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老子认为，“无为”是终极的和谐之道。 这里的“无”，不是“没有”的意思，而是“实有似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是老子的核心思想，“无为而治”主要是指圣人、君主的无为。 老子认为，“道”为世界的本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作为万民之主的圣人、君主“法自然”，就是要效仿“道”而为之，即像“道”那样“无为”。 “为无为，则无不治。”在老子看来，圣人、君主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也就是看着表面上不管，而实际上却达到无所不管的境界。如果不是“无为”，而是“有为”，统治者不是处“无”，而是占“有”，这就可能被局限而不能总揽全局。“无为而治”，是老子对理想的社会管理方式的一种表达——圣人、君主的无为之治是实现社会自然、和谐的最好方法。 老子提倡，圣人、君主要改变传统的“治天下”“取天下”“莅天下”的观念，在社会管理上，要避免直接的强烈干预和控制，避免社会整体发展的突然变化和震荡，避免社会各部分之间和不同人之间的剧烈冲突，这样才可以保证社会发展比较自然、和谐的进程，没有发展轨迹的突然中断或转折，没有过多的斗争或战争。这种无为之治也就是实有似无的行为。 老子之后，“无为”的概念发生了一系列演变。 杨朱把“无为”的原则引向贵己养生，“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把老子的“无为”改造成了重视肉体生命价值的无为。 庄子没有老子的悲天悯人的态度，他对现实已经完全失望，他也没有杨朱那种对身体发肤的珍视，因此他把“无为”发展到了无心无情的绝对化地步，主张在现实生活中要超脱一切，什么都不必在意，直到完全超脱现实并进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 庄子后学中的述庄派把“无为”运用于技艺的创造，强调在进入创作状态之前的凝神虚静，成为后代“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的文学创作理论的先河。 庄子后学中的无君派继承了老子“无为而治”的理想，但落脚点不在于社会整体的自然、和谐，而是个人的性命之情的绝对价值。 庄子后学中的黄老派则明确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点，明确把“无为”与“有为”作为一对概念协调起来，把“无为”的理论引导到可操作的方向，为汉初黄老之学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理论准备。 《淮南子》在黄老之学兴盛的大气候下，接受《韩非子》等思想的影响把“无为”引向了理性的行为原则，把无为定义为“因物之所为”“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无为”变成了从条件出发的有为，这是“无为”论的理性化的高峰，但是也与老子最初概念的“无为”有了很大不同。 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实有似无”的社会管理行为，具体说来，就是通过最少的、必要的、有效的法律、制度把社会干涉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社会的自然、和谐与个人自由的协调发展。通俗来说，在底线之上，尽量少管，不该管的就不管。 “无为而治”在今天也提醒人类注重和自然、注重人类内部的和谐相处。 一般说来，人类的错误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过分的行为造成的，一类是努力不够引起的。努力不够造成的后果可能是严重的，但毕竟没有消耗过多的人力、物力，留下的空白也可以弥补。过分努力所造成的危害不仅可能更为严重，而且更难补救和恢复。因为不仅要拆除、清理、医治原有努力所造成的障碌废墟和破坏，而且还要承受人力、物力甚至生命的巨大代价。 比如，人类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破坏自然环境，竭泽而渔之后又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弥补；比如不顾经济发展进程，造成很多基本建设的烂尾；比如，土地财政造成的高房价；等等。 因此，“无为而治”的思想，在今天也有助于防止过分的社会支出，它相当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刹车机制，没有减速和制动机制的社会治理，往往会走向毁灭之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