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作为书法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优劣是评判书家功力和作品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 傅山的线条是命运交响的激昂，是情绪的飞扬与暴风骤雨式挥洒，强烈的墨色冲击与涨墨，枯墨的对比运用，构成傅山的雄强、伟岸之美。通过这种连绵大草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振作、亢奋、有意识地彰显他的人格魅力。他的线条借助于空间的展开，犹盘结的苍松，奔驰的猛兽，实现其生命的运动，流露着他对尘世的愤怒与抗争。 傅山的连绵大草，除了使人有一种粗狂散乱，不可一世的感觉外，似有种种不可言状的凄怆，那种狂怪、反常、悖理、野情还表现在字型的夸张变形上，改变字结构，使其支离，破坏平衡，打碎整齐，这对他的草书创作，由巧到拙的过渡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视觉给人造成强烈的起落跌宕和振奋人心，淋漓的笔墨，把自己消融于“忘我”的境界中，与其说是挥动连绵不断的线条，不如说是用连绵音符谱写了他连绵的人生悲歌。 “傅山狂草结字追求内部空间的繁与密，以线的繁复缠绕分割空间来求取异于常规的效果，但是纵长开张的字势并没有让人感觉闭塞感。” 明末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很佩服傅山，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清初傅青主的书法是闻名书史的。我们从他的行草书作品能感受到一种如龙蛇滚动，“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这气势正是其草书章法所产生的形式美带给我们的。傅山草书从大处着眼，似不屑于一城一池之得失，他的微妙全在大处，用一种粗头乱服、任情恣肆的表现形式掩饰细致的技法差失。 其线条的极度连绵缠绕，已触犯《笔势论》“死蛇挂树”之禁忌。书法理论家陈振濂先生则评价说：“傅山的狂草重真性，强调气势，与明代大草书家如徐渭、王铎等相接近，但在大气上更胜之。”看来，傅山本无意为后人留下一个精美的审美范式，而是侧重于为书法史提供一种崭新的书法创作理念，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真正的书法艺术品格。 傅山草书回答了什么是艺术品的本质特征，什么是艺术的灵魂，什么是艺术家追求的审美目标。他入古不甚精深，且受时风影响较重，他显然把书法的技术品位降低到了次要位置，把主体意识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他的草书以气度见长，真情流露，纯朴自然。 书法批评家梅墨生曾说过“在用墨上 ，王铎草书表现出对传统用墨总结性继承和出类拔萃的创造才华。成片的涨墨，大片的枯墨的强烈对比喻示了他雄奇、豪肆的个性。在某些作品中 ，淋漓流动的涨墨与只剩色调的渴墨 ，似乎也在喻示着他已把书法用墨对比发挥到了极致。” 书法艺术发展到明末清初，书法艺术作为一门艺术门类其独立性越来越强，已经成为书家个性张扬的一个载体，用墨也不再仅仅依附于用笔，而是作为书法作品形式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存在，成为书家生命节律的一个折射反映，具有了独立的美学价值。更重要的是，书家对墨色的追求也渐趋主动和自觉，并将其纳入到章法的形式构成中来，这时的墨法，不仅要服务于用笔，更要服务于整体的章法，为了整体章法的丰富、和谐、统一而对其进行有意识的控制。 在明代以前，对于墨法规定了过多的条条框框，而事实上，艺术是没有对错的，只有美与不美之分，只要是美的，那就是对的，倘若艺术到了“只能这样，不能那样”的时候，那就不能再称作艺术了。明代以后的墨法打破了前代的陈规，成了章法构成和增加作品艺术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晚明的徐渭、倪元璐、王铎、傅山等人的用墨都大胆突变，涨墨、渴笔的交替任情挥洒，天趣横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