厥阴病篇与《伤寒论》传本（原创）
2014-07-31 16:49阅读：567
从框架结构看，赵刻宋本《伤寒论》与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各有若干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显迹。
赵刻宋本《伤寒论》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在《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篇目之下，有至关重要的五个小字“厥利呕哕附”。这五个小字，决定了林亿、孙奇、高保衡等在校勘时，他们所见到的底本中厥阴病篇只有4条，此4条之后的条文均属“厥利呕哕”诸内容，所以只是附在《辨厥阴病脉证并治》之后。这就明白无误的表明，“厥利呕哕”的内容不属于厥阴病篇，而是“附”在厥阴病篇。
“厥利呕哕”在《伤寒论》的另一个传本《金匮玉函经》中，是与《辨霍乱病形证治第十一》《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形证治第十二》并列的《辨厥利呕哕病形证治第十》，而列在《辨厥阴病脉形证治第九》之后。这更印证了林亿等校勘的底本中，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认识中，“厥阴病”与“厥利呕哕”根本就是两篇不同的内容。故在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中，“厥利呕哕”只是附在“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篇之后，并标注在篇目之下。
而在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中，“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篇目之下无“厥利呕哕附”这五个小字，从而使“厥利呕哕”诸内容，混入了厥阴病篇。所以“厥利呕哕附”这五个小字成为赵开美翻刻宋本《伤寒论》的鲜明的标志性显迹。
因此，那些没有这五个小字的，并把“厥利呕哕”的内容混淆在厥阴病篇中的有关《伤寒论》著述、讲义教材，虽自称是以赵刻宋本为底本，那只能算是没有根据的美言，或属妄称。同时，那些想方设法想把厥阴病篇的内容与“厥利呕哕”的内容捏合在一起的论述，对于赵刻宋本来说，只是荒谬的纂改。
一
厥阴病篇在整个一部《伤寒论》中是一个突出的难点和疑点，学术界对本篇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近几年来，学术界对厥阴病的争论有增无减，有谓厥阴病的本质是热厥者，有谓厥阴病的本质是寒证者，有谓厥阴病的本质是阴阳错杂者。这些争论实际上是几百年来争论的延续。近人陆渊雷先生称：“伤寒厥阴篇竟是千古疑案，篇中明称厥阴病者仅四条，除首条提纲有证候外，余三条文略而理不清，无可研索。”又云“既以全身虚寒证为少阴，胃肠虚寒证为太阴，更无他种虚寒证堪当厥阴者，乃不得不出于凑合，此拘牵六经名数，削趾适履之过也”[1]
陆说把厥阴病篇说成是“千古疑案”，未免消极一些。科技史研究表明，学术研究往往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不间断地去求索，才有可能把原来不明白的问题逐渐疏理清楚。同时，他的关于厥阴篇“不得不出于凑合”的观点，违背了三阴三阳的内在逻辑，因此更显得武断。
陆氏的看法也不能算是他的发明。在前人的论述中，这样的观点早有蛛丝马迹的流露。明代王肯堂尝云：“凡阳明、少阳之病，皆自太阳传来，故诸阳证不称名者，皆入其篇。厥阴为三阴之尾，凡太阴、少阴之病皆至厥阴传极，故诸阴证不称名者，皆入其篇。后人不悟是理，遂皆谓太阳篇诸证不称名者亦属太阳，而乱太阳病之真，厥阴篇诸证不称名者，亦属厥阴，而乱厥阴病之真，为大失仲景之法也。”[2] 王肯堂是用传经的观点解释厥阴病的发病，而陆渊雷先生的关于厥阴病篇“不得不出于凑合”的观点与王肯堂的“皆入其篇”说，是一脉相承的。
在《伤寒论》研究史讲“传经”人，从影响来说，莫过于成无己。成无己指认厥阴病为热病，他在诠释第326条时说：“邪传厥阴，则热已深也。邪自太阳传至太阴则腹满而嗌干，未成渴也；邪至少阴者，口燥舌干而渴，未成消也；至厥阴成消渴者，热甚能消水故也。”[3]后世凡讲厥阴病为热者，成氏当为鼻祖。
以张志聪为代表的气化学派，用标本中气理论解释厥阴篇的内容，其结论与王肯堂的“皆入其篇 ”的说法正相反，认为厥阴病篇中，每一条讲的都是厥阴病。张志聪认为：厥阴篇首条是厥阴病提纲，自此以下的四节“复申明首节之义”。再十八节，“皆论厥热，意谓厥阴者，阴之极也，阴极阳生，厥热相应，其病当愈”等。对厥阴篇的末条，“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他解释说：“上文胃中寒冷而为哕，此三焦气逆而为哕，夫伤寒以胃气为本，厥阴从中见少阳之气。三焦者，少阳也。故言胃与三焦，以终此篇之义”[4]对此，张锡驹、陈修园大加发挥，认为“此即一哕通结六经之证”，“故于此单提哕证一条，不特结厥阴一篇，而六篇之义俱从结煞，是伤寒全部之结穴处也。”[5]张锡驹的发挥未免走得太远了。
在《伤寒论》研究史上，曾出现了一些用“标本中气”所谓“气化”来解说《伤寒论》的人，这些解说尽管力图把厥阴病篇每一条都讲成是厥阴病，但是，也并非没有认识到其中一些条文的表述特点和内容寓意的跳跃不谐。
张锡驹在注释本篇“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 一条时说：“厥阴篇自提纲后，只提此三节厥阴病，其余则曰伤寒、曰病、曰厥、曰下利，而不明言厥阴病者，以厥阴从中治，而不从标本也。”[6] 其实,张志聪尽管想把厥阴病篇各条都用气化理论贯串，但他也曾看出厥阴篇中存在的问题。他在诠释第350条“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 ”时说：“此章因厥故，复列于厥阴篇中，亦非厥阴之本病也”[7]。又，在诠释第355条“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宜瓜蒂散”时，他说：“曰病人者，非厥阴之为病，而亦非外受之寒邪也，以手足厥冷，故列于厥阴篇中。”[8]
尤在泾虽然也力图把厥阴篇的内容婉转地讲成厥阴病，但他对于把厥阴篇的内容全部讲成是厥阴病的说法，也提出异议。他在《伤寒贯珠集·辨列厥阴条例大意》中，把厥阴篇的内容进行疏理，认为厥阴篇中的条文有不论厥阴病者属“简误”，是太阴、少阴、太阳条文杂入厥阴篇中，且“传误已久，习焉不察。”[9]尤在泾的见解应当说是比较大胆的，也颇有些启发性。其意义在于他特别明确地指出，厥阴篇中的条文有不论厥阴病者。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解释是“群分类聚”、“简误”。其后的沈尧封也认为：“厥阴病亦必内外证合见乃是真厥阴，其余或厥、或利、或呕，而内无气上撞心，心中疼热等证，皆似厥阴而实非厥阴也。”[10]沈尧封的看法肯定有不完善或需要讨论的地方，但是，他认识到厥阴病篇中有“似厥阴而实非厥阴”的条文，认识到厥阴病与厥阴病篇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很可贵的。这为进一步深入地认识厥阴病篇，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如前所述，自成无己以“传经”说提出“邪传厥阴，则热已深也”之后，除王肯堂因袭其说之外，方有执、汪琥、柯韵伯等均倡此说。方有执云：“厥阴之邪热甚，则肾水为之消，肾消则引水以自救，故消而且渴，渴不为水止也。”[11]汪琥在解释厥阴篇首条时则云：“此条厥阴病乃总言病热之大纲也。”[12]注家们虽云厥阴病属热证，但，对热的性质和病机认识不同，柯韵伯认为，“厥阴热证皆少阳相火内发也。”[13]张卿子则云：“尝见厥阴消渴数证，舌尽红赤，厥冷，脉微，渴甚，服白虎、黄连等汤皆不救”，[14]认为厥阴热证不同于单纯实热证。
张璐对张卿子的见解发其未尽之意。他说“张卿子曰，尝见厥阴消渴数证，舌尽红赤，厥冷，脉微，渴甚，服白虎、黄连等汤皆不救，盖厥阴消渴皆是寒热错杂之邪，非纯阳亢热之证，岂白虎、黄连等药所能治乎?”[15]张璐提出的寒热错杂说对后世和今人影响很大。舒驰远在诠释厥阴篇首条时说：“按此条，阴阳杂错之证也。消渴者，膈有热也。厥阴邪气上逆，故上撞心，疼热者，热甚也。心中疼热，阳热在上也。饥而不欲食者，阴寒在胃也，强与之食，亦不能纳，必与饥蛔俱出，故食则吐蛔也。此证上热下寒，若因上热而误下之，则上热未必即去，而下寒必更加甚，故利不止也。”[16]《医宗金鉴》认为，“厥阴者，为阴尽阳生之脏，邪至其经，从阴化寒，从阳化热，故其为病，阴阳错杂，寒热混淆也。”[17]当寒热错杂说兴起后，又大有替代热证说之势。目前学术界持寒热错杂说者众，从教科书中便可窥其一斑。 综上所述可见，对厥阴病篇的内容、性质，历来说法不一，有云厥阴篇内容是杂凑者；有曰厥阴篇“有似厥阴而非厥阴者”；有曰厥阴篇“一哕通结六经之证”者云云。而对其性质，有言热者，有言寒者，有言寒热错杂者。近有刘承仕提出，厥阴病性质是“邪热内闭，热极阴竭。”[18]赵开美复刻本《伤寒论》厥阴病篇总共55条，可谓之《伤寒论》研究史上一个解不开的难结。近世编教材者，勉为其难，把这55条纵横斟酌，前后徘徊，总想把它归纳成一个整体，列出标题，以求条理。但由于缺少贯通全篇的主线，故虽挖空心思寻觅一线贯通、圆满、融汇，而这“一线” 总求而不得。“一线”难求，原因何在?难道真如陆渊雷先生所言，厥阴病篇是杂凑而成的吗?有鉴于此，先师李克绍先生毫不兜圈子，以精彩之笔对厥阴病篇进行斧正。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申明了“厥阴病篇不都是厥阴病”的观点。先生把厥阴病分为四个类型，一为消渴、心中疼热；二为热利下重；三是干呕、吐涎沫；四是胸胁烦满、默默不欲食。[19]先生的关于厥阴病篇的研究思路，对当代《伤寒论》学术界有极大启发。
二
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调整思路，转换新视角，重新审视、感悟厥阴病篇? 这里有一个本不应该忽视，但长期以来却被忽视的问题。几百年来，众注家对《伤寒论》的研究或阐释或是以赵开美复刻的所谓宋本为蓝本或是以成无己注本为蓝本。
研究《伤寒论》，依据就是《伤寒论》原文。因此，版本研究就成为《伤寒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文献学、版本学角度看，学术界公认林亿等校勘的宋本为最佳，惜明清时已少流行，而今人更未能见到真正的林亿等校勘的原刻本。据钱超尘先生考证，自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出，又有《明理论》作为辅翼，读者喜读成氏《注解伤寒论》，而罕读白文本《伤寒论》，于是宋本《伤寒论》流传日稀，约至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宋本《伤寒论》除少数藏书家偶或有之，社会上已极难见。[20]这也从一个方面揭示出，自明清以来众注家其说，是也，非也，终不离成氏之论的原因了。
时下所谓宋本，实际上是赵开美的复刻本。赵开美复刻《伤寒论》的背景，在其《刻仲景全书序》中陈述把究竟：“岁乙未，吾邑疫疠大作，予家臧获率六七就枕席。吾吴和缓明卿沈君南昉在海虞，藉其力而起死亡殆徧，予家得大造于沈君矣。不知沈君操何术而若斯之神，因询之。君曰：予岂探龙藏秘典，剖青囊奥旨而神斯也哉?特于仲景之《伤寒论》窥一斑两斑耳!予曰：吾闻是书于家大夫之日久矣，而书肆间绝不可得。君曰：予诚有之。予读而知其为成无己所解之书也。然而鱼亥不可正，句读不可离矣。已而购得数本，字为之正，句为之离，补其脱略，订其舛错。” 赵开美阅读之后，才知道这是成无己注解的《伤寒论》，而不是宋版《伤寒论》。于是，赵氏把成无己注解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一并合刻，命之曰《仲景全书》。既刻成，复得宋版《伤寒论》。“予曩固知成注非全文，及得是书，不啻拱璧，转卷间而后知成之荒也，因复并刻之。”按赵开美前文所言，第一，其时成无己注解的《伤寒论》书肆中流传，所以他能够“购得数本”。第二，宋版《伤寒论》“书肆间绝不可得”，而他在《仲景全书》既刻已，“复得宋版《伤寒论》”，“因复并刻之”。这里的问题是赵氏所得之《伤寒论》，虽是宋版，但是否就是林亿校勘的原刻版本，目前尚无法认定。所以马继兴先生指出：“至于赵氏所据宋本是否北宋原椠不详，其所影刻之本，也可能有个别文字的佚失。(如1308年《此事难知》“评热病论藏字”一节，所引宋本的校注［“新校正”］一条，即不见于赵氏影宋本中)。”[21]
张仲景所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我们今天已无法准确认其原貌。即使是王叔和搜集整理的仲景书，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战乱，离散而面目全非。据钱超尘先生考证，王叔和亲自整理的仲景书，名为《张仲景方》，最接近《伤寒杂病论》原貌，其原始结构基本框架如下：
一、《伤寒论》
二、《杂病论》
三、药方部分
(一)《伤寒论》方112方居前
(二)《杂病论》方262方在后。[22]
至宋代林亿校勘时，所依据的底本已决不可能是王叔和亲自整理撰次的原本。另据田思胜博士考证，林亿校勘时，所用底本当为《新唐书·艺文志》增录的《伤寒杂病论》十卷本。至宋仁宗景佑初年(1034年)，欧阳修等人为撰写《新唐书》时，“悉发秘府之藏”，这才使藏于皇家秘府之《伤寒杂病论》十卷本被发现。
钱超尘亦认为，北宋治平二年林亿等校定的《伤寒论》，选《伤寒论》十卷本为底本，即《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伤寒杂病论》十卷，亦即阮孝绪《七录》之《辨伤寒》十卷。
就目前所见，除了前述赵开美复刻之宋本之外，《伤寒论》传本当还有王叔和的《脉经》本、《金匮玉函经》本、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本、《千金要方》本、《千金翼方》本、《外台秘要》本、《太平圣惠方》本(高继冲本)，以及康平本、康治本，另外还有敦煌残卷本等。由于《伤寒论》流传史的复杂，分合隐显近1800年，由此决定了各种不同的传本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同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如此说来，对众说纷纭、困结难解的厥阴病篇通过对不同版本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而《金匮玉函经》则是研究《伤寒论》的一个具有极重要价值的古老传本。
据钱超尘先生考证，《宋史·艺文志》著录仲景著作中，有《金匮玉函经》八卷，是大约于五代时从王叔和撰次的《张仲景药方》十五卷中离析而出。北宋高保衡、林亿于治平三年正月十八日校定毕《金匮玉函经》八卷，写有《校正金匮玉函经疏》云：“《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又云：“先校定《伤寒论》，次校成此经，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凡八卷，以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由此可以断定《金匮玉函经》是《伤寒论》的古本。田思胜博士通过比较，认为《脉经》本、《千金翼方》本、《太平圣惠方》本、《金匮玉函经》本在内容、体例、个别特殊用字上基本一致，似为同一流传系统，而与宋本《伤寒论》差别较大。可见，宋本是新发现的一个传本，是不同于《金匮玉函经》流传系统的一个传本。[23]
综上所述，由此决定了《金匮玉函经》在赵刻本《伤寒论》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尤其对疑难重重的厥阴病篇的研究更显出它的“欲人互检而为表里”的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
《金匮玉函经·卷四·辨厥阴病形证治第九》仅列厥阴病4条：
第326条,“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不欲食，甚者食则吐蛔，下之不肯止。”
第327条，“厥阴中风，其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第378条，“厥阴病，欲解时，从丑尽卯。”
379条，“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即愈。”
在赵开美复刻的宋本《伤寒论》中，上述4条之后的厥利呕哕诸条文，在《金匮玉函经》中，另单列为“辨厥利呕哕病形证治第十”。从前面所述《金匮玉函经》的流传概况中可见，这种把“厥利呕哕”作为独立一篇与六病诸篇并列的体例是由来日久的。
由于林亿等校定的宋本《伤寒论》至明代万历年间已少见，这就是说，此后的众注家中极少有人见到过林亿等校定的真正原版《伤寒论》。
由于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伤寒论》至清初已很少见，几近淹晦，至今已绝少于世，所以这一时期，几百年来的注家们，也几乎极少有人见到过真正的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伤寒论》。自19世纪至本世纪80年代，所流通于世的注解本或校注本《伤寒论》以及各种教材，虽多自称“ 依据宋代治平本明代赵开美复刻本”云云，实际上真正能目睹“宋代治平本明代赵开美复刻本”的人恐怕是极少极微的。因此，所谓“依据宋代治平本明代赵开美复刻本”，也只能是一句装璜门面的谎言。唯李克绍先生主编的《伤寒论语释》，在其编写说明中对读者秉直相告：“本书以重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四月出版的新辑宋本《伤寒论》为蓝本。”先生治学严谨，在这里也是实话实说的。新辑的宋本毕竟不是赵开美的复刻本。
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伤寒论》是没有条文序号的。笔者寡闻，《伤寒论》条文序号目前当有两个系统：一是1955年重庆市中医学会编注、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辑宋本伤寒论》；二是1964年由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重订本《伤寒论讲义》(即二版教材)。
版本学研究认为，今存世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伤寒论》仅数部。这就是说近300年来，真正目睹过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伤寒论》者绝少绝少！至于对它进行深入研究者，也就更少了。注家们注释、诠解《伤寒论》，多是依据不同于宋本版本系统(或对宋本经过删节改写)的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近世多是依据重庆《新辑宋本伤寒论》)。而对厥阴病篇的种种议论和理解，也都是以成注本或《新辑宋本伤寒论》的格局为依据。
恰恰是这两种版本，缺少了对理解厥阴病篇至关重要的一行五个小字1988年由刘渡舟、钱超尘二位先生主持校注的《伤寒论》是以北京图书馆藏赵开美原刻本《仲景全书》中的《伤寒论》为底本而校注的。由此，今人才有可能了解赵开美翻刻的宋版《伤寒论》的真正体貌。
今检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明万历二十七年赵开美翻刻宋版《伤寒论》与恽铁樵先生1923年影印的赵开美翻刻宋版《伤寒论》，并与刘渡舟、钱超尘先生主编的《伤寒论校注》对照，可见赵刻宋版《伤寒论》卷六《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标题之下，有“厥利呕哕附”5个小字。这5个小字对研究厥阴病篇有重要意义。而重庆市中医学会校注的《新辑宋本伤寒论》、上海中医学院校注的《伤寒论》(1976年7月出版)，以及此后出现的有关《伤寒论》的种种版本，均无此五个小字。
从《金匮玉函经》的“厥利呕哕”单独成篇，到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伤寒论》的“厥利呕哕附”在厥阴病篇之后，又至成无己注解本未见这关键的5个小字，引发了《伤寒论》学术界几百年来的关于厥阴病篇的争纷。
实际上，学术界有识之士对此似隐约略有察觉。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尝云：“厥阴经中，下利、呕、哕诸条，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并无厥逆而同类者，亦附之耳。”[24]虽然，王履所言关于王叔和的说法未必正确，但其思路中“因其有厥逆而附”之一个“附”字，则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对厥阴病篇的基本看法。
清·咸丰年间浙江人莫文泉明言：“……厥阴独少，非略也，他经之兼太阳者，例不得入于他经，而厥阴之兼他经，而已分入各部者，例不得入于厥阴，则第纪其经症及解时，愈候而已。其自诸四逆以下，古另为一篇，《玉函》题曰“平呕哕厥利脉症并治”。成本误并之，或据成本而犹以为少，不得其故，乃曰此仲景未成之书也，否则曰此王叔和之所乱也。”[25]莫文泉氏所言，是也，非也，在此暂且不论，而其所言，“其自诸四逆以下，古另为一篇”的一个“古”字，道明了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人认为，《金匮玉函经》是仲景书的另一个古老传本，且另有“平呕哕厥利脉证并治”一篇。
目前学术界已普遍认为《金匮玉函经》不仅是一个不同于宋本的古老传本，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它是研究《伤寒论》的一个极有学术价值的传本。
近几百年来，关于厥阴病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在成无己注本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我们非常有必要从误解的旋涡中自拔出来，以清醒的头脑，克服思维定势与逆反心理，摒弃偏狭的门户之见，以一种俯仰天地、贯通古今的气度客观地重新认识厥阴病篇。从这仅有的4条之中，去寻绎厥阴病的发病与变化。有人可能会有一种莫名的缺憾，如此厥阴病篇仅仅4条，何能自成其篇!实际上赵刻本太阴病篇不也只有8条吗?少阳病篇不也只有10条吗?我很欣赏钱超尘先生的一句话：“对厥阴篇与厥利呕哕篇来说，合之则两伤，分开乃两利”。回顾厥阴病研究史也确实如此。
论曰：“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三阴病都是无热恶寒，就主要方面而言，太阴病突出的是局部阴寒内盛；少阴病突出的是全身性的阳气衰微，而厥阴病突出的是阴阳俱虚，阴阳之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以虚火浮动为特点。故第326条之“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均反映出虚火浮动。张卿子所言是有道理的，因为不是实热，也不可能是实热，所以不能用白虎、黄连。至于所言“舌尽红赤”虽是他自己的体会，但符合厥阴病的病机。又因为本证是阴阳俱虚，所以整个病机和症状可以用一个“虚”字概括。病人的形象当是无热恶寒，乏力，不欲食，食则呕吐，若下之则阳虚不固，阴虚不守，故“ 利不止”。
第327条，厥阴中风，无热恶寒，脉必沉细，若脉浮则示阴阳由虚的水平趋向正常水平，阴阳之间关系由不稳定趋向稳定。故脉浮其病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第328条，厥阴病以无热恶寒、消渴为特征。丑至卯上，正值天阳萌生布达之时，伴随天时之阳生布达，而机体生机勃然，阳生阴长，从阴阳不振而趋向阴布阳和，阴既濡阳既温，则恶寒息而消渴愈。
第329条，厥阴病将愈之时，由消渴而转为渴欲饮水，发病动因大势已去，阳气已通，阴气已达，必津液滋润而渴止，少少与饮之，意在冲和，导之之谓也。 此下“厥利呕哕”篇，不论外感内伤，就厥而论厥，就利而论利，就呕哕而论呕哕，如此一来，对厥阴病篇的理解，必将走向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必将出现新的转机。
从对厥阴病篇与《伤寒论》传本的讨论，引发如下一些思考。
目前高等中医药院校关于经典课的教学，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虽吸收各家注疏，但仍有恪守一个版本的倾向。以《伤寒论讲义》为例，不论是否目睹过赵开美复刻的宋本，均自称以赵开美复刻的宋本为蓝本，而实际上过去学术界很少有人真正见到过真正的赵刻宋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既然作为“讲义”，既然是传授《伤寒论》的知识而不是进行《伤寒论》传本或版本研究，那么为什么《伤寒论讲义》不可以突破版本或传本的框框择其善而从之，兼收并蓄呢?如桂枝加葛根汤，赵刻宋本中有麻黄，对此，林亿有大段按语予以说明。而《金匮玉函经》、康平本《伤寒论》、康治本《伤寒论》均无麻黄。又第176条，“伤寒脉浮滑，此以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本条理、法、方、药抵悟，所以林亿校勘时认为“此云脉浮滑，表有热，里有寒者，必表里字差矣”。林亿又旁引阳明篇、少阴篇云：“阳明一证云：脉浮迟，表热里寒，四逆汤主之。又少阴证云：里寒外热，通脉四逆汤主之。以此表里自差明矣”。学术界有人为了自圆其说，硬是把“寒”指认为“痰”，而某些《伤寒论》讲义则谓“本条里有寒当作里热解为是”，作为研究方法，此法不足取。但是在康平本《伤寒论》中本条则作 “伤寒，脉浮滑，白虎汤主之”。对比起来，康平本作为仲景书的古老传本之一，单就本条而言，是否更具学术和校勘价值。它的价值所在，说到底就是它对本条的表述，理法方药一致，既符合仲景用白虎汤的理法要旨，又有传本依据。作为“讲义”是否可径直采用?或注明本条出自何种版本。至于文献学、版本学教学则可另当别论。由此而论，若从版本学角度审视，言《伤寒论》是字字珠机，丝丝入扣是否言过其实？作为“讲义”或“教材”本来就应当在内容上以精当为准，而不应当受版本或传本的羁绊。这在思路上和认识方法上是否也应当调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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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陆渊雷.伤寒论今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418
[2]王肯堂.证治准绳·伤寒·凡例
[3]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169
[4]张志聪.伤寒论集注·卷四
[5]张锡驹.伤寒论直解·卷五
[6]张锡驹.伤寒论直解·卷五
[7]张志聪．伤寒宗印·卷七
[8]张志聪．伤寒宗印·卷七
[9]尤在泾．伤寒贯珠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159
[10]沈尧封.伤寒论读·辨厥阴病脉证.见三三医书·第三集
[11]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121
[12]汪 琥.伤寒论辩证广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173
[13]柯韵伯.伤寒来苏集·伤寒论翼.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45
[14]张卿子.张卿子伤寒论·卷六
[15]张 璐．伤寒缵论·卷上
[16]舒驰远．重订伤寒集注·厥阴经全篇
[17]吴 谦，等．医宗金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253
[18]刘承仕.伤寒论厥阴病实质探析.中医杂志，1997，(5)：265
[19]李克绍．伤寒解惑论．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118、119
[20]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426
[21]马继兴.伤寒论版本概说.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 82，(2)：1
[22]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 50
[23]田思胜.林亿校勘《伤寒论》及价值.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1)：63
[24]王 履.医学溯洄集·张仲景伤寒立法考
[25]莫枚士．研经言·卷三·伤寒论六经解二
赵刻宋本《伤寒论》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在《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篇目之下，有至关重要的五个小字“厥利呕哕附”。这五个小字，决定了林亿、孙奇、高保衡等在校勘时，他们所见到的底本中厥阴病篇只有4条，此4条之后的条文均属“厥利呕哕”诸内容，所以只是附在《辨厥阴病脉证并治》之后。这就明白无误的表明，“厥利呕哕”的内容不属于厥阴病篇，而是“附”在厥阴病篇。
“厥利呕哕”在《伤寒论》的另一个传本《金匮玉函经》中，是与《辨霍乱病形证治第十一》《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形证治第十二》并列的《辨厥利呕哕病形证治第十》，而列在《辨厥阴病脉形证治第九》之后。这更印证了林亿等校勘的底本中，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认识中，“厥阴病”与“厥利呕哕”根本就是两篇不同的内容。故在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中，“厥利呕哕”只是附在“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篇之后，并标注在篇目之下。
而在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中，“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篇目之下无“厥利呕哕附”这五个小字，从而使“厥利呕哕”诸内容，混入了厥阴病篇。所以“厥利呕哕附”这五个小字成为赵开美翻刻宋本《伤寒论》的鲜明的标志性显迹。
因此，那些没有这五个小字的，并把“厥利呕哕”的内容混淆在厥阴病篇中的有关《伤寒论》著述、讲义教材，虽自称是以赵刻宋本为底本，那只能算是没有根据的美言，或属妄称。同时，那些想方设法想把厥阴病篇的内容与“厥利呕哕”的内容捏合在一起的论述，对于赵刻宋本来说，只是荒谬的纂改。
一
厥阴病篇在整个一部《伤寒论》中是一个突出的难点和疑点，学术界对本篇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近几年来，学术界对厥阴病的争论有增无减，有谓厥阴病的本质是热厥者，有谓厥阴病的本质是寒证者，有谓厥阴病的本质是阴阳错杂者。这些争论实际上是几百年来争论的延续。近人陆渊雷先生称：“伤寒厥阴篇竟是千古疑案，篇中明称厥阴病者仅四条，除首条提纲有证候外，余三条文略而理不清，无可研索。”又云“既以全身虚寒证为少阴，胃肠虚寒证为太阴，更无他种虚寒证堪当厥阴者，乃不得不出于凑合，此拘牵六经名数，削趾适履之过也”[1]
陆说把厥阴病篇说成是“千古疑案”，未免消极一些。科技史研究表明，学术研究往往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不间断地去求索，才有可能把原来不明白的问题逐渐疏理清楚。同时，他的关于厥阴篇“不得不出于凑合”的观点，违背了三阴三阳的内在逻辑，因此更显得武断。
陆氏的看法也不能算是他的发明。在前人的论述中，这样的观点早有蛛丝马迹的流露。明代王肯堂尝云：“凡阳明、少阳之病，皆自太阳传来，故诸阳证不称名者，皆入其篇。厥阴为三阴之尾，凡太阴、少阴之病皆至厥阴传极，故诸阴证不称名者，皆入其篇。后人不悟是理，遂皆谓太阳篇诸证不称名者亦属太阳，而乱太阳病之真，厥阴篇诸证不称名者，亦属厥阴，而乱厥阴病之真，为大失仲景之法也。”[2] 王肯堂是用传经的观点解释厥阴病的发病，而陆渊雷先生的关于厥阴病篇“不得不出于凑合”的观点与王肯堂的“皆入其篇”说，是一脉相承的。
在《伤寒论》研究史讲“传经”人，从影响来说，莫过于成无己。成无己指认厥阴病为热病，他在诠释第326条时说：“邪传厥阴，则热已深也。邪自太阳传至太阴则腹满而嗌干，未成渴也；邪至少阴者，口燥舌干而渴，未成消也；至厥阴成消渴者，热甚能消水故也。”[3]后世凡讲厥阴病为热者，成氏当为鼻祖。
以张志聪为代表的气化学派，用标本中气理论解释厥阴篇的内容，其结论与王肯堂的“皆入其篇 ”的说法正相反，认为厥阴病篇中，每一条讲的都是厥阴病。张志聪认为：厥阴篇首条是厥阴病提纲，自此以下的四节“复申明首节之义”。再十八节，“皆论厥热，意谓厥阴者，阴之极也，阴极阳生，厥热相应，其病当愈”等。对厥阴篇的末条，“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后，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他解释说：“上文胃中寒冷而为哕，此三焦气逆而为哕，夫伤寒以胃气为本，厥阴从中见少阳之气。三焦者，少阳也。故言胃与三焦，以终此篇之义”[4]对此，张锡驹、陈修园大加发挥，认为“此即一哕通结六经之证”，“故于此单提哕证一条，不特结厥阴一篇，而六篇之义俱从结煞，是伤寒全部之结穴处也。”[5]张锡驹的发挥未免走得太远了。
在《伤寒论》研究史上，曾出现了一些用“标本中气”所谓“气化”来解说《伤寒论》的人，这些解说尽管力图把厥阴病篇每一条都讲成是厥阴病，但是，也并非没有认识到其中一些条文的表述特点和内容寓意的跳跃不谐。
张锡驹在注释本篇“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 一条时说：“厥阴篇自提纲后，只提此三节厥阴病，其余则曰伤寒、曰病、曰厥、曰下利，而不明言厥阴病者，以厥阴从中治，而不从标本也。”[6] 其实,张志聪尽管想把厥阴病篇各条都用气化理论贯串，但他也曾看出厥阴篇中存在的问题。他在诠释第350条“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 ”时说：“此章因厥故，复列于厥阴篇中，亦非厥阴之本病也”[7]。又，在诠释第355条“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宜瓜蒂散”时，他说：“曰病人者，非厥阴之为病，而亦非外受之寒邪也，以手足厥冷，故列于厥阴篇中。”[8]
尤在泾虽然也力图把厥阴篇的内容婉转地讲成厥阴病，但他对于把厥阴篇的内容全部讲成是厥阴病的说法，也提出异议。他在《伤寒贯珠集·辨列厥阴条例大意》中，把厥阴篇的内容进行疏理，认为厥阴篇中的条文有不论厥阴病者属“简误”，是太阴、少阴、太阳条文杂入厥阴篇中，且“传误已久，习焉不察。”[9]尤在泾的见解应当说是比较大胆的，也颇有些启发性。其意义在于他特别明确地指出，厥阴篇中的条文有不论厥阴病者。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解释是“群分类聚”、“简误”。其后的沈尧封也认为：“厥阴病亦必内外证合见乃是真厥阴，其余或厥、或利、或呕，而内无气上撞心，心中疼热等证，皆似厥阴而实非厥阴也。”[10]沈尧封的看法肯定有不完善或需要讨论的地方，但是，他认识到厥阴病篇中有“似厥阴而实非厥阴”的条文，认识到厥阴病与厥阴病篇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很可贵的。这为进一步深入地认识厥阴病篇，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如前所述，自成无己以“传经”说提出“邪传厥阴，则热已深也”之后，除王肯堂因袭其说之外，方有执、汪琥、柯韵伯等均倡此说。方有执云：“厥阴之邪热甚，则肾水为之消，肾消则引水以自救，故消而且渴，渴不为水止也。”[11]汪琥在解释厥阴篇首条时则云：“此条厥阴病乃总言病热之大纲也。”[12]注家们虽云厥阴病属热证，但，对热的性质和病机认识不同，柯韵伯认为，“厥阴热证皆少阳相火内发也。”[13]张卿子则云：“尝见厥阴消渴数证，舌尽红赤，厥冷，脉微，渴甚，服白虎、黄连等汤皆不救”，[14]认为厥阴热证不同于单纯实热证。
张璐对张卿子的见解发其未尽之意。他说“张卿子曰，尝见厥阴消渴数证，舌尽红赤，厥冷，脉微，渴甚，服白虎、黄连等汤皆不救，盖厥阴消渴皆是寒热错杂之邪，非纯阳亢热之证，岂白虎、黄连等药所能治乎?”[15]张璐提出的寒热错杂说对后世和今人影响很大。舒驰远在诠释厥阴篇首条时说：“按此条，阴阳杂错之证也。消渴者，膈有热也。厥阴邪气上逆，故上撞心，疼热者，热甚也。心中疼热，阳热在上也。饥而不欲食者，阴寒在胃也，强与之食，亦不能纳，必与饥蛔俱出，故食则吐蛔也。此证上热下寒，若因上热而误下之，则上热未必即去，而下寒必更加甚，故利不止也。”[16]《医宗金鉴》认为，“厥阴者，为阴尽阳生之脏，邪至其经，从阴化寒，从阳化热，故其为病，阴阳错杂，寒热混淆也。”[17]当寒热错杂说兴起后，又大有替代热证说之势。目前学术界持寒热错杂说者众，从教科书中便可窥其一斑。 综上所述可见，对厥阴病篇的内容、性质，历来说法不一，有云厥阴篇内容是杂凑者；有曰厥阴篇“有似厥阴而非厥阴者”；有曰厥阴篇“一哕通结六经之证”者云云。而对其性质，有言热者，有言寒者，有言寒热错杂者。近有刘承仕提出，厥阴病性质是“邪热内闭，热极阴竭。”[18]赵开美复刻本《伤寒论》厥阴病篇总共55条，可谓之《伤寒论》研究史上一个解不开的难结。近世编教材者，勉为其难，把这55条纵横斟酌，前后徘徊，总想把它归纳成一个整体，列出标题，以求条理。但由于缺少贯通全篇的主线，故虽挖空心思寻觅一线贯通、圆满、融汇，而这“一线” 总求而不得。“一线”难求，原因何在?难道真如陆渊雷先生所言，厥阴病篇是杂凑而成的吗?有鉴于此，先师李克绍先生毫不兜圈子，以精彩之笔对厥阴病篇进行斧正。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申明了“厥阴病篇不都是厥阴病”的观点。先生把厥阴病分为四个类型，一为消渴、心中疼热；二为热利下重；三是干呕、吐涎沫；四是胸胁烦满、默默不欲食。[19]先生的关于厥阴病篇的研究思路，对当代《伤寒论》学术界有极大启发。
二
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调整思路，转换新视角，重新审视、感悟厥阴病篇? 这里有一个本不应该忽视，但长期以来却被忽视的问题。几百年来，众注家对《伤寒论》的研究或阐释或是以赵开美复刻的所谓宋本为蓝本或是以成无己注本为蓝本。
研究《伤寒论》，依据就是《伤寒论》原文。因此，版本研究就成为《伤寒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文献学、版本学角度看，学术界公认林亿等校勘的宋本为最佳，惜明清时已少流行，而今人更未能见到真正的林亿等校勘的原刻本。据钱超尘先生考证，自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出，又有《明理论》作为辅翼，读者喜读成氏《注解伤寒论》，而罕读白文本《伤寒论》，于是宋本《伤寒论》流传日稀，约至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宋本《伤寒论》除少数藏书家偶或有之，社会上已极难见。[20]这也从一个方面揭示出，自明清以来众注家其说，是也，非也，终不离成氏之论的原因了。
时下所谓宋本，实际上是赵开美的复刻本。赵开美复刻《伤寒论》的背景，在其《刻仲景全书序》中陈述把究竟：“岁乙未，吾邑疫疠大作，予家臧获率六七就枕席。吾吴和缓明卿沈君南昉在海虞，藉其力而起死亡殆徧，予家得大造于沈君矣。不知沈君操何术而若斯之神，因询之。君曰：予岂探龙藏秘典，剖青囊奥旨而神斯也哉?特于仲景之《伤寒论》窥一斑两斑耳!予曰：吾闻是书于家大夫之日久矣，而书肆间绝不可得。君曰：予诚有之。予读而知其为成无己所解之书也。然而鱼亥不可正，句读不可离矣。已而购得数本，字为之正，句为之离，补其脱略，订其舛错。” 赵开美阅读之后，才知道这是成无己注解的《伤寒论》，而不是宋版《伤寒论》。于是，赵氏把成无己注解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一并合刻，命之曰《仲景全书》。既刻成，复得宋版《伤寒论》。“予曩固知成注非全文，及得是书，不啻拱璧，转卷间而后知成之荒也，因复并刻之。”按赵开美前文所言，第一，其时成无己注解的《伤寒论》书肆中流传，所以他能够“购得数本”。第二，宋版《伤寒论》“书肆间绝不可得”，而他在《仲景全书》既刻已，“复得宋版《伤寒论》”，“因复并刻之”。这里的问题是赵氏所得之《伤寒论》，虽是宋版，但是否就是林亿校勘的原刻版本，目前尚无法认定。所以马继兴先生指出：“至于赵氏所据宋本是否北宋原椠不详，其所影刻之本，也可能有个别文字的佚失。(如1308年《此事难知》“评热病论藏字”一节，所引宋本的校注［“新校正”］一条，即不见于赵氏影宋本中)。”[21]
张仲景所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一十六卷，我们今天已无法准确认其原貌。即使是王叔和搜集整理的仲景书，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战乱，离散而面目全非。据钱超尘先生考证，王叔和亲自整理的仲景书，名为《张仲景方》，最接近《伤寒杂病论》原貌，其原始结构基本框架如下：
一、《伤寒论》
二、《杂病论》
三、药方部分
(一)《伤寒论》方112方居前
(二)《杂病论》方262方在后。[22]
至宋代林亿校勘时，所依据的底本已决不可能是王叔和亲自整理撰次的原本。另据田思胜博士考证，林亿校勘时，所用底本当为《新唐书·艺文志》增录的《伤寒杂病论》十卷本。至宋仁宗景佑初年(1034年)，欧阳修等人为撰写《新唐书》时，“悉发秘府之藏”，这才使藏于皇家秘府之《伤寒杂病论》十卷本被发现。
钱超尘亦认为，北宋治平二年林亿等校定的《伤寒论》，选《伤寒论》十卷本为底本，即《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伤寒杂病论》十卷，亦即阮孝绪《七录》之《辨伤寒》十卷。
就目前所见，除了前述赵开美复刻之宋本之外，《伤寒论》传本当还有王叔和的《脉经》本、《金匮玉函经》本、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本、《千金要方》本、《千金翼方》本、《外台秘要》本、《太平圣惠方》本(高继冲本)，以及康平本、康治本，另外还有敦煌残卷本等。由于《伤寒论》流传史的复杂，分合隐显近1800年，由此决定了各种不同的传本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同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如此说来，对众说纷纭、困结难解的厥阴病篇通过对不同版本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而《金匮玉函经》则是研究《伤寒论》的一个具有极重要价值的古老传本。
据钱超尘先生考证，《宋史·艺文志》著录仲景著作中，有《金匮玉函经》八卷，是大约于五代时从王叔和撰次的《张仲景药方》十五卷中离析而出。北宋高保衡、林亿于治平三年正月十八日校定毕《金匮玉函经》八卷，写有《校正金匮玉函经疏》云：“《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欲人互相检阅而为表里以防后世之亡逸。”又云：“先校定《伤寒论》，次校成此经，其文理或有与《伤寒论》不同者，然其意义皆通，圣贤之法，不敢臆断，故并两存之，凡八卷，以次旧目，总二十九篇，一百一十五方。”由此可以断定《金匮玉函经》是《伤寒论》的古本。田思胜博士通过比较，认为《脉经》本、《千金翼方》本、《太平圣惠方》本、《金匮玉函经》本在内容、体例、个别特殊用字上基本一致，似为同一流传系统，而与宋本《伤寒论》差别较大。可见，宋本是新发现的一个传本，是不同于《金匮玉函经》流传系统的一个传本。[23]
综上所述，由此决定了《金匮玉函经》在赵刻本《伤寒论》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尤其对疑难重重的厥阴病篇的研究更显出它的“欲人互检而为表里”的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价值。
三
《金匮玉函经·卷四·辨厥阴病形证治第九》仅列厥阴病4条：
第326条,“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不欲食，甚者食则吐蛔，下之不肯止。”
第327条，“厥阴中风，其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第378条，“厥阴病，欲解时，从丑尽卯。”
379条，“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即愈。”
在赵开美复刻的宋本《伤寒论》中，上述4条之后的厥利呕哕诸条文，在《金匮玉函经》中，另单列为“辨厥利呕哕病形证治第十”。从前面所述《金匮玉函经》的流传概况中可见，这种把“厥利呕哕”作为独立一篇与六病诸篇并列的体例是由来日久的。
由于林亿等校定的宋本《伤寒论》至明代万历年间已少见，这就是说，此后的众注家中极少有人见到过林亿等校定的真正原版《伤寒论》。
由于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伤寒论》至清初已很少见，几近淹晦，至今已绝少于世，所以这一时期，几百年来的注家们，也几乎极少有人见到过真正的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伤寒论》。自19世纪至本世纪80年代，所流通于世的注解本或校注本《伤寒论》以及各种教材，虽多自称“ 依据宋代治平本明代赵开美复刻本”云云，实际上真正能目睹“宋代治平本明代赵开美复刻本”的人恐怕是极少极微的。因此，所谓“依据宋代治平本明代赵开美复刻本”，也只能是一句装璜门面的谎言。唯李克绍先生主编的《伤寒论语释》，在其编写说明中对读者秉直相告：“本书以重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四月出版的新辑宋本《伤寒论》为蓝本。”先生治学严谨，在这里也是实话实说的。新辑的宋本毕竟不是赵开美的复刻本。
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伤寒论》是没有条文序号的。笔者寡闻，《伤寒论》条文序号目前当有两个系统：一是1955年重庆市中医学会编注、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辑宋本伤寒论》；二是1964年由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学院试用教材重订本《伤寒论讲义》(即二版教材)。
版本学研究认为，今存世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伤寒论》仅数部。这就是说近300年来，真正目睹过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伤寒论》者绝少绝少！至于对它进行深入研究者，也就更少了。注家们注释、诠解《伤寒论》，多是依据不同于宋本版本系统(或对宋本经过删节改写)的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近世多是依据重庆《新辑宋本伤寒论》)。而对厥阴病篇的种种议论和理解，也都是以成注本或《新辑宋本伤寒论》的格局为依据。
恰恰是这两种版本，缺少了对理解厥阴病篇至关重要的一行五个小字1988年由刘渡舟、钱超尘二位先生主持校注的《伤寒论》是以北京图书馆藏赵开美原刻本《仲景全书》中的《伤寒论》为底本而校注的。由此，今人才有可能了解赵开美翻刻的宋版《伤寒论》的真正体貌。
今检中医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明万历二十七年赵开美翻刻宋版《伤寒论》与恽铁樵先生1923年影印的赵开美翻刻宋版《伤寒论》，并与刘渡舟、钱超尘先生主编的《伤寒论校注》对照，可见赵刻宋版《伤寒论》卷六《辨厥阴病脉证并治第十二》标题之下，有“厥利呕哕附”5个小字。这5个小字对研究厥阴病篇有重要意义。而重庆市中医学会校注的《新辑宋本伤寒论》、上海中医学院校注的《伤寒论》(1976年7月出版)，以及此后出现的有关《伤寒论》的种种版本，均无此五个小字。
从《金匮玉函经》的“厥利呕哕”单独成篇，到赵开美翻刻的宋本《伤寒论》的“厥利呕哕附”在厥阴病篇之后，又至成无己注解本未见这关键的5个小字，引发了《伤寒论》学术界几百年来的关于厥阴病篇的争纷。
实际上，学术界有识之士对此似隐约略有察觉。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尝云：“厥阴经中，下利、呕、哕诸条，却是叔和因其有厥逆而附，遂并无厥逆而同类者，亦附之耳。”[24]虽然，王履所言关于王叔和的说法未必正确，但其思路中“因其有厥逆而附”之一个“附”字，则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对厥阴病篇的基本看法。
清·咸丰年间浙江人莫文泉明言：“……厥阴独少，非略也，他经之兼太阳者，例不得入于他经，而厥阴之兼他经，而已分入各部者，例不得入于厥阴，则第纪其经症及解时，愈候而已。其自诸四逆以下，古另为一篇，《玉函》题曰“平呕哕厥利脉症并治”。成本误并之，或据成本而犹以为少，不得其故，乃曰此仲景未成之书也，否则曰此王叔和之所乱也。”[25]莫文泉氏所言，是也，非也，在此暂且不论，而其所言，“其自诸四逆以下，古另为一篇”的一个“古”字，道明了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人认为，《金匮玉函经》是仲景书的另一个古老传本，且另有“平呕哕厥利脉证并治”一篇。
目前学术界已普遍认为《金匮玉函经》不仅是一个不同于宋本的古老传本，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它是研究《伤寒论》的一个极有学术价值的传本。
近几百年来，关于厥阴病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在成无己注本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我们非常有必要从误解的旋涡中自拔出来，以清醒的头脑，克服思维定势与逆反心理，摒弃偏狭的门户之见，以一种俯仰天地、贯通古今的气度客观地重新认识厥阴病篇。从这仅有的4条之中，去寻绎厥阴病的发病与变化。有人可能会有一种莫名的缺憾，如此厥阴病篇仅仅4条，何能自成其篇!实际上赵刻本太阴病篇不也只有8条吗?少阳病篇不也只有10条吗?我很欣赏钱超尘先生的一句话：“对厥阴篇与厥利呕哕篇来说，合之则两伤，分开乃两利”。回顾厥阴病研究史也确实如此。
论曰：“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三阴病都是无热恶寒，就主要方面而言，太阴病突出的是局部阴寒内盛；少阴病突出的是全身性的阳气衰微，而厥阴病突出的是阴阳俱虚，阴阳之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以虚火浮动为特点。故第326条之“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均反映出虚火浮动。张卿子所言是有道理的，因为不是实热，也不可能是实热，所以不能用白虎、黄连。至于所言“舌尽红赤”虽是他自己的体会，但符合厥阴病的病机。又因为本证是阴阳俱虚，所以整个病机和症状可以用一个“虚”字概括。病人的形象当是无热恶寒，乏力，不欲食，食则呕吐，若下之则阳虚不固，阴虚不守，故“ 利不止”。
第327条，厥阴中风，无热恶寒，脉必沉细，若脉浮则示阴阳由虚的水平趋向正常水平，阴阳之间关系由不稳定趋向稳定。故脉浮其病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第328条，厥阴病以无热恶寒、消渴为特征。丑至卯上，正值天阳萌生布达之时，伴随天时之阳生布达，而机体生机勃然，阳生阴长，从阴阳不振而趋向阴布阳和，阴既濡阳既温，则恶寒息而消渴愈。
第329条，厥阴病将愈之时，由消渴而转为渴欲饮水，发病动因大势已去，阳气已通，阴气已达，必津液滋润而渴止，少少与饮之，意在冲和，导之之谓也。 此下“厥利呕哕”篇，不论外感内伤，就厥而论厥，就利而论利，就呕哕而论呕哕，如此一来，对厥阴病篇的理解，必将走向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必将出现新的转机。
从对厥阴病篇与《伤寒论》传本的讨论，引发如下一些思考。
目前高等中医药院校关于经典课的教学，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虽吸收各家注疏，但仍有恪守一个版本的倾向。以《伤寒论讲义》为例，不论是否目睹过赵开美复刻的宋本，均自称以赵开美复刻的宋本为蓝本，而实际上过去学术界很少有人真正见到过真正的赵刻宋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既然作为“讲义”，既然是传授《伤寒论》的知识而不是进行《伤寒论》传本或版本研究，那么为什么《伤寒论讲义》不可以突破版本或传本的框框择其善而从之，兼收并蓄呢?如桂枝加葛根汤，赵刻宋本中有麻黄，对此，林亿有大段按语予以说明。而《金匮玉函经》、康平本《伤寒论》、康治本《伤寒论》均无麻黄。又第176条，“伤寒脉浮滑，此以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本条理、法、方、药抵悟，所以林亿校勘时认为“此云脉浮滑，表有热，里有寒者，必表里字差矣”。林亿又旁引阳明篇、少阴篇云：“阳明一证云：脉浮迟，表热里寒，四逆汤主之。又少阴证云：里寒外热，通脉四逆汤主之。以此表里自差明矣”。学术界有人为了自圆其说，硬是把“寒”指认为“痰”，而某些《伤寒论》讲义则谓“本条里有寒当作里热解为是”，作为研究方法，此法不足取。但是在康平本《伤寒论》中本条则作 “伤寒，脉浮滑，白虎汤主之”。对比起来，康平本作为仲景书的古老传本之一，单就本条而言，是否更具学术和校勘价值。它的价值所在，说到底就是它对本条的表述，理法方药一致，既符合仲景用白虎汤的理法要旨，又有传本依据。作为“讲义”是否可径直采用?或注明本条出自何种版本。至于文献学、版本学教学则可另当别论。由此而论，若从版本学角度审视，言《伤寒论》是字字珠机，丝丝入扣是否言过其实？作为“讲义”或“教材”本来就应当在内容上以精当为准，而不应当受版本或传本的羁绊。这在思路上和认识方法上是否也应当调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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