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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思想史上，尼采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哲学家。此争议既来自于其思想本身，也来自于其思想与德国法西斯主义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一方面，尼采的超人哲学及其思想中大量与战争相关的内容无法回避；另一方面，认为尼采是法西斯主义思想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的观点，也一直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尼采对战争的沉思，本质上是以其权力意志论特别是超人哲学理论为基础，在伦理的维度展开的，只有从伦理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尼采的“战争”的真正含义，也正是基于他的战争伦理思想，才能理清他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种种纠葛。 一、尼采战争伦理思想溯源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有其自身的语境，这种语境通常由思想的历史延承和当时的时代状况构成。尼采战争伦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西方崇尚强权的政治哲学传统、德意志尚武的民族精神和思想家们对人性伦理的关注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1.崇尚强权的政治哲学传统 自柏拉图始，经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到黑格尔，这种传统一直存在于西方政治哲学中，尼采的哲学亦深深扎根于此。 Machiavelli 马基雅维利认为权力是政治的核心，也是政治的目的，因为没有权力，社会就没有稳定和安全，国家就没有统一和秩序，人民生命及其财产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只要对统治有利，统治者就不应以传统的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动，而应该以目的证明其手段正确。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思想开创了强权政治的思想传统，由此也书写了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新篇章。尼采是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热烈崇拜者，他的“权力意志”与“权力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对道德的阐释同样继承了马基雅维利对善恶、道德和非道德概念的相对化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一种“宏伟的美德政治”，即由超人统治的伦理国家。 霍布斯承袭了马基雅维利开创的传统，并围绕权力关系提出了关于国家和政治制度的主张。霍布斯指出，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最大权力保存自己的欲望，这便可能使人们处于“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为了平衡，就需要社会契约和代理这种契约的组织——国家，接受契约的代理权利者是统治者。霍布斯认为，只有统治者强大到足以产生威慑作用的地步，才能真正维持社会契约，这也意味着国家元首应当拥有绝对的权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与霍布斯一样，尼采也认为权力是人最根本的本能，也认同霍布斯提出的国家与道德一体的政治哲学，但他把霍布斯的自然权力改造成了权力意志。 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将崇尚强权的政治哲学传统推向了极致。黑格尔从绝对精神的运动史来定位国家，认为国家是世界历史的目的，人的自由和价值只有在国家当中才有意义。黑格尔勾画了国家发展的必然过程：首先是家长制的或军事武功的王权，然后是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最后是君主政体。他特别区别了最开始的王权和最后的君主政体，认为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君主实际上就是绝对精神的化身，那些被杂多的意见困扰的民众只有接受绝对精神的指引，才能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篇章。因此，黑格尔认为战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非常必要，它是伟大的纯洁剂，有益于恢复“被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虽然尼采从来就不乏对黑格尔的批判，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和绝对精神概念都深契尼采的精神意向。在某种意义上，尼采正是沿着黑格尔开创的道路走下去的，只是他走得更远。 2.德意志尚武的民族精神 德意志历来是一个尚武的欧洲大国，尚武精神某种程度上也是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日耳曼民族最初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野兽横行的黑森林中，“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培养了日耳曼民族坚强的意志，也造就了他们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这些天然地转化成强烈的战斗精神。 进入 18 世纪，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德意志对统一的要求日益迫切，经过多年的经营和征战，普鲁士的军事力量大增，到 19 世纪初，普鲁士已成为欧洲政治舞台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凭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全民皆兵的尚武精神，普鲁士最终统一了德国，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思想也渗透到了整个德意志，并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使德国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是德国军国主义的典型表现。 尼采深受普鲁士民族精神的影响，并且主动参加了德意志统一战争。1870 年夏天，德法战争爆发，正沉浸于狄奥尼索斯狂暴的英雄主义氛围中的尼采，毅然放弃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工作和手头正在撰写的关于古希腊悲剧的文章，作为一名卫生员参加了战争。虽然仅仅在西部战场呆了四周左右的时间，但这段经历对尼采的思想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3.对人性伦理的关注 德意志民族不仅拥有崇尚强权的政治哲学传统和尚武的民族精神，而且从来都不曾离开对人性伦理的极大关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是其思想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明显地体现在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中。康德哲学的落脚点是道德哲学，其伦理关怀充分体现在“人是目的”的论断上。康德认为，纯粹理性是道德实践的基础，这是一种自发的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约束的能动力量，它的意义就是自由，唯有自由的人才能自主自觉地行善，而唯有自主自觉的行为，才有道德价值。黑格尔强调，只有精神才“使人成为人”，但“人所有的一切都得归功于国家，只有在国家里才能发现他的本质。一个人所拥有的所有价值，所有的精神现实，他只有通过国家才能拥有一切”。通过这种转化，黑格尔将人的精神性最终落脚到国家这个概念上，个体的最高职责就是成为国家成员，个体生来就与国家共属一体。 尼采充分吸收了康德对“人是目的”的主张和自由是不假外物的纯粹意志的思想，他提出的超人和权力意志与这两者密切相关。超人的目的即是使人“是其所是”，超人的可能性并不在外向寻求之中，而在于人自身的权力意志。尼采同样也吸收了黑格尔将人的自由和价值与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思想，这既构成了他克服虚无主义的尝试，也启发了对超人拯救的探索。 二、尼采战争伦理思想要义 自卢梭开始，现代性危机就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摆在哲学家们面前。洛维特曾从对现代性批判的角度评价尼采：“他是一个颠倒的卢梭：是一个卢梭，乃是因为他对欧洲文明同样强烈的批判；是一个颠倒的卢梭，乃是因为他的批判尺度与卢梭关于人的理念恰恰相反。”这种特殊的哲学品性，构成了尼采哲学及其战争伦理思想的基本背景。 1．“重估一切价值”的战争预示 起初，尼采将现代性危机仅仅看作政治和文化的危机。随后，尼采逐渐意识到这种危机不仅存在于现代性当中，而且深深地扎根于两千年的西方文明本身。于是尼采喊出了那句震古烁今的话：“上帝死了。”在尼采那里，“上帝”不仅是基督教的神，也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味着自柏拉图开始的超感性的形而上学世界。“‘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虚无主义开始浮出水面。但在尼采看来，虚无主义并不简单地是那种无可确定、没有准则、任意飘忽的虚无状态，而是至少有两层涵义：一种可称之为否定的虚无主义，它以更高价值否定生命，否定权力意志；另一种可称之为反动的虚无主义，认为生命虽得以存留，但其价值和意义已经被剥夺。“上帝死了”，意味着一切意义和价值都变得毫无意义，生命滑入自身的虚无 之 中。所以尼采说：“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最高价值自行贬黜。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之何故’的回答。” 尼采认为，在摆脱对上帝的幻想之后，人自己要赋予世界和自身以意义和价值，人只有从自己的价值丰富性中，才能展开人的本质的可能性。“上帝死了”，既意味着一种终结，也意味着一个开端，一种新的希望。这种希望，就在对“一切价值的重估”之中，而这正是尼采战争伦理思想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尼采试图通过猛烈的批判而达成对善恶的超越，但是对一切价值的重估显然并非仅仅是摒弃道德，或者将其颠倒，而必然包含对旧价值的绝对否定，新的价值只有在战斗中才能使旧价值没落，才能体现自身的本质力量。所以，在最高价值的“贬黜”背后，隐含着根本性颠覆的前提：一个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成为必须，这个原则被尼采认作权力意志，它必然预示着一种风暴、一场战争。 2．“伟大的战争”是通向超人的必经之途 尼采早年就对战争有着非比寻常的热情，这与当时占据他全部灵魂的悲剧哲学密切相关。尼采在追溯希腊精神时发现，狄奥尼索斯的悲剧就在于既肯定生命存在的快乐和生成，也肯定生命的痛苦和毁灭，这种悲剧精神其实就是“英雄精神”，即“同时直面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快乐”。通过对狄奥尼索斯精神的挖掘，可以重新唤起那些已经被遮蔽了千年的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德法战争时期，尼采之所以满怀热情地投入军营之中，就是因为他把战争的爆发作为狄奥尼索斯精神的突破来经历，将战争等同于作为一切事物之父的狄奥尼索斯，并给战争赋予了艺术的色彩。在尼采看来，战争本身既包含创造，也包含毁灭，实际上就是狄奥尼索斯世界的再现，是人类不可逃脱的命运，这是人之悲剧的基本形式。只有经历“同时直面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快乐”这种最高的肯定公式，生命才回到存在本身，才有价值，才值得一过。 尼采继续追踪神秘的狄奥尼索斯的深刻含义，这就引向了权力意志和永恒轮回。尼采所谓的权力意志，作为一种有力的有创造性的意志，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取”，而是“给”，是“外溢”和“发射”。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权力意志的根据并不在某种匮乏感中，而不如说权力意志本身就是最充沛的生命的根据”。生命以权力意志为价值标准，当人置于权力意志的本质状态时，人的存在就被置入另一个发生维度之中：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就是人的自我克服，成为是其所是；对于整个人类而言，就在“更高的历史之中”。在尼采看来，作为开创这样一个新时代的人的本质形态，乃是超出迄今为止的人，尼采称之为“超人”。 “超人”是那种根据权力意志所规定的现实性的人，他超出以往所有的人，它将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尼采将此称之为“伟大的政治”。在尼采那里，“伟大政治”旨在将人从以往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人成为自身的立法者，并且这个立法者决不是贫乏的人，而是拥有丰富的创造性生命力的人。但是，尼采指出，个体的身体中必然引发能动力和反动力之间的激烈斗争，这种力的斗争正是战争的根本动力，它将在社会中召唤颠倒奴隶统治的“伟大战争”，尼采将此称之为“争夺地球统治权的斗争”。 所以他说，“一定会有战争，有一场地球上从未有过的大战。从我开始，世界将会有伟大的政治出现”。当此之时，人已不再是人，而是另一种生成——超人。 人要实现向超人的跨越，必须经历训育和培养——永恒轮回——永恒的创造和永恒的毁灭。对尼采而言，战争就是某种永恒轮回的现实形式，战争本身包含毁灭与创造的颠覆性意义，就是实现价值重估和生命的最高肯定形式的必经之途。因为在最后的人与超人共同存在的伟大政治时代，只有将人“贬低”，只有通过当前的伟大牺牲和战争，人类未来的巨大可能性才是可以想象的。 3．“伟大的战争”是“伟大的创造” 在尼采看来，战争与他毕生追求的一些价值密切相关，战争有利于洗涤文化污垢，是实现人之本质的手段，它本身包含着巨大的创造性力量，并在某种意义上能重建人与世界的神圣价值。因此，他高度颂扬战争。 战争有利于促进文化的繁荣。尼采认为，战争是狄奥尼索斯世界的一种真实表象，它能够进化文化，促进文化的繁荣，提升生命本身应有的创造力。换言之，阶段性的战争作为紧急情况，作为狄奥尼索斯的表征，对文化乃至生命自身的欣欣向荣不可或缺。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但愿他们在认真阅读这部著作时惊讶地发现，我们是在讨论多么严肃的德国问题，我们恰好合理地把这种问题看作德国希望的中心，看作漩涡和转折点。”然而，德国在战争中的胜利并未让尼采看到文化的胜利，却看到了精神的危险和文化衰败的可能。因此，战争结束后，尼采重新回到了他的沉思中，他对战争的思考也由现实的战场回到了思想领域。他看到，战场上的胜利并不能带来文化的真正繁荣，而必须寻求精神的自我超越，也即真正的战争不在战场，而在于思想本身。这也预示着尼采之后的思想取向。战争是实现人之本质的手段。 赫拉克利特有一段名言：“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尼采对此深有同感，但他对战争与人之关系的挖掘比赫拉克利特更为深刻。尼采认为，战争是实现人本质的重要手段。战争意味着全新的价值转换，它是权力意志最激烈的运动，是生命回归生命本身并敞开其本质的基本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战争也意味着永恒回归——肯定创造，也肯定毁灭，使反动力永恒趋向能动力，激发生命的能量，凸现生命的权力意志。所以，尼采说：“我劝你们不要去工作，而去斗争。我劝你们别追求和平，而追求胜利。你们的工作就是斗争，你们的和平就是一种胜利”，因为“拯救那些至今陷于不幸的人的，不是你们的同情，而是你们的勇敢”。概言之，对于个体而言，战争能克服生命本身残酷的自我否定精神，成为其本身；对整体而言，战争既是一种冒险，也是人类未来的希望，在战争的残酷与至恶之中，孕育着人类新的可能。 “伟大的战争”是“伟大的创造”。“创造”是尼采极其喜欢的一个词汇，他的核心思想基本上都与这个词息息相关。从上帝之死到虚无主义，从虚无主义到权力意志，再到永恒轮回，最后到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尼采的基本理路就是沿着“创造”一路走来的。当然，尼采十分清楚，任何创造都意味着对旧的存在的打破，为了实现“超人”的伟大创造，就必须忍受极度的痛苦，甚至毁灭，因为“人要臻于至善，必须先做到至恶。人的一切至恶，乃是人的无上的力量，对于最高的创造者，就是最坚硬的石头，人必须变得更善和更恶”，而这种毁灭和至恶，就是所谓的“战争”。为了实现“伟大的创造”，必须诉诸“伟大的战争”。从这一点出发，尼采指出，未来的主人——超人，必然是一群不断在毁灭中创造的战士，在不断的战斗中，他们浴火重生，为人类创造价值和新的可能，给大地赋予它的意义。“好的战争是任何事物神圣化”。对尼采而言，并非任何一种或一场战争都意味着文化繁荣的可能和人的本质的实现，只有“好的战争”才能彰显这种“伟大的创造”的能量，只有“好的战争”才使事物神圣化。在尼采那里，“战争”总是与“战士”置放在一起的，只有当“战士”存在的时候，“好的战争”才有可能。“战士”绝非通常意义上的士兵，尼采强烈鄙视大多数现存的武装力量，认为他们没有忠于军人精神本身，充其量是一群现代国家的奴仆。他指出，“战士”是查拉图斯特拉的伙伴，是一群“崇高的人”。他们生命的职责经常与偏好或幸福相冲突，他们生命的尊严不停地与现实世界作战。战士们的目标是崇高的美德，他们是旧道德的破坏者，新道德的奠基者，是旧世界的毁灭者，新世界的创造者。 因此，所谓“好的战争”就是那种摒弃了利益、欲望、仇恨等不纯粹的因素，而在“纯粹的善”的指引下，在勇敢的毁灭中努力创造的战争。随着这场战争的胜利，超人将会横空出世，这个被虚无主义笼罩的世界也将被狄奥尼索斯的（或权力意志的）世界取代。当以这样一个神圣的目的去战斗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将变得神圣。 三、尼采战争伦理思想困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尼采的战争伦理思想被法西斯主义利用，尼采本人也被冠以法西斯主义思想先驱之名。这固然与法西斯主义的宣传鼓噪有着莫大的关系，但尼采战争伦理思想本身的困境，也确实给了法西斯主义利用的可能。 1.主奴道德论的困境 在展开道德批判时，尼采明确做出了两种道德区分：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对两种道德的区分和批判，旨在打破已经延续千年的奴隶道德的统治地位，实现对一切价值的重估，以此迎接超人的到来。然而，有三个问题尼采并未解释清楚：第一，在“奴隶”拥有数量优势和种种狡猾伎俩并占据统治者地位的状况下，“主人”如何获得领导的地位？如何赢得统治的权力？是否必须诉诸暴力？这种暴力又源自何处？如果“奴隶”愿意放弃既得利益而追随“主人”，伟大的查拉图斯特拉为何常常寻觅不到和他一起战斗的“伙伴”？第二，既然“主人”道德必须经过激烈的毁灭和创造，以及永恒轮回这种“最棘手的思想”才能破茧而出，查拉图斯特拉尚需经过极度艰苦卓绝的战斗，才明白永恒轮回，那么普通民众如何能够领会这种高深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一再被误解的思想在现实世界中怎能保证不被歪曲利用？第三，虽然神圣的真理与大众结合的确会产生奇迹，但真理常常被误解，甚至被小人歪曲利用，大众化往往容易引起通俗化，通俗化则可能阉割神圣的真理，钝化高深的智慧，甚至歪曲改变真理，制造闹剧乃至悲剧。连伟大的先驱者查拉图斯特拉都一直在跟形形色色的误解作斗争，直到最后才实现了对自己的救赎，那么这种“奴隶性”的反叛又该如何避免？ 2.伦理国家的困境 尼采一直对古希腊国家充满着尊敬和赞誉之情，甚至认为古希腊国家为人类整体存在树立了一个典范。在 1871 年关于“古希腊国家”的未发表的文章中，尼采批评现代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把政治生存降低到一种庸俗化、平板化的层次，而主张一种从柏拉图那里获得灵感的伦理国家的概念。他指出，希腊人“本身就是政治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政治的动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每个人只有在他作为天才的一个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工具时，才是有尊严的。尼采认为，柏拉图的错误只是在于他把天才只设想为认知意义上的人，而不是“战士—哲学家—艺术家”的混合体。 关于伦理国家，简单地说，是指国家不仅担负功利性的目的——保护生命及财产安全，而且具有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伦理意义，即国家的意义在于为人的完善和整体的进步塑造条件，使人在成为人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在这样一个国家概念里，领导者是“哲学王”，个人只有在“哲学王”的引领下，推进人类整体的进步才有意义。在尼采之前，卢梭同样抱有这样的国家理念，“那些想把政治与道德分开论述的人，对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一无所获”。尼采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理念，那就是“超人”的统治，但是无论如何，尼采这种伦理国家的理念，都与他自己对个人的宣扬自相矛盾。 尼采在其伦理和政治思想上，可以准确地被描述为一个贵族式的个人主义者，他批判现代政治是平庸者的统治，远不能培养真正独立的个人类型。在他看来，民主运动不仅是“政治组织的衰败形式”，同时也是“人”这种类型的衰败形式。但是，在“超人”统治之下的伦理国家中，个人只有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天才的工具才有意义，在这种状况下，个人的独立和选择显然难逃被扼杀的命运，很难摆脱虚无主义，实现自我超越。 3.伦理拯救与暴力政治的矛盾 作为尼采代表作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讲述的就是一个下山“拯救”的故事。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海德格尔德认为可以用一个公式来回答：“查拉图斯特拉是同一物的永恒回复的教师和超人的教师”，超人的教诲的目的是使人不仅是自己的拯救者，而且能使自己不再需要拯救，永恒轮回的教诲的目的是通过告诉人们“时刻”的永恒，从而把意志从奴役当中解放出来。总之，查拉图斯特拉的主题就是“拯救”。 但是，在伟大政治的观念中，在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建立超人的有力统治时，尼采教育我们的是，追求至高地位的贵族意志，就要展开“争夺地球统治权”的斗争，而这些则需要依赖暴力政治或强权政治才能得以实现。这显然和查拉图斯特拉“下山”拯救的伦理含义相抵触：在查拉图斯特拉“下山”的故事里，重点是勇气和担当责任的伦理学。然而，在“伟大政治”的观念中，重点是信仰和暴力。尼采所谓的拯救只是对强者而言，而弱者只能被毁灭。如何协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当道德与政治这两者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当某一种政治被打上了终极拯救的时候，往往很容易产生严酷的暴力，而且这种暴力也常常会打着神圣的名义诱人视听。 来源：《唐都学刊》2014年11月，第30卷第6期，第1-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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