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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贵州师范学院和同学们作一个学术的交流。交流的内容是关于我最近几年的田野考察经验和思考。最近几年我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关于贵州的“寨子文明”的。作为一个研究的初级成果，就是这本刚刚出版的书名叫《远在天边的寨子》的书。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些贵州寨子的图片，首先让大家从感性上对贵州的寨子有个基本的认识。这个是巴拉河苗寨，这寨子是在黔东南的台江县，刚才有些老师说他们曾去过这寨子，大家看这个巴拉河的寨子只有两栋房子，这当然不是这个寨子的全部，这只是寨子的一角。我们通过这一角，可以看到这寨子的生态环境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令人羡慕。门前小桥流水，屋后青山绵延，空气质量绝对好得一塌糊涂。这是其中的一个镜头——生活的镜头——你们看，一个老人在河滩上晒被子。这说明什么？说明河滩很干净。这寨子的确很干净。因为是在清水江边，这寨子几乎看不到什么垃圾。这本书共选了一百个寨子。一百个寨子只是我调查的全部寨子的很小的一部分。我调查的寨子非常多，可以说不计其数。这里选出一百个寨子来介绍，介绍的图片也非常有限，作为图书，一个寨子大概最终只选了一到两幅照片。但是我原稿的图片要多一点，在这本书的原稿中，我为每个寨子预备了大约3到4幅图片。有些寨子预备了10多幅图片。但最终印刷下来，只有这么一两幅。不是照片不好，而是篇幅有限，没办法。这个叫什么大家知道么？有人知道，对，叫鱼鹰。鱼鹰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为什么？对，没鱼了，巴拉河现在还有那么多鱼鹰，说明了什么？对，说明还有鱼。也在某种意义上间接说明这条河流的生态还是保持得比较好的。前几天我在中央电视台看了一个记录片，讲桂林的鱼鹰，原来桂林的漓江有很多鱼，渔民靠鱼鹰维持生活，但现在桂林的漓江已经没有鱼了，没有鱼，鱼鹰就没有用了，怎么办？渔民们就要把鱼鹰拿去杀死，杀死鱼鹰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悲痛的，因为鱼鹰跟了他们一辈子，是很有感情的，他们一直把鱼鹰看成神，但现在却要被迫把鱼鹰杀掉，他们很不忍心，所以，杀死鱼鹰的方法就是先用酒把鱼鹰灌醉，然后直接把鱼鹰埋掉。我看到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也很难过，我也跟着流了不少泪水。那么我们看到的巴拉河的这些鱼鹰还是很幸福，因为他们还有生活的资源。巴拉河苗寨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寨子，我建议有机会大家都去看一下。 我们再看另一个寨子，还是苗寨。这寨子叫岜沙，这个寨子就很有名了。在贵州从江县。这是我20年前拍的一张照片，当时的岜沙还没有被开发为旅游景点，这个路全部都是泥巴路，现在这个场景已经没有了，现在的岜沙修通了一条柏油路，寨子内的所有道路也都硬化了，全部铺上了青石板。现在的岜沙是这个样子。这个寨子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为什么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岜沙苗寨呢？因为这个寨子从一个原始的村寨到现代旅游景点的转化，仅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而这种转化的过程和结果，特别能说明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话题，就是“土著的观点和他者的视角”。换句话说，岜沙今天的模样，完全是当地土著（苗族本土）与他者（地方政府）合谋，共同打造出来的一个现代旅游村寨，是一种文化自觉的结果。在从江县，像这样的寨子还有不少，岜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所以岜沙特别具有典型意义。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从江县有很多民族村寨面临着传统文化基本上中断的危机，因为当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不是文化，而是经济。换句话说，当时面临的形势，主要是生存问题，而不是发展问题，更确切地说，当时最大的任务，就是要解决温饱。所以，当时很多民族村寨在政府的号召下，把原始森林砍了，大量种植椪柑。后来，当大家把温饱问题解决了之后，又突然发现，经济的发展其实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如何有效地保护传统的文化。于是大家又开始重新思考如何既发展经济，又保存传统的文化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今日岜沙的格局，正是在这样一种观念指导下被重新塑造起来的。我第一次认识岜沙是1983年的冬天，那时候我还是个在校的大学生，我们几个学生为了写毕业论文跟这一个老师到从江采风，我们路过岜沙。那时候的岜沙村寨周围全被密林包围，当然岜沙现在也还保留有蛮多树林，但说实话，现在的树林根本没法跟那时候相比。那时候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密林之中还有一个那么漂亮的寨子。后来去过很多次也没有注意到。有一年我和从江县县志办的一个朋友在岜沙呆了好几天，当时那个状况和现在根本不一样，那时候的岜沙人对拍照完全没有概念，你给他拍照，他很自然地让你拍。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拍照要钱了，这个很讨厌，他伸手要钱也有他的道理，你不想给也有你的道理，至于问题这个怎么解决才好，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大家看这幅图片，这是现在的岜沙，已经被开发出来了。大家对比一下这幅图，这是20多年前拍摄的，那时候这些路是泥土的，现在这个路全部是青石板了。这片森林倒是被保护下来了，但这个芦笙坪已经被开发了，这个漂亮的姑娘是专门请来做表演的，表演的是做新娘。这个是当地的一项表演活动，是专门表演给游客看的，“新娘”的确很漂亮，但天天当“新娘”，表情就不那么真实自然了。这个孩子现在长大了，也很著名了，他就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明星人物滚元亮的儿子。前段时间这个孩子生病，生的是白血病，媒体就为这个孩子大力宣传，在社会上广泛开展募捐活动，吵得很热。前几天我在黎平乡下的时候，有个深圳网友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看电视，如果能看的话，就打开电视，调到四川卫视台，当时正在播出一档节目，就是讲滚月亮的儿子怎么生病，又怎么治病，又怎么得到社会各界支持的。大家想想看，如果岜沙没有被开发出来作为旅游景点，滚元亮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名，如果滚元亮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媒体会不会对他儿子的生病有如此大的关注？所以这个事情很值得我们思索，也值得我们探究。这是一个传统社会与当代社会相遇的故事，很具有典型性，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我前几天刚去过岜沙，也见到了这孩子，现在他在家养病，他家里也有电脑网线可以上网，他天天在家里上网。滚元亮就开了一家家庭旅馆，我就住在他家里。这个是岜沙苗寨的一角，是前几天刚拍摄到的照片，大家看，就是这几张照片，我前几天拿到黎平一个还很原始的侗族村寨播放的时候，当地人居然感叹说，天哪！想不到现在还有这么落后的地方啊！他们说的落后，就指的是这些低矮的木楼，现在很多游客主张要保留这些木楼，而当地的政府却认为这些木楼太破旧了，会影响到外地人对岜沙的正面评价，所以要彻底改造和更新。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些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那么，这些木楼到底是应该继续保留，还是应该彻底改造更新，我请大家也思考一下。 嗯，看来大家的意见也不统一。很多游客是不主张给他们修新房子的，说要保持原生态文化。但也有一些游客认为，发展权是属于所有人的，不能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而让另外一部分人永远停留在“被看”的阶段。这个我们先按下不表，等会我再谈我的观点。 大家看这幅图，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表情，就是游客和一个土著人之间的对话，作为一个土著人，你们看他的表情是皱着眉头的，他很不情愿被你拍照，因为你干扰了他的生活，所以他们的表情是厌恶的，甚至憎恨的。但其实，岜沙人并不厌恶游客对他们的拍摄，他们厌恶的是游客不给钱的偷拍行为。我刚才说了，早些时候，岜沙人对游客的拍摄也是不要钱的，但因为有一些游客在给他们拍摄的过程中，出于良心上的不安，自觉自愿地给了他们一些钱，于是，他们就知道，原来为游客出卖肖像权，也是可以有报酬的，于是，这个共识就这样形成了，所以说，岜沙人对游客的拍摄伸手要钱这个习惯就是这样被慢慢培养起来的。我刚才讲20年前我去岜沙的时候根本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拍照不仅不要钱，而且他们还会非常热情地请你到他家去吃饭。这个变化是很大了。我们到底要怎样来认识这个问题，大家不妨也做一番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摆贝是榕江县兴华乡下属的一个苗族村寨，它建在山腰上。有个传说，日本人打到山脚下，因为上山的路全是黄泥，泥巴深，路烂，滑，日本人上不来，所以村民幸免于难。这当然只是个传说。但我觉得也未必不是真的。因为当年的日本人是打到了贵州的独山、丹寨和三都的，而从兴华乡下去不远就属于三都县了。这是那年下雪天我拍了一张摆贝照片，他们在过节，这个节叫“藏鼓节”。这张图片是我在摆贝“鼓藏节”上拍摄到的一张照片，大家看，他们的服饰是多么的绚丽灿烂，全部是刺绣，太漂亮了，是吧？这种服饰很值钱，现在就是我们内陆找熟人买都要五万多块钱一套。我们学校的一个教授，曾经去到贵州苗寨旅游，回去后他对我说，你们贵州实在太穷了，我问你怎么看出贵州穷？他说你们贵州人住的到现在都还是木房子，我们湖南是很难得看到这样的情景了。我问他你家里最贵的衣服多少钱？他说两千块，我说你知道那些住在木楼里的人穿的衣服是多少钱一套吗？他说不知道。我告诉他，像这样的一套衣服，还不包括银饰，在内陆的价格是5万人民币，在台湾的价格是20万人民币。他一下子就傻眼了，再不说贵州人穷了。 通过上述“寨子文明”的影像叙事，我们对贵州高原的“寨子”文化与文明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从理性上来探讨一下贵州高原“寨子文明”的历史建构过程。通俗地讲，就是这些寨子是怎么来的？ 我们随便找出一个寨子来分析吧，比如这个，包交苗寨。这是台江县南宫乡下属的一个苗寨，位于雷公山东麓，跟雷山县的方详乡交界。我当时就是从方详乡翻山越岭步行走到包交去的。你们看，这寨子全部是黑瓦，清一色的木楼，还几乎看不到什么明显的现代文明特征。我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是在2006年的夏天，那时候手机已经基本普及了，但这个寨子还没有被电信网络覆盖，我的手机到这里是没有信号的，打不通。从这个寨子的外貌特征我们就可以直观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文明社区，其社区内的居民以农业的生产和经营为生。像这样的寨子，户数一般都控制在300户左右，为什么是这个规模呢？这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决定的。所谓特殊的地理环境，就是像贵州高原这样的地方，一个寨子的规模大小，通常是由养活一个寨子人口的基本土地来决定的，贵州本身属于高原地形地貌，山高谷深，溪流纵横，地形切割强烈，不适宜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所以一般情况下，一个寨子的规模不可能发展很大，大了就会出现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人与土地不能平衡发展，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的问题。所以寨子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自行分家，由一部分祖先带着族人另外选择新的地方建立寨子。而所谓的历史条件，就是贵州高原上的“寨子”，一般都是在明代以后才基本固定下来的，之前多半处于游耕状态，寨子的寨址并不固定。明代之前，贵州多属“化外之地”，很多地方没有纳入中央王朝的控制版图，本土居民多受土司辖制，地方割据色彩浓烈，族群间的争战和纠纷不断，寨子的发展很受影响，尤其是像黔东南这样的以农业经营为主的木楼村寨，很难得有持续的发展，所以不大能见到有久远的历史文化的物质遗存。即便是明清两朝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一统制的户籍管理，“寨子”的发展有所增强，但依然受制于农耕基础，难有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像黔东南这样的木楼村寨，常常经不住火灾的毁灭性打击，其规模和文明也难有持续稳定的发展。所以，一个“寨子”的形成，跟地理环境相关，也跟历史条件相关。具体来讲，贵州高原的“寨子”的历史建构过程，主要跟一下几个方面相关： 1．与族群认同相关：“寨子”是历史的风云际会的结果，更是族群“聚族而居”的结果。所以寨子不仅是历史的建构，同时也是族群的建构。今天我们看到的“寨子”，基本上是以族群的“聚族而居”面貌呈现的，只有极少数的“寨子”体现了族群的融合。 2．与信仰认同相关：具有相同信仰的族群，在“寨子文明”的建构上，通常也表现出具有相同的文化符号，如侗族的鼓楼、风雨桥，苗族的芦笙堂和美人靠等等。 3．与生存空间认同相关：民间俗谚云：“瑶开山，苗来坐，侗家撵苗侗家坐。”这里包含着贵州“寨子文明”历史建构过程中各族群对于生存空间的认同问题。一般来说，苗瑶语族比较认同在高山建立村寨，而壮侗语族则喜欢选择在溪谷间居住。 4．与族群的审美认同相关：苗族的“美人靠”，侗族的鼓楼风雨桥，水族的依山傍水，瑶族的高山游耕……民间还有诸如“苗家的舞，侗家的歌，水家的铜锣”等说法，每一个村寨的格局，都与民族的审美认同相关。 5．与地域认同相关：不同地域的寨子的结构差异很大。如布依族的石板寨，苗族、侗族的木楼，都跟一定地域的物质文化认同相关。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建构“寨子文明”的第一个文化要素是土地，包括可耕地和林地，河流，水源等；第二个呢，是人口，而且是适当的人口。为什么是适当的人口呢？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我们刚才分析到了人口发展规模与土地协调利用的关系，这其实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寨子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太小的寨子，就不能在族群竞争环境中求得生存，同时也不利于族群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所以有些寨子就发明了一种“适度人口”理论，比如从江县的占里村，这个侗族寨子因为在数百年前就自觉控制人口，创造了人口零增长的奇迹，从而被众多媒体广为宣传，现在基本上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我相信大家对这寨子的名字应该有所耳闻吧，听说过吗？好，适度的土地，适度的人口，适度的寨子规模，这就构成我们贵州高原“寨子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规模和格局。 但这还只是建构一个“寨子文明”的基本“硬件”，而真正要完成一个“寨子文明”的历史建构过程，还必须有很多的“软件”，这些“软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部分。用今天比较时髦的学术术语来讲，就是各种不同的“地方性知识”。为了让大家对这种“地方性知识”有更加直观的认识，我们不妨还是继续来看这样几张图片。看，这个寨子叫归双，是一个很传统的侗族寨子，属黎平县水口乡。归双村是目前我见到过的侗族传统文化保持得最完整的一个寨子。这些是我刚刚拍回来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鼓楼，有木楼，还有这些人，你们看这些人的表情，就跟我20年前在岜沙见到过的那些表情完全一样，他们对照相不理解，很茫然，但他们从不拒绝你拍摄，我告诉他们我要给他们照相，他们就一边用侗语问“照来干什么？”，一边很积极地配合你拍照。这里的人绝大多数不能说汉语，少数会说的也说得不好，不能像用侗语那样做顺畅的表达。生活各方面都非常的传统。我给他们拍照，虽然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拍照，但没有一个人表示拒绝，更没有人跟我伸手要钱，你们看，他们的生活非常悠闲。归双村共有3个自然寨，13个村民小组，这个村子有“三最”，“上门郎”最多，独子户、无子户、独女户、双女户最多，和谐家庭最多。全村共441户，1926人，其中独生子女户就有14户，双女结扎户39户，计生“两户”倒插门女婿共有11户。“倒插门”就是“上门郎”。“上门郎”别处也有，但属于个别现象，在这里却很普遍，而且不是现在才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文明传统。我对这个现象很好奇，就两次去到这个村寨走访。去年夏天我去了一次，前几天又去了一次。我对这个寨子的印象非常的好。那个地方的人很质朴，文化很传统，生活很悠闲，他们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欲望非常非常低。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可以说非常的贫困。但是，我告诉你们，这里的人每天都吃四餐，早上一起床，就吃早餐，他们叫“吃油茶”，其实是吃一种有肉的“汤泡饭”，中午12点吃中餐，他们叫正餐，下午四五点钟又吃一道油茶，到晚上九十点钟吃晚饭。说实话，我在别的地方经常挨饿，因为大多数乡村一般都只吃两餐，早餐基本上都是没有的，只有中餐和晚餐。但在归双，连最穷的人家，也是吃的四餐。你们看，这些木房子，多么的富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啊，但当地政府已经把它们定义为危房，要准备拆掉了。我跟水口镇的赵镇长说，这个啊，还是应该有所保留，赵镇长说，嗯，我们再看看吧。 我那几天就一直住在村支书家。而且，他们村是通公路的，是2007年修通的，但路面很差，而且中间要经过几处河流，一般小车根本走不了。我是坐面的进去的。那么你们看，他们的房子其实都是蛮大的。就是说，这里的人，吃和住，都是没问题的。行也没问题。所以在他们的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天灾人祸，没有人生病，没有人在外面求学，那么，他们的生活其实是过得非常安逸自在的。你们看这些人的那么表情，他们的那么悠闲自在，是别处的人没法比的。这个寨子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幸福指数很高。为什么高呢？第一，衣食无忧；第二，家庭和睦；第三，生活悠闲，没有压力。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他们的家庭观念，归双人只要结了婚，一般是不离婚的，即便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生小孩，他们也不离婚，女人都会死心塌地跟定自己的男人，男人也不会因为女人的缺点而有所抱怨和嫌弃，我在这里好几天，从未见到有家庭发生争吵，尤其是家庭中的女人，我从未见到他们生气过，她们非常的勤劳，几乎一天到晚都在劳作，但干活的时候，并不是愁眉苦脸的，而是有说有笑，高高兴兴的，而且，她们还十分爱美，我给她们照相的时候，她们通常都会停下手中的活路，梳妆打扮一番，再让我拍摄个够。说实话，归双村的妇女，长得漂亮好看的很多，当然这里长得英武帅气的小伙也很多，我觉得这跟他们的生活质量高以及他们平时保持的良好心态有很大的关系。我前面说过了，这里的上门女婿很多，我开始很不理解，后来了解下来，发现上门女婿多的根本原因，就是无论从哪方面讲，当上门郎都非常的“划算”。为什么“划算”呢？第一，上门女婿不仅可以直接继承女方家全部财产，而且父母还有田土赠送，以作为其“陪嫁”的礼物；第二，男方上门后跟女方所生的小孩，姓氏随男方；第三，因为上门郎一般都在本村，男方随时可以回家看望父母，没有丝毫损失……这样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啊！所以我跟他们开玩笑说，要我生在这村子，我也愿意上门。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这里的上门郎多，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新现象，而是古已有之的文化传统。为什么会古已有之呢？那么追溯起来，我们就发现，上门郎解决的是一个人口发展的大问题，也就是说，上门郎现象的普遍存在（当地把上门郎称为“嫁男人”）最终解决的还是人口的适度发展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寨子已经历数百年的发展了，其规模依然只是一个中等水平，这也就是他们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一种“适度人口”理论，这种理论，也就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知识”。我曾问过很多归双村的“独女户”、“双女户”和“无子户”的家长，为什么不再想生孩子了？人老了以后养老怎么办？他们的回答让我感到很惊讶，他们说，有孩子也好，没孩子也好，关键的还是两个人感情好才好……就是说，与一种遥远的虚拟的未来幸福生活相比，他们更重视享受当下的快乐人生。所以你们看他们脸上的那种表情，是如此的从容和淡定，这是我们在别处很少看到的。简而言之，归双村是一个相当富足的传统的农业社会，这个社会的秩序是靠他们在生活中不断积累起来的一种“地方性知识”来维护的，而这种“地方性知识”，正是一个“寨子文明”建构的“软件”部分，是有着完全的“独创性”和“知识产权”的。 总之，这里涉及很多“地方性知识”，几乎每个寨子都有着具有完全独创性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跟“寨子”的历史建构紧密相关，也构成为了当代“寨子文明”赖以存在的突出证据和价值，以及为我们今日的新农村建设可资借鉴与利用的最丰盛宝贵的文化遗产。 据《现代汉语词典》对“寨子”的定义，“寨子”是“四周有栅栏或围墙的村子。”今天贵州高原上的很多寨子依然保留着这个特征。如前面我们介绍过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村寨周围至今还有明显的围墙残迹。为什么要修建这道围墙呢？当然是为了阻止外敌的入侵。可见“寨子”最早来源于军事术语。如今保留下来的军事术语还有“攻城拔寨”、“拔营下寨”等。也就是说，“寨子”最初可能是族群争战的产物，后来经由和平发展之后，就演变成了今天的村寨。我在这里，一直使用“寨子”这个概念，而有些人更喜欢使用“村落”这个概念，意思都差不多，但稍有区别。“寨子”与“村落”的差别在于，“寨子”一般指的是自然聚落，“村落”则多半指称行政区划概念。寨子有时小于村落，如我的老家盘杠村，它包括三个自然寨，即锡老，孟烂和岜仙，这三个自然寨，因为相互之间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如果仅从外表上看，则有可能被误会为是三个完全独立的村寨，但其实都属于一个村，即盘杠村。而有些寨子却大于村落，如西江苗寨和小黄侗寨。西江看上去就是一个大寨子，但实际上包括羊排、东引、南贵三个行政村。小黄也一样，小黄看上去也是一个大寨子，基本上看不出有自然分界线，但其实包括了小黄，高黄和新黔三个行政村。所以我在这里使用的“寨子”概念，主要指称自然寨，以此区别于我们经常使用的“村落”概念。 关于寨子研究的意义，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是从现实意义上看，“寨子”是贵州文化结构的基本单元。贵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贵州族群的聚落形式主要是“寨子”和“坝子”。寨子是其居住空间，坝子是其生产空间。因此，通过研究 “寨子”的历史建构过程，我们可以挖掘到贵州文化的原生态要素与特质。同时，通过对寨子的文明体系的梳理，也可以为我们当下的政策决策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化依据。第二是从理论意义上看，通过对贵州“寨子文明”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重估“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和意义，进而使我们能从更加深厚的文化背景上来解读贵州“山地文明”存在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从而也为我们当下的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有一点我想大家可能有疑问，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说“寨子文明”而不说“寨子文化”呢？我想对此作一点说明。一般而言，我们对“文化”一词的定义是：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和群体特征。换句话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族群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所有被打上了人文烙印的东西。而“文明”是什么呢？文明也是指的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但一般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文明”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文明”与“文化”的区别在于，“文化”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而“文明”则往往被赋予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涵，同时，“文明”还隐含道德涵义。那么，显而易见，我之所以使用“寨子文明”这一概念，就正是从时间和空间意义以及道德意义上来理解和把握贵州高原的“寨子”的。 文明是自成系统的。比如说刚才演讲之前有个同学和我讲到从江占里的那么神秘的“换花草”，他问我那东西到底有没有啊？我说，你的质疑本身就已经代表了一种倾向，就是一种“优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不信赖。当然，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有权利质疑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但我们的质疑却通常不是从事实出发的，而是从观念出发。这个观念是什么观念呢？就是我们不会相信在我们的常识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存在的知识。我们质疑的逻辑是，如果这种东西真的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这种东西向全世界推广？我们为什么还要饱受人口爆炸危机之苦？而且，有人还从所谓科学的定理上加以质疑，就是说，如果“换花草”确实是存在并有效的，那么占里的人口结构就百分之百地符合人的理想设计，即每家每户都是一男一女，如果只有百分之九十的户数达到了一男一女，同时还有溺婴现象存在，就不能证明“换花草”是科学而有效的。 对于这种质疑，我只能说，质疑的人是站在另一种文明上来理解占里侗族的文明的。两者之间缺少对话的基础，因而这种对话实际上几乎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这个问题说起来蛮复杂的，简单地说吧，占里侗族文明的理论基础是“巫文化”，而质疑者背负的文明的理论基础是科学主义。用科学主义去阐释以巫文化为基础的侗族文明，其结果必然是牛头不对马嘴，风马牛而不相及。不过，一个客观的事实还是摆在那里的，占里侗寨，在近五、六百年以来的时间里，它的人口是没有增长的，用人口学家们的话说，就是零增长。这个是一个基本事实。同时，占里人的家庭中，百分之90以上的人家所生的孩子都是一男一女。我前几天刚从占里回来，我去占里不下20次了，这次在那里呆了3天，我去干什么呢？我是专门去拜访那位掌握了“换花草”的“药师”的。药师名叫“乃银姣”，年纪还不到50岁，但已经有了16年的“药师”经验，我问她去年有几个人来跟她拿药？她说有三个。我又问，吃了药的人后来都如愿了吗？她说，都如愿了。就是说，跟她要药去吃的三个人，后来都生下了他们想要的男孩。在这个巨大的事实面前，我完全被征服得哑口无言。所以，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去研究“寨子”？“寨子”里面有什么秘密吗？我的答案是，“寨子”太值得研究了，“寨子”虽小，里面却隐藏着巨大的文化奥秘啊！ 但今天这些隐藏着巨大文化奥秘的寨子，都普遍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现代化”。那么面对现代化，当地土著是什么态度呢？这个问题说起来也很复杂，但以我的观察和了解，绝大多数的土著对现代化都有强烈的诉求，就是希望能早日实现现代化，从而缩小与城市之间的生活差距。而作为“他者”的游客又是什么意见呢？游客的意见当然也不一而足，但大多数游客的观点，还是希望保留“寨子”的原生态。那么，这当中的矛盾怎么来解决呢？这就需要我们来做研究。三前年吧，我曾经带了20个博士教授到西江去考察，因为那次是当地政府应我的要求而给他们全部面单的，所以参观结束后，我就召集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请他们对西江当时的开发提点建议，出点主意，结果那20个博士和教授几乎异口同声一致认为西江的开发已经过度了，已经太商业化了，他们要求不要太商业化，甚至主张不要开发，尽量保持原生态。当地政府也有人来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他们就谈了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对西江的这种改造，不是说不要保持它的原生态，而是要在保留西江苗族原生态文化精华的同时，也要适当的商业化，完全没有商业化是不现实的，也是没办法让老百姓致富的。这两种声音一直在会上打架，最后也没有达成共识。学者们最终还是坚持他们的观点，反对对民族村寨进行商业化的开发，因为学者站的立场和政府是不同的，学者们站在学理角度看问题，看到的是一种饱含地方性知识的具有原生态文化价值和意义的民族村寨，的确首先需要保护，然后才能进行合理的适当的开发，甚至最好是不予开发，因为任何的开发，都必将对原生态的文化造成破坏。而地方政府可不这样看，他们站的角度跟学者完全不同，他们站的角度是什么角度呢？他们站的角度是经济的增长和文化的发展，如果他们不能让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那么他们就是严重的失职，就负有罪责。而西江千户苗寨，由于其所具有的不可复制的建筑文化特征以及在全国范围内超级独大的规模，具有绝对胜算的旅游开发价值，因而在地方政府看来，这是一个千年不遇的奇迹，如果他们不开发西江，那就真是失职和犯罪。因此之故，两方面的意见不统一，互相争执不下，是必然的，难免的。 那么这之中，当地的土著究竟是什么观点和态度呢？有一个学者举证说，当地人也是很反对开发的，他举证的人就是西江苗族那个著名的“鼓藏头”，他说他刚从“鼓藏头”家出来，他问过了“鼓藏头”，他们是很反感西江现在的开发状况的。我当即反驳那位学者说，第一，这位“鼓藏头”所说的话，并不能代表全部村民的意见，村民的意见到底是什么，需要做进一步的广泛征询；第二，据我所知，一些所谓的“地方权威”所说的话，常常不是他们自己本来的意见，而是被所谓的外来“学者”和“专家”长期灌输之后的随声附和；第三，如果有的西江人反对开发，那你也要看他反对的什么样的开发，他为何反对？理由是什么？如果仅仅因为极少部分村民有不同意见，我们就认为政府的开发行为是错误的，那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村民本身的文化自觉能力，还是非常不够的，是需要加以培养和引导的……我这样说了之后，学者们暂时闭嘴了，但我知道，他们其实还是不会认同我的观点的。因为他们坚信一条，任何商业开发都必然损害原生态文化的价值。这是他们始终抱定而不容置疑的基本学理。但是他们却没能学会从土著的立场上看问题。那就是说，土著的发展权我们要不要尊重？如果我们一味的强调原生态的文化保护，那么，谁是这种保护的最大获益者？谁又在这种所谓的文化保护中失去了尊严？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回避且不得不作思考的问题。 其实，所有人都反对过度的商业化开发。无论是当地土著，还是政府、开发商和学者，因为过度的商业化，只能给原生态文化带来毁灭。这是大家都不远看到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所有的反对者，同时都在开发中获益，开发商就不用说了，任何的开发行为，最得益的就是这一群体；而从土著的角度讲，没有开发，就没有发展，生活依旧艰难；从政府方面说，没有开发，就没有新的经济的增长点，政绩也无从体现；学者和游客是最难讨好的一个群体，他们一方面反对开发原生态文化，但如果真正原生态地保留文化，他们同样是不能接受的，别的不说，原生态的厕所就足以要他们的命！所以，归根结底，大家反对的其实不是商业化的开发，而是过度商业化的开发。但是，什么样的开发是过度的，什么样的开发才是适度的呢？这就只能依赖于我们文化自觉的程度了。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文化自觉”这个理念。这个概念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于上个世纪末期率先提出来的。他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己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各种文化的比较中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价值和局限，进而在比较中做出理性的选择，找到一种理想的文化发展之路。我近年来对这个问题也讲得很多。我觉得这种自觉不仅仅是对学者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土著的要求，更是对地方官员和开发商的要求。如果大家都“自觉”了，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达成共识，也才有可能在开发中寻求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我们现在学者的很多声音，地方官员其实也是经常在参考的。西江刚开发的时候，地方政府和部分苗族学者都是征询了我的意见了的。但仅仅有政府和学者的自觉还是不够的，文化的自觉不是哪一个人和群体的事情，而应该是全民族的自觉，尤其应该唤醒土著的自觉。我们现在到贵州稍微边远一点的乡村去行走，就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在那些刚刚通公路不久的地方，村民开始把原来的木房子拔掉了，改为修建砖房。修砖房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但问题是，我们了解砖房和木房的特点吗？我们比较过二者之间的利弊吗？我发现，我们的当地土著对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有经过比较和思考的，因而也不存在一种文化上的自觉，而仅仅是对外面的现代世界的一种简单的抄袭、复制和模仿，所以你们看到，在大城市被用来贴厕所的白瓷砖，在很多贵州乡村就用来贴房子，这种瓷砖看上去既不美观实用，同时还破坏了原来的整体环境，甚至还带来了一定的光污染。这说明，我们对这种瓷砖的性能是缺乏了解的。不了解，哪里来的文化的自觉？要自觉，就得多学习，多向先进的他者学习，也要多向自己的老祖宗学习，诚如费老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要知己知彼，才能谈得上有真正的自觉。 注释：本文根据潘年英教授于2013年4月2日在贵州师范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的演讲录音整理，文章刊发于《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3年第一期，纳日碧力戈、龙宇晓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参考文献 ① 潘年英.远在天边的寨子【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 ② 吉尔兹.地方性知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③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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