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唐氏随园私塾

　　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从古至今，学校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种。各级官府举办的学校称官学，如西周的国学、乡学，汉代的太学、州郡县学以及唐宋以后的太学、国学（又名国子监），私人开办的学堂为私学，民间又称私塾。
　　私塾是中国旧时代私人开办的学堂，每个学堂只有一名教师，采取个别教学制，教材及学习年限没有统一的规定。据史料记载，西周以前，学在官府。春秋时官学衰废，始开私人讲学之风，战国时私学大盛。到汉朝私学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延袭到清朝末年。
　　“塾”的来历有其典故可考。据古书《尔雅·释宫》载：“门则之堂谓之塾。”那么，利用自家的堂屋开办学堂则称之为私塾。私塾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抹煞的，尤其是在贫穷落后的封建社会，私塾先生节衣缩食冲破重重阻力勤奋办学，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作出显著的贡献。就毕节城而言，从清朝乾隆到咸丰年间先后涌现出几家私塾，其中尤以唐氏随园私塾的办学时间最长、教育质量最高、教学成果丰硕。
　　古老的毕节城城垣虽然不算宏大，但城堡却修得雄伟坚固，道路四通八达，最初建了东南西北门，后来又增修一道应急的城门，名曰“通津门”，一条青石板街道从城门延伸到十字街路口。远远望去，有一幢低矮的瓦木结构四合院，坐西朝东，中间空着四五十平方米的小天井，这就是当年闻名遐迩的唐氏随园私塾旧址，当地的人们称为唐家龙门。
　　随园私塾的创始人唐志昇出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祖籍湖北省麻城铁门乡茶棚村唐郁塆。据《唐氏家谱》序中记载，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唐志昇被一群兵匪追到河边，时值傍晚，夜幕笼罩，危机四伏，忽然看见一庙，便躲进藏身。兵匪追到此处，意欲进庙搜查，谁知河中传来一声撞响，兵匪随即顺河追去，唐志昇才侥幸脱险。事后查明，原来河中漂来一截木头，与水中的漂浮物发生碰撞，兵匪误认为唐志昇投河逃逸，从而保存了唐氏这一支系的根苗。
　　唐志昇初到毕节时经历过许多磨难，为了生存探索过从商之路，在大横街陕西庙对门开绸缎铺，因多种原因开业不久被迫关门改行。嘉庆十二年（1807年），唐志昇在通津门与十字街交汇处的延寿庵旁边修建学堂，并正式命名为“随园”。其意在于仿效清朝诗人袁枚弃官而筑园林于小仓山，过与世无争的幽闲日子。
　　唐志昇对袁枚的人品十分敬重，对他的诗作赞许有加。唐志昇将自己创建的私塾取名随园，显然是羡慕袁枚以吟咏为乐之典范。
　　唐氏随园私塾从唐志昇开始，自始至终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把学生的学费和书本费降到最低限度，为学生家长节约大量资金，在毕节城有口皆碑。随园私塾的教育方针是“传道、授业、解惑”，凡是在随园攻读的学生均懂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随园私塾有一段启迪学生的至理名言：学生要多读书，就像牛吃草一样，白天吃下去，也许感觉不出什么味道，待到夜晚“反刍”时味道就出来了。唐氏的“反刍”教义让莘莘学子受益匪浅。留美的热物理学家刘淑仪（原名刘世通）少年时代曾在随园读过“四书五经”，上世纪80年代回毕节探视母校时感言自己吃的“草”还不够多。
　　“腹有诗书气自华”。唐氏随园私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时150年，其成功的秘诀在于他们娴熟的教学程序和精深的文学造诣。为了提高学堂的教学质量，随园私塾的塾师利用休息时间刻苦攻读各种高深的书籍，提高了自身的教学素质。
　　唐氏五代塾师日积月累，常年不断地购书、读书、教书，到解放初期随园私塾藏书楼的藏书已达万卷。据不完全统计，他们收藏的古籍善本有《文苑英华》（明刻本）、《昭明文选》、《五代全诗》、《资治通鉴》、《康熙字典》等大型的珍贵书籍，可惜这些书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火而焚之。
　　如今，在唐氏后裔的书案上保存着五枚古色古香的篆刻印章。第一枚是“唐氏随园私塾”章。这枚印章充分地证明，唐氏随园私塾是当年比较完善的一个私人学堂，有印章、规划、教案、校舍，师资雄厚。第二枚印章刻的是“补读先人未竟书”七个篆字。从这枚印章可以衡量唐氏随园私塾塾师文化知识的造诣非凡。唐志昇当年刻此印章的目的是告慰自己的子孙，要热衷于教育事业，不断地开拓进取，子子孙孙绵绵不断地把好教学这个关，把先人未竟的事业办好。先人没读过、没读完的书继承人要继续补读，让随园私塾锦上添花。第三枚印章“唐景宣印”、第四枚印章“杏花春雨”、第五枚印章“子詹氏”均属书法章。
　　值得一说的是，唐氏随园私塾的五代塾师都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古时候，书法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科。学堂不论大小，抄写大字和小字是每天必修之课。古人把书法（写字）当作“挡门锤”，无论文章作得好坏，首先要看毛笔字写得如何。文章再好，但毛笔字写不好，同样得不到重用。
　　上世纪90年代，毕节城扩建松山路时在猫猫城的大水沟中发现一块大石头，是延寿庵碑文。这块石碑的碑文是由毕节县预备训导（相当于现在的准教育局长）刘然撰文，唐氏随园私塾第三代塾师唐国淇（景宣）书丹上石。毕节卫校退休教师、贵州文史馆特聘研究员吴长生由此证明，唐氏书法在毕节的地位十分显赫，此碑石现在存放于天河公园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公办小学如雨后春笋不断地兴起，各地的私塾相继解体和转型。唐氏随园私塾能延续到解放后的1957年，的确与唐氏随园私塾的第五代传人唐天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唐天珏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毕业于国立贵阳师范学院（蔡元培是该校的名誉校长），与毕节弘毅中学（毕节一中的前身）校长李仲群同窗，两人的考试成绩往往在伯仲之间。毕业之后，唐天珏选择私塾教授为职业。其间，一位职务较高的亲戚劝他到县里去当秘书，唐天珏婉言谢绝，一门心思寄托于教书育人。解放初期，年近花甲的唐天珏脸上抹着胭脂，与广大市民一起上街扭秧歌，他还承担政府交给他的时事学习和扫盲任务。在唐氏的学堂里，每天晚上聚满了一街第十一组的居民，学习时事政治和文件。唐天珏还编写《新三字经》和《动物三字经》，帮助居民们学习。时至今日，但凡上过夜校的老年人都还记得朗朗上口的“好娃娃，在家庭，帮大人，做事情……”以及“驼鸟高，颈子长，足善走，比马强”这些富有韵律哲理的句子。
　　随园私塾能在解放后延续8年之久，的确与唐天珏与时俱进的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分不开。
　　1957年，唐氏随园私塾的第五代塾师唐天珏逝世，给随园私塾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唐氏后裔继承先辈从事教育事业的志向和决心却没有改变。唐天珏的长子唐心逸出生于1941年，5岁即在随园私塾就读，8岁时完成了启蒙教育的课程，解放后官学、私学并读，1962年进入毕节地区财经干校学习，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7年，他主办过地区商业电视大学会计班。1987年调地区审计局任局长后仍然与教育藕断丝连，被聘为电大会计专业班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并参与主持电大班论文答辩。唐天珏的五女唐心学1947年中师毕业后在中正小学（毕节四小的前身）任教，1955年因教学成果突出调毕节县教育局任副局长，历任五届贵州省政协委员。十女唐心义1957年起先后在毕节一小、二小、县师任教，以后调五小、七小任校长；1983年当选贵州省党代会代表，1984年调县教育局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直到1992年退休。十一女唐心智在一街民小任教多年，负责该校的管理工作。唐天珏的孙子唐弓满毕业于贵州大学，在毕节地区财经干校任教15年后调任毕节双山新区政治部副主任，通过学习考试获得全省公务员面试教官资格证书，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事实证明，唐氏后裔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据不完全统计，第六、七代子孙在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从事教育事业者达数十人，他们继承先辈的遗志，继续完成先辈的未竟事业。
　　唐氏随园私塾秉承祖先唐志昇的遗志，言传身教，子承父业，从不间断，其中经历唐世斌、唐国淇、唐正镛、唐天珏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历时150年，为毕节的私塾教学事业作出较大贡献，同时也为中国的私塾教学谱写了一曲催人奋进的篇章。（试验区之窗    文/杨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