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凶”究竟从何而来？
尽管张仲景对当时瘟疫的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有关当时那场瘟疫的疾病元凶，至今尚无定论。实际上，当时人所称的“伤寒”，与我们现代所认识的伤寒并非一个概念。后世研究者认为，东汉时期的“伤寒”其实是指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包括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等急性传染病，而不是现在通常所说的由伤寒杆菌引起的肠伤寒病。而至于这场瘟疫为什么会出现，古代中国也几乎没有一致的答案。 当时人所称的“伤寒”，与我们现代所认识的伤寒并非一个概念。 早在西汉之前，包括《黄帝内经》、《吕氏春秋》等著作中，就提出一种观点：物候变迁是瘟疫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黄帝内经》把一年之中分为四季、十二旬、七十二候，详细记录了每一候的特点和人体生理的正常反映，如果“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吕氏春秋》也说：“孟春行秋令，季春行夏令，仲夏行秋令，则民疾疫”。西汉时期的著作《淮南子》也明确指出，“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而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将疫情与天体运行导致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称“寒暑，天地之气也，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 对上述观点，现代许多研究者也表示认同。因为根据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所揭示的我国古代气候变迁波动状况，东汉末年恰好处于三代以来第二个气候大波动期，因此当时也是历史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阶段。 不过，也有许多研究者分析认为，当时流行的“伤寒”，很可能是两种与啮齿类动物有关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和流行性出血热，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所谓流行性出血，又称病毒性出血热，是一种由动物性虫媒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它以高热、出血(即身体有出血斑点)和休克为主要临床特征，病死率相当高，可达 40%—50%。而这些特征，都与东汉末年瘟疫患者的症状很相似。新观点：匈奴人的生物武器？ 近些年，一些研究者根据出血热的特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观点：东汉末年的瘟疫很有可能是匈奴人生物战后遗症的大爆发。 现代医学认为，出血热的宿主动物和传染源主要是小型啮齿动物，包括家鼠、田鼠和仓鼠等，此外一些家畜也可携带这种病毒，如马、家猫、家兔、狗、猪等。一旦这些作为病毒载体的宿主动物本身染疫后，只需通过接触就可将瘟疫传给人类。还在西汉时期，当汉武帝对匈奴人发动军事进攻时，“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结果，汉军触及、食用或饮用过设置牛羊尸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使军队丧失战斗力。甚至有人分析，当时著名的军事统帅霍去病，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其原因恐怕就是因为他的军队曾食用过匈奴人遗留的牛羊。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后来，一些游牧部落便模仿匈奴人的手段与汉王朝对抗。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五年春三月，当皇甫规讨伐羌人时，就曾出现“军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的现象。 匈奴人的这种手段，称得上人类历史记载最早的“生化武器”。 由于对来源不明的疫病认识不清，当匈奴人“制造”的瘟疫席卷而来时，汉人便根据其症状而通称其为“伤寒”。其主要症状有：因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很高。最致命的是，这种疫病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后，就开始潜伏下来，一旦外界环境成熟，就会大规模发作。果然到东汉末年，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瘟疫也多次发作。仅在灵帝时代，就曾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五次爆发流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