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结构的欣赏，一般的理解常常是结构是否整齐，是否符合于平衡对称的要求，实不尽然。平衡对称固然是一个基本要求，但结构美更注重平衡对称中又有变化，而且其变化是否有所创新，不落俗套。成功的草书艺术结构，既合乎平衡对称，各部份对比照应；又有欹正、疏密、开合、向背主次、俯仰、揖让、穿插、交错、使转、移位、横竖、摆动、倾覆、长短、大小、阔狭……种种富有新意的变化，从而形成一个多样统一的和谐。
1.欹 与 正
欹正是指部分偏旁、部首或局部作倾斜、欹侧处理，又能倾而不倒，平中寓奇，增加字的变化和意外的奇趣的艺术手法。“欹”指倾斜、不平衡、险绝。“正”指平正、 稳定、平衡。欹与正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动态平衡的审美原则。古代书论中所谓“ 奇” 与“ 正” 的审美意味范畴也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形式因素的“
欹”与“ 正” 。书法美的平衡状态不是美术字设计般的绝对平正、平齐 , 而是正中有敧, 似斜反正 , 不平衡的平衡。
正中有欹 , 寻求不平板的生动势态 , 是书家探索、追求的审美境界。当然, 书法审美境界的“不正”“不稳”“欹侧”“险绝”, 又是“欹中有正”
“似欹反正”, 是险中求稳 , 达到不正之正。如果完全失去了平衡, 便如同失去了生命的正常状态,就无美可言了。不同的书法形式因素产生不同的视觉重力感。一般说来, 粗、肥、大、密、浓者重 , 细、
瘦、小、疏、淡者轻。利用这些轻、重不同的因素, 可以调节书法造型的平衡 , 取得似欹反正的效果。何绍基的隶书，省去了波挑,横画略向右下方倾斜 , 造成一定的欹势。但横画左方起笔较粗, 向右运笔逐渐细瘦 , 在粗细因素上取得左重右轻的重力感, 与高低关系的左轻右重恰相抵消, 达到了不平衡的平衡的审美境界。这与一般隶书的水平横势相比 , 增加了一些动态效果 , 更显生动之气。
在行草之中 , 欹侧之势获得了更广阔的天地。晋人行书以转左侧右、似斜反正的结体,斜拂侧运的笔画 , 表现出洒脱飘逸的气度。
王羲之（晋）《十七帖·郗司马帖》
释文：十七日先书，郗司马未知，即日得足下书为慰，先书俱，示复数字。
首行“十七”二字微微向左倾斜，而“日”字微微向右，第二行“恐日得”三字与之相互应。还有“郗”字作倾斜，“司”字复于正，第二行
“足下书为”左右倾斜，
“慰”字复归于正等等，短短二十五字深深的体现了其势如斜而反直的高超艺术水平。一切源于自然，体式在自然的流走当中尽显行藏之妙。
王献之（晋）《中秋帖》
释文：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王献之的《中秋帖》笔画劲利，态致萧散，墨采飞动，堪称“天下第一草”。其亮点主要有下面两个：
（1）笔势的贯通。谛视此帖可以发现：各字之内，多笔画相连；各字之间，多连绵不断。如“中秋”二字连写；“不复不得”和“甚省如何”，分别四字连写。从总体上看，此帖就像一笔写成，是“一笔书”的杰作。米芾《书史》云：《中秋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此谓'一笔书’”。 为增强连贯性和流动性，王献之采取了省并笔画，并使笔画变形的笔法。明显的例子是“复”“得”二字，楷书分别为１２画和１１画，献之则均大加省并，以一笔写成：凡楷书不相连接的笔画加以连接，凡转折部分皆以圆转代之。连贯性在草书创作中是很重要的。草书的气势、气韵，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其连贯性。王献之在《中秋帖》中，正是借助这种连贯性，表现了如江河奔泻千里的磅礴气势，以及“潇洒流落，翰逸神飞”的风神。
（2）欹正互补。 第一行“中”字端正而“秋”字左低右高， “不复不”三字端正平稳，“得相还”呈朝左下俯视的态势。第二行“为即”二字端正平稳， “甚”呈朝左后仰的险势， “省如然胜”四字端正平稳。第三行“人何庆”三字端正平稳，“等”有朝左下俯视险势， “大军”左高右低，但似奇反正，很稳当。
正中有欹 , 寻求不平板的生动势态 , 是书家探索、追求的审美境界。当然, 书法审美境界的“不正”“不稳”“欹侧”“险绝”, 又是“欹中有正”
“似欹反正”, 是险中求稳 , 达到不正之正。如果完全失去了平衡, 便如同失去了生命的正常状态, 就无美可言了。
（3）草书中楷法的应用。宋姜夔《续书谱》曰：“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说的是古代书家写草书很注意用楷法。唐孙过庭《书谱》云“张不真而点画狼藉”，意为张芝写的虽不是楷书，但他却在草书中处处运用楷书点画的写法。王献之是以楷法写草书的典范。清包世臣在《安吴论书·答熙载九问》中写道：“世人知真书之妙在使转，而不知草书之妙在点画，此草法所为不传也。大草常一笔环转，如火箸画灰，不见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环转处，悉具起伏顿挫，皆成点画之势。”王献之将楷书点画写法用于草书，指的是他在笔画圆转处应用楷书“起伏顿挫”之法、“节节换笔”之法。 这里以《中秋帖》中的“等”字为例，“等”字最末两画竖钩和点，王献之将其连写，又在圆转处加以顿挫。审视之会发现，圆转部分其实并不圆，而是由几个很短的直画组成。这就是顿挫造成的效果，是草书中楷法的体现。
李邕行书则在唐代独树一帜 , 以骏健奇崛的书势给人以特殊的审美享受。意趣。其《云摩将军碑》是突出代表。他承续了二王的欹侧之势 , 也吸取了北碑的
李邕（唐）《云麾将军碑》
释文：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神道碑，并序。观夫地高公族，才秀国华德，名昭宣冲用（微），
“李邕碑版, 照耀四裔, 虽出二王,实参北法, 势方而韵圆, 笔骏而度缓, 其以行书入石, 纵横自如”( 马宗霍《书林藻鉴》 ) 。从其书中, 可以感受到一些《张猛龙》的气息。侯仁朔《侯氏书品》中, 将李邕《云麾将军碑》列为“险品”, 认为“唐楷虽尽变晋法, 行书尚有晋韵, 独李北海此碑别开生面 , 无一笔袭晋处, 而雄浑飞动, 有龙跳天门、虎卧风阁之势。” 从其阳刚的力度看, 确与晋人潇洒灵和的韵趣不同。
宋代的苏、黄、米, 更突出地体现了欹侧之势。他们把自己崇尚个性意趣的书风, 以欹侧的体势为基调, 尽情地表现。
苏轼“正行出入徐浩、李邕；擘窠大书, 源自鲁公而微欹”( 王世贞《艺苑后言附录》 ) 。其肥厚沉涩、如绵裹铁的笔画与扁偃欹侧的结构相结合, 天真拙厚
苏轼（宋）《洞庭春色赋·吾闻橘中之乐》
释文：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岂霜馀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戏于其间。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班，举枣叶之有馀，纳芥子其何艰，宜贤王之达观，寄逸想于人寰。袅袅兮春风，泛天宇兮清闲。吹洞庭之白浪，涨北渚之苍湾。
携佳人而往游，勤雾鬓与风鬟，命黄头之千奴，卷震（泽而与俱还）
之气溢于书翰。作为一个才华横溢、气度豁达的大文豪，苏东坡在他的《洞庭春色赋》中体现了一种飘逸洒脱的人文情愫，一种游曳于颜真卿刚正不阿以及杨凝式放荡不羁之间的创作理念，这也就是宋代尚意书风有别于唐代书风的根本所在。此书作点画精妍秀润，线条圆劲优雅，尤其转折与挑钩之处，用笔凝重却又从容潇洒。字的造型取右高左低的欹侧之势，朴实无华而又流畅舒适，稳重之中寓姿态，显得绰然大度。在作者泉涌的文思以及深厚的书法功力支配下，饱浸感情的笔墨把人带进了一个“羽化而登仙”的境界。
黄庭坚的书法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字形的结构笔画欹侧，不受羁束。他写出的横画倾斜不平，竖画虬曲不正，每个字的各部分常以相乖或相应的歪斜之形
黄庭坚（宋）《刘禹锡竹枝词·（水流无）限似侬愁》
释文：（水流无）限似侬愁。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 凭寄狂夫书一纸，住（在成都万里桥）。
作配合，一反前人横平竖直的平淡、呆板的结构，使他的字显得风神潇洒，瑰玮跌宕。《刘禹锡竹枝词·（水流无）限似侬愁》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如第一、二、七、八行几乎每个字都是右肩上耸，与三、四、五、六行形成欹正交替的布局。整个书体用笔流畅，笔势破竹书，奔放雄健，挺劲瑰丽，随心流转，如龙蛇奔腾之势，充分发挥几十年所练功夫，无所拘束，一气呵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苏东坡很欣赏地说：“鲁直以平等观作欹侧字，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
(《东坡续集》卷四《跋鲁直为王晋卿小书尔雅》)。
米芾更是以侧取势。“米法欹侧 , 颇协不堪位置之意”(赵构《翰墨志》 ) 。其率意洒脱、活泼迅畅的书风, 在欹侧之势中充分显露。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曰 : “字须奇宕潇洒, 时出新致, 以奇为正, 不主故常。此赵吴兴所未
米芾（宋）《伯充帖》
释文：十一月廿五日。芾顿首启。辱教。天下第一者。恐失了眼目。但怵以相知。难却尔。区区思仰不尽言。同官行。奉数字。草草。芾顿首伯充台坐。
尝梦见者,惟米痴能会其趣耳。”奇宕潇洒的意趣正得益于欹侧变化的结体。他的的《伯充帖》因是信札，写来十分随意，但扎实的功力使这件小札体现了用力迅疾、力沉奇倔、欹侧取势而无霸气，转折间多机巧锋芒，笔式放得开、收得佳，可谓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今人毛泽东和林散之各自写出了草书的新面目，他们将欹和正的辩证法用运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毛泽东（当代） 《沁园春·.雪》
释文：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沁园春·.雪》该作艺术特点有四：一是结体由右上向左下倾斜，横画左低右高，撇画远送拉长，竖画反弓内收，结字欹斜而无倾覆感。二是字形大小曾差错落，布局呈乱石铺路态势，但每一行都保持在同一中轴线上，势入斜而反直。三是字体用行书或楷书写成，取行书的气势，字字独立，而又笔断意连，气势连贯。四是随着词意，纵逸放笔，气势奔放雄健，给人奋发向上的力量。
林散之（当代）《多载绿竹亲君子》
释文:多载绿竹亲君子，每对垂杨忆故人。款识:己未春三月中旬，八十二叟林散耳。钤印:大年（朱文）、江上老人（白文）
“竹”与松、菊、梅一起被国人称为“四君子”，象征着中国文化精神尚崇正直与坚强人格的价值观。“竹”因其混身是骨，有节，成了刚正不阿的人格象征。“昔我往兮，杨柳依依”，杨柳缠绵悠长的枝条，与离人惜别思亲思乡的情绪，恰成“同构”，因此，也就成了烘托离情别意的最佳背景。林散之先生所书的“多载绿竹亲君子，每对垂杨忆故人”。从词格上说是对称、对仗的，从语义上看是前正後偏的偏正式结构，即上联“亲君子”是主义，下联“忆故人”是从义。故人惟其为君子，是以值得相忆，此联写出了林老高洁的人格追求和对君子之友的思念之情。值得注意的是，这幅对联创作於1979年春林老82岁时，这时的林散之草书已达到“比肩古人，亦或过之”（赵朴初语）的境界。对联中，十四字各如千年古松，奇崛多姿，似正似倚，若离若揖，然中有筋骨相承，浑然一体。因此观来如品陈年佳酿，历愈久而味愈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