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的两旁有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为程颂万题。程颂万（1865-1932），湖南宁乡人，字子大、鹿川，号十发居士，清末湖南高等学堂监督，善书法，长于篆、隶、楷，著有《程典》等。上联语出《尚书·尧典》：“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下联语出《史记·泰史公自序》：“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意为岳麓书院被浩瀚的林木所掩映，藏在地阔物博的岳麓山中。此联语集句自然，贴切生动，是岳麓书院名家云集、人才辈出的真实写照。
二门过厅两边有对联：“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清代山长罗典撰。罗典（1719-1808），清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十三年（1782-1808），连任岳麓书院山长二十七年。大泽：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泽、实生龙虎”。比喻此地多生非常之物。邹鲁：是孟子、孔子的出生地，指文教兴盛之地。礼门之路：语出《孟子·万章下》：“夫义路也，夫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上联点出岳麓书院的地里位置，山接衡岳，水临湘江，深山大泽，龙盘虎踞，气势非凡。下联描写岳麓书院继承孔孟学说，崇尚圣贤之道，是学习礼仪的好地方。这幅对联把岳麓书院独特而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源远流长的儒学说传统描写得淋漓尽致，恰倒好处。
进入二门回头看，门背面有匾额“潇湘槐市”。原匾为清代学监程颂万所撰书，抗日战争期间被毁。现匾为楚图南补书。楚图南（1899-1994），云南文山人，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北京师大教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潇湘：泛指湖南。槐市：指汉代长安城北的一片森林。当时京城的书生们常聚于此，或议论于槐树下。“潇湘槐市”指岳麓书院是湖南的“槐市”，文人、学者经常聚集于此。意思是岳麓书院人才之盛，有如汉代长安之槐市。
【5】讲堂（1）——匾额与碑刻
过了二门便是书院的核心部分讲堂。讲堂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北宋岳麓书院创建时，即有“讲堂”，明代称为“成德堂”，后改称“静一堂”或称“忠孝廉节堂”。
讲堂檐前挂有“实事求是”匾，为民国初期湖南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宾步程撰写。宾步程（1879-1943），字敏介，号艺庐，湖南省东安县山口铺乡人，1900年赴德国柏林工科大学留学，1908年毕业回国后，历任粤汉铁路局工程师、南京机器制造局局长兼火药局局长、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湖南造币厂厂长、水口山矿务局局长等职务，曾为祖国的铁路事业作出贡献。同盟会会员，湖南省政府委员，实业家、教育家。“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校长将其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1917年前后，正是我教育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莫衷一是，校长手谕“实事求是”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从社会的实际出发，求得正确的结论。在教育制度发生变革的关键时期，这一校训起到了辨别方向的作用，并对这里的学生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16年-1919年间，毛泽东曾寓居于岳麓书院的半学斋，在这里每日面对“实事求是”匾，对这个古老命题有所思考。“实事求是”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他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使“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更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上升为邓小平理论的基础，成为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原则。现在，“实事求是”已成为中国建设发展进程中解决一切复杂疑难问题的最好的方法。
讲堂大厅中央悬挂两块镏金木匾：一块是“道南正脉”匾，是乾隆皇帝为表彰岳麓书院在传播理学方面的功绩所赐。此匾为原物。这里的“道”是指理学。战国时期思想界是百家争鸣，汉武帝“废绌百家，独尊儒家”，儒家思想开始占统治地位。唐宋时期，一些儒学思想家吸取佛、道新的思想，发展形成儒家新的思想体系。其中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哲学思想称为“理学”。岳麓书院是朱熹传播理学思想的基地之一。此匾的意思是说岳麓书院所播传湖湘学派是理学南传的正宗，它表示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是皇帝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最高评价。。
另一块是“学达性天”匾，是康熙皇帝御赐，意思是人通过对理的领悟，可以认知天命，达到天人和一的地步。“学达性天”是一种理学思想。这里的“性”指的是人性，“天”是指天道。皇帝所赐匾，意在勉励学子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同时告诉人们在这里求学，可以获得德性修养，达到天人合一的学问的最高境界。
讲堂的正中是一个高约1米的长方形讲坛，这是以前老师讲课的地方。上面摆着两把椅子，是为了纪念张栻和朱熹这两位大师论讲于坛上而设的，表示两位大师平起平坐，不分秋色。当年朱张会讲，盛况空前，“马饮则池水立竭。舆止则冠冕塞途”。可见当时朱、张两人名声之大。古代上课的时候，学生不能坐在凳子上，大多自己带蒲团，席地而坐，以表示对老师的尊重，也显示了老师的威严。想当初，历史上多少名人如曾国藩、左宗棠、王夫之、魏源等，当年他们就是坐在这底下听老师讲课的。讲坛之后是木质屏风，上面雕刻着山长张栻撰写的《岳麓书院记》，阐明了岳麓书院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目的的办学思想。对书院教育具有重大影响，为历代山长所推崇。该文由湖南大学校友、湖南省书法协会主席周昭怡书写。
屏风背面刻有岳麓山全景图，临摹自《南岳志》。
讲堂壁上嵌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碑刻文物。讲堂里有4块大字石碑，上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为朱熹所撰，清道光年间山长欧阳厚均重刻，每块高213厘米，宽131厘米。字高169厘米，宽122厘米。一般像这么大的石刻汉字只有在名山的巨崖上才有，而单个字刻在碑石上的在国内是极为罕见的，因而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讲堂也因此又称为“忠孝廉节堂”。“忠孝廉节”四字，实际上就是岳麓书院在整个封建社会里的校训。
在讲堂正面两侧壁上，还有四块碑分别是：“整、齐、严、肃”，由清代山长欧阳正焕书、欧阳厚均刊立。这里的“整齐严肃”碑与厅堂的“忠孝廉节”碑相映衬。
除此之外，讲堂还有清代山长王文清撰写的《岳麓书院学规碑》、《读书法》等十数方，这些都是中国书院教育研究的重要史料。
这些碑刻中，最有价值的是《岳麓书院学规碑》：“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时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岳麓书院学规碑》是历史上影响较大的学规，仅次于《白鹿洞书院揭示》，是清代国学大师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手定，后由门人曹盛朝等47人刻成碑刻，嵌于书院讲堂左壁上。其拓本流传海内外，为学者所重视。学规正文共9行18条，其中前9条是讲如何为人，后9条是进如何为学，每条6字，共108字，是现存中国书院学规中字数最少的学规。碑文后附47位刊立者姓名。从学规制订的1748年到书院改制的1903年，这一学规共执行了155年，其强劲的文化辐射力能穿透人的精神领地，最终规范人的行为。近代中国史上著名的历史人物如改革家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曾国荃、刘长信、刘坤一，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教育家杨昌济，革命活动家蔡和森、毛泽东、邓中夏，革命志士陈天华等等，都是在这一学规的框架下走出岳麓书院的。1903年至今，这一学规，又在讲堂的壁上静候了一百多年，在教育渐渐走出困境和冷漠之后，人们的视线再次投向它，甚或有国家领导人驻足碑前，逐条抄记，并多次索要拓片，其精华部分业已被今日高校的学规所吸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