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本王维集考述 王辉斌 王辉斌，字靖华，1947年生，湖北天门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孟浩然研究会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中国杜甫研究会常务理事，《孟浩然研究论丛》主编。 宋本王维集存世者，现可知者，主要有两种，即：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十卷，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一作《王右丞集》）十卷。对于这两种宋刻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于“《王右丞集》十卷”略有记载：“唐尚书右丞河中王维摩诘撰，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多异于他处本，而此集编次尤无伦。”[1] 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刻印于北宋中晚期之际，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现藏国家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1一九九四年据以影印。建昌本（或为“建阳本”之误，参见本书《前言》第一部分）又称麻沙本（以下或称“建昌本”，或称“麻沙本”，主要是出于行文的方便，特此说明），为南宋刻本，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原刻本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其影抄本（即述古堂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上有瞿镛铁琴铜剑楼印。对于这两种宋本的区别，顾千里（即顾广圻，以字行）《宋蜀本<王摩诘文集>题跋》认为：“题《摩诘集》者，蜀本也；题《右丞集》者，建昌本也。建昌本前六卷诗，后四卷文，自是宝应二年表进之旧。”[2]本文主要对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的流传演变、版本价值，以及影抄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之特点与实况，二者之孰优孰劣等问题，作一具体考察。 一、 《文苑英华》所依王维集非蜀刻本 《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下·王维传》云：“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中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上之，帝优诏褒赏。”[3]同此者，另有《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中·王维传》。《旧唐书·王维传》的这一记载，主要是依据王缙《进王摩诘文集表》、唐代宗《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郞兼御史大夫臣王缙表上答诏》[4]二文而为。但代宗《答诏》之题目则表明，王缙其时仅为“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郞兼御史大夫”，而非宰相，即其所任者，与《旧唐书·王维传》之“代宗时，缙为宰相”云云，乃不相合。 按蜀刻本王维集卷首所附王缙《进王摩诘文集表》有云：“臣缙言。中使王承华奉宣进止，令臣进亡兄故尚右丞维文章，恩命忽临，以惊以喜。退因编录，又窃感伤。臣兄……为文未尝废业，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篋笥之中。臣近搜求，尚虑零落，诗笔共成十卷。今且随表奉进，曲承天鉴。……顿首谨言。”是文又为《全唐文》卷三七○著录，但题则作《进王维集表》，且于“顿首谨言”后，较《进王摩诘文集表》多出了“宝应二年正月七日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郞兼御史大夫臣缙表上”二十九字[5]。这二十九字的存在表明，王缙“编缀”王维集的时间，乃为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正月初，至“正月七日”，即“随表奉进”。如此，则“中使王承华奉宣”、王缙“退而编录”者，就可知皆在宝应元年。据《新唐书·宰相表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王缙与杜鸿渐“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此则表明，《旧唐书·王维传》所载“代宗时，缙为宰相”云云，乃是将其后任之职官提前以为的。而据《全唐文》卷三七○王缙《进王维集表》之“宝应二年正月七日”的这一具体时间，又可知有论者认为代宗“下敕搜求王维诗文”与王缙“随表奉进”皆在“唐宝应二年”之说，实则为误 [6]。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影印《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之《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影印说明》一文中，明确认定《王摩诘文集》十卷本属于“北宋或南北宋之际”的刻本，也即其之印行最早应在北宋晚年，这与杨绍和《楹书偶录》卷四认为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为“北宋蜀刻”者，大抵一致。如此，则《文苑英华》卷六一一所著录的王缙《进王维集表》一文，就可知不是依据蜀刻本所附王缙《进王摩诘文集表》一文以为者，即可肯定。这是因为，胡维新《刻文苑英华序》已曾明载，《文苑英华》“书出于雍熙初”[7]，“雍熙”为宋太宗年号，凡四年（公元984—987年），其时属于北宋初期。而《文苑英华》著录王缙之文作《进王维集表》者，应是其所依底本如此，即此底本王维集非为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当可肯定。虽然如此，《文苑英华》却于王缙的这篇《进王维集表》，进行了多处之校勘。其具体为： （1）《进王缙集表》下注云：“代宗”；“王缙”下注云：“附见王维集。” （2）“奉宣进旨”下有校云：“集作止。” （3）“应是王维文赋并仰录写进上者”下有校云：“十三字，集作令臣进亡兄故尚右丞维文。” （4）“常持”下有校云：“集作当官。” （5）“秉操孤贞”下有校云：“集作直。” （6）“不忘清净”下有校云：“集作静。” （7）“未曾废笔”下校云：“集作未尝废业。” （8）“随表进上”下有校云：“集作奉进。” （9）“诚惶诚惧”下有校云：“集作恐。” 以这些校勘（注）文字，合勘《文苑英华》、蜀刻本所附《王摩诘文集》之各自刻印的年代，以及有关这方面的其它材料，则可以较为准确地获知以下几点： （一）第（3）条校文的“集作令臣进亡兄故尚右丞维文”之“十三字”表明，《文苑英华》所用王缙《进王维集表》的底本与校本，乃为两种王维集之所附，即原文作“应是王维文赋并仰录写进上者”者为一种王维集，原文作“集作令臣进亡兄故尚右丞维文”者为又一种王维集。这两种王维集所附之王缙《进王维集表》，参之上述9条校文，可知用以校勘的王维集本，是明显地要优于底本王维集的。即这一条注释表明，《文苑英华》所用校本王维集乃优于底本王维集。 （二）在《文苑英华》“书出于雍熙初”的北宋初年之前，至少已有两种版本的王维集在社会上流传。其中之一种者，即李昉（公元925—996年）、宋白（公元936—1012年）等人奉命“辑次”《文苑英华》时所依之王维集（《文苑英华》所著录之王维诗，所依据者亦应为此种王维集），但这种王维集所附王缙《进王维集表》的讹误却较多（见上述校文）。而另一种王维集，则为周必大等人在南宋初所用之校本[8]。经比对，上述校文中的第（3）、（4）、（5）、（6）、（7）、（8）、（9）诸条，与蜀刻本《王摩诘文集》所附王缙《进王摩诘文集表》之文字全同，如此，则《文苑英华》之“附见王维集”中的“王维集”，就必为蜀刻本《王摩诘文集》无疑。也即周必大等人校《文苑英华》之王缙《进王维集表》所用底本，乃为蜀刻本《王摩诘文集》。 （三）周必大等人所用校本，既为蜀刻本《王摩诘文集》所附之王缙《进王摩诘文集表》，则校文第（1）条“附见王维集”之“王维集”，就应为周必大等人对《王摩诘文集》的简称，而非表明蜀刻本《王摩诘文集》最初之名为《王维集》。这是因为，如上所言，蜀刻本在北宋中晚期之际问世时，其书名为《王摩诘文集》而非《王维集》。而《文苑英华》著录王缙之文作《进王维集表》者，所表明的是其所用底本，当为御府所藏王缙“随表奉进”之王维集稿本（抄本），也即为刻印于南宋的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之底本（或者为其底本的底本），即二者属于麻沙本王维集中的同一系统。 综合以上三点，我们基本可以得出如是结论：王缙于唐代宗宝应二年“随表奉进”之“都得四百余篇”的十卷本王维集，在由中唐至北宋初期的二二○余年（公元763—987年）中，大约因御府传抄所致，而使之成为了两种面目的王维集，一名《王维集》十卷（又作《王右丞文集》十卷），一名《王摩诘文集》十卷，前者曾为《文苑英华》依之以收录了王缙《进王维集表》一文，后者则为蜀川坊刻家所梓行，而成为流传至今的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十卷。《文苑英华》据以著录王缙《进王维集表》的王维集底本，即后来刻印于南宋的建昌本《王右丞文集》的底本（或者底本的底本，即稿本），二者虽有约180年（公元982—1162年）之隔，但所用底本实一。而周必大等人所用之校本王维集，则为在北宋时即已雕板付梓的蜀刻本《王摩诘文集》。这就是两种王维集本在宋代流传演变的基本情况。 二、关于影抄建昌本《王右丞文集》 刻印于南宋的建昌本《王右丞文集》十卷，曾为清代多种目录学著作所录载，如陆心源（公元1834—1894年）《皕宋楼藏书志》即为其一。是书卷六十八著录《王右丞文集》十卷，并于题下有注云：“宋麻沙刊本，徐健庵旧藏。”徐健庵即藏书家徐乾学（公元1631—1694年）。据载，徐乾学的传是楼曾收购了季振宜的大部分藏书，陆心源认为麻沙本《王右丞文集十卷》为“徐健庵旧藏”者，当是徐乾学从季振宜静思堂所获得。而值得注意的是，陆心源还为徐健庵的这一“旧藏”撰写了近七百字的“题解”。“题解”共由三部分组成，一为所引顾千里序；一为所引黄丕烈序（含又序）；一为陆氏跋语。陆氏跋语为： 案此南宋麻沙本，每叶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数及刻工姓名，即《百宋一廛赋》所谓“王沿表进，移气麻沙，秀句半雨，夙假齿牙”者也。卷中有百宋一廛朱文长印、黄氏丕烈白文方印、复翁白文方印、乾学之印白文方印、健庵白文方印。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朱文大方印。有竹居朱文方印、季振宜藏书朱文长印、仲文氏朱文方印[9]。 这段文字主要记载了两点：一是麻沙本《王右丞文集》十卷，先后为顾千里、黄丕烈、徐乾学、季振宜、陆心源等人所收藏；二是其“每叶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的版式，与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影抄本王维集“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略有所别。仅就这两点而言，后者又较为重要，因为其所传递出的信息，表明了影抄宋本《王右丞文集》十卷在版式方面，乃系影抄者所自为，要之，就是其影抄底本《王右丞集》别有所本，或者麻沙本在当时有几种版式在坊间流行。在明、清两朝的藏书家中，最早对影抄本《王右丞文集》十卷予以录载者，当首推钱曾《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二书。如《述古堂书目》卷二有“《王右丞文集》十卷，二本，宋本影抄”云云，而《读书敏求记》卷四则谓：“此刻是麻沙宋版。集中《送梓州李使君》亦作‘山中一半雨，树抄百重泉’，知此本之佳也。”钱曾（公元1629—1701年），字遵王，号也是翁、述古主人，今江苏常熟人，钱谦益族侄孙，其所藏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为明代赵琦美（公元1563—1624年）脉望馆之所藏，一为钱谦益（公元1582—1664年）绛云楼之所藏[10]，所著《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读书敏求记》等书，在当时颇具影响。综合钱曾《述古堂书目》与《也是园书目》之所载，我们可以获知的是：（1）“宋本影抄”书名为《王右丞文集》；（2）这种“宋本影抄”即“麻沙宋版”，或者说其所用底本为“麻沙宋板”，与建昌本王维集为同一系统；（3）其中《送梓州李使君》第二联，一本作“山中一夜雨，树抄百重泉”，此本作“山中一半雨，树抄百重泉”者，较他本为佳。此则表明，影抄麻沙宋本《王右丞文集》十卷，早在钱曾生活的明末清初之际，即已流行于世。又，瞿镛（公元1794—1846年）《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亦载有这一“宋本影抄”王维集，云：“《王右丞文集》十卷，影宋抄本。……其书编次，分类不分体，旧为述古堂藏本。……卷首有牧斋（即钱谦益）题记。”据此，知钱曾《述古堂书目》卷二所言之“宋本影抄”王维集，后来曾为瞿镛所获而藏之。先后为钱曾述古堂、 瞿镛铁琴铜剑楼所收藏的“宋本影抄”《王右丞文集》十卷，其影抄者为谁？对此，各书均未载，唯何义门（即何焯，以字行）《校宋本<王摩诘集>题记》乃透露出了几分信息。其云：“《摩诘集》。先借毛斧季十丈宋椠影写本，属道林叔校过。康熙己亥又借退谷前辈从东海相国架上宋椠本手抄者再校，此集正可传信矣。”[11]以“宋椠影写本”校勘《摩诘集》（此为宋蜀刻本王维集书名），则这一“宋椠影写本”为影抄麻沙本《王右丞文集》者，即可肯定。杨绍和《楹书偶录》卷四认为何义门所校“为蜀刻与建昌，殊未之及者”，实则为误。或有认为何义门“先借毛斧季十丈宋椠影写本”之“宋椠影写本”为蜀刻本王维集者，亦误。这是因为，何义门既明言所校为“《摩诘集》”，则其借以参校的“宋椠影写本”，就必为影抄麻沙本《王右丞文集》，否则，就表明何义门欲以蜀刻本王维集校勘蜀刻本王维集（《摩诘集》），这显然是有违于何义门“借毛斧季十丈宋椠影写本”之初衷的。可见，这种认识委实是无以成立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言“毛斧季十丈宋椠影写本”云云，所指乃为毛斧季所藏之“宋椠影写本”王维集，即为钱曾《述古堂书目》所载之“宋本影抄”《王右丞文集》。毛季斧藏有“影写本”《王右丞文集》，其《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有载：“《王右丞文集》，四本，影宋版，精抄。”毛季斧即毛扆（公元1640—1713年），号省庵，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毛晋次子。毛晋（公元1599—1659年），号汲古阁主人，今江苏常熟人，以影抄、刻印各种宋、元罕见秘籍而闻名遐迩，故其之所抄所刻，时人多称为“毛抄”、“毛刻”。由是而观，毛扆所藏之“宋椠影写本”《王右丞文集》，为其父毛晋所影抄者，当无可怀疑。对于毛扆所收藏的这部由乃父抄写的“影宋版”《王右丞文集》，清代官修《天禄琳琅》卷十，亦有“琴川毛氏抄本”的记载，“琴川”为常熟别称，“琴川毛氏抄本”即常熟毛晋抄本之谓。可见，毛晋是确曾“影写”过一部《王右丞文集》的。这样看来，可知认为“毛氏曾有过两种不同的影宋抄本”之说者，实则又误。又，日人河田羆《静嘉堂秘籍志》卷十有云：“《王右丞文集》十卷，宋刊，二本。宋麻沙刊本。徐健庵旧藏。顾氏手跋曰：‘此麻沙宋刻王右丞诗文全集十卷，道光丙戌岁，从艺芸主人借出，影写一部，复编取他本，勘其得失，虽宋刻亦有误，而不似以后之妄改，究竟为第一也。’”[12]其中之“从艺芸主人借出，影写一部”云云，是颇值注意的。“艺芸主人”即汪士钟（公元1786—？），字春霆，号阆源，今江苏苏州人，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有艺芸书舍、冰雪堂、三十五蜂园等。艺芸书舍以收藏各种宋、元刻本为主，汪士钟并据之撰有《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一书，顾千里为之序。《静嘉堂秘籍志》之此载表明，顾千里在“道光丙戌岁”（公元1826年），曾从汪士钟处借得“麻沙宋刻王右丞诗文全集十卷”，并予以“影写一部”[13]。而此，与顾千里《宋蜀本<王摩诘文集>跋》之“去岁，以建昌本见借得影抄一部”的自述,又正相扣合。以此合勘上引钱曾《述古堂书目》卷二“《王右丞文集》十卷，二本，宋本影抄”云云，则建昌本《王右丞文集》在明清之际，先后两次为藏书家所影抄，即有两部影抄之建昌本《王右丞文集》者，即乃甚为清楚。顾千里《跋》文中的“去岁”，勘之其末“道光岁在戊子”六字，知所指为清宣宗道光丁亥（公元1827年），即在这一年，顾千里“影写一部”建昌本《王右丞文集》。正因为顾千里从汪士钟处借抄了一部建昌本《王右丞文集》，故其才于《宋蜀本<王摩诘文集>跋》中认为，其与《读书敏求记》所载《王右丞文集》乃“迥乎不合”，并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指出：“建昌本与蜀本次序不同”，蜀刻本“编次尤无伦”。并且还认为：又读洪迈《万首绝句序》云：如王涯在翰林同学士令狐楚、张仲素所赋《宫词》诸章，乃误入王维集。其王维诗后注云：别本维又有《游春词》等十五篇，并五言十五篇，皆王涯所作，今以入涯诗中。按蜀本第一卷末有此各篇，但前标翰林学士知制诰王涯名，盖其始抄缀于此，而刻者不知删去耳，亦未误为维诗，知洪所见之别本也。若建昌本则固无此矣[14]。针对洪迈《万首绝句序》的质疑，顾千里在这段文字中主要是进行了辨说，认为蜀刻本王维集之所以会误入王涯、张仲素之诗，其并非编集者所为，而是抄者因“盖其始抄缀于此，而刻者不知删去耳”所致，更何况，其“亦未误为维诗”[15]。虽然如此，但顾千里却又认为，“若建昌本则固无此矣”，即认为在抄错或者“刻者不知删去”方面，建昌本王维集是不存在着这样的情况的，其言下之意，是说建昌本在这方面要较蜀刻本为好。上述两种影宋麻沙抄本《王右丞文集》十卷，先后为钱曾《述古堂书目》卷二、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所载者，今藏国家图书馆；为顾千里《宋蜀本<王摩诘文集>跋》所载者，则不知所云。三、 关于蜀刻本与建昌本的优劣问题以上的考述，已使建昌本的影写本王维集之面目，得以基本呈现。综之则为：（1）其书名为《王右丞文集》（或作《王维集》），十卷；（2）其之编次，分类不分体（与蜀刻本同，或有认为分体不分类者，误）；（3）前六卷为诗，后四卷为文；（4）无他人诗误入；（5）毛晋与顾千里各影写一部，前者藏国家图书馆，后者去向不明。仅就影写本《王右丞文集》的这五点而言，则失传的建昌本《王右丞文集》（实际上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的面目，藉之即可知其大概。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十卷，由于“影宋本王集”的两次出版印刷（1994年、2013年），已成为了一种王维诗文集的通行本，因之，其自然是易为人们所认识的。下面拟就自宋以来诸家对这两种刊本的优劣之说，作一简要评析。（一）关于“编次尤无伦”的问题。此说首倡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说详上引），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一《经籍五十八》全文引录，顾千里《宋蜀本<王摩诘文集>跋》在引录马端临《文献通考》之所引后，并说：“与前收《读书敏读记》所载《王右丞文集》，皆宋本而迥乎不合。”《直斋书录解题》之“编次尤无伦”究竟何指，陈振孙并未明言。但研究者们一般认为，《直斋书录解题》之所指，主要是谓蜀刻本王维集的“诗文混编”。以蜀刻本《王摩诘文集》言，其“编次无伦”者，主要表现为：第二、三、七、八卷为文，其余六卷则为诗，这种编排形式，与影抄建昌本《王右丞文集》前六卷诗、后四卷文相较者，确属“无伦”。此种“无伦”，是抄写者所致，抑或雕刻者所为，均不得而知。虽然如此，但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为现存一切王维集本之最早刻本，则为世所公认，如杨绍和《楹书偶录》即为其一。是书卷四有云：“卷次序次虽以建昌本为胜，而此本乃北宋开雕，其间佳处实建昌本所从出之源，宋椠中之最古者矣。”既是“最古者”，则其版本学价值之高，也就不言而喻。（二）关于误收诗问题。蜀刻本《王摩诘文集》目录第一卷末与正文第一卷末，如洪迈《万首绝句序》之所言，确实误收了王涯、张仲素二人的十六题三十首诗，但导致这种误收情况之存在者，上引顾千里《宋蜀本<王摩诘文集>跋》认为，其主要是因抄写者与刻工所致（“盖其始抄缀于此，而刻者不知删去耳），而与编者并无关联。按顾说是。这十六题三十首诗依序为：（1）王涯（12题23首）：《献寿词》、《游春词二首》、《愁思二首》（《全唐诗》卷三四六作《秋思二首》）、《从军辞》（《全唐诗》卷三四六作《从军词》其三）、《塞下曲二首》、《平戎辞二首》、《赠远二首》（《全唐诗》卷三四六作《秋思赠远二首》）、《闺人思春》（《全唐诗》卷三四六作《春闺思》）、《塞上曲二首》（《唐诗纪事》卷四十二第一首作张仲素，第二首作王涯，题均作《平戎辞》；《全唐诗》卷三四六均作王涯）、《从军辞二首》（《全唐诗》卷三四六作《从军词三首》其一、其二）、《陇上行》、《闺人赠远五首》。（2）张仲素或王涯（四题诗七首）：《秋夜曲二首》、《太平词二首》（《全唐诗》卷三四六《王涯》著录第一首，《全唐诗》卷三六七著录第二首）、《游春曲》二首（《唐诗纪事》卷四十二作张仲素；《全唐诗》卷三四六作王涯，题作《游春词》二首）、《送春辞》（《唐诗纪事》卷四十二作张仲素，《全唐诗》卷三四六作王涯）。据此，知误收者主要为王涯诗，其次为张仲素。对于这种误收情况，研治笺注王维诗者，多有将其从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卷一移入附录中，如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即属如此。（三）关于“山中一半雨”的问题。最早涉此者，当为钱谦益《王右丞集跋》：“《文苑英华》载王右丞诗，如‘松下清斋折露葵’，‘清斋’作‘行斋。……盖以《英华》为佳。’《送梓州李使君》诗：‘山中一半雨，树抄百重泉’，作‘山中一半雨’尤佳。盖送行之诗，言其风土，深山冥晦，晴雨相伴，故曰‘一半雨’，而续之以越女巴人之联也。”（《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钱谦益之所以认为“作‘山中一半雨’尤佳”者，是因为有的王维集作“山中一夜雨”。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亦从钱谦益之说：“此刻是麻沙宋版。集中《送梓州李使君》亦作‘山中一半雨，树抄百重泉’，知此本之佳也。”那么，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于此处的实况又是如何呢？检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卷九，其所著录之《送梓州李使君》一诗，其第二联亦正作“山中一半雨，树抄百重泉”。这一实况的存在表明，在《送梓州李使君》一诗的文本上，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与建昌本《王右丞文集》乃是完全一致的，即其皆属“尤佳”之列。以上所述之三个方面，以第（一）、第（二）为重点，而此，也是研治王维集者多非议宋蜀刻本的原因之所在。而实际上，编次无伦与误收诗是完全可以调整的，如前者只要将属于诗部分的卷一、四、五、六、九、十连缀编辑，将属于文部分的卷二、三、七、八连缀编辑，即使之成为了前六卷为诗、后四卷为文的一种“编次有伦”的蜀刻本王维集。而后者，只要将卷一所误收的王涯、张仲素之十六题三十首诗删除即可。所以，从总的方面讲，这两个方面之问题，是均无以动摇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的版本学价值的。而作为现存最早的宋本王维集，宋蜀刻本较之建昌本（或影写建昌本）而言，乃是具有多方面之优长的，为便于认识，这里仅举三例，以供参考。其一，本文以《文苑英华》所收王缙《进王维集表》之九处“集注”为依据所进行的比较，表明作为“集注”的校本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是明显地要优于其所用底本建昌本《王右丞文集》的。其二，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卷八收有《唐故京兆尹长山公韩府君墓志铭并序》一文，而建昌本《王右丞文集》的后四卷文部分却并无此文，其之失收王维作品，仅此即可见其一斑。其三，据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十所载，“南宋麻沙坊本”《王右丞文集》“卷六《出塞作》脱二十一字”，但勘之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卷十所著录《出塞作》一诗，其中并无一字之脱。这一实况表明，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中的《出塞作》一诗，在抄写、雕板、校勘等方面，乃是均较麻沙本《王右丞文集》为优的。总体而言，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与建昌（麻沙）本《王右丞文集》，虽然各有所长而又各有所短，但从现所存见之最早宋刊本王维集而言，宋蜀刻本较之麻沙本更具有版本学价值，则乃不言而喻。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或有认为元刊《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以下简称“须溪本”）之底本为麻沙本者，实则为误。这是因为，通过对须溪本与蜀刻本的具体考察可知，二者至少在四个方面是完全相同的。一是二者的编排相同。在具体编排方面，须溪本与蜀刻本圴以《白鹦鹉赋》开篇，且均于卷一内收有《裴左丞写真赞》、《皇甫岳写真赞》、《宋进马哀词》三文。二是二者的文本相同。如《送梓州李使君》即为典型的一例。此诗的第三句，各种明代刊本的王维集大都作“山中一夜雨”，钱遵王《读书敏求记》卷四、杨绍和《楹书偶录》卷四则认为，当以“山中一半雨”为是，而蜀刻本（卷九）与须溪本（卷五）此句正作“山中一半雨”。三是二者收诗收诗数量相同。具体为：二者卷一所收诗（含赋、賛等）均为二十八题三十七首（蜀刻本中的同咏同和诗、误收诗均已除外，下同）；蜀刻本卷四诗五十一题五十五首，须溪本卷二同；蜀刻本卷五诗三十七题四十四首，须溪本卷三同；蜀刻本卷六诗四十二题六十八首，须溪本卷四（蜀刻本《春中田园作》为一题二诗，须溪本分为《春中田园作》、《淇上即事田园》二题二诗，即须溪本多一题，实际上二者是一样的）同；蜀刻本卷九诗八十六题八十七首，须溪本卷五同；蜀刻本卷十诗五十六题八十一首，须溪本卷六同。四是须溪本与蜀刻本每卷诗的排序，亦完全相同。这四个方面的相同表明，须溪本的底本是非蜀刻本莫属的。蜀刻本王维集既优于建昌本王维集，则以蜀刻本为底本对王维集进行一次较全面之整理，也就势所必然。注释： [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8页。 [2]顾千里《宋蜀本<王摩诘文集>跋》, 宋蜀本《王摩诘文集》附，《宋本唐人文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第335—336页。又，宋蜀本《王摩诘文集》所附之千里此跋，原无题，此作宋蜀本<王摩诘文集>跋》者，为笔者所拟。又，顾千里《思适斋集》卷五作《王摩诘集跋》，特此说明。 [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下《文苑传下·王维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53页。 [4]二文俱见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卷首。又，王缙《进王摩诘集表》一文，《文苑英华》卷六一一、《全唐文》卷三七○皆收入，作《进王维集表》；唐代宗《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郞兼御史大夫臣王缙表上答诏》一文，《全唐文》卷四十六收入，作《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 [5] 王缙《进王维集表》，《全唐文》卷三七○，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3757页。 [6]参见《宋蜀刻本唐人文集》本《王摩诘文集》末所附王玉良《王摩诘文集跋》一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附录第2页。 [7]胡维新《刻文苑英华序》，《文苑英华》卷首附，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3页。 [8]周必大等人在南宋初期校勘《文苑英华》者，具体参见《文苑英华》卷首所附《出版说明》一文，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页。 [9]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六十八，《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第777页。 [10]具体参见拙著《明清戏曲史论》第六章第三节，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8—249页。 [11]转引自中华书局1980年版万曼《唐集叙录》第51页。 [12]河田羆《静嘉堂秘籍志》卷十，慕恪斋景印本。 [13]对于汪士钟“艺苑书舍”所藏之麻沙本影抄王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万曼《唐集叙录·王维文集》（第51页），认为“就是陈振孙所说的蜀本了”之认识，实属错误，原因为该书作者不曾见到河田羆《静嘉堂秘籍志》所致。 [14]顾千里《宋蜀本<王摩诘文集>跋》, 宋蜀本《王摩诘文集》卷末附，《宋本唐人文集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第335—337页。 [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宋本唐人文集丛刊》所影印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卷一，确存有王涯、张仲素二人之诗，凡16题30首，应删。 （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 注：本文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九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推 注：本文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九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推送时有所修订。感谢王辉斌老师授权发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