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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罪与罚的彼岸》一书中，让·埃默里谈及了怨恨——这样一种情感面向的是那些和着急与历史事件撇清关系、“理直气壮地确认他们的无辜”的青年一代。 埃默里认为，集体罪责作为一种道德事件，是无法从自然的时间维度出发来审视的。这里首先需要厘清的是，是每一个个体的罪责行为构成了一个政体的罪行。那些“冷漠、恶毒、轻蔑、凶残的大众”，“谋杀和任由谋杀发生的人”，都需要为一个民族的整体罪责负责。 因此，“保留在怨恨的状态中”有其必要性，它能够唤起组成整个民族的每个个体对自我的怀疑和反思，继而使一个民族敏感地延续下去。 沿着埃默里的思考路径，我们可以反观自身在对待一系列历史事件时的态度——这些历史事实并非是相互孤立的，而是有着更为深层、宽泛的内在连续性。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如何叙述和理解历史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会通往怎样的未来。 ———— 当我们谈论大屠杀的时候，为什么不能仅视其为一桩孤立的历史事件 文/让·埃默里 译/杨小刚 节选自《罪与罚的彼岸》 标题为编者所取 当我直面我的怨恨，当我承认我被彻底反思我们的“问题”所束缚，我就知道，我是这种冲突的道德真相的俘虏。在我看来，在我与折磨我的人，与那些帮助我的人，与那些对此沉默的其他人的辩论中，对客观事实的要求在逻辑上没有意义。暴行作为暴行，不具备客观特征。大屠杀、酷刑，每一种伤害在客观上都不过是一连串物理事件，可以用自然科学的形式化语言加以描述：这是在物理领域而非道德领域内的事实。对于那些处处追随他们的领袖和帝国的规范体系的犯罪者而言，纳粹的罪行也不具备道德属性。那些没有因为良知和对自己行为的忏悔而被束缚的罪犯只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就是他们的意志的客观化，而非道德事件。为德国主子欢欣鼓舞的佛拉芒党卫军人瓦伊斯（Wajs），一旦我铲土慢了点，就用铁锹痛击我的头部。他把工具当作他的双手的延伸，把殴打当作他的心理动能的波浪。而至今还在我的颅骨里嗡嗡作响的伤口的道德真理只有我自己曾经拥有并继续拥有，这个伤口在更高程度上不仅授予我权利去审判那些罪犯，也可以评判仅仅顾及他们生存的社会环境。群体只致力于自己的安全保障，不关心被损害了的生命。他们向前看，在最好的情况下，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然而我的怨恨实实在在在那里，经由我的怨恨犯罪才会成为犯罪者的道德实际，经由我的怨恨他们才会在自己罪行的真相中被撕碎。 来自安特卫普的党卫军人瓦伊斯，是满手鲜血的杀人犯，他以施酷刑为乐，最后用自己的命偿了债。我复仇的渴望还能要求什么？在我对自己详加审视后，我发现，这无关复仇，也无关赔偿。被迫害的体验在最深处是一种极端孤独的体验。我关心的是从一直持续的当时的那种被遗弃感中解脱。党卫军人瓦伊斯，当他站在自己的行刑台前，他体验到自己罪行的道德真相。在那一刻他和我在一起，而我不再是一个人和铁锹在一起了。我愿意相信，在被处死的那一刻，他和我一样想要倒转时间，让曾经发生过的不曾发生。当人们把他带到刑场时，他从敌人（Gegen-Mensch）又变回邻人。倘若一切只在党卫军人瓦伊斯和我之间飘过，不存在一个由党卫军、党卫军的帮手、纳粹党官僚、盖世太保和佩戴勋章的将军构成的颠倒的金字塔压在我身上，那样，无论如何在今天的我看来，我就会安静、平和地和已成死人的同在之人一同死去。 但是来自安特卫普的瓦伊斯是无数人之中的一个。颠倒的金字塔仍旧用它的塔尖将我戳到地上，所以这种特别的怨恨，无论是尼采还是1912年论述过这个题目的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都不曾预见。因此我那十分微弱的和解的倾向，准确地说，就是确信，纳粹牺牲者大声宣告的和解的意愿要么是感情的麻木和对生命的冷漠，要么是被抑制的真正复仇愿望的受虐狂式的颠倒。谁让自己的个体性在社会中消解，将自己只理解为社会事物的功能，也就是情感麻木和冷漠的人，实际上就是在原谅一切。他们让已然发生的照旧如此。就像人们常说的，他们让时间来治疗伤口。他们的时间感没有错乱，或者说，没有从生物社会学的领域拽进道德领域。他们对社会机制去除个性、可交换的部分表示认可，与之共存，表现得在原谅一切，就像法国刑罚辩护者毛里斯·加松在讨论诉讼时效时所描述的对犯罪的社会反应。这位先生教导我们：“当人们指责孩子以前的不服从时，他会回答：‘可这已经过去很久了啊。’已经过去很久对他来说自然而然就是借口。我们在时间的远离中也看到了诉讼时效的原理。犯罪在社会中激起混乱，而如果公众意识丢掉了对罪行的记忆，混乱也就消失了。与犯罪隔了很久的惩罚没有意义。”只要这说的是社会和将自己从道德上社会化并消解于共识中的个体，这样说就完全正确，而且几乎是人所共知、显而易见的。但这和在道德上赋予自己独特性的人毫无关联。 1937年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代会。 这样子我似乎就靠诡计把我丑陋的、不可和解的心态置放在道德与道德性的光照下。人们无疑会告诫我这一点，而对此我必须回答：我同样意识到，这世上占绝对多数的非受害者将使我的辩护几乎无效。但这有何关系？在对我所遭受的一切的二十年的反思中，我认为我认识到，通过社会压力实现的宽恕和遗忘是不道德的。随意、廉价地做出宽恕的人受制于社会和生物学上的时间感，人们也可以称这种时间感为“自然的时间感”。自然的时间意识确实扎根于伤痛治疗的心理过程中，并融入社会的现实想象。正是出于这一理由，这不仅是非道德的，而且是反道德的。人的权利和特权是，他不会对每一种自然事件表示赞同，也不会与时间的生物学延伸保持完全一致。发生过的发生了，这句话真实，但也同时与道德和精神为敌。道德的反抗力包含抗议，包含对只要是道德的，就仅仅是理性的现实的暴动。道德的人要求对时间的扬弃——在特别的、这里要说的情况下，是通过把罪犯钉在他们的罪行之上来扬弃时间。这样他们就会在得到实现的道德上的时间倒转中作为同在之人被带到受害者面前。 ...... 集体罪责。只要它暗指德意志共同体拥有一个共同的意识、一个共同的意志、一个共同的行为动机，并对此有罪责，这自然就是纯粹的废话。但如果将其理解为个体罪责行为客观明确的总和，这也是一个可用的假定。从每一个德国人个体的罪责中—行为责任、遗漏之责、言论之责、沉默之责—就会产生一个民族的整体罪责。在使用集体罪责这个概念前，要对其去神话化和去神秘化。这样它就会失去黑暗的、命运般的音调，成为一个粗略的统计上的陈述，派上些用场。 粗略的统计，我这样说是因为缺乏精确的报告，而且没有人能确定，有多少德国人认识到纳粹的罪行，有多少人认同，有多少人亲自犯下，有多少人无力抵抗，让一切以它的名义进行。不过我们受害者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经验，即便这些经验是大致的，数字上无法精确表达，因为在那些关键性的年份我们生活在德国民众之中—非法停留在德国占领下的外国，在德国本土，在工厂里工作，或者囚禁在监牢和集中营。所以过去与现在我都可以说，我认识到的是，这个政体的罪行即整个民族的集体行为。那些在第三帝国而又逃离第三帝国的人，无论是沉默着对党卫军主管拉克斯狠狠的一瞥，对我们同情的微笑，因为羞愧而低垂的眼睛，他们在数量上都不足以在我缺乏精确数字的统计中给出一个有所挽救的看法。 我什么都没有忘记，即使是我碰到的少数几个勇敢的人。他们和我在一起：来自丹泽的残疾士兵赫尔伯特·卡普，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和我分享了最后一支香烟；来自艾森的天主教工人威利·施耐德，他用我已经被人忘记的前名称呼我，还给我面包；化学专家马修，他在1944年6月6日用带着备受痛苦的叹息对我说：“现在他们终于登陆了！但我们两个能坚持到他们最终胜利吗？”我有一些好伙伴：有慕尼黑的国防军人，他在我在布伦东克受尽折磨之后隔着牢门扔给我一支点燃的香烟；有来自波罗的海的具有骑士风度的工程师艾斯纳；有我已不记得名字的来自格拉茨的技师，在布痕瓦尔德-多拉（Buchenwald-Dora）覆灭之前他把我收留在一个线路设备所里。有时候我担心他们的命运，也许，很可能不会好。 二战期间，一些抵抗组织会冒着生命危险，从纳粹德国向外偷运战俘。 这不是我的好伙伴们的过错，但他们只要不是独一无二地位于我心目中，而是在他们的同胞之间，就会显得分量很轻，这点也不是我的过错。一个德国诗人写了一篇名为“浑噩”（altbraun）的文章，尝试描述浑噩的多数人的噩梦：
我只和一些人有关，面对他们许多人就构成了一个压倒性的多数，他们于我而言必然显得是全部。那些愿意救我的勇敢之人已经淹没在冷漠、恶毒、轻蔑、凶残的大众中，年老而肥胖的、年轻且漂亮的、迷失了自我的人，他们相信，如果不用粗暴的命令语气和我们这样的人说话，就不仅是对抗国家的罪行，也是违背他们自我的罪行。大多数人都不是党卫军，而是工人、目录整理员、技术人员、秘书小姐，只有少数人佩戴党徽。他们—只有在一切中才呈现一切—对于我就是德意志民族。在他们周围以及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闻到附近集中营里的焦煳味，有些人穿着昨天才在囚犯挑拣处从刚抵达的受害者身上扒下来的衣服。一个过度诚实的工人，“装配大师”菲佛，一次自豪地指给我看他的冬大衣——一件“犹太大衣”，按他说的，靠他的能干就能赚来。他们觉得，一切都秩序井然，如果1943年他们可以投票，他们也会投给希特勒和他的共犯，这点让我震惊却又确信无疑。工人、小市民、学者、巴伐利亚人、萨尔兰人、撒克逊人，他们没有区别。无论愿意不愿意，受害者必须相信，希特勒实际上就是德意志民族。我的威利·施耐德、赫尔伯特·卡普和马修师傅没有机会去对抗民族大团结。 ...... 当我处于德国民众之中时，每一刻都面对着成为大规模仪式性屠杀的受害者的危险，那时候我就不得不弄清楚，一方面是好伙伴的数量，另一方面是恶棍和麻木之人的数量。无论我愿不愿意，我都必须假定统计上的集体罪责，并背负起这一认知，在一个德国人否认集体罪责的世界和时代。 背负着这一集体罪责的，是我而不是他们。这个宽恕和遗忘的世界已经判决了我，而不是那些谋杀和任由谋杀发生的人。我和我的同伴们是夏洛克，对于大众来说道德上要被谴责，为了一磅肉极尽压榨。时代完成了它的作品，寂静无声。毁灭者一代、毒气室工程师一代、每时每刻都签字同意的一代、对他们的领袖尽责的野战军一代，带着尊严老去了，而去控诉年轻人太无人性，依常理看也违反历史事实。一个二十岁的学生，在风平浪静的德国新民主时代长大，和他父亲、祖父做的事有什么关系？只有变质了的《旧约》中那种野蛮的仇恨会想将重负压在无罪的德国青年一代肩上。青年中的一部分，幸运的是并非全部，凭借奠基于自然时间感的牢固根基上的良好权利意识提出抗议。在一份德国周报中我读到一封来自巴塞尔，明显出自青年之手的读者来信，他能言善辩地表达出德国新一代对可恶的、任何一方面来说都不合时宜的仇恨者和满怀怨恨者的恼怒。信中说道：“……毕竟我们很遗憾地一再听到，我们的父辈杀死了六百万犹太人。美国人用他们的炸弹杀死了多少无辜的妇孺？英国人在布尔战争时又杀死了多少布尔人？”这一抗议带着一个自信不疑的人的道德主张冲到我们面前。少有人敢反驳他，敢指出把奥斯维辛和布尔人集中营等同起来是错误的道德计算。因为整个世界都理解年轻的德国人对抱怨不停的仇恨先知们的愤怒，并坚定地站在未来所属于的一边。未来明显是一个价值概念：明天会有什么比昨天曾经发生什么更有价值。自然的时间感就想要这样。 德国正在面对新的反犹主义的问题。图为2018年初亲巴勒斯坦阵营在柏林的抗议示威活动。 当我问自己，我是不是把上一代人强加在我身上的东西记在德国青年身上，我发现答案并不那么简单。年青一代与个体的责任和由个体累积起来的集体罪责无关，这一点显而易见。我必须，也愿意给予他们信任，这信任属于先前生活的人。人们最多只能向这些青年要求，不要像刚刚引用的那位来信者一样那么理直气壮地要求确认他们的无辜。只要包括年轻和更幼小一代在内的德意志民族没有决定完全摆脱历史去生活——也没有预兆显示出，这个世界上具有最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共同体忽然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只要这样，它就必须担负对那并非自己终结的十二年的责任。德国青年不能只依靠歌德、莫里克这些已成化石的自由先生，而把布伦克、威廉·沙弗和希姆莱排除在外。不是要在有着光荣民族传统的地方对其不满，而在民族传统遗忘了自身的荣耀，要将空想出的、手无寸铁的对手从人的共同体中剔除出去的地方将其否认。如果做德国人意味着做马提阿斯·克劳迪乌斯的后代，那么也就意味着，要把纳粹党的御用诗人赫尔曼·克劳迪乌斯（Hermann Claudius）算在祖先牌位里。托马斯·曼写《德国和德国人》（Deutschland und die Deutschen）时知道这一点：
我引用的文集的版本叫作“现代作家学生版”。我不知道托马斯·曼的文章是不是真的在德国学校里被阅读，老师们又如何评论。我只能希望，与托马斯·曼的联系对于德国青年来说不会太过沉重，青年中的多数不会有上面提到的那位来信者的愤怒。一再重复的是：属于德国历史和德国传统的还有希特勒和他的所作所为。 托马斯·曼 如果我继续述说受害者的怨恨的话，就要转入德国历史和德国历史性的问题领域。不过我也有义务明确它客观上的任务是什么。也许这只是个人净化的需要，但我希望，我的怨恨是对敌视道德、自然的时间蔓延的抗议，在怨恨中我实际上提出的是时间倒转的、荒谬却人道的要求—而我想，我的怨恨也能发挥一种历史功能。倘若它能完成我赋予它的这一任务，它也许就会作为世界的道德进步的一个历史阶段，弥补失败了的德国革命。这一要求和想要不可倒转的过程倒转的个人诉求一样荒谬，但也一样道德。 要解释和简化我所说的这些，就必须联系我已经提过的一个看法：当被施暴者和施暴者都能够克服他们之间极端对立却又共同的过去时，受害者和屠夫之间不可解决的冲突就必须被外化和更新。外化和更新—在按照受害者的比例执行的复仇中肯定无法存在。我不能证明，但我相信，没有受害者只想将博格尔本人从奥斯维辛审判席拖出来挂到博格架上。我们中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也都不敢提出这一道德上想都不能想的不可能的要求：消灭四百万到六百万德国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不会比在这种情况下更缺乏历史和道德的理性。一方面它无关复仇，另一方面也无关有问题的，只在神学上有意义，并因此与我毫无关系的罪责，自然而然它考虑的是那种历史上并非不可想象的、用残忍手段实现的净化。既然我明确主张的是一种在历史实践领域内的解决，那么与之相关的究竟是什么？ 也许可以这样来解决：保留在怨恨的状态中，这样就可以在他人那里唤醒对自我的怀疑。仅仅被我们的怨恨之刺刺伤，而不是极为微弱地被一种主观上几乎一直不可靠和客观上违背历史的宽恕所刺激，德意志民族将这样敏感地延续下去：它的民族历史中的一小块不允许被时间中性化，而是必须将其吸纳进去。“奥斯维辛是德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汉斯·恩森思贝格曾这样写过，只可惜这由不得他，因为他和他的道德上的同僚并非民众。但如果我们的怨恨在世界的沉默中竖起了手指，那么全德国以及它未来的后代都将保存这一认识：并非德国人自己清除了那可耻的主宰。我有时希望，德国能学会去理解，它过去对第三帝国的认可不仅是对被战争和死亡逼迫的世界的彻底否定，也是对自己更好的传统的彻底否定，那样就不会排斥、掩盖那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真是如千年般漫长的十二年，而是将其作为自己一手造成的世界和自我否定，作为负资产来承接。 ▼ 《罪与罚的彼岸》 副标题：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 三辉书系丨埃默里作品 [奥地利] 让·埃默里 著 杨小刚 译 三辉图书/鹭江出版社 ISBN : 9787545914573 已上市 ▼ 书写一份超越问责与救赎的人性诊断 人的尊严是什么？我们需要多少个故乡？知识分子的受难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吗？让·埃默里在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对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写集中营生活，写自己所受的酷刑，写怨恨背后的哲思，也反思做犹太人的必然性与不可能。在埃默里所描述的令人吃惊的历史细节与难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读者能够以同样的节奏跟随他穿越这片他一步步点亮的黑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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