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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捣鼓西式毛边书，肇始于鲁迅。1909年《域外小说集》两册，“装订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俨然中国毛边书的鼻祖。后辈仰慕大师的趣味：“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绝妙好辞，唱和者众。可我翻遍《鲁迅全集》看到的却是，每每提及毛边书，先生不是在发脾气，就是在发牢骚，哪有风雅可说。 1926年11月21日，鲁迅从厦门寄了七本杂志给广州的许广平，其中有两期《语丝》先前已寄过。他声明：“因为上回所寄是切边的，所以补寄毛边者两本，但你大概是不管这些的，不过我的脾气如此，所以仍寄。”显然，彼时的许小姐对毛边书并无嗜好，鲁迅心有不甘，寄书以感化。 心上人的好恶，可以慢慢调教，可是听说图书馆员方传宗指责毛边书空耗他裁切纸张的时间、北新书局偷偷把书切边后送去外埠卖，鲁迅就要发发脾气了。他说：“与李老板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确是毛边。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归根结底，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 北新书局阳奉阴违，别家出版社干脆置之不理。1931年，鲁迅为孙用翻译的裴多菲长诗《勇敢的约翰》奔走出书，找到上海湖风书局。书印成后，“他们许多地方都不照我的计划：毛边变了光边，厚纸改成薄纸，书面上的字画，原拟是偏在书脊一面的，印出来却在中央，不好看了。”先生愤愤然。碰壁多了，也就退而求其次。1935年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集外集》前夕，鲁迅恳求曹聚仁：“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但如麻烦，那就算了，而且装订作也未必肯听，他们是反对毛边的。”语气急转直下，抗议变妥协。 鲁迅最后写下的有关毛边书的文字，是谈及萧军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切光的都送了人，省得他们裁，我们自己是在裁着看。”至此，这个资深“毛边党”已经彻底没了脾气，爱谁谁吧，只要井水不犯河水。 二十年间，鲁迅力推毛边书，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主流读者群的认同。毛边终究是小众的雅趣，自己玩玩也就罢了，为什么他会那样固执，硬要与光边书过不去呢？根本上还是极度爱书的本性使然。荆有麟回忆：“先生主张将书装订成毛边，待看完以后，将沾油汗的毛边截去，书便很整齐摆在桌子上了，既新鲜，又不生霉。”俞芳也说：“大先生非常爱护书籍，记得他当时出版的《呐喊》《彷徨》等书，都是毛边的，这是什么道理呢？他说，毛边书看完后，把不切边的毛边裁切掉，就成了一本干干净净的新书。”这种说法，可与鲁迅所云“故虽翻阅数次绝无污染”相互印证。 可叹的是，后来居上的“粉丝”们眼里只有毛边的风情。唐弢1946年撰文：“仿佛听到过为毛边党辩护的人有过这样的解释：书看时容易弄脏，等看完后，再请装订作坊将毛边切去，就可以保持一副簇新的面目。由我看来，这个解释实在大煞风景。我之爱毛边书，只为它美——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 咦，这个大煞风景的人，不就是鲁迅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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