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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发:丹青见

 置身于宁静 2018-06-09


陈先发,1967年10月出生,安徽桐城人。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著有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1994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前世》(200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写碑之心》(2011年,长江文艺出版集团),长篇小说《拉魂腔》(2006年,花城出版社),随笔集《黑池坝笔记》(201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等。曾提出诗歌主张:“本土性在当代”与“诗哲学”。2005年曾组建若缺诗社。曾获奖项、被媒体和文学研究机构授予的荣誉有“十月诗歌奖”、“十月文学奖”、“1986—2006年中国十大新锐诗人”、“2008年中国年度诗人”、“1998—2008年中国十大影响力诗人”、“首届中国海南诗歌双年奖”、《作品》中国长诗奖、复旦诗歌特殊贡献奖、首届袁可嘉诗歌奖、第九届天问诗歌奖[2]等数十种。作品被译成英、法、俄、西班牙、希腊等多种文字传播,并被选入国内外多所大学的文学教材。代表作品有短诗《丹青见》《前世》,长诗《口腔医院》《白头与过往》《姚鼐》《写碑之心》等,长篇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等。




《丹青见》


桤木,白松,榆树和水杉,高于接骨木,紫荆

铁皮桂和香樟。湖水被秋天挽着向上,针叶林高于

阔叶林,野杜仲高于乱蓬蓬的剑麻。如果

湖水暗涨,柞木将高于紫檀。鸟鸣,一声接一声地

溶化着。蛇的舌头如受电击,她从锁眼中窥见的桦树

高于从旋转着的玻璃中,窥见的桦树。

死人眼中的桦树,高于生者眼中的桦树。

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制成提琴的桦树。



《前世》


要逃,就干脆逃到蝴蝶的体内去

不必再咬着牙,打翻父母的阴谋和药汁

不必等到血都吐尽了。

要为敌,就干脆与整个人类为敌。

他哗地一下脱掉了蘸墨的青袍

脱掉了一层皮

脱掉了内心朝飞暮倦的长亭短亭。

脱掉了云和水

这情节确实令人震悚:他如此轻易地

又脱掉了自已的骨头!

我无限誊恋的最后一幕是:他们纵身一跃

在枝头等了亿年的蝴蝶浑身一颤

暗叫道:来了!

这一夜明月低于屋檐

碧溪潮生两岸


只有一句尚未忘记

她忍住百感交集的泪水

把左翅朝下压了压,往前一伸

说:梁兄,请了

请了―――――



《偏头疼》


他们在我耳中装置了一场谋杀

埋伏着间歇性抽搐,昏厥,偏头疼。

他们在我耳中养了一群猛虎。

多少个夜里,我劈开自已颅骨却发现它总是空的

符号杂乱地堆砌,正是

一个汉人凋零之后的旧宅邸。

我不再是那个骑着牛

从周天子脚下,慢慢走向函谷关的人。

我不再是雪山本身。

我总是疼得穿墙而过,我朝他们吼着:

“你们是些什么人,什么事物

为何要来分享这具行将废去的躯体?”

老虎们各干各的,朝我的太阳穴砸着钉子

他们额头光洁,像刚刚刨过

又假装看不见我,仿佛有更深的使命在身



《青蝙蝠》


那些年我们在胸口刺青龙,青蝙蝠,没日没夜地

喝酒。到屠宰厂后门的江堤,看醉醺醺的落日。

江水生了锈地浑浊,浩大,震动心灵

夕光一抹,像上了《锁麟囊》铿锵的油彩。

去死吧,流水;去死吧,世界整肃的秩序。

我们喝着,闹着,等下一个落日平静地降临。它

平静地降临,在运矿石的铁驳船的后面,年复一年

眼睁睁看着我们垮了。我们开始谈到了结局:

谁?第一个随它葬到江底;谁坚守到最后,孤零零地

一个,在江堤上。屠宰厂的后门改做了前门

而我们赞颂流逝的词,再也不敢说出了。

只默默地斟饮,看薄暮的蝙蝠翻飞

等着它把我们彻底地抹去。一个也不剩



《甲壳虫》


他们是褐色的甲虫,在棘丛里,有的手持松针

当作干戈,抬高了膝盖,蹬蹬蹬地走来走去。

有的抱着凌晨的露珠发楞,俨然落泊的哲学家

是的,哲学家,在我枯荣易变的庭院中

他们通晓教条又低头认命,是我最敌视的一种。

或许还缺些炼金术士,瓢虫的一族,他们家境良好

在枝头和干粪上消磨终日,大张着嘴,仿佛在

清唱,而我们却一无所闻,这已经形成定律了:

对于缓缓倾注的天籁,我们的心始终是关闭的

我们的耳朵始终是关闭的。这又能怪谁呢?

甲虫们有用之不尽的海水,而我却不能共享。

他们短促而冰凉,一生约等于我的一日,但这般的

厄运反可轻松跨越。在我抵达断头台的这些年

他们说来就来了,挥舞着发光的身子,仿佛要

赠我一杯醇浆,仿佛要教会我死而复生的能力



《逍遥津公园纪事》

  

下午三点,公园塞满了想变成鸟的孩子

铁笼子锈住,滴滴答答,夹竹桃茂盛得像个

偏执狂。我能说出的鸟有黑鸫、斑鸠、乌鸦

白头翁和黄衫儿。儿子说:“我要变成一只

又聋又哑的鸟,谁都猜不出它住哪儿,

但我要吃完了香蕉、撒完了尿,再变。”

下午四点,湖水蓝得像在说谎。一个吃冰激淋的

小女孩告诉我:“鸟在夜里能穿过镜子

镜子却不会碎掉。如果卧室里有剃须刀

这个咒就不灵了”。她命令我解开辫子上的红头绳儿,

但我发现她系的是绿头绳儿。

下午五点,全家登上鹅形船,儿子发癫

一会儿想变蜘蛛,一会儿想变蟾蜍。

成群扎绿头绳儿的小女孩在空中

飞来飞去。一只肥胖、秃顶的鸟打太极拳

我绕过报亭去买烟,看见它悄悄走进竹林死掉。

下午六点,邪恶的铀矿石依然睡在湖底

桉叶上风声沙沙,许多人从穹形后门出去

踏入轮回。我依然渴望像松柏一样常青。

铃声响了,我们在公共汽车上慢慢地变回自已



《捕蛇者说》


蛇因怀疑不长四肢,它不分昼夜地

蜕皮仅仅出于对怀疑的迷恋。

灌木丛中的练功者,通体透亮

仅仅因为他确信:蛇向上昂起的身子

有着非蛇的一段――――

咬住蛇身的牙齿,是使用汉语的、

嗜吃蛋黄的牙齿

仅因怀疑而屡遭虫蛀。多少年了

荆棘里的蛇在生病,它眼中的月轮

它胆囊中的月轮,相互反抗着

吞噬自身的鳞片上留着哑巴的牙印。

可取井水滋养一截绳子,以模拟它虚妄的

滑行;可砸碎它三角形的脑袋

塞进不浓不淡的四边形。哦,练功者在吐纳

他打通任督二脉,就不再说话了

捕蛇者尽在篓中,被或有或无的踪迹

追着跑。春风中,他的竹杆上

长着霉斑,余毒远未排清



《绝句》


月亮,请映照我垂注在空中的身子

如同映照那个从零飞向一的鸟儿。



《秩序的顶点》


在狱中我愉快地练习倒立。

我倒立,群山随之倒立

铁栅间狱卒的脸晃动

远处的猛虎

也不得不倒立。整整一个秋季

我看着它深深的喉咙



《街边的训诫》


不可登高

一个人看得远了,无非是自取其辱

不可践踏寺院的门槛

看见满街的人都

活着,而万物依旧葱茏

不可惊讶



《器中器》

  

整个下午我忙着把四边形切割成

三角形,获得足够的锐角和钝角,

它们多么像我少年和暮年的样子啊―――

不流血的下午,没硝烟的下午

一个人悄悄用尽了他的垂直。

最小的锐角瞪着我说:“到此为止吧,

再没有什么可以裸露的了,

再没有什么因果可供谈论的了。”

整个下午,我爱抚着她清晨般干净的身子,

我几乎要瞎掉了。是啊,我听你的,

我懂得你,你免不了和我的一致

免不了纸醉金迷,免不了裂胆摧肝。



《在上游》


十月,炊烟更白,含在口中的薪火燃尽

死去的亲人,在傍晚的牛眼中,不止一次地醒来

它默默地犄角向下,双眼红了,像雨水浸泡的棺木

它牙齿松动,能喊出名字的,已经越来越少。

时断时续的雨水,顺着旧居,顺着镜子在汇聚

顺着青筋毕露的乡亲们在汇聚

有的河段干涸,露出黝黑板结的河床

有的河段积水,呈现着发酵后的暗绿

几声鸟叫,隔得很远,像熬着的药一样缓慢

这么多年,正是这些熟悉的事物,拖垮了我的心:

如果途经安徽的河水,慢一点,再慢一点。如果下游消失的

必将重逢在上游。如果日渐枯竭的故乡,不再被反复修改

那些被擦掉的浮云,会从纸上,重新涌出

合拢在我的窗口:一个仅矮于天堂的窗口



《中秋,忆无常》


黄昏,低垂的草木传来咒语,相对于

残存的廊柱,草木从不被人铭记。

这些年,我能听懂的咒语越来越少

我把它归结为回忆的衰竭。相对于

死掉的人,我更需要抬起头来,看

杀无赦的月亮,照在高高的槟榔树顶


《残简(3)》

  

秋天的斩首行动开始了:

一群无头的人提灯过江,穿过乱石堆砌的堤岸。

无头的岂止农民?官吏也一样

他们掀翻了案牍,干血般的印玺滚出袖口。

工人在输电铁架上登高,越来越高,到云中就不见了。

初冬时他们会回来,带着新长出的头颅,和

大把无法确认的碎骨头。围拢在嗞嗞蒸腾的铁炉旁

搓着双手,说的全是顺从和屈服的话语



《残简(9)》

  

秋天的琥珀滴向根部。

石缝里,有碎木屑,和蚂蚁虚幻的笑脸。

鸟雀在枝头,吐着又稠又亮的柏油。

有时,蛰伏在景物中的度量衡会丢失。

再过两天,就三十八岁了。

经历饥馑的耳力

听见婴儿的啼哭,与物种死去的声音

含糊地混在了一起。

旧电线中传来问候,含着苍老,和山峦的苦味。



《残简(10)》

  

甲以一条脚立于乙的表面。

秋风中的孩子追逐,他们知道

甲是鹭鸶,乙是快要结冰的河水。

穿烟而过的麒麟

给田野披上适度衰亡。

你是一片,两片落叶压住的小路

我是小路旁不能自抑的墓碑。



《残简(17)》


刚在小寺中烧过香的

男人,打开盒子

把带血的绳子拽直了,又放进盒子里。

摩托车远在云端,正突破绝望的音障。

是紫蓬山的秋末了

鸟鸣东一声,西一声

两年后将吞金自杀的女店主

此刻蹲在寺外,正用肥皂洗脸



《残简(28)》


在湖畔我喊着松柏

松柏说“在”,

我喊着鼬鼠,鼬鼠说“在”。

到底是什么,在躯壳内外呼应着呢?

像拱宸街头的两个瞎子,弃去竹杖

默默地搂在了一起。

那些重现的,未必获重生

那些虚置的,却必将连遭虚掷



《活埋颂》


早晨写一封信。

我写道,我们应当对绝望

表达深深的谢意――

譬如雨中骑自行车的女中学生

应当对她们寂静的肢体

青笋般的胸部

表达深深谢意


作为旁观者,我们能看到些什么?

又譬如观鱼。

觉醒来自被雨点打翻的荷叶

游来游去的小鱼儿

转眼就不见了

我们应当对看不见的东西表达谢意。

这么多年,惟有

这鱼儿知道

惟有这荷叶知道

我一直怀着被活埋的渴望


在不安的自行车渐从耳畔消失之际。

在我们不断出出入入却

从未真正占据过的世界的两端



《硬壳》


诗人们结伴在街头喝茶

整整一日

他们是

大汗淋漓的集体

一言不发的集体

他们是混凝土和木质的集体

看窗外慢慢

驶过的卡车

也如灰尘中藐视的轻睡


而弄堂口

孩子们踢球

他们还没恋爱和乱伦

也未懂得抵制和虚无

孩子们

你们愿意踢多久,就踢多久吧

瞧你们有

多么出色多么冷漠的旁观者


某日形同孩子

肢体散了又聚

对立无以言说

晚风深可没膝

只有两条腿摆动依然那么有力

猜猜看,他们将把球踢往哪里?



《怀人》


每日。在树下捡到钥匙。

以此定义忘却。

又以枯枝猛击湖水,

似布满长堤的不知不觉。


踏入更多空宅。

四顾而生冠冕。

还记得些什么?

蓦然到来的新树梢茫然又可数。


二十年。去沪郊找一个人。

青丘寂静地扑了一脸。

而我,斑驳的好奇心总惯于

长久地无人来答――


曾几何时。在你的鞍前马后。

年青的体用轻旋。

一笑,像描绘必须就简,

或几乎不用。


空宅子仍将开花。

往复已无以定义。

你还在那边的小石凳上,

仍用当年旧报纸遮着脸。



《可以缩小的棍棒》


傍晚的小区。孩子们舞着

金箍棒①。红色的,五毛或六毛钱一根。

在这个年纪

他们自有降魔之趣


而老人们身心不定

需要红灯笼引路

把拆掉的街道逡巡一遍,祝福更多孩子

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们仍在否定。告诉孩子

棍棒可以如此之小,藏进耳朵里。

也可以很大,搅得伪天堂不安。

互称父子又相互为敌


形而上的湖水围着

几株老柳树。也映着几处灯火。

有多少建立在玩具之上的知觉

需要在此时醒来?


傍晚的细雨覆盖了两代人。

迟钝的步子成灰。

曾记起新枝轻拂,

那遥远的欢呼声仍在湖底。


注①:语出《西游记》。见第三回《四海千山皆拱伏,九幽十类尽除名》。



《中年读王维》


“我扶墙而立,体虚得像一座花园”。

而花园,充斥着鸟笼子


涂抹他的不合时宜,

始于对王维的反动。

我特地剃了光头并保持

贪睡的习惯,

以纪念变声期所受的山水与教育――


街上人来人往像每只鸟取悦自我的笼子。

反复地对抗,甚至不惜寄之色情,

获得原本的那一、两点。

仍在自己这张床上醒来。

我起誓像你们一样在笼子里,

笃信泛灵论,爱华尔街乃至成癖――

以一座花园的连续破产来加固另一座的围墙。




作为日常生活的乌托邦——诗人陈先发评传 

 何冰凌 



  (《星星诗刊》催稿,某仓促中受命为诗人陈先发作传,自知力有不逮,但推辞不得,行文中常惴惴,恐负了普天下陈粉之心。访谈时,语兄张在座,他说:我想看看你是如何写陈先发的。本文仅是作为日常的诗人陈先发的部分呈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镇、桐城派、桦树、复旦、歙县、淮河、瓷器,已成为诗人生活中的一枚枚“钉子”,深深地楔入到了陈先发的诗歌当中。) 

      

   (一) 

     

  在以“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清乾隆四十二年即1777年,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语。该文第一次提出了“桐城派”的旗号)一说著称的安徽桐城,县城东南向约13公里外,有一座别具风格的千年古镇:孔镇。据资料载,孔镇在明末到清中晚期,曾相当繁盛:“主街一道,横街两条。另有七巷十三弄。街、巷、弄均为麻石铺筑,店铺房舍多具飞檐翘角,木楼花窗,栉次鳞比”。镇东大沙河,平沙浩瀚,夕阳照射,宛如白雪,有“孔城暮雪”之称;镇西南界荻埠河,碧波粼粼,渔歌唱晚,挂帆返棹,有“获埠归帆”之说。此二处,均列入了旧“桐城八景”。1967年农历10月初二夜间,当代诗人陈先发出生在孔镇九甲(民国时,将该镇分为十甲管辖)外,一个叫“埂头”的小圩子。 

   

   不过,在陈先发的个人记述中,孔镇已显得凋敝了: 

   

   ……大概有三公里多的大青石板街,还在。小时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喜欢撒开蹄子在上面乱跑,沁凉入骨的。每天早上,街上挤满了七里八乡来街上卖鱼、卖菜的小贩子;炸油条、炸春卷的大油锅也当街摆出,贩子们做完了小生意,把扁担一扔,就蹲在油锅四边的小板凳上“扯闲白”。那些年,最大的几个铺子,是用白石灰刷掉旧商栈名号又重新开业的供销社,卖些化肥、农药之类;或者是叫“合作社”的那种,卖些日杂、小百货。中间夹着些剃头铺子、小照相馆、棺材店、铁匠铺子,白天也没几个客人,老板们笼起袖子,听旧版的黄梅戏《小辞店》,或者,坐在门槛上发呆。 

   

  孔镇虽小,却自古是个出人物的地方。最叫镇上人津津乐道的是“一儒一侠一书院”。一儒,指的是清代大散文家戴名世(1653—1713),1702年他刊行的《南山集》,因内容多采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抗清之事,而遭劾下狱,两年后以“大逆”罪被杀,此案牵连数百人,为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字狱”之一。一侠,指的是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草厂庵的居士林,孤身刺杀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女侠施剑翘;一书院,指的是曾被清代全国书院所奉崇、并载入《皇朝政典类纂》的“桐乡书院”。这个书院的旧址,与陈先发家的老屋子隔河相望,“相隔不过百余米。事实上,我小学与中学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书院旧楼改造成的教室里读书”。关于孔镇一带的史上人物,陈先发还介绍说,往东不出数里,还有一代宗师朱光潜的故里。往枞阳县方向略去一点,是方以智的家乡,“这一带的大文人,很奇怪的一个特点,是习武任侠的多,像方以智,不仅是大哲,居然也是洪门、天地会的创始人,很有传奇色彩。”而这些人物,仿佛蛰伏在陈先发的潜意识里,他在1987年的早期诗歌《与清风书》中,劈头第一句就是“我想活在一个儒侠并举的中国”,不知是否有这种源起? 

   

  陈家在孔镇,是个小姓,一直过着单门独户的日子。陈先发曾多次说:“小时候,总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这个感觉,怎么也排遣不了!”但有一些“异事”,让这家小户,叫当地的几个大家族的人另眼相看。1954年,陈先发的祖母,一个缠小脚的乡村老太太,靠着年青时几乎是沿途乞讨积累起来的钱,重建了当地已坍塌多年的旧寺“迎水庵”,当这座小寺香火大炽时,老太太领着三个孩子,吃糠(稻谷的壳)和野菜,过了好几年。1964年,在席卷全国的“破四旧”运动中,小寺再次被毁,陈先发的父亲冒着危险,把寺中的屋脊梁偷回,藏匿在家里。陈先发的父亲陈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小镇上开始有了一些声望,这得益于两点:第一,他是当地少见的熟练拖拉机手,能娴熟地把拖拉机开到坡度很大的山梁上,会拆解、重组那些当时很稀罕的机械零件;第二,他是一个常年在外漂泊的人。那些年,他替镇上的“综合厂”推销羊毫毛笔,跑遍了除台湾外的全国每一个省、区。小时候,等着父亲归来,“是一件大事”。陈先发说,“常常的,在除夕,当别的人家开始放鞭炮、吃年夜饭时,我领着三个弟弟妹妹,眼巴巴地站在屋后的河堤上,等着父亲回来。他回来时,会带回一些奇异的东西,比如贵州苗族某个山寨的食品,都干掉了,像一块旧砖头”。 

   

  陈先发小时候的读书生活非常有趣。他母亲倪桂芳,生于镇上的一个“鞭炮世家”,几代人靠做鞭炮讨生活。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陈先发家与邻居也合作开过一个制作鞭炮的小作坊。那一阶段正当“文化大革命”,城市里被清除的各种书籍,以废物的名义作为鞭炮的原料纸,运达孔镇的大小作坊。“这些作坊里,废书们堆得跟小山似的”,什么样的怪书都有,从竖排版线装的绘图本《水浒传》、《七侠五义》,到《红楼梦》、《唐诗选》,李义山的书,鲁迅的书,陈独秀的书,都读过,甚至还在一些书中读到过泰戈尔的诗。许多书的边沿上,有人作了密密麻麻的、稀奇古怪的批注。可惜的是,看这些书,是囫囵吞枣式的,因为“做鞭炮”的速度非常快,没几天,这些旧书就会被切割,包进硫磺和黄土,然后在空中炸成纷纷扬扬的碎片。 

   

  母亲是个苦水中泡大的女人。她12岁时,以小学堂第一名尖子生因穷辍学,开始挑土修河堤,“挣工分”养家;18岁时嫁人并生下陈先发。因家中男人常年在外漂泊,她的脾气有点暴躁,因儿子常从旧书堆里翻出“歪书”看,她常用柳条子追着儿子抽打,儿子窜得快,她追不上,就捂着脸,一个人站在那儿哭。可她是那么的聪慧,在街上买菜时,她伸手一抓说“八两”,你若不服,用秤一称,果然就是八两。镇上一些老人,遇到一点为难的事,都喜欢让她帮着拿主意。 

   

  在男人成长过程中,尤其是一个男性诗人的成长史中,母亲的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陈先发在他多年断断续续创作的组诗《孔镇》中,就有一些是写给母亲的,其中以《母亲本纪》最为动人。“秋天的景物,只有炊烟直达天堂/桔红暮光流过她的额角,注入身下的阴影。/她怀孕了,身子一天天塌陷于乳汁/她一下子看懂了群山:这麻雀、野兔直至松和竹/都是永不疲倦的母亲。她幸福得想哭/爱情和死亡,都曾是令人粉身碎骨的课堂/现在都不是了。一切皆生锈和消失,只有母亲不会。/她像炊烟一样散淡地微笑着/坐在天堂的门槛上喃喃自语”。(陈先发《母亲本纪》)。评论家宋子刚说,“一般我们了解,所谓‘本纪’,是司马迁写帝王级人物传记时的专用名称;陈先发把这至高无上的尊号献给了母亲”。[①]而在他的长篇小说《拉魂腔》中,他也把许多孔镇的习俗,和有关母亲的许多细节,“移植”到了书中的淮河流域。里面有个故事说:他为了不让母亲伤心,出门时将“布鞋”穿上,而从家到学校的途上,都是脱下鞋赤脚走过的,到了教室门口,再洗洗脚穿上鞋子。一双鞋,穿了很长时间还是崭新的,但后来鞋子却小了,再也穿不上了。这一节读来令人心酸不已。 

   

  上个世纪70年代,孔镇的河边,两岸全是高大的桦树,枝叶繁密的苦楝树。陈先发家老屋子的后窗,正枕着河堤,“夜间树叶的沙沙声、流水的声音,清晰可闻”。一些论者认为,植物意象在陈先发诗中,打下的烙印,其深刻与迷幻程度可能是任何一个当代汉语诗人都无法比拟的。 

   

  “而窗外,楝树依然生得茂盛/潮湿的河岸高于去年”(陈先发《嗜药者的马桶深处》)。在他的《扬之水》第八节中,竟然惊世骇俗地一一罗列了44种有毒植物的名称。学者陈巨飞在一篇题为《陈先发诗歌中的植物意象》的论文中说:如果说熊熊燃烧的树木,鲜艳夺目的向日葵是凡高内心激情的投射的话,那么在陈先发的诗歌中,或沉默或呼喊的植物也绝不仅仅是“没有神经,没有感觉”的生物。自始至终,植物以一种巨大的阴影照临着诗人的内心,成为“拆毁”与“重建”两者之间不可或缺的枢纽,它甚至成为一种写作的压迫和冲动。对于诗人,植物生长在大地上,既是童年的记忆、淳朴和苦难的象征,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了神秘的意味。[②]这些植物意象已远超出了隐喻的范畴,而具有某种具有宗教指涉意味。如果说陈先发的诗歌就是一个隐晦难明的迷宫,那么植物在其中就是迷宫建筑的一砖一瓦。不论是不断出现的杨柳、楝树还是偶尔为之的油菜、野薇,都不是一种简单的乡村生活状态。植物活在迷乱之中,同时被迷乱消解。正因如此,陈先发才在他的随笔中写道:“假设松树是自在的,它的蓊绿,是阻隔我与它的一堵墙壁。假设这就是界限,是绝望的本身,我们像两个盲者各据一边。这种假设等同于它的蓊绿,可作壁上观。”(《黑池坝笔记(三十)》)。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写于2004年的名作《丹青见》: 

     

     桤木,白松,榆树和水杉,高于接骨木,紫荆 

     铁皮桂和香樟。湖水被秋天挽着向上,针叶林高于 

     阔叶林,野杜仲高于乱蓬蓬的剑麻。如果 

     湖水暗涨,柞木将高于紫檀。鸟鸣,一声接一声地 

     溶化着。蛇的舌头如受电击,她从锁眼中窥见的桦树 

     要高于从旋转着的玻璃中,窥见的桦树。 

     死人眼中的桦树,高于生者眼中的桦树。 

     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制成提琴的桦树。 

   

   (二)   

   

  1985年8月底,当陈先发跟父亲一起拎着一只旧木箱和一副用麻绳捆起的棉絮,踏进上海北站时,他所说的“人生第二次做一个异乡人”的生活,在复旦大学开始了。 

   

  至今,陈先发仍清楚地记着踏进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那一阵子的感受。他知道他那个“旧木箱”在这里找不到一个可靠的安放之地。接连多日,他在9路车终点站附近的虹口公园徘徊,有时,夜里也不回到学生宿舍,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跟他们交谈,用叽哩咕噜的桐城方言。问题是,不想交谈,我一开始就抱着一个完全拒绝的内心。直到四年后离开上海时,我连一句当地话也不会讲――这与许多外省同学迅速溶入上海的方式不同――有时,我感觉到自已的内心转换得太慢了。是的,太慢了”。 

   

  在复旦的学业也一度让他苦恼。这个以安徽省文科全省第二名入学的高材生,莫名其妙地被国际政治系录取。他不得不坐在课堂上,展开对所谓“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演变与可预见的前景之类课题的研究。那几年,他说,有三重身份在我身上纠缠着:一个忧郁的外省青年;一个拒绝苏州河腐臭流水、有着顽固“恋乡癖”沉疴的家伙;一个对外来语言有着一种天然排斥、连英语26个字母中“V”音都发不标准的大学生。“如果我还有能力给自已一点讥诮的话,就让我做一个坏学生吧!”―――大概自1986年夏天起,他开始完全地回避专业课程,沉溺到一种忘我而疯狂的阅读中:早上,带着一块干面包进入复旦图书馆,直到夜间,被管理员轰出来。“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真正的阅读”。读得最多的,是博尔赫斯、荷尔德林、萨特、妥斯妥叶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叶赛林,这些人。也可能是这一阶段对书籍形成的奇特嗜好,他在1987年开始转读复旦新闻学院的书刊编辑专业。事实上,他在编辑专业上也没有好好地钻研课业,而是投身到了那时在上海各大学校园中如火如荼展开的,所谓“大学生诗歌运动”中。 

   

  按照陈先发的说法,“像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样的学院诗歌幻景”,可能是永远不会再现的了。作为当时有影响的复旦诗社中坚分子、《诗耕地》诗刊的主编,陈先发是这一“幻景”的制造者之一。当时的上海,是王寅、陆忆敏、陈东东、孟浪等一批重要诗人的风格形成期,大学生对先锋派诗歌研读的气氛异常热烈。陈先发领着一批诗社成员、专为诗社成员朗诵作品的“复旦剧社”成员,辗转于华东化工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等校,“像革命党一样,搞着诗歌运动”。“那时的学校礼堂,完全被这批冲动又幼稚的学生诗人们控制着。举行诗歌朗诵会时,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当最后诗人们现身时,会有一些女孩子的尖叫声,她们为诗人们递上成百上千的小纸片,请求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今天看来,这些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关键的是,她们,还有当时的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怀疑与解答的激情。”“有时,会有一些折叠得异样的小纸片,诗人们一看就知道,那是女孩子们约她们的诗人,到夜间的夹竹桃丛中密会。” 

   

  正是在夹竹桃丛中,1987年他恋爱了。和一个来自浙江嘉兴、16岁即考入复旦学习德语的女孩子:曾被称为“复旦的蒙拉莉莎”的女孩。对这次恋爱,陈先发一直诲莫如深,不愿意透露更多的细节给我们。我们只知道,它有“一条很长的,悲剧的尾巴”。 

   

  当时的复旦,有一个很红火的小咖啡馆“大家沙龙”,陈先发他们夜里的据点之一。他们在烛光映照的墙上,贴了许多诗歌,也会趁大家喝啤酒的高兴劲儿,在那儿且歌且舞一会儿。这一阶段,他创作了大量诗作并在《萌芽》《飞天》等几块学院派的阵地上发表,创作了话剧《全世界都游戏》并在各大学巡回演出。他被学生们推选为“当代大学生十大文化名人”之一,“虚荣与狂妄,激进与浅薄,在一个大孩子身上,曾达到了它的顶点”。“用今天的尺子来量,那时的文字似乎没有一个字,需要留下来。”他还认为,“那时,对一个所谓的校园诗人来说,没有日常的生活,从现在的角度看,一切的方式都是非常态的。” 

   

  而陈先发在复旦创作真正引起重视的,是离开校园之前很短暂的一段时间。这段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仿似受到莫名的神启,他一口气写下了《树枝不会折断》、《你无法熄灭铁的光芒》、《沉香》等50多首早期诗歌中较为成功的作品。当1989年7月,他揣着这批写在废纸片上的诗作,回到合肥工作时,当时在先锋诗坛的领路者――《诗歌报》为他推出了一个“陈先发专辑”,立即引发了相当范围内的一次轰动,陈先发也因之被视作海子之后又一“少年天才诗人”,影响了一批初习者的创作。――“仍是浅薄的。甚至,不值得再去讨论它。”陈先发自已曾这样评述。接下来的几年间,他又写出了如长诗《狂飙》等一批早期重要作品,《花城》、《作家》等名刊也接连以大篇幅推出,确立了他的影响。那一个时期,陈先发坦言受西方诗人的影响较深,如詹姆斯·赖特、奥登、沃尔科特、希尼等,“站在他们身后写作的痕迹,甚至是显而易见的”,他写于1989年的诗作《树枝不会折断》,诗题即取自詹姆斯·赖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同名诗集。 

   

  长达800多行的《狂飚》,摹写了自然和人类历史纷繁变乱的图景,它们可以视作诗人心像的集中映射。这种图景演变违背了约定的人类生命历程,打乱了从拙朴神秘的埃及——自由奔放的希腊——救赎颂歌中的耶路撒冷——消极生存的古中国生态——毁灭与急剧滚动的现时文明——废墟与碎片——沙漠与生命力的再次孕育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不同的时空产生穿梭和交织,各个时代的烈火,各个时代的生命和天国竞相出场,五音繁会,波澜壮阔,气象不凡。上世纪90年代初,正崭露头角的诗歌评论家李少君,在他主持的《天涯》杂志上开始大力推举一批新诗人,如陈先发、杨健、伊沙等,这次成功的推介,使一批年轻诗人诗歌的影响日趋增大。1994,陈先发的第一部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自1987年以来六十多首短制和一些组诗,以及长诗《狂飙》节选,诗剧《四母轼》的一部分。其中《一块悲哀的铜把天空逼得太高》、《相反的力量》、《少女之瓮》、《我爱这些,距我心脏三厘米的桃花》、《只有镜子能梦见镜子》及组诗《春天的死亡之书》,长诗《狂飚》等在那时都为人传诵。当时,有论者认为,陈先发的早期诗作中有着一种天真的暴烈气质和天然的悲悯情怀,诗人自已在书后的《自我批评的准绳:答问录》中也说:“诗歌,是作为一股医疗者的力量出现在我的生命之中。” 

   

  在陈先发早期(1989至1996年)作品中,诗歌文本的纯净质地、迅速的语言形式、乡村本源的抒怀,是一个重要特点,这使得他的诗中弥漫着一种“疼痛感”。中央民族大学敬文东博士曾说:“陈先发的诗,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刺痛,这是乡野之痛、古代之痛,是乡野和古代联合起来后产生的那种痛。我们的城市开始得太晚(古代的城市只是乡野的自然延伸),但太晚的城市却阻断了乡野和我们的联系。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才深切地体会到那种痛。”[③]   

  

  (三)   

   

  1991年7月至11月间,对陈先发来说,是一段异乎寻常的岁月。按照单位的安排,他到安徽省最偏僻的一个高寒山乡――歙县金川乡“蹲点”。 

   

  这是一个被十万群山紧锁着的小山乡,进山和出山都非常不便。许多村民家里的厅堂上,挂着早已于15年前去世的毛泽东的画像。村民们――如果哪一户缺钱买盐了――他会拿一些鸡蛋,去大路边卖,“卖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件令人惶恐的事儿:他们往往把装鸡蛋的蓝子放在路子,自已则远远地躲在大树后面,你拿走鸡蛋,随便丢下一些钱,他们会暗中感激你。在这样的小山乡,陈先发住在一个在他诗中被称为“吴屠户”的农民家里。除了对着一盘炒花生米对饮土酒,他们实在没有多少可以交流的话,一个听不懂普通话,一个听不懂像“梵音”一般的当地方言。几乎每个不下雨的傍晚,陈先发都会爬到屋后的山坡上,对着无边起伏的莽莽大山发楞。 

   

   “对我来说,不需要蹲点来体验农民的生活。世上只有一个农民,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字,不管是活在孔镇还是歙县,他们的本性和适应世界的方式,是一样的。还需要什么蹲点呢?不过,难得的是,我获得了这三个多月与原有生活的一个断裂,一种持久的安宁,把我从刚结束不久的上海式喧嚣中解脱出来。这段时间的内省,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自1991年底到1998年这段时间,是一种“陈先发式”沸腾的记者生活:他像他的父亲年青时一样,成了一个漂泊的人。在大别山区,他一天跋涉崎岖山道80多里,遍访缺粮山民;在岳西县一个称作“鬼门关”的地方,他的车子一头撞在峭壁上,“幸亏那一刻,车头偏向右了,如果偏向左,就会一头栽下深不见底的大峡谷,连骨头都不会找得到”;在淮水遭遇大洪水时,他和一大片同在逃避的蛇被逼到一个“庄台”上;为了探访一些“地下派系”聚会场所,他不得不乔装打扮,连续多天穿梭在冀东平原的青纱帐里;几年下来,他跑遍了全国17个省偏远地区和城市,调查粮食问题、完成了“失地农民生存实录”;令人欣慰的是,他的一些调查报告使国家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有的甚至推动了《宪法修正案》的内容。年仅30岁,陈先发就被破格晋升为教授级高级记者,当时,他是建国后获得该职称的最年轻者之一。这段日子,陈先发几乎是“刻意地”偏离诗坛,对于这段生活,他说:“那些年我到处采访,事实上是沉溺在别人的事件中,别人的日常状态中。他们的痛苦,他们的世俗,对我而言,即是一种可触可摸的乌托邦。一种进入了,但始终感觉到――是同时在远离着的一种东西。很难说它对我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或许根本上,它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也找到过处理它们的一个方式,那就是写出了长篇小说《拉魂腔》。至今,我没有能力用诗歌体裁去消解它们”。 

   

  在这几年,我们所知的陈先发日常生活,还有一样东西像“钉子”一样从生活的口袋中露出来。那就是他对元代以前中国高古瓷器的嗜好与研究。“我几乎每天都要花两、三小时,在网络上、博物馆里、或收藏家的柜子中,观摩各个窑口瓷器的标本照片”。有时,这种嗜好是癫狂的:他甚至一天驱车一千多公里,只为了去买浙江某个小山头上的几块瓷片。“也有的时候,乡下有了少见型制的好器,跑几百公里去看。去了也买不起,只为了看一眼。这也没什么遗憾的,尽兴而去,兴尽而归”。在收藏上,他有很重的学究气。据知,陈先发正在与一些专家合撰民间版《中国陶瓷史》,以推翻“某些已经成形的成见”。 

   

  就这样,陈先发独自踯躅在中国乡村的大地上,既像漂泊,又似放逐,且行且歌且喷涌。而他真正创作状态的喷薄而出,是在2003年10后至今的这段时间,他写下了诗集《前世》以及《残简》系列等许多向现代语虚心致敬的作品,具有相当程度的实验性和先锋性。写于2004年10月的诗歌短制《丹青见》,甚至被一些人认为已成为汉诗的经典之作。诗人汤养宗这样评述《丹青见》,“好的诗歌总有被神授般才来到人间,一个诗人一生能有此一诗足也!”单篇《前世》、《鱼篓令》、《隐身术之歌》、《捕蛇者说》、《从达摩到慧能的逻辑学研究》、《秩序的顶点》、《中秋,忆无常》、《新割草机》等也成为被传诵的佳作。近年来,陈先发先后当选为“1996——2006十大新锐诗人”,获“十月诗歌奖”和“十月文学奖”双奖,并应邀参加了首届中英诗歌节暨东、西方诗人对话会,在当代汉语诗坛影响日趋增大。对他这一阶段的创作,唐晓渡、宋子刚、吴晓东、马知遥等许多学者都有研究文章,网络上对他诗歌的评论甚至是批判性文章不断出现。一种观点认为,诗歌中的大量物象挪移移位,包括人称的指涉错位,是陈先发这一段诗歌的“歧点”所在,以致有论者认为他对汉语有“施疟”和“过度使用”的倾向。无论是肯定的,还是批判的,基本都集中于他2003年以后这个时期的作品上。另一个受到注目的,是他近年开始创作和整理的诗学随笔《黑池坝笔记》,这部笔记长达600多万字,其第一辑的部分章节在《诗歌月刊·下半月》“中间代诗人21家”专辑上一推出,即受到广泛的注意。这部笔记是一种复合文本,涉及语言学、诗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领域,有论者认为它“溶合了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老子等大哲的方式”,又几乎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诗性言说样式。 

   

   “诗人陈先发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将纯粹抒情推上诗坛顶峰,赢得了广泛的赞誉。2005年《前世》的出版却让人发现,陈先发依然走在当代汉语诗歌实验的前列。陈先发近十年的诗歌创作,最引人瞩目的,是一种儒家式的悲悯情怀的突显。他告别了早期天才少年式的纯粹抒情,低下头来,关注并担当大地上的苦难与悲辛。他多年来在寂寞中的探索,为中国当下诗歌的版图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可能。”[④]这是陈先发在2006年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时的推荐评语,它强调了陈先发诗歌的“儒家式的悲悯情怀的突显”,肯定了陈先发不断求新求变、寻求突破的创造精神。也有一些学者,对陈先发的这种倾向,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其存在一定意义上的“复古”导向于当下诗坛是有害的。 

   

  著名诗人柏桦把陈先发与杨键并称为“当下中国诗坛的双子星座”。他在谈到《前世》时说,陈先发已从早年单纯地对爆发力的追求,转入对其进行“古诗源”般地协调与中和,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他的诗虽添入了古风,但现代性仍然是压倒一切的。[⑤] 

   

   诗歌评论家向卫国博士认为陈先发诗歌是“中国诗歌的再出发”,他撰长文在论述当代诗坛的写作格局时说: 

   

  臧棣和伊沙都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积极的建设者,各自代表着中国诗歌现代性的两个侧面:一个是以诗歌的主体性论证其无限性,从而解放诗歌自身;一个则以客观性的假面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诗歌的传统抒情性,维护中国诗歌唯一的伟大的历史。但二者的目标相同,即对“中国诗歌”之未来的某种期待。当上述“两条路线”的斗争尚未了结之时,从它们趟开的两条道路中间的宽阔地带,就像“龟兔赛跑”寓言中的那只古老的乌龟一样,“中国诗歌”以一种超然的姿态静悄悄地出发了:这只乌龟,是“传统”的卵受了“现代”的精孵化出来的,它的出发是“中国诗歌”返回源头之后的再出发。就像有什么禅机一样,这只先行出发的谦逊的乌龟,名字正好叫“先发”。 

  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臧棣和伊沙的诗歌是中国的“现代诗歌”,它们有一个对立面即中国的“传统诗歌”,还有一个假想敌即“西方诗歌”,这是它们试图超越的两个“敌人”;而陈先发的诗歌,应该直接叫做“中国诗歌”,对立面和假想敌都已内在于它自身。但它又不同于这个对立面,也不同于那个假想敌。我认为,这才是中国诗歌真正的“第三条道路”——它和左右两翼的另外两条道路方向一致、目标相同,以“V”字型向前运动,而不是以“Λ”字型。因为,处于中间位置的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是后来者,它需要两翼的开路先锋先行打通道路并提供正、反“经验”,以为资源的供给和保障,一旦它接近理想状态就意味着“中国诗歌”的某种“完成”,所以相对两翼而言,其最佳位置应该是保持某种程度的滞后。所以,“先发”实际上是“后发”,不过其目的不在于“制人”,而在于与两翼协同作战,它们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能保持平衡,形成相对稳定的运动态势。当然,此处的描写只是对一种理想状态的想象,尽管跟我所观察到的当下诗歌的实际情形有其相似性,但这个诗歌的图景绝对不会是规则的,也不可能一直稳定地保持下去。 

  我在这里称陈先发的诗歌是中国诗歌的再出发,并非信口胡说。阅读陈先发晚近几年的作品,我感受到一种只有先秦诗文才有的语言的质朴典雅之美,浑厚、温润,既有中国文化的宽厚与倔强,也有古希腊艺术的静穆与辉煌,但其背后却依然透射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之光,其诗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单纯地依托于古代文化,历史感和现实感同样是强烈的。比如他的《残简》系列,他的名篇《丹青见》、《鱼篓令》、《秋日会》、《黑池坝》、《青蝙蝠》和《黄河史》等,仿佛一些古瓷或美玉,虽然没有耀眼的光芒(因为它不是钻石,臧棣曾用“语言的钻石”来赞扬陈东东的诗歌),却以某种灵动却绝不轻浮、凝重却绝不滞涩、严肃却绝不会盛气凌人的独特气韵(对,古语“气韵生动”可能是形容陈先发诗歌比较帖切的词语之一),显示出存在的庄严、生命的静穆。这种感觉在中国现代诗歌中是绝无仅有的,以本人有限的阅读,似乎西方现代诗人也无人达到此种境界,因为这样的诗只属于具有古老文化的民族。西方发达国家的各民族无不是从背叛希腊文化开始建立自己的民族意识的,文艺复兴表面上要复兴古希腊传统,实质上催生了各自的民族国家,民族意识(包括意、法、英、德等民族语言的兴起)必然斩断其古老的文化和艺术之根,他们无法回到古希腊;中国不同,我们虽也有背叛自己的文化的现代历史,但时间还不太长,汉语并没有废除,文化记忆还可以恢复,如果你是一个自觉者的话。 

   陈先发就是这样的一个自觉者。他的诗歌是源头性的;“中国诗歌”终于从他那里开始起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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