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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王安石哪里是在说谢安？他正是在说他自己。罢相，也就是与政治生活告别，这在王安石是不能甘心的，曾经热血沸腾，曾经纵横捭阖，曾经以天下为己任，怎会自甘沉寂？ 雪在舞蹈。我没有寻到“谢公墩”，满眼是现代化的建筑，是灯红酒绿。但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知道这里曾经有过王安石的哪些遗迹，也就够了。 王安石在九百年前引领的那场政治改革，就这样撞击我的心扉。冥冥之中，我仿佛听到王安石的一声悲凉叹息：“国人欲识公归去，杨柳萧萧白下门。”这位政治强人，知道自己的事业已经到了将近结束的时候了。不过他还是清醒地估计自己的生平事业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迹，他将不会被人们所遗忘。 王安石没有猜错。当他死后，关于他事业的评价，就一直争论不休，千百年后也不曾停止。反对他的人还把他写进了小说剧本，“拗相公”也因此流传下来了。不过这绰号倒很能反映出他在政治斗争中不屈不挠的姿态与风格。王安石不朽！几百年后，列宁兴奋地说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列宁应算他的远年知音。 王安石终究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史学家进行过很多分析。 有人说，王安石败在宋神宗赵顼手里。按理，没有宋神宗就没有王安石的变法，宋神宗是支持和协助王安石变法为期最长久的一人。以致另一位宰相曾公亮无限感慨地对苏轼说：“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第一次会面，在听取了他的那些政治上、财政经济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他真心实意地想使王安石那些治国安邦的理想能够全部变为现实，这江山，毕竟是赵家的。 但宋神宗毕竟不是一个大刀阔斧、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不肯认真对保守派的部分势力给以打击，甚至有意将保守派的部分势力保存在北宋朝廷之中。思想境界和战略设想的差距，使宋神宗与王安石日益疏离，王安石提出用兵契丹，收复西夏，宋神宗竟虚构了一道“熙河探报”，用以熄灭王安石要点燃的战火。王安石知道虚假的内幕后，流下了眼泪，痛感全盘战略的破灭。他感到应该与宋神宗告别了。应该与变法改革事业告别了，应该与他开创的一个奋发有为的新时代告别了。 有人说，王安石败在小人吕惠卿手里。王安石没有积聚一批改革的骨干力量就匆匆动手，重用了一批势利小人，最后纷纷反目，比如吕惠卿，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的恩师王安石。吕惠卿是福建人，善于投机钻营，王安石看重他，将他从一个小县官提携至宰辅的高位，作为自己的左右手，人们称吕是“护法善神”。但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反戈一击，不论新法同僚或元老旧党，凡不合意的一概排斥打击，同时用人唯亲，重用自己的胞弟，以实施新法之后大肆搜刮聚敛。更阴险的是，吕惠卿向皇帝揭发，王安石当年给他写过两封私信，上面特地注上一笔：“勿使上知。”也就是不要让皇帝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犯有“欺君”、“欺朝廷”之罪。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于是就有了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 在人类所有的所谓“忠诚”行为中，政治上的忠诚是最靠不住的，最易变的，因为玩政治就是在玩利益交换。王安石倒了，不得势了，吕惠卿还有什么必要去抱他的大腿？他当然不会记得当初的诺言。对于吕惠卿的背叛，王安石深深失望，是他心底永远的痛。在江宁闲居，天天要写“福建子”三字，以泄心头之恨。元丰初年，吕惠卿“除母丧，过金陵，以启与安石求和”，王安石写了一封极富哲理的回信给他，表示“不如相忘”。 吕惠卿也没有好下场，他遭到司马光的驱逐。 有人说，王安石的失败，在于“新法”在执行中间走了样。本来的良好意愿，最后变成为人民带来苦难的东西。 也有人说，王安石生不逢时，那样一种时代背景，那样一种文化氛围，怎么会允许他的改革走向成功？他可以做太平官，甚至可以做贪官，就是不能做有作为的官，一位同僚曾给他写信：“这天下是皇上的，你急什么？”一个人，成不了救世主。 还有人说，王安石是败在自己手里。 王安石是一个勇敢的改革者，可他要走出个人的阴影，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啊！ 把改革仅仅理解为体制的改造是不够的，它也应是改革者的精神气质的改造。赞成自己的就是朋友，批评自己的就是敌对势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方是真理，一方是谬误——这种极端思维下划出的政治分界线明明白白地存在于北宋文武大臣的思想意识中。由于改革是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逐渐行进，只有改革者首先有新的精神气质，才会出现新的制度变化。这一新的精神气质就是容忍的精神，容忍对自己的种种约束，有来自法律的约束，也有来自对立观点的约束，不会把批评看成是敌对势力的捣乱和阴谋破坏，而是当做建设性的劝阻。 恰恰，从一定程度上，王安石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气质！ 不管王安石怎样耻以文士自名，可他是唐宋八大家，文学成就彪炳千秋。小时候我就熟读他的诗文，比如“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现在的少年人谁不伴着这些诗长大？ 文以载道的传统，培养和浇灌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心和责任感。中国古代，很少有蜷曲于象牙之塔、不问现实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关心现实，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和抱负，因此，他们对现实往往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蕴藏着对人生的依恋，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屈原放逐而有《离骚》，尽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却又怀恋故国，不忍离去。王安石垂垂老矣，也没有安于投闲置散的生活。他波澜壮阔的诗章，愤激、悲凉的调子也时时可以听到，而且往往更为激越和撼人心弦。 文学家的激情和浪漫，丰富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内涵。 寻找王安石生命的意义，我想起了黑格尔写在《历史哲学》导言中的一段话：“他们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种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 王安石独具慧眼，按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这是王安石生命的真谛。可是，这颗伟大的灵魂从来就是孤独的。众浊独清，众醉独醒，几乎没有人理解他。中国历史上几次改革，哪次不是阻力重重，哪次不是遭到激烈的反对？王安石后来甚至把窝住的半山园改做僧寺，并由宋神宗命名为报宁禅寺，那里有豪奢的安静与孤绝，生一盆火，烤几枚干果，燃一屋松脂的清香。这里，可是他生命最后的港湾？ 超越是一种孤独。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改革家，往往有一颗痛苦的灵魂。他们是孤独的，可他们的愤怒，他们的超脱，他们的忧愁，他们的无奈，他们的沦丧和沉重，他们的奉献和牺牲，使中国的改革有了它的独特价值，具有永恒性。 王安石在迷茫、凄凉中死去。死亡应该是另一种生存的延续。(作者：冯伟林 摘自《散文》海外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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