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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那么多城市，只有上海前面冠以“大”字。可是，偏偏按照土地面积计算，上海是中国除港澳之外，面积最小的一个省级辖区，也是唯一没有超过1万平方公里的省级辖区。甚至比很多地级市都要小，和西部很多县相比都显得小。上海的大，体现在经济实力，体现在人口密度，体现在在全国的地位。
上海宋代成立行政镇，元代成立上海县，民国1912年设沪海道，1927年正式建上海特别市。上海人的概念因为行政规模扩大和辖区变迁而有变化。从上海开埠（晚清鸦片战争以后），在上海行政区域内定居或出生并取得户口的人都称为“上海人”，但有若干分类与区别。
上海人眼中真正意义上的“本地人”，一般大体指在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就已经定居于上海县县城所在地───上海原辖区南市区（现属黄浦区）老城厢内的原住民。今天的上海郊区金山、宝山、奉贤、嘉定、松江、青浦、浦东等地在1912年属沪海道（道府在今上海城区）管辖。这些地方的人是民国广义的上海人，1927年因成立上海特别市而划给江苏省直管。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移民蜂拥进入上海（国外租界和华人上海县城）。新中国解放前的老移民主要由江苏、浙江两省的人构成（以大宁波地区的人为主体），当时上海城区话与今上海郊区话四分之三相同，解放后的“新上海人”的成分更多元，此后上海城区话深受宁波话等影响，上海城区话与今上海郊区话为四分之一相同，基本鉴定了今天上海市区话的方言特点。
基本概述 上海开埠（晚清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在中国一个发达县城（上海县）基本上进入了更大的突破发展时期。上海人通常讲上海话，上海话属于江南吴语的一种。在上海出生并取得上海户口的人只能称为是上海户籍，只有某人的最少第四代及以上祖先的长久居住地在上海当今的管辖范围内，某人方能称为上海人，而上海人眼中真正意义上的“本地人”，则更早，是指在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就已经定居于上海当年的核心───原华界南市老城厢内的原住民。上海市区人大多三代以上为外地（主要为江浙地区）户籍。
按几千年来的中国的传统的说法，籍贯是祖籍地的表述，这是户籍与籍贯不同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必担心自己是不是上海人，因为大部分人的曾祖父都不在上海长久居住，不是上海人。由于现代上海地区的三分之二是最近的两千年才逐渐成陆，而其余早先成陆的地区也饱受海潮与洪水侵袭，几度荒无人烟，所以如今上海的居民若要追根搠源，基本上都是不同时期的移民与其后代，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广义上的江南地区。由于近现代一部分曾为外国租界的因素，上海人拥有于中国传统不完全相同的价值观，对一切事物都以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加以考量。另外，又因为上海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处，这一系列的价值观统就被称为海派文化，而在文学领域也有海派文学之说。
原住民
元朝1292年，中国设上海县，6,340.5平方公里，县衙中心所在地为今天上海市中心的黄浦江西岸，是上海作为一个有行政规模历史的起点。从元、明、清到民国初年，一直是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上海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如今上海地图的市中心区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异类，就是由人民路和中华路所组成的一个环形马路。过去的环城公共交通11路线以老西门为起点和终点，而车轮碾过的地面，人们穿行的脚下，就是当年的城墙。环城内就是城里，上海县衙的心脏地带，从这里可以清晰看到上海新旧城区的分界线。
上海的城墙建于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主要是为了防御倭寇，因为已经吃了很多苦头。当时除靠近黄浦江边有宽阔的护城河外，老城厢被高约30英尺城墙所围，厚约10英寸，共有小东门、大东门、小南门、大南门、小西门、老西门、小北门、老北门、新北门等九座城门，其中包括7个供人进出的城门。这些城门中最大、最雄伟、最重要的是南大门，而最繁忙的出入口则是北门，位于当时法租界主干道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尽头。城墙在民国1912年开始拆除，于1914年冬天全部完工，由于上海当时已经是租界当道的年代，作为华界的老城厢相比之下显得非常落后，城墙内道路不治、凌乱不堪，丑态毕露，南市诸兴盛马路也随之彻底陨落。
老移民 上海开埠后至1920、30年代，逐步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在此期间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世居于此的原住民。他们来自于中国各地，但是其中来自江苏、浙江两省者占到80%以上，占据绝对优势，各自约在数十万至百万人以上不等。另有约3%的安徽籍以及约1%的广东籍。这部分族群成为当时的“上海人”，他们构成了当今上海人的主体，是近代以来的老上海人。今日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的大都是这些移民后代。'上海人'的籍贯一般是杭州、嘉兴、宁波、绍兴、余姚、苏州、常州、常熟、慈溪、无锡、现上海郊县等地，但同时也夹杂着苏北祖籍。随着上海旧城改造全面展开，一些原本居住在中心城区的老移民都被搬迁到了郊区。
自上海开埠以来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上海一共经历了三次庞大的移民浪潮。从移入方式上看，多属零散、自发、非组织性移民，而不是古代那种以宗族为单位的集团性移民。按1950年1月的统计，人数最多的是江苏、浙江人，均超过百万。这么多的外地移民涌入上海，迅速地改变了上海的人口结构，使得客籍即非上海籍人口远远多于上海本地人口，因此在当时，上海籍人口仅占15%。
上海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最初源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1860年代初太平军大规模进攻苏杭地区，这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皖一带的大批占据社会各阶层的难民躲入有外国势力保护的租界，直接造就了租界的繁荣，并为日后源源不断地吸引移民奠定了基础。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90万。第二次则是日军侵华期间，上海两租界人口增加78万。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期间，上海人口增加208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海市的人口迁出量甚大，但流入量则大为减少，现代上海人的群体逐渐稳定下来。这一情况直到1990年前后才被彻底改变。
江南浙江移民 近代第一批移民主要来自浙江省和江苏南部的吴语区，其中一般又按照清代府属细分为宁波人、绍兴人、苏州人等，他们构成了上海中心城区居民的主体，其中尤以宁波籍为最多。清末年间，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浙江和苏南一带大量占据社会中上层移民流入上海寻求庇护，同时一些中下层阶级也随之进入上海工作生活，希冀安稳。当时宁波人利用地缘和语言优势，迅速胜过广东籍买办，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商。上海话中的“阿拉”即是来自于宁波话。当时有宁波人掌金融，无锡人掌实业之说。
宁波籍的著名人士众多，如严信厚、朱葆三、秦润卿、邵逸夫、董浩云、“阿德哥”虞洽卿、五金大王叶澄衷、钢铁大王余名钰、企业大王刘鸿生、颜料大王周宗良。宁波商人执当时上海的航运业与钱庄之牛耳，长期控制上海总商会。宁波商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五金店、南货店、绸布店、火柴厂、染织厂、化学制品厂、印刷厂、灯泡制作厂、日用化工厂、机器染织企业、国药店、钟表店，第一套中山装，中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条公共汽车线，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就连“大世界”游艺场都是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的。
而无锡实业商帮在上海滩也拥有显赫的地位与势力，尤其以中国首富荣氏家族（荣德生、荣宗敬等）为翘楚，还有上海滩煤铁大王无锡人周舜卿（中国私营银行创始人，雷雨周朴园原型）。上海其他的几个实业大王也有一些无锡人，如电气大王，呢绒大王，桐油大王，电池大王，洋铁皮大王等。
由于那个时期上海的迅速发展，这一批人也接收了一些先进思想，开阔了眼界，很多都从事商业贸易的活动。作为祖辈的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这使得他们的下一代大多都接收过相对较好的教育并继承了苏浙一代人精明的传统。到了上世纪初，这些第一批移民的后代产生了许多教师、帐房先生、医生、律师、建筑师、工头、银行公司职员、记者、城市小资产业主、商人等等。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主要居住在上海最早开始发展的黄浦、静安、卢湾、徐汇这几个区，也就是上海人常说的上只角地区。其中黄浦、静安属上海公共租界，由英美租界于1863年合并而成；而徐汇、卢湾则属法租界。
总体而言，来自吴语区移民经济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生活条件远高于江淮官话区移民（即苏北人或称江北人），传统上优越感较强，而后者则经常感受到歧视。来自其他各省的移民数量相对较少，其中较为重要族系来自广东省的移民，人数约有数万。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世居于此的本地人，客观上造就了一个当时的新上海。
苏北移民 第二批老移民来自江苏北部的江淮官话区，被江南的苏南、浙江人称为江北人，传统上大多聚居于苏州河以北西北部的闸北、普陀；也有不少人住在城市东北部的杨浦、虹口，与来自浙江宁波等地的移民杂居。老城厢南市等区域也有部分苏北移民迁入。这些地方大致上就是上海人传统观念中的“下只角”区域。在大上海，这个城市曾经有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这个城市的标记：全城歧视苏北人。即使在当今，这种歧视依旧存在，根深蒂固。所以在上海，“苏北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族群的分类概念，而是一个社会阶层的分类概念了。 这批移民大部分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至解放时的一段时间里迁入上海，主要以苏北、山东地区为主，其中盐城和扬州是上海苏北人的两大主要来源。他们这一批人大多是因为战乱、灾荒等作为整个社会底层的难民身份来到上海的，例如1931年苏北发大水，就至少有7万苏北人逃难到上海。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没多少文化的赤贫农民和城市边缘人物，并伴有方言差异，在上海只能做最简单的劳工和当地人不屑的低等职业。当时这批移民中的绝大部分男性成为码头工人、黄包车夫、工厂工人、面粉厂搬运工等等繁重底层劳动力的主力军，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黄包车夫十有八九是苏北人。上海人一度用“三把刀”来形容“伺候人”的苏北人：切菜刀（烧菜的）、修脚刀（澡堂子的）和理发刀（剃头的）。而苏北女性的状况也相当糟糕，在烟草行业苏北女工集中在工作繁重的烟叶部门，工资却低于江南女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北人在就业市场上的分布结构。
总而言之，第一批江南浙江的移民以及后代们在上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他们当时的地位要远远高于第二批作为苏北难民来到上海的移民。一般以宁波人和绍兴人的后裔地位为最高，苏北的为最低，这种局面几乎是要持续至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即使在21世纪的今日上海，整个社会人群的层次中苏南浙江后裔仍旧占据了较为中上层的位置，而苏北后裔依然比较弱势。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以及移民城市内各群体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正不断趋向缓和，曾经有过的歧视与偏见逐渐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趋于消解。虽然一部分年轻人中也依然没有淡化“苏北人”这一歧视性的想法了，但在中老一辈之间还是大量存有这种观念。
郊区人 从1843年开埠至今的漫长岁月中，上海行政区域的划分经过多次更迭，城市区域不断扩张，人口也随之急剧变化与增加。秦汉时期，上海地区隶属江苏为中心的海盐县，明清时期，上海隶属江苏为中心的松江府，1912年后，上海一度为江苏的沪海道。“身世复杂”的上海城区和上海郊区相比，郊区人口变动相对较小。浦东、奉贤、青浦、松江、崇明、金山、嘉定、宝山、松江、闵行等，基本上都保留者固定的本地话，这些方言和上海市区话已有明显的不同，从口音上可以分辨。因为上海城区话的变化大，市区人难听懂郊区话，而郊区人却可以通过转音变调与市区人简单交流，从中也可看出，上海市区方言的现代巨变。 上海因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埠而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和当时全球的第三大金融中心(另外两个是伦敦和纽约)，也是当时'全球四大名都'之一,堪称'东方巴黎'。 1942年至1945年间，由于孙中山于1922提出的“大上海计划”的实施，使得嘉定、浦东、闵行、奉贤、宝山、崇明和南汇地区（如右图）一度在这段时间又并入了上海的郊区版图。而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国民政府在接手上海后未能接续计划，因而这些郊区又从上海的版图中撤离。直到解放后的1958年的行政划分调整中，这些地区才再次并入上海的版图。
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1843年上海开埠是起点之一的。以租界、华界为主体逐步发展成为远东第一金融中心，城市中的居民以“城里人”（祖上基本来自外地）、“上海人”自称，而原上海县城广大地区及周边农村的居民则被称为“乡下人”以示区别，这就是“上海宁/乡窝宁（沪语）”之争最初的起源。由于郊区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和大多数中国其它地方的农民并没有什么两样，因而在市区人的眼中，他们不过就是些“乡巴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地位甚至还不如第二代苏北移民，所以“本地人”这个词其实是稍带有轻视性质的词眼。但随着现今郊区经济水平的发展、各个新城的建设、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上海移民因拆迁而移居郊区、以及1990年后新老上海移民的矛盾加深后，这类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原本两极化的差异也在慢慢缩小。
新移民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上海开发浦东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新移民纷纷来到上海工作、生活，在这些人中定居下来的被称为“新上海人”。新移民和外来人员的区别在于是否拥有上海户口。这批新时代的移民当中有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群。对新上海人而言，无论是原住民、老移民还是郊区人，都无疑可以归入本地人的行列。不过有些老移民认为：只有真正受过上海海派文化熏陶，讲上海话，拥有上海精神的才算是上海人。与此同时一些老移民也质疑新移民和外来人员中有一些低素质人群不仅破坏上海环境，而且行为举止不文明，还挤占廉价劳动力市场，穿着也肮脏土气不得体，破坏上海的城市形象。而一些新移民认为部分上海人以偏概全的看法是对他们的歧视，并且对老上海人逐渐形成反感情绪。
新老移民的冲突，基本存在于民间，在网络较为激烈。这种冲突一般被官方媒体刻意忽视淡化。上海一些本土论坛时常有网民鼓吹各类老上海人联合起来抵抗“新移民”和外地来沪人员。而新移民则经常称老上海人为“土著人”，无论是否对方是“原住民”、“本地人”还是“老移民”，并通过贬低他们试图塑造老上海人“小气”、“排外”、“刻薄”的负面形象，同时夸大自己对上海的贡献。一些外地人有时也会被这些论调欺骗，在不了解上海人，甚至根本没有去过上海的情况下就对上海人产生莫名的反感。这是文化冲突、人口迁徙、社会转变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在抵触中存在融合，在相斥也有包容。
媒体上公开的冲突事件也有发生，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圆润离开事件”。2009年12月23日，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的主持人阚晓君用上海方言和另一位主持人聊天，收到一位声称“讨厌上海话和上海人”的听众的短信后，在直播节目中直接做出回应——“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离开你讨厌的人的周围。”这个委婉说“滚”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与关注。 古代来源 上海地区的上古居民是吴越人的一支。吴越人是周朝以来分布在长江以南吴国（今苏南、浙北）和越国（今浙江）等地的一个族群，西周时期太伯奔吴建立吴国，后又先后被越国、楚国征服，楚国时为春申君的封地，因而上海又简称“申”。秦汉，这里属海盐（中心在今金山），唐至清，属于华亭县和松江府（中心在今天松江），在晋朝的衣冠南渡、两宋之间等时期，都曾有中原人大规模移民江南。在南宋时，设立了上海镇，元朝时设立了上海县，近代以来逐渐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
其他飞地 上海在江苏和安徽尚有行政上完全属于上海市管辖的三块飞地。当地居民拥有上海户籍，通用上海话，参加上海市普通全日制高等教育统一考试。 1. 上海梅山冶金基地，在江苏省南京附近。是上海的钢铁基地之一，成立于1968年。
2. 上海大丰农场，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市中部地区，上海在此建有三个农场安置知识青年和关押劳教人员，最盛期拥有8万知青。每年供应上海粮油等物产。
3.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在安徽省郎溪地区，是关押在上海犯下刑事性罪犯人员的监狱。上海在战争时期遗留的未爆弹药也在此销毁。
上海人内涵
在上海行政区域内定居或出生并取得上海市常住户口或户籍的人都称为“上海人”。 上海“本地人”:上海人眼中的近代“本地人”，是指在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就已经定居于上海当年的核心区域───原划界南市（原上海市南市区）老城厢内的原住民。
上海“郊区人”:居住在上海郊区，拥有上海户籍的农村和城镇民众则被称为“郊区人”。
“新上海人”：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后定居上海的上海人。都是从除了上海从中国其他地区移民进来的人。 1、改革开放后，国外或者国内其他省市来上海工作并取得上海户口的第一代人。 2、改革开放后，长期在上海有稳定居住的工作生活及社交圈的无上海户口的外省市来沪人员。 上海于1843年开埠后至今，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移民蜂拥进入上海，老移民主要由江苏、浙江两省的人构成；而如今的“新上海人”，则来自四海之内。 上海人移居他乡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有不少上海人随政府西迁重庆等地，或移居香港。抗战初期，从上海内迁的工厂多达152家。这些移民在战后绝大多数又返回上海。
1949年，有众多的上海人离开大陆，移居香港、台湾或美国等地。许多在美国的上海人住在纽约附近，而上海人最初移居香港则以北角较集中，当时北角称为“小上海”。1949年以后，也有大批上海人陆续随工厂内迁。
1980年代以后，又有不少上海人移居海外。
上海人姓氏综述 上海是座移民城市；据1950年统计，客籍人口占全市总人口85%，而所谓的本籍者，也都是历史上的客籍移民。综观上海人口移人的轨迹，有突变式的急剧涌进，又有渐变式的逐步推进。
上海最早的姓氏大都来自上海郊区。每当中原或上海周边各省，发生战乱灾荒，就有人流涌向上海。诸如12世纪后的宋靖康之乱，元兵南下，红巾起义，倭乱和清军人关、小刀会和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及进军苏常、抗日战争等等，都形成了大规模的向上海移民的高潮。当然，早在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和唐末五代中原混战时，也都有一些士族庶民进入上海地区，但规模与数量还不能与后来几次相比。
对上海地区影响大且深远的移民活动，具有划时代性的应推北末未年的靖康之乱。其时，康王“泥马渡江”，中原大批官宦平民扈从陆续南下。据谱牒、史志及有关金石，共收辑有建炎南渡上海大族百家之多。如谈怡，四川青城人，南渡后居华亭；洛阳邵氏经丹徒转迁上海；吕氏，本山东莱州人，初迁寿州，转迁嘉定川沙里；翟允高，南渡定居嘉定封溪；少师凌哲，自开封迁华亭。
其他如宋末储昱，本魏人，迁居今上海三林塘。元末，无锡华文谨、太仓马、宿县石国英、金华洪恕等，移居松江；成廷于扬州迁居上海；鲍兴从邹平，魏瑶自山东迁居吴淞；汤吞自句容移崇明，邱贵五定居嘉定茭门泾。明末马晟先人由吴县东山移居松江广富林。清咸丰年间，归安郑移居新场，萧山韩仰文迁三墩，邓廷桢妻女自南京迁上海。至于抗日战争初期，据当时统计，每天有6万多人进入上海租界。可见，避乱是驱动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避乱的人流所以将上海为目的地，原因是五代以后的上海，农业耕种条件大为改善，地又偏于滨海之隅，战乱大多未及，遂为移民身良地；近代以降，则租界的超然地位，既是中国主权不完整的屈辱，又为乱世中的人们提供荫庇之地。
上海人移民主要形式
和平时期的渗透式的移民，累积起来的数字，同样十分巨大。宋嘉定十年（1217），嘉定立县时有户3万，而在这之前20年即庆元年间（1195～1200），昆山东五乡，即后来的嘉定县范围，仅14000户，20年中户籍增长1倍多，显然是移民的缘故。考察这种分散的、逐步渗透的人口迁移，主要形式是：
（1）国家组织的开发活动。南宋嘉定十五年，政府设崇明天赐盐场，发浙西、青浦、江湾的亭户；宋末、崇明新沙陆续冒出水面，朝廷又从句容以“三丁抽一”的政策，征调农民前去垦殖，从而形成崇明人大多源句容的特点。
（2）居民自发围垦活动。唐万岁通天元年（696），董、黄、顾、宋、陆、施6姓，成为崇明最早的居民；宋天圣三年（1025）姚、刘2姓迁人崇明新沙，地名姚刘沙；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朱、张、陈3姓自句容迁人崇明新涨三沙；近代，浦东新涨沙田多为海门、苏北来的居民开垦，如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南通茅纪卿举族迁三团，垦荒成市，今为奉贤茅家镇。
（3）流配。这是政府组织开发的一种形式。南宋时，浜海之地为朝廷流配罪民之地，曾有杨、王、李、钟4姓，被徙今奉贤七明乡地，后开发为杨王镇。
（4）留仕。例元初罗壁，镇江人，任上海参军总制，遂家；北宋末，浦城章为华亭税监留仕居青浦，“青浦有章氏自始”；明洪武年问，昝任黄渡河泊所大使，留仕，今崇明有昝氏，清末有著《崇明乡土志》的昝元恺，今人有上海市中学化学特级教师昝泰昌。
（5）别业。上海距杭州、南京颇近；南宋都临安，明初都南京，遂有显官于上海构营别业，派员护守。宋张浚、韩胄构别业于崇明，京口叶氏有别业在上海吴会，临安邵氏有别业于华亭。
（6）守庐。如杭州盐务大使黄绅，营墓江东（今高桥），派翟姓仆世守；明三林巡检司、闽人萧国漳殁后，子定居守制。
（7）戍守。宋宝庆元年（1225），顾泾水军寨设置（今嘉定镇北），募浙闽粤籍兵士2500人，称正兵、奇兵，采用屯垦形式，兵地合一、明初，设金山卫指挥使，下辖青村、松江、南汇、川沙、吴淤、宝山等堡、所，所授千户、百户均为世袭军籍，仅吴淤一所就有张、车、刘、庄、王、谢、宗、陶、高、冯、许、陆、卜、吴、徐、哈等16姓。再如金山卫的西贤，盯胎人，为金山卫指挥使，遂定居金山。
（8）经商。明清时，上海多徽商，近代则又多洞庭东西山、宁波、绍兴等地商人。如耿光觐于马桥、程振荣于北六灶、屠王畿于朱里、程嘉宾和毕尚于嘉定，都是经商定居，除屠王畿为吴人外，均是徽商。
（9）游学。桐乡人贝琼，于元末追随杨维桢求学，遂家上海胥浦（今金山）。
（10）分户。如归姓，自唐代迁苏州，继移昆山，自明初至明末，渐至安亭、嘉定、南翔、真如，以分户渐次东进。
（11）避祸。如南齐萧氏，为避宫廷政变，匿至奉贤萧塘；又如元末，倪云林为避张士诚的裹胁，以舟为家，飘泊九峰三泖之间。
（12）流落。宋元以降，或青龙镇，或上海镇，都为海运大港，或因政局，或因经济，一些旅寓者、经商者被迫流落定居；有或因其他意外事故，流落沪地，如浦东倪氏即因海难流落斯地，详见《倪》姓一文。
（13）隐居。宋有吕良佐居住金山，今地名吕巷；宋亡，淳安人邵桂不愿仕元，隐于青浦小蒸；明末，鲁之屿抗清殉难苏州后，家人隐于崇明。
（14）入赘。元王逢有《浦东女》诗，称“丁男殉俗各出赘”，可见入赘者颇多。大约是新移民需立足之地，一般又以青壮年男性居多，而旧移民需增加人丁，这是移民社会的普遍规律。平湖过遴之父，明初入赘华亭顾氏；同时无锡华岳人华亭苏氏；明末嘉兴包汴先人入华亭，吴兴人郑文举人金山，都是入赘的。
（15）谋生与发展。清末，盐城人底奇峰来沪谋生；清初兰溪林氏，持医术迁崇明，以谋发展。
评价上海人与新上海人
许多外地人认为认为上海人崇洋媚外，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居民缺乏文化认同感，对一切不是来自上海的事物都进行贬低，老上海人在逐渐被新移民排挤的情况下仍然自持清高等等。因此上海人与外地人在网络甚至是现实世界中经常出现互相攻击的现象。
2009年，上海脱口秀主持人周立波在节目中谈及中国南北文化时，声称“北方人爱吃大蒜，香了自己臭了别人。我们上海人爱喝咖啡，苦了自己香了大家。吃大蒜的和喝咖啡的欣赏水平怎么会相同?”不但遭到了众多指责和非议，由此还在媒体和网络上挑起了上海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激烈争论战，这导致中国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对上海人产生了极度厌恶的情绪，双方的矛盾被进一步加深。
当然，早在周立波之前，国内部分影视剧和小品也已经开始丑化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男人。例如小品演员巩汉林在春晚小品中饰演反面角色或“小男人”角色时经常刻意使用带有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此外还有著名的反面电视人物王沪生等等。不少电视剧也对上海人继续进行丑化和矮化，例如《潜伏》中的某夫人、《蜗居》中的棚户区居民以及《金婚风雨情》中的小杜等等。对此，虽然部分上海网民在网络上表达了不满，但上海市民的总体反应却并不如外地人对周立波的反应那么激烈。这也说明，从总体而言，上海人仍然是拥有较为宽广的胸怀的。
从文化层面看，新老移民（及俗称的“上海人”和“外来人口”，包括“新上海人”）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冲突，是传统的中国农业文明现代化的西方都市文明的冲突。由于上海从1843年开埠至今已经有约170年而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仅30多年，因此必然造成上海人和大部分外来人口在文化、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上的较大差异，由于这种差异造成了上海人和许多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众格格不入，进而会发生种种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其他地方的民众思想逐步解放（当然这需要很长时间），这种矛盾会逐渐消解。
此外易中天教授亦指出：上海人的特征，是一种文化特征。或者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说，是一种“社区性的文化特征”。它表现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内心规范和文化方式，而且这一整套东西是和中国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的。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描述上海或上海人的社区特征，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特征十分鲜明，而且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与其他社区相比，上海社区的异质程度很高。而在对于上海人的非议和闲话，其实至少有一半左右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而且未见得有多么准确和高明。说得难听一点，有的甚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去抨击上海人，或者对上海的先进与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经济理性”、“个体意识”甚至“卫生习惯”等等）“看不惯”或“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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