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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段存疑的历史。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9月1日，俄国彼德林使团到达北京，由于未带供品，也无国书，万历皇帝没有接见他们，但明朝政府仍旧热忱的接待了他们并允许他们在中国进行贸易。使团在北京停留了一个多月，于10月11日离开返回俄国，带回了一份万历皇帝的回信，关于这份“国书”的真伪和使团是否真的到达了中国，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郝振华在《两封中国明代皇帝致俄国沙皇国书真伪辨》中极力论证了国书乃是伪造的，使团也不曾到达明朝。然而我关注到的却是论文中的国书和俄国档案里国书翻译过来后奇怪的文本差异。
在俄国1880年编纂的《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引进）中，这份国书的文本是这样的： 中国万历皇帝。有二人自罗斯来。中国万历皇帝语彼等俄罗斯人曰：尔等既为通商而来，则通商可也。归去后仍可再来。在此世上，尔为大国君主，朕亦为大国皇帝也。愿两国之间道路畅通无阻，尔等可常相往来。尔等进贡珍品，朕亦以优质绸缎赏赐尔等。而今尔等即将归去，如再来，或大君主派人前来，应携带大君主之国书，届时朕亦将以国书作答。尔等如携有国书前来，朕即命以上宾相待。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朕不便遣使访问贵大君主，现谨向贵大君主致意。一旦朕之使者有路可去尔大君主处，朕将遣使前往。基于吾人之礼教，朕不能亲自出访他国，且目前亦不能派遣使臣及商人出国。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中的“国书” 
然而到了论文中，郝振华先生引自翻译苏联1969年版《十七世纪俄中关系》中的文件，这份“国书”的文本则变成了这样： 中国万历皇帝。有二人自罗斯来。中国万历皇帝敕谕两俄罗斯人：尔等既为通商而来，则通商可也。归去后仍可再来。寰宇之内，尔为大君主，朕亦非小皇帝。愿两国之间道路畅通无阻，尔等可常往来。尔等若送来珍品，朕亦将以优质绸缎相酬。而今尔等即将归去，如再来，或大君主派人前来，应携带大君主致朕之国书，届时朕也将以国书作答。尔有国书来，朕将颇感荣幸，命令以礼接待使者。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朕不便遣使访问贵大君主。现谨向贵大君主致敬，且谨奉礼物。一旦朕之使者有路可去大君主处，朕将遣使前往。基于吾国习惯，朕为皇帝，不能躬亲出国，也不许本国使臣和商人出国。 《两封中国明代皇帝致俄国沙皇国书真伪辨》中的“国书” 
文本差异大到不能忽视的程度，郝振华先生以后一文本立足，当然可以充分认为“神宗皇帝却对沙皇表现出一种自卑感”、“这种鄙薄自己、有伤国体的话绝不可能出自中国封建皇帝之口”，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份国书是伪造的。 另一方面，就算国书为真，确也不符合明代国书应有之体例，显得不伦不类。然而，明代官方惯例不接待无国书之使团，因此即便使团真的到了北京，拿到了回信，也不应该是一份正式的国书，称之为“回信”或许更为恰当。又俄国编纂之档案中只有已经是俄国方面翻译过后的文本，并未见到中文原件，这无疑也是一个缺憾。 总之，就算使团真的到了北京，确也带回了这份“国书”，这份国书是否出自明朝官方乃至神宗皇帝亲自授意，仍有可讨论之处，且在能够确证中文原件是否真的存在之前，关于其真伪之讨论，可能也不会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但是，在文献汇编和论文中对同一份文件的文本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无疑仍旧是一件颇为奇怪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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