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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好奇心和感受力应该是衡量一个诗人写作寿命之长短的重要指标。前者要求我们始终保持对未知世界强烈的渴望和探求欲，后者要求我们心智饱满，触觉锐利，能对掠经我们内心的世间万物具有条件反射般的反应力。纵观百年汉语诗歌的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两种能力并没有在大多数诗人身上得以体现和贯彻，很多诗人都没有摆脱“夭折”的命运，“半个诗人”的现象在中国百年文学史（尤其是新诗史）上比比皆是。这种怪异的现象可追究的原因有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恐怕是由心灵的提前钝化所造成的。 一个诗人如何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永葆一颗敏感的心灵，这关乎着他的写作走向。而更为严峻的是，仅仅有敏感的心灵仍然不够，还得有历久弥新的言说能力，这是一种迫使苦难、幸福、欢乐或罪感等种种情感自动现身的能力。我愿意相信，真正优秀的诗人是从来不会逃避生活的，他总能从生活中得到五味杂陈的感受，并能将之转化成人所共有的普遍情感，而只有他才具备那种“脱口而出”的能力。我还相信，我们写下的所有文字，哪怕只言片语，都将有呈堂证供之日，而那一天就是今天。 真正长寿型的诗人是永远不会有“看破红尘”之日的，因为他明白，文学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看破”，“看穿”，而诗歌既不是望远镜，也不是显微镜，它只是我们感受生活的一种方式，它并不以看破、看透、看穿为己任，它只是看见，然后用最贴己的带有自身温度的声音说出来。或者说，诗歌以看见的形态呈现出这个世界的部分真相，那些真相并非一味的残酷，也并非一味的美好，诗歌告诉我们，残酷和美好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同样重要。 3 人类的第一句话一定是诗，因为惟有诗，才能传达出这个物种初见这个奇异世界时的复杂而饱满的情感，那是一种哑口无言，欲言又止，最终喋喋不休的强烈的表达欲。问题却在于，那是一句什么样的话？说出那句话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我们相信那句话是诗，那么，剩下的工作原本应该非常简单，我们只需尽最大的努力把那句话尽量准确地“复述”出来即可。可事实却一再证明，这几乎不能算是工作，因为谁也没有近距离地听见过那句话，因此我们所有的“复述”都不过是各种各样的幻觉而已，我们每一次发声都有可能陷入自以为是的境地：你以为你听见了，其实那是幻听；你以为你复述出来了，其实那是你个人的表述。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上溯的方式找到些许推动诗歌这种艺术经久不衰的动力源，譬如人类历久弥新的那些情感，以及传导这些情感的材料；譬如那种有能力一下子撕开眼前的雾障，并能唤醒我们内心世界的语言。只有找到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克服幻听和盲从，才能在面对最高的准则时不至于失语。 4 强调文学的善意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生活中的恶的规避，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恶的凸显，所谓的善也是苍白无力的。在趋恶与向善的两极对峙中，我们往往忽视了文学特殊的功能，即，它具有再造或再生一个现实的能力，而这种的能力只有内心强大的写作者才会觉悟到，才会拥有。所有伟大的诗篇都是具有这种能力的诗篇，它能把现实的黯淡转化为文学的光明，并以此反哺、回放给我们正在经受的现实。如果我们的文学只是一味地展现绝望的人生，未能发出希望的光芒，那也就失去了意义。给无望、受蔑视和遭践踏的人生以生活的勇气与信念，在虚无中帮助自己和他人找到可以倚靠的东西，这样的写作终究是我们需要的。说白了，就是，我即便不能给你幸福，但也尽量让你能在这个不堪的人间感觉到些微的暖意。 我说过：我没有思想，我只有想法。意思是，思想的深刻不是成就一首诗歌的主要标准，更非诗歌这种载体的优势所在；而且我以为，思想这种东西有如魂魄，它必须依附于现实的形体，并与写作者自身的现实相吻合，只有形与态处于严丝合缝的情况下，思想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而一首诗歌是否有其存在价值，更要看它对我们庸常的生活是否真正有所发现，这样的发现能否让人从昏睡的状态中醒来，并觉悟生命的意义。
5 稍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一首好诗的诞生过程是神秘的，而一首平庸之作的出现往往会轻易地露出马脚。正因为如此，很多诗人拒绝写所谓的“创作谈”，因为他明白，无论他怎样天花乱坠，事实上他说不清楚。这种略显难堪的局面牵扯出了一个百谈不厌的话题：究竟是我在写诗，还是诗在写我？ 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惟有“诗人”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形象，它不是外在的符号化过的形象，而是与人生、阅历、时光有关的血肉之躯，如此真切，却难以描摹。因此，我们经常能从茫茫人海中把某一类人辨识出来，称之为“诗人”，尽管他（她）也许从不写诗，但我们愿意将这样一顶礼帽赠送与他（她），因为他（她）具有这样丰富而生动的情怀。从这个角度来看，诗人的职业化是诗歌逐步走向囧途的标志之一。一方面我们警醒地认知到了这种趋势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强化“写”诗的重要性，而彰显着“诗人”应有的面貌。在这种焦灼的对峙中，诗歌的发生学反倒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在我看来，真正的诗歌并不是诗人能刻意写出的。当一个写作者在产生写诗冲动之前，诗歌已经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只需要一个词语或一个句子，来把那种情感的幻像勾勒出来，然后用最饱满的情绪、最恰当的语言将之予以定型。也就是说，当一首好诗降临之时，诗人瞬间便由上帝的弃儿变成了上帝的宠儿，上帝给了他一个提示音，而警醒着的他正好听见了，又感受到这个声音召唤的力量。接下来，诗人的工作就是要将这种召唤之音变成复活之声。从这一刻起，他身心的所有通道都将全部打开，他一生积攒的词语将携带着各种情感从他脑海中呼啸而过，诗人每一次看似漫不经意的攫取，都是对他内心修为的深刻考验，技巧，学识，情感的深度，以及人生的广度，等等，都将在写的过程中得到落实。 一首诗终止于最后落笔的那个词语（或符号），诗歌结束了，而诗人的工作永远没有完结之期。他再一次成了上帝的弃儿，他也将孤独地、耐心地等待再度成为上帝宠儿的那一天。诗人的命运如此奇异，玄妙莫测。所以，所有真正优秀的诗人每当夜深人静，都会扪心自问：我写过什么？什么真正是我能写出来的？ 6 写作从一种纯个人的行为逐步衍生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行业化和产业化。从本质来讲，这样的趋势对文学本身构成了伤害，而目前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尽可能地减轻这样的伤害。越来越便捷的交流渠道和发表平台，正在无情地修正着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古代文人的那种独吟、游历与唱和式的写作，已经变得稀缺。表面上看，交流便利了，而实际上我们在喋喋不休、面红耳赤中各自缩回到了自己的体内。这才有了如此说法：隔壁的诗人是个笑话，远方的诗人是传奇。 如何将我们眼前这一堵堵有形或无形的墙壁推倒，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问题还在于，墙壁推倒之后，尴尬和困境就会自动消逝么？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一种渊源于最深奥、复杂的心灵，又存活于最浅显的日常生活中的情态形式，如果写作者与写作者之间、写作者与阅读者之间找不到公共的情感空间，那么，墙壁倒下之后的结局也许更加糟糕。 一首理想的诗歌一定要有时空感，它不能孤零零地悬在那里，它必须通过恰如其分的语言召唤出读者内心的渴望。我们现在的很多诗歌都气短了，一个事情说完了就没了，一个感叹发完了就结束了，没有回味，更谈不上回旋。而经典作品的气息都很绵长隽永，能让读者在不同的情况下产生不同的感受。 7 文学是发展的吗？诗歌是进步的吗？类似的问题派生出了更多的悬疑和谈资。如果稍具一点文学史的常识，我们就会发现，粗暴地将“发展”或“进步”之类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意味的词汇加诸于文学上之，是多么经不起推敲。在我看来，诗歌从来没有“进步”过，当然也就不存在“退步”之说。诗歌从来就存在在它该待的地方，以四律、五律、七律，以歌赋，直至白话的形式存在着，并在不同时期、不同的语境里形成了一座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诗人的惟一使命是，就近找到你最为熟悉的语言，最合乎你个人气质的语言，“说出”你对世界、对生活、对命运的感受、理解和洞见，而勿需担心你的这种感受和见解是否会与前辈“撞车”，因为事实上，无论你怎么“说”，那些声音早就存在，你只不过是换了一种语气、节奏和韵律，你只不过是某种声音的遥远的回声。 当代汉语诗歌遭遇到的最大问题其实还不是外围的各种质疑，而是诗歌内部的这两种倾向：一是许多诗写者对自己的写作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不安全感，所以总是躲在既有的“诗意”里徘徊犹豫；二是太信任自己了，以致于放任自流起来。与格律诗相比，新诗近乎无形无体，完全朝向开放和自由，这样的形态既非山腰间的“凉亭”，也不是深山老林中的“寺庙”，写作者只能置身于无以名状的处境里各显神通，依照各自对语言的认知和把握，来塑造自我心目中的“诗歌”形象。当下诗歌内部的各种纷争与对立，基本上源于对“现代诗”理解的歧义。 8 在经历一百年的“新诗”实践之后，我们发现，对这种革命性语言以及由此引起的文体变化，仍然让很多人感到不适、不安，甚至反感。古体诗至今仍有广泛市场，仍然还有很多写作者沉迷于格律诗的节奏、韵脚和意境。这不难理解。真正的问题在于，诗歌作为每个种族语言中最灵敏的触角器官，是否应该自觉担当起拓展开掘时代语言空间的职能。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诗教”的国度，自幼就接受和经历过古典诗词的教化，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写一首貌似格律规整的诗词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还可以进而推断出，自唐以降，数百年间，该有多少少华横溢的诗人写出过多少脍炙人口的诗词，却依然难以翻越“唐诗宋词”的巍巍峰峦。所以，我固执地认为，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其他格律诗，都是用来欣赏的，而非是用来仿写的。你固然可以通过私下练习格律来达到与古人“神会”的目的，但你不能指望通过这种无效的写作担当起汉语诗歌面向未来的抱负。
其实，“新诗”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这种相对性的概念往往忽略了汉语诗歌这一百年来在其内部发生的一场又一场深刻的革命，而最最显明的是，由语言的现代性所唤醒的思想的现代性。只有现代性的语言才能赋予我们汉民族现代性的精神。何为现代性的语言？即，那种日常的、鲜活的，带有我们此时此刻此在体温的语言，那种看似充满缺陷却生机盎然的语言，才是真正需要我们当下的书写者，尤其是我们现代诗人们大胆使用的语言。 一个对自己的日常语言都不信任的人，是不可能具有现代性思想的，他只配生活在古代。“你能否相信自己？”这个问题始终会像一把高悬的利剑，考验着每一个当代写作者的胆识和智慧，而最先接受考验的对象就是诗人，他接受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面对这样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世代，你该如何开口说话。 9 我写下的不是荒诞，不是“日常生活的奇迹”，我写下的是接受和顺应了这种荒诞和传奇之后的不可思议，我写下的是我能够把握可以领受的现实，而不是猜疑和幻听。简而言之，我要为这不值得一过的人生找到反复来过的理由，即，人之为人的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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