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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绝的形成
五言四句这种诗体，大量产生于南北朝。然以南朝为最多， 北朝的数量远不及南朝。艺术表现也较为朴拙。北朝以谣体为主，口头创作居多；,初唐绝句诗人注意到了诗的比兴寄托，在题材上用到一些全新的手法，比兴寄托。
如：咏石榴
孔绍安
可惜庭中树，移根逐汉臣。
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
蝉 虞世南 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自君之出矣
唐/张九龄
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
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
像五绝这样的短篇，一有了兴寄，读来就不再是一览无余，而是更耐人寻味，并加大了诗的容量。到了初唐，作家的个性开始表现出来。作家开始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发掘较六朝人深入得多。而且，此时的五绝音节和婉，运用纡徐悠扬的平韵，讲究黏对。至此古体绝句渐少，代之以近体律绝。这些诗由特殊表现一般，其境界是歌辞难以达到。这种由歌辞向抒情诗的发展，意味着五绝在六朝乐府基础上的提高，标志五绝艺术在初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2 七绝的形成
七言绝句是从七言四句的短古发展而来的。这种短古，从属于七言古诗，其根源仍是民间歌谣。由于七言诗的产生比五言诗晚得多，所以七言四句的短歌在唐以前为数很少。当七言诗开始隔句用韵，体合七绝的短古就产生了。其中南北朝时期魏收之作，在声律上已很近于律诗。到了初唐，由于近体律诗完成，于是梁陈以来数量与日俱增的七言四句体格律逐渐稳顺，近体七绝便就此产生了。当七言诗开始隔句用韵，体合七绝的短古就产生了。现存最早的作品，是南北朝文人鲍照的《夜听妓》、汤惠休的《愁思引》和魏收的《挟琴歌》。其中魏收的 挟琴歌 南北朝/魏收
春风婉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
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箸下成行。
这首诗在声律上已很近于律诗。自梁代后，这一类作品继有作者，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能与已经作为流行体裁的五言四句小诗相提并论。到了初唐，由于近体律诗完成，于是梁陈以来数量与日俱增的七言四句体格律逐渐稳顺，近体七绝便就此产生了。
这样，七绝与五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五绝的发展，源远流长，代有才人，佳作累累，体裁的历史延续性影响明显；七绝的古体阶段很短，没有等到出现稍可寓目之作，就已律化，因此它与律诗的关系就特别密切。五绝与音乐曾有密切关系，长期以乐府歌词的面目出现。而初唐以前的七绝，还没有取得相同的资格。这双重的原因，使得七绝比五绝更多接受近体律诗的影响。
近体律诗对七绝的影响，除声律而外，主要表现在骈偶化的趋势上。初唐五绝虽出现了近体，却不尚对偶。而初唐七绝却不然，不仅音律、词藻，且对仗也极为讲究。初唐七绝，多以对仗作结，即下联对仗，或四句整对。对结之句，有时很工整，有时不甚工整，这样就形成了七绝的一种“初唐风格”。
唐代绝句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古绝之完善、律绝之定型，都完成于初唐。特别是盛唐时期，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等一批伟大诗人，使绝句达到了高峰。盛唐绝句较之前同体之作，在意境、表达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突破，绝句体裁的艺术潜力第一次得到长足的发挥，成为一种以小见大、深入浅出、情韵双绝、雅俗共赏的成熟诗体。由此产生的绝句史上的经典作家和大批典范作品，成为昔人论述绝句的压卷之作。如：
独坐敬亭山
唐/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这些诗作的出现，表明了盛唐绝句在艺术上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因而盛唐在整个绝句史上，可独自成为一个虽然短暂却最为辉煌的时期。
宋代虽然词体流行，但古今体诗并未衰歇，而且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诗比词有更崇高的地位。就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说，诗也比词要多很多。就作品的内容风格，宋诗也有独特的地方，并不是唐诗所能概括的。因此宋以后习惯上把注重抒情含蓄和以意兴见长的一类诗，就称作唐音，对于注重摅（shū）思说理和以深沉见长的一类诗，就称作宋调。其后元明清三代虽然诗人很多，但大概都可归于这两类。由此可见宋诗在文学史上，也有它独特的面貌的。
此后，元、明、清三朝的诗人虽然很多，但多是在模拟上下功夫，很少再有著名的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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