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颠覆我们对医药行业的印象

近几天，《我不是药神》在网络上刷屏。

这部口碑爆棚的国产电影以中国电影中较少见的、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引发了诸多讨论，其中揭开的一些真相可能也颠覆了我们平时对医药产业的一些印象。

1.西方药企并不是“救苦救难的菩萨”

“医者仁心”，这是平时媒体宣扬的比较多的话；对于医药行业的从业者，我们也大多冠以“救死扶伤”的赞誉。

但《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可能揭开了西方大药企表面身批的那层“慈善”外衣，暴露出其资本逐利的本质，甚至是不顾病人死活。

影片中的格列卫可谓是药物研发中的一个传奇，它第一次把白血病这种癌症转变成了一种慢性病。

病人只要坚持服用，就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但病友们又称它为“吸血鬼”，只有把病人吸死了才会停，因为诺华一盒卖4万块。

电影的原型陆勇2002年被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服用格列卫两年就花了50多万人民币；

而这种“救命药”是需要坚持服用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有几个50万呢？

或许有人会说这药是人家药厂花了大价钱、辛辛苦苦研制的，卖的贵点也理所应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真是如此吗？我们可以多看几件大药厂所做的事。

有一种抗癌药阿伐斯汀，它被批准用于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未被批准用于治疗眼疾。

但在临床实践中，许多医生发现阿伐斯汀可用于治疗眼部黄斑病变，与另一款专门治疗该眼疾的药物Lucentis相比，价格便宜的多（从6000-8000下降到100-300）。

而西方大药厂是怎么做的呢？

诺华和罗氏为了保证贵的多的Lucentis的销售，不但不愿开展阿伐斯汀治疗黄斑变性的临床研究，反而启动法律手段阻挠医生使用阿伐斯汀治疗眼病患者。

湿性黄斑变性是老年人致盲的主要原因之一， 药企根本不管是不是有人因为买不起药结果瞎了，而是阻挠医生采用便宜的治疗手段。

这或许才是西方药企赤裸裸的资本逐利。

而药厂研发的抗癌药“疗效”也值得商榷。

对于抗癌药，药厂喜欢先做所有药物都耐药的肿瘤，只要比安慰剂好就可以上市，能延长3-4个月患者寿命就可以赚钱。

只是这3-4个月，对于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大药企是新药研发的主力？

电影中诺华的代表说他们公司花了50多年，几十亿美元才研发出了格列卫，当然要卖的贵一点。

但事实是50多年的前30年里，主要是确定了慢粒白血病的靶标，完全是在学界完成的。

1960年David Hungerford发现在一类白血病人中多出一条染色体，他们把这类现象命名为费城染色体。

当时他们受到无数嘲讽，因为没人相信人会多一条染色体。

1970年Janet Rowley发现这染色体是怎么出现的，他们发现是第9和第22号染色体发生了重组，并且找到了因为重组，bcr和abl两个基因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酶。

诺华的贡献在于筛选出了特异性地抑制这个酶的小分子。

但诺华的高层并不喜欢这个项目，因为慢粒白血病病人太少了，没法赚钱。

最后是发现这个小分子的Lydon继续与学界合作，不断深入研究，最终才成就了格列卫。

可以说格列卫的研发过程中，学界在里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怀疑格列卫是一个特例的话，下面我们可以再看看2017年最畅销的十大药物都是由谁开发的。

Humira：艾伯维年销售额达180亿刀的巨无霸，由巴斯夫生物研究公司与英国剑桥抗体技术公司合作于1993年发现的，这还是个政府资助项目；

Revlimid：Celgene的来那度胺，2004年研发的沙利度胺的衍生物，其后面有个很长的故事，与万艾可一样可谓是药物研发中意外的“惊喜”；

沙利度胺是1957年由当年西德的Chemie Grünenthal公司研发的，说“反应停”可能大家更熟悉一点；

主要用于怀孕的镇静剂或安眠剂，但却导致了大量“海豹畸形婴儿”出生；

这个药也在1961年被禁用。

但到了1991年，沙利度胺被发现有抗癌特效；

随后学界不断跟入研究，最终开发了效果更好的衍生物来那度胺，成为了年销售80亿刀的另一个巨无霸药物。

Rituxan：罗氏的利妥昔单抗，由IDEC制药公司的研究员Nabil Hanna发现的；

Enbrel：安进和辉瑞的依那西普，由Immunex公司开发的；

Herceptin：罗氏的曲妥珠单抗，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Jonsson综合癌症中心的Axel Ullrich和H. Michael Shepard开发的。

余下的不再一一列举。

但从中我们可知，这些重磅药物绝大多数其实都是由小公司或学界发现的。

现在的大药厂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一个风投的角色，依靠雄厚的资金，买小公司或学界有潜力的药，找外包公司做优化，药物的吸收，代谢，毒理，然后用药企的人脉去医院做临床研究，去FDA报批。

而大药厂的核心业务是什么？这些年似乎转变成了销售，而不是研发了。

它们自己宣扬的花了几十年、辛辛苦苦才研发成功一个药物可能更多是为其高药价辩护的谎言。

3.医药市场化就一定好吗？

前几年在讨论医改时有一种方案就是医药产业全部市场化，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美国可谓是最自由的市场之一，但只有到了那，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看病贵”。

笔者的一位留学美国的同学，半夜高烧进了一次急诊，病愈后收到了一张9000多美元的账单。

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9000多刀，够他飞中美几个来回了；

即使最后刨除保险，依然付了近1000刀，只因为一次发烧。

而更有代表性的可能是2015年的马丁·什克雷利案。

2015年9月，这位来自华尔街的投机者买下了抗寄生虫药物“达拉匹林（Daraprim）”的专利所有权.

该药物是专门治疗弓虫症的特效药，弓虫症是一种寄生虫感染，对孕妇、免疫系统受损的人和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艾滋病患者需要依赖这种药物来维持生命。

马丁·什克雷利在垄断这种药物后，将其价格提高了50多倍(从每片13.5美元到750美元)，至于那些艾滋病人的生死应该不在他的考虑之内。

市场化嘛，赚钱第一。

当然，惹了众怒的马丁·什克雷利最后下场也不怎么好，以涉嫌证券欺诈被逮捕（注意并不是药物涨价，当时FBI认为药物涨价是合法的）。

其实随着中国医药市场化的改革，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例如心脏手术的一款必备药品——鱼精蛋白，近年因为利润太低，许多企业选择了停产。

不过中国的解决方法是政府直接给国有药厂下指令，在维持成本的情况下，继续生产。

更多的公有制与市场化之争还可以参考英国的铁路改革与中国的高铁。

只能说私有制、市场化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药，在涉及民生、社会公益等领域可能公有制是一个更好的模式。

当然，西方的药物研发模式不可否认的是锻造了最强的研发实力，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这是一个更大的命题。

最后回到药物本身，格列卫相对于慢粒白血病确实是一个神药，但依然有部分病人会出现耐受，只能选择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尼罗替尼、达沙替尼等（还没有进入医保，负担可能比较大）。

另一个选择可能是砷类中药。

三氧化二砷已经被张亭栋教授证明可以有效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饶毅教授曾对此专门介绍过@知识分子。

砷类中药用于慢粒白血病的治疗目前还在研究之中，不过笔者曾见过格列卫联合砷类中药治疗的有效病例。

因此，对于没有其他选择的病友，仅是一个小建议，不妨考虑一下这个方向。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