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端其人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张用诚传》载：宋熙宁年间，紫阳真人张伯端追随荆南转运使马处厚得到资助后，沿汉江而上来到安康“择兴安府之汉阴山中修炼”（按：此处汉阴指汉水之阴，明代正德五年（1510年）以前，紫阳尚未设县，兴安府之汉阴实为今之紫阳）清康熙沈麟《紫阳县志》也载：“紫阳洞，县南岸，宋元丰间、真人张平叔，讳伯端，秦王封为紫阳真人，师事青城仙翁，默授真诠，直抵汉水到瓮儿山石洞，静定保元，面壁数年，白日冲举，留《悟真篇》传世，洞以是得名。明永乐间，有田夫关继开者入其中，遇大蛇当道而止。自是洞门遂塞。明分守参王公文瀚遇真人于京邸，语公曰：‘茅庵在紫阳瓮儿山。公行当镇守金州。’命下，果然。公抵紫阳，谒洞口，有白气矗天。此隆庆戊辰岁（1568年）也。至万历癸己（1593年），有河南羽士钟太鸾追觅真人故迹至紫阳，募工凿洞，仅丈余，获铜鼎，古砚，皆非人间物”。又据《沈志》说：“县东35里汝河对岸，悬崖中有石洞，叫冲天洞。洞前有泉清沏可掬，时有云雾绕其树，亦紫阳真人炼丹处。”（直到当代，还留存有宋元丰元年（1078年）及其历代瓮儿山仙人洞摩崖石刻，可惜多数在修公路时被炸毁），惟明代万历年间江苏武进人潘大钺到紫阳仙人洞访道留下的诗碣，可供人凭吊，诗曰：“石径藤萝古洞天，松风竹月任年年。游人莫道神仙好，我肯回头我亦仙。”正因此，明正德五年（1510年）紫阳立县时即以紫阳名之。而内丹学说的开山之作《悟真篇》就是张伯端在紫阳修炼期间于熙宁八年（1075年）完成的。
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张用诚传》、《临海县志》、张伯端《悟真篇·自序》记载，张伯端，字平叔，北宋台州（今属浙江）临海郡璎珞街人。“少无所不学，浪迹云水。晚传混元之道而未备，孜孜访问，遍历四方。”“幼亲养道，涉猎三教经书，以至刑书、书祘，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生死之术，靡不留心研究。惟金丹一法，阅尽群经及诸家诗歌论契……。”张伯端在《悟真篇》序言中说：“梦谒西华到九天，真人授我《指玄篇》，其中简易无多话，只是教人烧汞铅。”自认是继承了陈抟的丹道，成为陈抟之后阐发、宣扬丹道最有力的炼养士与理论家。他们摆脱道教符箓鬼神等诡谲之谈，而着重探求炼养的理论与方法。陈抟从儒家《易》学中吸取宇宙生成论，用以图解《易》的方式，开创了图学，并作“无极图”，建立“逆以成丹”的内丹理论与方法。探究生命的起源，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张伯端是陈抟的再传弟子，他在师承的同时，又扬弃了陈抟哲学理论的虚饰成分，并以《道德经》、《阴符经》为祖经，论述修仙至道。
所谓内丹，是相对于外丹（即冶炼矿物为药）而言的。隋唐时，道教外丹术盛行，出现了不少炼丹家和丹书。但因上层统治者服丹致死者较多，服食者与炼丹道士皆吸取教训，转向于着重内丹的研究。内丹学的鼻祖是钟离权、吕洞宾，代表人物有陈抟。钟离权京兆咸阳人，他在终南山修道遇东华真人王玄甫，授长生真诀，金丹火候及青龙剑法。钟离权在终南山又将内丹秘诀传吕洞宾。《宋史·陈抟传》载：“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倾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雅言系述·吕洞宾传》谓“关右（陕西西安）人，（唐）咸通初，举进士不第。携家隐居终南山，学老子之法”，“遇钟离，传授金丹大药之道。”钟吕金丹道即内丹修炼术。简单地说，即将人体比作“炉鼎”，以体内之精、气为药，运用“神”去烧炼，认为可使精、气、神凝为“圣胎”，“圣胎”可以离开躯体而为身外之身，永世长存。这个所谓的“圣胎”，或称神丹，或称内丹。到了宋代，陈抟、刘海蟾、张伯端成了修炼内丹理论的发扬光大者。他们摆脱了道教符箓鬼神等迂怪诡谲之谈，远承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的“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模拟以自然的修炼理论；近继钟离权、吕洞宾的内丹修炼术，进一步“推天道以明人事，阐发和推进道教的修炼理论与内丹道。陈抟作《无极图》，探究生命的起源，以寻延年益寿之方，既发明了炼养内丹的五个阶段或境界，也使内丹炼养术有了哲理色彩。”近年，在汉滨区东路发现的宋代砖刻无极图，砖刻称为《女娲补天图》，传为陈抟老祖所传。这是安康目前发现最早，也是惟一说明内丹修炼以玄牝之门为基础，通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最后复归无极同于大道的历程。张伯端撰《悟真篇》，结合实践体验，进一步阐明了炼养内丹之方法及描述炼养内丹过程中的种种表征。陈抟———刘海蟾———张伯端一脉相承，在陈抟、刘海蟾之后，阐发、宣扬丹道最力的炼养士与理论家，便是张伯端，对后世道教影响极大。
中国道教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张伯端的丹道学说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以丹道入禅，完成了佛道合一的大业。以《悟真篇》奠定了丹道学说的基础，以原始道家出入于儒佛禅宗之间，直取禅理而言炉鼎丹药之道，几至化境。诞生于安康的《悟真篇》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备受推崇。清帝雍正尊崇佛教，而贬斥诸方，唯独对紫阳真人备加推崇，亲自为《悟真篇》作序，盛赞“篇中言句，真彻了彻，直指妙圆，即禅门古法中如此自利利他，不可思议者，犹为希有！仙俊哉！大丈夫也。”当代国学大师南怀谨在《汉魏以后的神仙丹道派》一文中评价更高：“如果我们将丹经的鼻祖著作《参同契》比之老子的书，那么另一部丹经，宋代紫阳真人所著的《悟真篇》应该比之如庄子的书了。”《悟真篇》诞生于安康，不仅是安康道教的骄傲，更是安康文化的骄傲。安康文化因《悟真篇》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悟真篇》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宋史·艺文表》、宋马端临《文献通考》、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清《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及明清《道藏》中皆有收录，传世本很多，注家不乏其人。清嘉庆间，紫阳知县徐元润，曾将张伯端所写《金丹四百字》刻石于瓮儿山仙人洞，后任知县陈仅高度评价说：“予惟真人所著之书如《悟真篇》、《青华秘文》皆传于世，而此四百字，真人自序所谓包含天地之根茎，贯穿阴阳之骨髓者，道家尤奉为圭臬。”
《悟真篇》采用诗、词、曲等体裁。正文诗词九十三首，内七言四韵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数；绝句六十四首，按《周易》诸卦；五言一首，以象太一之奇；续添《西江月》十二首，以周岁律，卷末附录有歌颂诗曲杂言三十二首。正文系张伯端据“真人”所传“金泳液还丹火候之诀”阐发内丹丹法，讲的是“养命固形之术”，即丹法起手功夫———“命功”。也就是说以人身的精、气、神、经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而结“金丹”。附录部分则是吸取佛教禅宗理论，阐发“性功”。借助禅宗理论，讲述“达本明性之道”，亦即内丹修性根本功法，旨在通过心性修养，达到返归虚元，与道合真，其修炼程序为先修命功，后修性功。
《悟真篇》的主要特色
《悟真篇》虽说源于钟吕丹道学，但却另具特色，也可以说是丹道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主要特色有四点：
首先是倡言三教归一。《序》中云：“老释以性命学开方便门，教人修积以逃生死。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有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枢要，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解，《鲁论》有毋意、心、固、我之说，此又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又说：“教虽分三，道乃归一，奈何后世黄缁之流各自专门，互相非是，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一而同归矣。”三教合一的思想，贯通全篇。张伯端认为，三教思想宗旨应同归于“性命”二字。但佛教以空寂为宗，主张顿悟圆通，直超彼岸，其教法“详言性而略言命”，未免偏颇。早期道教以炼丹养生为务，欲图长生不死，飞升上清，但其方术“祥言命而略言性”，亦不足取。至于儒家经书曾言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但其学说主旨在序正人伦，施行仁义礼乐之教，而对性命修炼则言之未详。而钟吕内丹派提倡性命双修，形神俱妙，才是唯一得到三教真传的“最上乘法”。
第二，宣扬金丹为修仙至道。《悟真篇》开篇即称“学仙即是学天仙，唯有金丹最的端。”学炼内丹以成仙证真，飞升天界，这是内丹术士追求的最高人生理想。张伯端不谈鬼神，其它与金丹不同的方术也认为皆非正道。《悟真篇》中说不识真铅正祖宗，万般作用妄施功，休妻谩遗阴阳隔，绝粒徒教肠胃空，草木金银皆滓质，云霞日月属朦胧，更绕吐纳并存想，总与金丹事不同。总之“万卷仙经语总同，金丹只此是根宗。”张伯端认为修炼应先修命，“命之不存，性将焉存？”他在自序中说“先以修命之术顺其所欲、渐次导之于道。夫修命之要，在乎金丹。”故《悟真篇》排列丹法次序，先以律诗十六首、绝句六十四首、词十二首讲命功，然后由命入性，以求本源真觉之性，即自序中所说：“又作为歌颂乐府及杂言等，附之卷末，庶几达本明性之道尽于此矣。”
第三，《悟真篇》以《阴符经》、《道德经》为祖经。道教务丹道（包括外丹和内丹）的练养士，宋以前一般皆以《参同契》为丹经之祖，而张伯端认为丹道为黄帝老子所传，故叙述授受渊源则先称黄老。绝句第五十八：“阴符宝字逾三百，道德灵文满五千，今古上仙无限数，尽于此处达真诠。”认为黄帝撰的《阴符经》、老子撰的《道德经》是丹道祖经。《悟真篇》绝句第五十七：“三才相盗及其时，道德神仙隐此机，万化既安诸虑息，百骸俱理证无为”就是依据《阴符经》“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乃安。”“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又《悟真篇》绝句第二十四：“火生于木本藏锋，祸发总因斯害己，要须制伏觅金公。”乃依据《阴符经》“火生于木，祸发必克。”《悟真篇》绝句第九：“虚心实腹义俱深，只为虚心要识心，不若炼丹先实腹，且教收取满堂金。”乃依据《道德经》“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道德经》历来被道教奉为圣经，但《阴符经》是唐玄宗时由李筌发现和作疏才行世的，且文简略而又隐晦，张伯端援用此经诠释丹道不外是标榜自己的理论出自黄老。张伯端内丹学说受黄老思想影响，认为人身是一个小宇宙，在人体内修丹成仙需要逆反宇宙生成法则。宇宙万物的生成顺序是“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昌。”因而万物都有生有死。修炼内丹的奥秘则在于颠倒逆行，即逆反“道生万物”的自然程序，使身中阴阳五行交合为一，炼形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从而返本还原，复归于虚无，使自我与无生无灭的道体合一，即可永世长存，这是内丹道追求的最高境界。
第四，《悟真篇》吸取佛教禅语为道教修行内容。《悟真篇》卷末附歌颂乐府及杂言，或称外篇，用意在于吸取禅语以修性之法，自序中说“附之卷末，庶几达明性之道尽于此矣。”其附录《禅宗歌曲杂言》就说：“此恐学道之人不通性理，独修金丹，如此既性命之道未修，则运心不普，物我难齐，又焉能究竟圆通，迥超三界。”因此引禅理以炼心，“以诸佛妙用广其神通，终以真如觉性，遗其幻妄而归于究竟空寂之本源矣。”
道教南宗的要旨及传承
《悟真篇》被誉为“千古丹经之祖”，可与《周易参同契》并传不朽。道教内丹经过张伯端的阐发与变革，可以说是基本上完成了炼养内丹的理论与方法。到了南宋与金元对峙时期，终于形成了内丹修炼为宗旨的两大道派，即主要流传于南宋境内的金丹派南宗，以及兴起于金元之际的北方全真道派。张伯端则被尊为道教清修派丹法南宗的开山祖师。南宗的要旨即从道教命术入手，以佛教修性为用，道禅融合，性命双修，先命后性，而终归于成仙合道。
张伯端的著述除《悟真篇》外，还有《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三卷），《金丹四百字》一卷。《金丹四百字》也是在紫阳县完成的。
张伯端的内丹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他身后形成的专主内丹修炼的南宗一直将《悟真篇》奉为圣经。据《混元仙派图》记载，张伯端门下有刘春真、石泰、马自然、石淳一等四大弟子。石泰（1022－1158）撰有《还源篇》，传法于薛道光（1078－1191），撰有《还丹复命篇》，传法于陈楠，撰有《翠虚篇》，其门下有黄天谷、沙道影，白玉蟾等人，以白玉蟾最为著名。白氏号海琼子，海南琼洲人。其人颇富文才，早年业儒，诗文有奇气。曾任侠杀人，亡命武夷山为道士，著述颇多，现存《海琼问道集》、《海琼传道集》、《海琼白真人语录》、《海琼先生文集》、《道法九要》。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一脉相承，被后人尊为南宗五祖。南宗嫡系，主张独自清修，故称清修派。（参见宋王庆升《三极至命筌蹄》：“天台怡真先生谪自紫阳真人，宿德不渝，感西华夫人发枢纽，而受之以口诀。道成，授杏林石泰以《悟真篇》；杏林道成，授紫贤薛道光以《还元篇》；紫贤道成，授泥丸真人以《复命篇》；泥丸道成，授紫清真人白玉蟾以《翠虚篇》。厥后之闻道者，紫清之徒也。”）
南宗传到白玉蟾时最为兴盛。南宗主张性命双修，强调以先天元气为药物，以元神真意为内炼主宰。既综合早期道教炼养方术，又吸收儒家医学，佛教禅宗思想，与道家黄老之学融合为一。推动了三教合流思潮的发展。白玉蟾继承和发展了以精、气、神为核心的内丹法，特别是把张伯端用禅宗的“即心是佛”来比附道教“养性全命论”的理论，发展得更细密，更禅宗化，成为南宗道禅合流一派的代表人物。由于白玉蟾的不懈努力，南宗理论传承后继有人，教团组织也初具规模。
除了嫡传和别传两支体系，另有一支即张伯端传马处厚，再传张坦夫，再传陆师闵，再传陆彦孚，这个传承非宦即官，流传不广。
金丹派南宗作为一个独立的炼养道派的时间并不长，但影响很大。重视研究生命的由来，积极探索自主生命之道，重视精神形体的锻炼保养，客观上有益于中国古代人体科学的发展。积精累气的气功之学，在修身养性方面，也具有较高科学价值。由于南宗多居家道士，无意仕途，始终未得到朝庭的扶持。入元以后，全真道南下，南宗在与全真道接触中，逐渐产生了与之合并的要求。加上兼通南、北二宗的上阳子陈致虚以其内丹理论，极力融合二宗，致使南宗统归全真，自此与全真道合而为一。
张伯端一生为探求内丹功法走遍大半个中国，宋熙宁八年（1075）“转秦陇”，“择兴安之汉阴山中修炼”，在这里完成了《悟真篇》等重要著述。后来离开安康云游全国寻觅传人。元丰五年（1082）时年95岁的张伯端回临海隐居中，在百步岭“天炎浴水中、趺坐而化”。所书《尸解颂》云：“四大欲散，浮云已空，一灵妙有，法界圆通”，弟子“用火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实，色皆绀碧”（见《临海县志》），张伯端死后，百步乡在他羽化之地立“紫阳化身处”纪念碑。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台州府在百步岭建紫阳庵。清雍正十年（1732），世宗皇帝敕封张伯端“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号，亲自为《悟真篇》作序，手书《道观碑文》，命工部主事刘长源到临海张伯端故居璎珞街和羽化地百步乡建“紫阳道观”各一座，用以祠祀张伯端。
明正德五年（1510年）为平定流民起事，加强对巴山老林的管理，在今紫阳县城处设堡，七年（1512）升为县，皆以紫阳真人命名，这在全国都甚为少见。当地许多地名、物名，也冠以“紫阳”之名，如紫阳滩、紫阳沟、紫阳洞、紫阳茶、紫阳橘、紫阳石等，都隐含张伯端在此修炼的信息，到元代已有了纪念性建筑物。近年，紫阳真人观已重建，教内人士目为南宗的两大祖庙之一，对南宗初祖的纪念将世代相传。
博主与友人厚之合撰的《安康道教文化研究》已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