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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范本之形神与临本之形神 临帖过程中的形与神可以细分为两层：范本的形神和临本的形神。我们临帖是为了学习范本中的优秀之处，即学习范本的形与神。有的人临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一上来就自己任性书写。如观其所临，会发现丝毫未得古人之形神。以这样的学习方法与思路，即便临习千遍《兰亭序》，也只是成为“抄书公”，根本领会不得右军书法之妙，临帖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临帖，首先要放下自我，虚其心意，空其所有，才能接纳范本。尤其是在临帖的初期，要尽最大可能地以“无我”的态度去临习范本。如果方法正确，又能以无我的态度去临帖，就会逐渐与范本接近，范本的形与神在临作中也会体现得越来越多。 所谓的“无我”指的是在临帖时不有意强化或突显自己的心意（初学书法阶段尤其如此）。其实我们临帖时，尽管不必刻意突出自我，但是心意仍然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例如，同一个班的学生一同临习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但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的临本都会有些差别。时间久了，指导老师更是能一眼辨别出哪个临本是谁临的。临帖毕竟是人在书写，不是机器复制，总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个性特征。尤其临习者久学书法，技法较为熟练后，临帖的过程就会越来越轻松、自然，自我个性也会流露得越来越多，这种个性就会化为临本的形与神。 临帖者技法无论如何高明，临本的形神绝无可能与范本的形神一模一样。正因如此，临本的形神其实包含了范本作者之形神和临习者之形神这两个层面。 三、纵向看临帖过程中形神之变化发展 从纵向的、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临帖在形的方面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一开始学力不够，点画与结构的技法均不熟练，虽很想临得像，但是费尽心力，点画、结字与范本仍有差距（这时不仅临本的形与范本不像，神也尚缺乏）；而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形开始像范本了，神也渐渐有了；随着技法进一步熟练，形越来越接近范本，神也越来越充足。结合前文来看，一开始临帖，我们追求“无我”；随着临帖的深入，“我”之性情、精神与气质自然流露得越来越多；等到技法熟练的时候，临帖从容有余、不再费力，范本已经成为“变化由我”的“素材”， 临帖者之神与范本之神合二为一、不分彼此。 我们临习书法，目的是要学习前人造就美感的方法。如果从一开始就一味地自由临帖，不受范本的约束，那么就学不到书法的共性法则与精髓。神固然高于形，但是要想获得神，仍然离不开形这个前提与基础。“遗貌取神”是在得形似之后的更高境界。形逐渐相近后，神也会跟着接近，逐渐从略有神到神全。神全之时，形反而不和范本那么相似了。而这时的神既含古人之神，也含自我之神。明代董其昌把书法的这个境界谓为“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无论我们临的是谁的帖，最终都要褪去其“影子”。临帖的最终目标是与范本即合即离——不离古法又有自家神采，“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与古人相合的是书法的理，如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的基本理则；与古人相离的是精神气质，要显现出自我的精神气质。这时，临帖便成为一个自由的境界。说是临帖，其实也是创造。到了这一层次，自我创作的作品中的点画章法等便能合乎书法的基本理则。学习书法就是这样一个从开始的我与古“离”，逐渐走向我与古“合”，最终又走向我与古“离”的过程。一开始的“离”是学书者学力不及，法度不熟，距古人的形与神遥不可及；最终的“离”，是法度谙熟，不寄人篱下，自出神采，笔法、字法、章法、墨法均有自家特色，却又无不合乎书法之理。 基于以上理解，我们再看前人临帖的作品时需要注意：一是古人的临帖作品能够保存至今的，大多是书家中后期的作品，所以神采灿烂，而形则与原帖不太像或者大体像；二是有些书家会发出“临帖不必形似”之类的理论，这是就他们实践来说的，其实他们也走过一个“从不像到像”的过程；三是临帖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像，而是从像再到大体像或者不像。这后来的不像是自立门户，与一开始的不像有着本质的差别。临帖如果一开始就追求不像，那么书法学习就难以入门。在当下，临帖有两个比较极端的倾向。其一，一些人从未临得像，并且以临不像为荣，认为这样是在表达自我的性情，能够很快确立个人风格。这看似有道理，实际是自欺欺人。这样形成的书法风貌固然独特，但习气、俗气满纸，毫无格调与境界可言，缺乏一种真正的审美价值。其二，另有一些人认为临帖不可不像原帖，于是在形似方面下足功夫。这自然无可厚非，但可惜的是这些人将“像”视为临帖的最终目的。事实上，我们很难做到像复印机一样临摹范本，行、草书更是不可能。因为想要临出神采，必然要行笔畅快，这样形质就会与范本有所偏差。如明代傅山临王羲之《昨书帖·月半哀悼帖》（见图一），神采灿烂，直逼原帖。但是对照原帖（见图二、图三），却会发现两者在字形方面有很大出入。 图一 图二 图三 此外，临帖者技法熟练后再临新的范本时，很可能以自家心意与手法去进行接触。这时，范本更像是一种素材。临习者往往将临帖视为一种游戏，将新的临习对象统统纳入自己的体系中，当然自己也会受到范本的影响。如清代何绍基临古，以篆法统摄一切。他临汉碑（图四至图七分别为何绍基临《张迁碑》《乙瑛碑》《西狭颂》《衡方碑》）时，皆以此法为之，所以篆籀气十足。他临行书时，也充满篆籀气（图八为何绍基临颜真卿《争座位帖》局部）。 图四 图五 图六 图七 图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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