计算思维（Computational Thinking）和计算能力（Computing Skills）等。我们认为，将来会有更多的学者对AI融入教育、计算思维和计算能力的有效培养等进行深入研究。这充分体现了当前教育技术领域多学科渗透、融合的发展态势，并在未来的研究发展中更加明显。这对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既是机会更是挑战。在多学科、多领域的碰撞下，教育技术必将会涌现更多新的成果。作为教育技术研究工作者，我们应充分吸收来自其它学科的新成果，为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提供新的土壤与发展空间。 AECT2017从变革的高度审视和研究了教育技术领域的发展和今后走向，为教育技术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了进一步“优化”教育技术的新思路、新路径。我们既要关心新技术对教学和学习带来的影响，更应思考如何利用教育技术的研究成果来促进教育改革，更好地把握机会，应对未来的变化与挑战。在信息时代迈向智能时代的今天，新兴技术对教育领的深远影响前所未有。我们需要了解新技术的秉性探索其应用价值，以存进教育变革，提高学习的质量与效率，培养新兴未来社会的创造者，这些事我们教育技术研究者和实践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再教育领域里不应是教学辅助的配角，而是支撑整个教育恒业不可缺少的中坚栋梁。在日益迈向智能化的时代步伐中，教育技术再教育领域里的引领与导航作用日益明显，也必将为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陈惠若，美国南弗罗里达教育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移动教学，网络教育以及跨文化环境下的网络课程设计及互动；姚中锐，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交媒体的教学应用、在线讨论的设计和开放教育资源的建设；钟琳，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教育与人文服务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个性化职业教育和学习分析技术等；翟雪松，北师大教育技术博士后，安徽建筑大学智能建筑与建筑节能省重点实验室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智慧教育，技术支持学习等；王小雪，美国佛罗里达湾岸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育技术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教育传播和技术协会（AECT）执行董事（2016-2018），国际华人教育技术协会北美地区理事（2015-2017)，主要研究方向：网络学习环境与培训，虚拟现实技术以及教育技术的整合等，谢雷，美国佛罗里达湾岸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网络学习环境与培训，虚拟现实技术以及教育技术的整合等。 转载自：《远程教育杂志》2018年第1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