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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拔山河气盖世的项羽都无法战胜的汉朝军队，何以对匈奴一筹莫展呢？ 开国的汉朝无力抗击匈奴，原因是人口稀少，兵源和财源缺乏。刘邦对项羽的战争时间虽短，杀戮却非常惨重，致使国力衰弱，百业凋零，连天子出行都找不到4匹颜色相同的马，将相出行只能坐牛车。《史记》记载，当时各大都名城户口流失，人数只剩十分之二三。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穷国，如何才能阻挡屡屡进犯的匈奴铁骑呢？ 正当内忧外患之际，政局发生了变化。当年刘邦曾经让所有的文武官员盟誓：“不姓刘而称王的，天下人共同攻击他”。因此，吕后去世立刻发生了政变，忠于刘邦的武将周勃，把吕后家族和党羽全部斩杀，为刘家夺回了政权，选择了亲王刘恒继位。历史证明这次选择，对西汉王朝是极为幸运的。 汉文帝刘恒为人仁慈、节俭，他废除了割鼻子、断手足的酷刑，经常免除全国农民的赋税。包括继位的汉景帝刘启在位共四十年，形成著名的“文景之治”，以至各地仓库存粮太多，发生腐烂。存钱也太多，串钱的绳索都被虫蛀断。政府养在长安的马，超过四十万匹，国力大增，人口也大增，为后来汉武帝反击匈奴，储备了丰富的战略物资。 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正是在汉武帝全面反击匈奴的时代。 司马迁塑像的目光凝视着北方。那里是朝廷与匈奴作战的方向，而他人生的惨痛遭遇，也是来自那场战争。 司马迁编写《史记》的第五年，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被俘，皇帝刘彻大怒，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大臣们随声附和，交口诋毁李陵。刘彻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愤于人心的险恶，挺身辩护说：李陵以五千步兵，孤军深入沙漠，与匈奴八万骑兵对抗，转战数百里，血战八日，杀敌万余人，箭尽力竭，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虽被俘，却曾力挫强敌，足以名垂天下。只因寡不敌众，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 汉武帝认为司马迁在影射他的裙带亲戚、出击西域匈奴战败的主帅李广利，勃然大怒，立刻把司马迁投入监狱，处以宫刑。仅仅因为不同的言论，就该下此毒手吗？我们难以猜测刘彻的真实想法。 后来的《三国志》里描写王肃的一段话，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 王肃说，司马迁记录事件，既不美化好事，也不隐瞒坏事……汉武帝听说他写《史记》，就取来写孝景帝和写自己的两部本纪，结果没有看到期望的歌功颂德，勃然大怒，删去了这两部本纪。后来这两部本纪就只有目录没有内容。对司马迁处以宫刑，那是汉武帝心中有难言之隐，借李陵的事，给他点颜色看(“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汉朝的司法制度极其黑暗。即便是最高级官员，只要陷入司法的陷阱，都不能自保。例如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子购买了一些纸糊的刀枪作陪葬，预备父亲死后焚化。有人就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器叛乱，立刻被投进监狱。周亚夫向法官解释，那只是死人的用品。法官何尝不明白，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只好回答说：“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乱，但很明显，你将在地下叛乱。”周亚夫只能死。另一位大农令颜异，相当于农林部长，当皇帝刘彻发行一种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鹿皮币”时，颜异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立刻被投入监狱，法官判他犯了“腹诽”大罪，就是在肚子里诽谤朝廷。颜异也只能死。因此，周亚夫、颜异、司马迁等，任何人都救不了他们。那个时代，每年逮捕的囚犯，都达到十几万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一。也就是每一百人之中，就有一人因谋反罪关入大牢，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与此相比。 司马迁忍受宫刑极为痛苦，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没有选择死，他必须完成《史记》。韩城司马迁祠堂内的塑像长久地遥望着那刻骨铭心，李陵一去不返的方向。那是一段令司马迁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必须写入《史记》的历史。 汉武帝没有下令毁掉这部他认为“诽谤”的书，他释放司马迁出狱担任中书令，或许期望司马迁能改写那些“诽谤”的内容。 司马迁出狱后发奋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五十二万字的不朽名著《史记》，他似乎没有对汉武帝的不满作什么修改。那么，汉武帝只须一把火，就能让它灰飞烟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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