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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30 / 郭朝晖随笔
幸存者偏差与技术创新
二战期间，为了减少战机的损失，英国进行了一项研究：在飞机的哪个部位装上更厚的装甲，可以提高防御能力？ 有人研究了那些受伤后飞回来的飞机，建议在弹孔密集的地方增加装甲——因为这些地方更容易被打中。但有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油箱下面没有弹孔。后来他意识到：油箱下面没有弹孔，是因为油箱中弹的飞机都坠毁了，是无法飞回来的。所以，油箱恰恰是最需要增加装甲的地方。
这个例子生动地解释了“幸存者偏差”：人们的统计对象，往往来源于特定群体，从而造成认识的偏差。因“幸存者偏差”发生错误的问题比比皆是。
有个段子说：小米手机取得巨大成功后，雷军用调查小米手机的方法来设计小米电视，效果却很不理想。雷军百思不得其解。有人提醒他：小米手机的用户，有多少家人家有客厅呢？这就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还有人说：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感觉自己生活在共产主义；看微博上的帖子，却感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刚上微博时也非常奇怪：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同性恋和反对拆迁的人？后来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一种“幸存者偏差”：能上中央电视台的，往往侧重“正能量”；而有怨言而无处发泄的人，往往跑到微博上去发帖了。“幸存者偏差”的存在，让两者都不是真实的世界。
对于真正的创新活动，成功率非常低。国外统计过，在技术成功的项目中，能够取得商业成功的不到10%。这也导致了创新的研究者必须重视“幸存者偏差”。事实上，在技术创新领域，“幸存者偏差”随处可见。
比如，领导要促进科技创新，就去调研校长、院士、专家、劳模等成功人士，问他们有什么需求。事实上，一个人能成为成功人士，说明其外部环境是不错的；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往往因为没有话语权，而在领导的视野之外。所以，政策总是不落地、往往是偏向那些情商高的领导。
再如，领导到科技院所调查时，专家往往抱怨“最后一公里的困难”。于是，国家的政策一直是强调要帮助技术人员进行成果转化。但在我看来，这往往是个伪问题：在市场环境下，投资人多而好的项目少。如果不是技术本身有问题，何来“最后一公里的困难”？真正的问题往往出现在“第一公里”的选题、定位，而“最后一公里”则是技术难以交差的表现。 我讲创新课时，内容总是和书本上不一致。后来想明白了：主要是知识的来源不同。我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成功也有失败；而书本上的很多知识来源于对成功案例的总结。20多年来，我一直在发展中国家搞创新、在传统产业搞创新，难度总体上更大些、也更容易产生失误。所以，我特别重视在各个环节防止失误，而多数书本关注的则是如何正面解决问题、发达国家如何解决问题、互联网产业怎么创新，结论自然不一样。
我在《管中窥道：技术创新的观念与方法》一书中阐述的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国内制造业一线的技术人员往往与我有很多共同语言，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因为感受的来源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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