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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振甫（1911-2000），浙江平湖人。著名学者，古典诗词、文论专家，资深编辑家。193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跟随当时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先生学习治学。1932年秋，入上海开明书店任《辞通》校对，后任编辑。1951年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1971年借调到中华书局，参加《明史》 我国的古代散文，跟古代诗歌一样，都是源远流长，有不少传诵的名篇。欣赏古代散文的名篇，有助于丰富我们这方面的知识，提高我们对古代散文的欣赏力，体会古代散文的感染作用，从中取得借鉴。 欣赏古代散文，第一要弄清楚那篇散文在讲什么，即弄清楚作者的用意。有一些古代散文，它的用意有时不明白说出，有待于体会，像司马迁《报任安书》便是。这封信里讲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极有名的话，这也是篇极有名的散文，但这篇究竟在讲什么，却引起了疑问。这篇是给任安的回信，任安写信给他，劝他“推贤进士”，即向汉武帝推荐贤人。那司马迁的回信，只要说他因为李陵战败投降匈奴，他替李陵说话，因此得罪，受到宫刑，他身已残废，没资格推荐贤人，就已经够了。可是信里还讲屈原放逐作《离骚》，孙膑砍了膝盖骨作兵法，来比他的作《史记》。再说他在受宫刑前就在著作《史记》，跟屈原、孙膑不一样，那他讲这些干什么？而且，信里又提到任安犯了死罪，不久要被处决，这跟他这封复信又有什么关系？因此包世臣在《艺舟双楫》的《复石赣州书》里说，这封信是两千年来没有人能读懂的。他认为任安是在监牢里写信给司马迁，请他救自己，不好明说，只好说请他推荐贤才。所以他的回信，提到任安“犯了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再过十天或一月，迫近冬季，就要处决了。他提到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就受了宫刑。所以他不能救任安。他受了奇耻大辱的宫刑，没有死，为了著作《史记》，他是为《史记》活着。暗示他不能救任安，他一救任安，就得被杀，他的《史记》就著不成了。包世臣因此说两千年来没有人读懂这封信，夸耀只有他读懂了。 包世臣的话对不对呢？这就要靠知人论世了。《汉书·司马迁传》里说，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司马迁，可见任安是在做益州刺史时写信的，不是在监牢里写信的。任安写信后，被调到京里来做护北军使者。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江充说太子宫内有巫蛊气，因为他在太子宫里挖出桐木人。其实桐木人是他带进去的，用来诬陷太子咒死武帝。太子被逼假造武帝的诏书，说江充谋反，杀了江充。太子召护北军使者任安发兵，任安接了太子节。太子与丞相刘屈氅战，任安不发兵。太子战败自杀。武帝认为任安在观望，太子胜了，他接了太子节；太子败了，他不出兵。因此把他关在牢里，判了死刑，准备处决。司马迁的信里说：“会东从上来”，“今又薄（迫）从上雍”。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三月，司马迁从武帝东封泰山；十二月，从武帝西巡雍州。复信里又说：“曩者辱赐书”，说明任安的信是以前写的，即在太始四年前写的。巫蛊之狱在征和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公元前92—前91年），任安的信是公元前93年以前写的，任安犯罪是在公元前92—前91年。任安的信写在巫蛊之狱前一年或两年，是他在益州刺史任上写的。因此，包世臣的解释是不对的。再说，《汉书·司马迁传》里先写司马迁写成了《史记》，再写《报任安书》，司马迁在复信里也讲已经写成了《史记》。包世臣说他因为《史记》没有写成而不能救任安也不对。 那么任安在做益州刺史时，写信给司马迁，司马迁为什么不写回信？到任安快要被处决前才写这封大发牢骚的信呢？原来任安劝他推荐贤才，就是想请他推荐自己进京做官。司马迁收到信后，碰上武帝调任安进京做护北军使者，任安的目的已经达到，加上司马迁又忙着跟武帝东封泰山，西巡雍州，所以没有写回信。到任安快要被处决时，他怕任安死了，“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所以写回信。任安有什么“私恨”，他有什么“愤懑”呢？原来任安接了太子节，不出兵，是犯了罪。不过太子是假造武帝诏书来发兵的，当时事起仓促，只有接近武帝的人才知道诏书是假的，任安怎能知道。他接太子节，当是相信武帝命令太子发兵的。但很快知道丞相出兵与太子战，说明诏书是假的，因此他不出兵，那他没有死罪。武帝判了他死罪，使司马迁想起他替李陵说了话，不该处宫刑，却受到宫刑。当时判刑的可以出钱赎罪，可是他没有钱。当时任安不该处死却被判死罪，任安也没钱赎罪。因此提到任安有“私恨”，引起了他的“愤懑”，所以在信里大发牢骚，表示对任安即将处死的不平，含有他无法救任安的意思。那么要了解司马迁写这封信的用意，就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即知人论世。读其他名篇，跟当时情况有关的，也要知人论世，了解当时的情况，才能了解作者的用意，作深入体会。 第二，欣赏古代散文，要深入进去，还需要找问题，作全面的探讨。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复李迈堂祖陶书》里提出问题，认为司马迁《史记》中的《六国表序》跟《秦始皇本纪赞》有矛盾，看到了疑问，再反复读书，能够深入进去。他认为《六国表序》开头讲秦襄公祭上帝，就是违反礼制，因为只有天子可以祭上帝，秦襄公是诸侯，是不能祭上帝的。又讲秦国“先暴戾，后仁义”。司马迁是反对秦国的违反礼制，又暴虐的。又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秦国既然暴虐，为什么又说它成功大呢？又提出“法后王”来，即指汉朝效法秦朝。司马迁是汉朝人，不好批评汉朝，所以在《六国表序》里用了曲笔，为了维护汉朝，所以对秦国的违反礼制和暴虐虽然不满，还说它成功大。包世臣又指出《秦始皇本纪赞》里引了贾谊的《过秦论》，批评秦朝的灭亡，是由于不行仁义。这跟《六国表序》里说秦国“先暴戾，后仁义”却“成功大”，不是矛盾吗？因此他认为司马迁说秦朝不行仁义而灭亡，是他的看法；说秦国暴虐而成功大，是为了维护汉朝的学习秦朝说的，不是真心话。包世臣这样找矛盾，想对司马迁的散文作深入探索本意是好的，但他缺乏全面探讨，所以他的看法不正确。司马迁在《六国表序》里，一方面批评秦国违反礼制，又残暴；另一方面指出：“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何异。悲夫！”他指出时代不同，应该改变才有大的成功，所以要“法后王”；又因为跟自己时代相近，世俗的变化相类似，议论浅近，容易实行。在这里指出秦国的成功在于能够适应时代变化。赞美汉朝的“法后王”，即效法秦朝的政治制度，批评不敢讲秦朝制度的人。那他在《秦始皇本纪赞》里为什么又批评秦朝不行仁义而亡呢？这是两回事。他赞美的是秦国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制定新的法制；他反对的是秦朝不行仁义。他认为汉朝在法制上应该继承秦朝，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应该实行仁义。对他来说，这两者并不矛盾。因此，在阅读古代散文时，既要找问题，还要作全面了解，才能作深入探讨。 第三，可作比较。古代散文写同一件事的，可以通过比较来分辨哪个写得好。像写鸿门宴，《史记》、《汉书》里都写了，就可拿来比较。《史记·项羽本纪》里写道：
就这一小段，《汉书》写在《高祖本纪》里，把五人的座位方向删了，只说：“范增数目羽击沛公，羽不应。”把“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删了，把“默然”删了。范增对项庄说的“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简作“汝入以剑舞”。这段下面，《史记》作，“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这些话《汉书》里都删了。《史记》里细致生动的描写，《汉书》里大多略去，保留一些情节。大概《汉书》要把《史记》的文学散文改为历史。从文学散文的角度看，《汉书》比《史记》差远了。这也说明文学散文要写人物的精神面貌，与历史重在记事不同。 再像评论人物，像《论语·述而》里。子贡问：“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说：“古之贤人也。”问：“怨乎？”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这是指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儿子，孤竹君遗嘱立叔齐为君，叔齐让位给哥哥伯夷，伯夷说这是父命，不肯受，两人互让，一同逃走。孔子称互让为“仁德”，他们求仁得仁，没有怨。当时卫出公要孔子出来做官，孔子因出公不肯把君位让给他的父亲，认为出公无礼，因此不肯出来做官。他赞美伯夷、叔齐无怨，正说明自己不出来做官，也是无怨。孔子就让位这件事来赞美伯夷、叔齐，在当时争权夺利的风气中，是有讽刺作用的。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里，说伯夷、叔齐反对周武王伐纣，因此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采薇。“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兮。神农虞夏，忽焉（然）没兮，我安适归（回到何处）矣。吁嗟徂（往，指死）兮，命之衰（指不利）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是观之，怨耶非耶？”司马迁采用了伯夷、叔齐饿死前作的歌，认为伯夷、叔齐是怨的。司马迁用了伯夷、叔齐饿死悲歌的材料，说天道无知，不能帮助善人，这是结合他自己的遭遇说的。他替李陵说话，受到宫刑，因此借伯夷、叔齐来表示他的怨。司马迁在这里指出“天道无知”，是进步的。不过司马迁引的歌里，把武王伐纣说成以暴易暴，不符合历史的记载。韩愈写了《伯夷颂》，称赞伯夷：“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韩愈赞美伯夷的特立独行，指他不怕得罪武王，敢于反对伐纣。不过他的文章里有个矛盾。他认为伯夷是“适于义”，即认为伯夷的反对武王伐纣是正义的，那么武王伐纣就成了不义的了，可他又说：“武王、周公，圣人也，以天下之贤士与天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从这句话来看，武王伐纣应该是正义的，伯夷的反对武王伐纣，又怎么是义的呢？原来韩愈是借伯夷来赞美自己，借伯夷的反对武王伐纣，来比自己的敢于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进宫。借伯夷的特立独行来赞美自己的特立独行，认为自己是正义的，所以也称伯夷是义。当时人称皇帝是圣人，所以称“武王、周公，圣人也”。所以他写《伯夷颂》没有感到有什么矛盾，因为他的《论佛骨表》是正义的。但就韩愈的《伯夷颂》看，上面指出的矛盾是存在的。倘武王伐纣是正义的，那么伯夷的反对就不义，伯夷的特立独行就不该歌颂了。王安石也作了《伯夷颂》，说：“伯夷尝与（姜）太公闻西伯（周文王）善养老而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灭）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耶？及武王一奋（奋起伐纣），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人民）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耶？”“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功）岂下太公哉？”王安石这样赞颂伯夷，说伯夷会帮武王伐纣，实际上是希望当时的前辈，赞助他实行变法，一起建功立业。这是对当时反对变法的人说，伯夷不会反对武王伐纣，你们也不要反对变法，要像伯夷那样赞助伐纣来赞助变法。不过这篇赞也有个缺点：历史上只有伯夷反对武王伐纣，没有赞美伐纣的说法，因此王安石这样说没有根据。通过这样比较，我们既了解以上这些讲伯夷的文章，都是古为今用，借伯夷来替自己说话。其中讲得确切的是孔子；司马迁提出天道无知是进步的，但引用的歌词有问题；韩愈的颂有矛盾；王安石的颂没有根据，凭空设想，更不行。通过比较，我们得知，材料和论点一定要切合，有根据，没有矛盾，这样才能成为完美的论文。 第四，通过比较，还可以探索古代散文的继承和发展，即把两家有关系的散文来作比较，看他们的相类似和不同。欧阳修的散文有继承韩愈散文的，但又有发展。拿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同韩愈的《送孟东野序》比，就可看出来。韩愈在序里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即“不平则鸣”的著名论点。欧阳修在序里提出：“盖愈穷则愈工”，即“穷而后工”的著名论点。穷困不得志才有不平，不平的鸣声才好，所以“穷而后工”就从“不平则鸣”来的。但韩愈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伊尹鸣殷”，“周公鸣周”。结合“不平则鸣”来看，受到压抑，才有不平。咎陶、禹、伊尹、周公都是掌权的人，谈不上什么“不平”，就跟“不平则鸣”联不上了。又说：“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这里，韩愈把李白、杜甫说成是“以其所能鸣”，说孟郊“始以其诗鸣”，用个“始”字，说以诗鸣的是孟郊开头，那在孟郊以前的李白、杜甫都不是以诗鸣了吗？这是一；说孟郊“存而在下”，好像李白、杜甫都是在上了，这是二；又说：“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使“鸣国家之盛”，就同“不平则鸣”相矛盾。韩愈的序就有这些问题，这说明韩愈序创见不错，但逻辑性差一点。 欧阳修序讲“穷而后工”，从“诗人少达而多穷”来的，指出“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从实际情况来说，又指出“盖愈穷则愈工”，是“穷而后工”。不提到得意的达官贵人，这就没有矛盾。这篇讲梅圣俞“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都是讲梅圣俞的诗是穷而后工。韩愈序从唐虞三代讲到唐朝，像有意在做文章。欧阳修序只从梅圣俞身上讲，讲他的穷困，讲王文康赞美他的诗说：“二百年无此作矣！”讲得比较自然，逻辑性强。从风格看，刘大櫆称韩愈序“雄奇创辟，横绝古今”；林云铭称欧阳修序“婉曲淋漓，感叹欲绝”。这是善于借鉴而又加以变化的一例。 这样，就欣赏古代散文来说，先弄清楚古代散文的用意，体会到作者在散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包括他没有说出来的言外之意），才有助于我们的欣赏。接着，要对古代作家的散文作全面的探讨，把作者所作的有关的散文，结合起来看，看得更为深入。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深入进去。第三，还可对写同一题材的散文作比较，通过比较，看出不同作者对同一题材的取舍和用意，分别他们所写散文的得失和高下，提高我们的欣赏力。从古代散文的思想性到艺术性都可以作探讨。第四，这种比较，还可以跟古代散文的继承和发展联系起来，那就超出了对个别散文的欣赏，对个别散文家的研究，接近于对古代散文史的探索了。就散文史的发展演变来看，看到唐代散文跟宋代散文的不同，通过对唐代韩愈散文跟宋代欧阳修散文的比较，逐步弄清楚他们的继承和发展，进而弄清楚唐宋散文的演变了。 ——摘自 周振甫《古代散文十五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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