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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性的寻求与本质主义的兴衰

 kantuoga 2018-08-17

字数:9372,阅读约需18分钟。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出于对生存环境的适应和把握的要求,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不断生发出对自身与世界、与社会、与自我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之确信的强烈需求,这表现在哲学上就形成了所谓对确定性的寻求。然而,在西方哲学史中对于绝对确定性的极端寻求,在现象与实在之间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最终导致了本质主义的兴起。同时,寻求绝对确定性的不同方法和途径,造就了不同类型的确定性并由此生发出不同形态的本质主义。对于绝对确定性的寻求和对于本质的探究既造就了哲学的辉煌,也带来了诸多困惑和难题,并最终导致近现代哲学陷入危机而难以自拔。深入探究对绝对确定性的寻求与本质主义的勾连,可以发现:若能有效地消解绝对主义、原子主义、先验主义和非历史主义、非人类性等的侵蚀,那么对于确定性的追求并非一定导致本质主义,至少可以避免绝对的本质主义或坏的本质主义。

一、寻求确定性的逻辑步伐及其后果

在西方哲学发展进程中,对于确定性的寻求驱使着哲学与科学的发展,但是,这种寻求一旦嬗变为对于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则势必落入本质主义的陷阱而引发出种种问题,这在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对于确定性的追寻和把握一直是其重要线索。这种倾向既表达了哲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也折射出世人对于安全和依靠的愿望和寻求。围绕如何获得确定性,大师们努力揭示人们确信的根据所在,又都充满自信地将绝对的确定性告诉世人,以此为世人提供安全的支撑点,给人们的认识、信仰及日常生活以支撑。同时,对于确定性的寻求方法、类型和模式的不同,导致了哲学形态、哲学类型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对确定性的寻求过程中的抽象性、绝对性和纯粹性的不断提升,本质主义也越来越趋向于典型化、绝对化而最终走入死角。



在古代社会,对于确定性的寻求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及理论思维的局限,表现出明显的素朴性和感性色彩,但是其寻求确定性的基本做法和思路却为后继的发展奠定了原生形态。在古希腊哲学中,对于确定性的追问首先表现在对世界存在、变化和发展的始基、根据和动力的解答上。这里既有本体论意义上的追寻,又有认识论的逻辑分析,同时还有伦理学及宗教的终极关怀意义上的把握。大多数哲学家都对于自己所给出的答案(如水、气、火、不定者、理念、实体、逻各斯、神等)确信无疑。这种确定性在本体论上表现为寻找某种元素,对这种元素的确定和把握主要依靠不断的抽象和提炼,而对于这种元素是否具有作为世界的本原、始基、根据和动力的品格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其是否“纯粹”和“绝对”,进一步说就是看其抽象水平及高度能否经得起后人的推敲,是否达至纯粹的“共相”。每一个后继的哲学家之所以更确信于自己所设定的“元素”,主要就在于他确信其不能再抽象,或者说“不可再分”。这种纯粹的共相不仅构成了“绝对确信”,同时亦构成了决定世界万事万物存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本质性的东西。在这里,对于确定性的进一步的深度追寻与对事物的本质的不断抽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柏拉图的核心理念认为:实在与表象、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构成了所有事物的原型,事物之所以是其所是乃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古希腊哲学孕育出的这种对确定性和本质的追寻和把握的模式,奠定了西方哲学后继的发展模式,只不过此时主体与客体还没有截然二分,也没有进一步明确地追问确定性、本质的最后根据究竟在主体一方还是在客体一方,或是在双方的互动之中。这种始源性的、模糊不清的、主客混沌不分的状况,在近代哲学发展中逐步为主客二分及主体性原则所替代。

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代表着西方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此,这一寻求被锚在了人类的主体性之上:为了达到确定性的“纯粹”,此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再混沌不分,而是被设定为截然对峙,主体成了一切的根据,当然也成为自己的根据,客体因主体而存在。绝对的确定性就来源于人类自我,或者说自我就是绝对的确定性。有了这个纯粹的绝对自我主体,人类赖以栖身和认识的基础便得到确立。由此出发,对于世界的本质的把握就进入到了以主体性原则为主导的近代意识哲学,最终人类主体构成了事物的本质,或者说自我即是事物本质。正如罗蒂指出的那样:“从作为理性的心转向作为内在世界的心的笛卡尔转变,与其说是摆脱了经院哲学枷锁的骄傲的个人主体的胜利,不如说是确定性寻求对智慧寻求的胜利”。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笛卡尔首次明确地确定起主体原则,将人类对于确定性的寻求锚在人的绝对自我之上,将本质定位为思维活动的产物,进而将本质与事物的存在或现象截然分开并彻底对立起来,达到了本质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本质主义的要点有三:第一,本质即我们能够看到的(视觉主义)事物现象背后的东西。由于强烈的表象主义的冲动,偏重视觉在人类认识活动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因而对于事物的理解与把握便转换成对于对象的不断深入的对视,最终对于事物的把握和理解成了对于对象的逐步分析和还原,因而原子主义的生发和不断的强化势在必然。第二,由于表象主义的作用,对于确定性的寻求与把握便转换成对于对象的“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而对于本质的把握又须经由逻辑的分析演绎,其间再经过“理性的颠倒”,对于本质的把握就成了理性的逻辑分析演绎,理性逻辑最终成为事物的本质。第三,这种“原子”或本质是前定的,在逻辑上先于事物的存在并构成存在的绝对根据。人对本质的认识能力其本身也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在此有一个重要的转换公式:只有通过逻辑的方法和途径才能揭示出事物的逻辑结构,因此,事物的逻辑结构也即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即逻辑结构。


风物尚在

时已永久


无论就追寻的绝对性还是逻辑方法的完美性而言,对确定性的寻求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本质主义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康德是面对理性危机展开自己的哲学工作的,他要重新确立人们对于绝对确定性的信念,为此他调和了经验论与唯理论,分别将两者纳入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轨道里。在康德为证明人类的科学认识何以可能的“先天综合判断”中,后天的经验成了知识的来源和材料,先验的观念构成了知识的形式;确保知识的客观必然性和逻辑普遍性构成了人类认识的本质,或者说本质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先验观念和范畴,而先验观念和范畴因其先验性,所以是绝对的、纯粹的,是超历史和非人类的。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康德的思想前提:把思想分裂为现象界和本体界,因为认识能力和手段的局限,我们必须将认识严格地限制在现象界,不可僭越,否则便会陷入理性的悖谬、二律背反或自相矛盾。“物自体”可以假定它的存在,但无法认识它,康德把人类对事物的本质的揭示和对确定性的把握限制在感性、知性的范畴里。但是,就是在这种康德所说的有限的范围中,能确保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必然性的也并不是经验的东西,而是先验的东西。这种先验的东西无论是作为感性的空间和时间直观形式,还是作为知性的十二对范畴(如因果范畴)都是绝对的、纯粹的和永恒不变的,亦是非历史的。进一步推敲我们还会发现,尽管康德强调“人为自然立法”,但他所谓的人(或人的主体性)是脱离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绝对抽象的人,其实也即是“非人类”之人。从笛卡尔到康德所谓真理成了符合本质的表象和认识,“先验主义式”的符合论由此根源蒂固。康德对于确定性的设定和对于本质的把握占据了西方哲学的主流地位,其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颇具典型性:由于要获得绝对的、永恒的确定性和对于本质把握的普遍性、必然性,最有效的选择最终只能是将确定性和本质置于社会历史现实的运动变化发展之外,超越于人类活动,将其归结为非历史、非人类的东西。

对于确定性的寻求和本质的把握,黑格尔可谓集大成者,他的本质主义代表了哲学发展的顶级水准,亦达到一个崭新的层面。他把哲学界定为反思,哲学就是理性的工作,通过逻辑演绎对事物加以定格,获得绝对的确定性;其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反思、透过现象的帷幕把握事物的本质。在他的视域中,本质并非静止、僵化和固定的,而是在不断地生成,实现着自己;尽管它是“无人身”的非人类的,但却是历史的和变化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创造性地揭示出人类意识的辩证运动,将意识为自己同时又为对象设定对象的辩证运动称之为“经验”。人类意识在理解与把握认识与对象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历经了感性确定性、自我意识确定性和理性确定性这一正反合三段式圆圈,最终达到了“实体即主体”、“现象即本质”的认识成果和思想境界。确定性在黑格尔那里主要是代表对认识与对象矛盾运动关系的一定意义上的确信和定格。它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然而,确定性一旦被确信,又会由其自身的自我矛盾而过渡到不确定性,又由其自我否定而扬弃不确定性,达到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对立统一即真理性,在新的层面上又会展开新的矛盾运动。后来,黑格尔用本质概念代替了确定性概念,或者说,用绝对概念取代了确定性概念,而绝对本身构成了万事万物存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据的根据”。



在黑格尔这里,本质主义达到了传统意识哲学的顶峰,它有以下三方面特性:第一,哲学就是反思,反思即透过现象看本质。经过反复思考,反思沿着光线折射返回到光源即事物的本质处,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事物的本质。第二,对于本质的揭示和把握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不断地返回自身,向前追溯自己,又是不断地往后发展,不断地实现自己。这里对于本质的寻觅既有不断抽象、提炼、简约的一面,同时也有不断还原、具体、发展的一面。真正说来,黑格尔已冲破了康德、笛卡尔的本质主义的抽象、孤立、僵化的特性。黑格尔意义上的本质已不再与静止、不变相等同了。同时,黑格尔的本质还有浓厚的历史主义的因素。第三,尽管黑格尔所把握的本质对康德、笛卡尔有所超越,但是其本质主义的特质依然存在并更加强化。在黑格尔这里,本质决定着事物的存在、变化和发展,成为事物存在的根据;本质依然是先定的、绝对的,它只有通过理性、逻辑和概念方能把握。同时,又因为演绎中经过“理性的颠倒”,最终理性、逻辑和概念就由工具和途径嬗变为本质自身或事物的本质。这样,对于事物本质的探究和揭示就演变成对于事物本性的抽象和设定,进一步说,是将逻辑的结构投射到事物之上;于是,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成为绝对理念自我认识、自我否定复又扬弃这一否定、最终回复到自己的辩证运动。由此可见,本质一旦被视为绝对的确定性而陷入绝对同一性、统一性或单纯性的僵硬,“就会是这样的人所造成而加上去的一个网。人们望着他们自己的心意所造成的制度,却以为他们是看见自然的实在”。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和种种重大难题之虚假性的前提及实质内容所在。所谓传统哲学的两重世界:心物、灵肉、现象与本体、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等等的二元对立,其实正是由于对于确定性的过度追求、抽象、凸显与夸张所致。由此可见,传统哲学的种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均由本质主义所生发,故对于它的挑战与反驳就在所难免。

二、本质主义的生发及其内在契机

哲学的兴起如同宗教、科学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安全感的需求,而这种安全感却植根于一种充分的确信、一种可靠的确定性。无论是在泰利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代社会,还是在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近代社会,抑或在尼采、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德里达、哈贝马斯和罗蒂的现当代社会,人们都置身于自身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种种可变化的矛盾关系之中,而备感其不确定性的压力和危险。这样,人们就需要寻找安全、可靠的依托和保证,这种需要孕育出哲学家对于世界本质、人类认识的起源及真理标准的探究,最后落脚在哲学家对确定性的追寻上。进一步说,哲学家总以为自己有责任告诉世人:世界最后的支撑点是什么;人的认识的最终来源或起点是什么;人生存的最高意义或最终归宿是什么等等。而由于对绝对确定性的寻求和对不确定性的排斥倾向逐步强化,对于安全的绝对追求在现象与实在之间不断制造鸿沟:“因为在我们与实在之间有一个屏障,一个由主体与客体之间、在我们的感官和心灵的构造与事物本身的存在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现象的帷幕”,而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透过现象的帷幕把握到实在的本质,正是这一梦想最终生发出本质主义。

传统哲学在对诸如世界的本原、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人类认识的起始和真理标准及意义界限等重大问题的探究中,不断推进、增强着对确定性的寻求之欲望和信念。但是,在对确定性的不断寻求中,由于对确定性的不断抽象、纯粹化和绝对化,就势必人为地制造出现象与实在之间的区别,凸显和夸大我们与实在之间的屏障,演绎出主体与客体之间、我们的感官和心灵对事物的认识与事物本身的存在方式之间的现象帷幕,最终因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和迷信而生发出本质主义。其实,对于事物(无论是自然、社会现象还是人的精神现象)的本质的探究并没有什么过错,哲学、科学和宗教不可缺失对本质的追问,甚至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哲学的追求即“本质主义”的追求。但是,对于事物的本质的不同的追求方法和态度,尤其是对本质本身的不同的理解,会生发出不同的认识、实践之结果和影响,亦由此演绎出不同的哲学派别和不同的哲学观点,进而影响着现当代哲学主题的变化。



对于确定性的寻求一旦嬗变为对于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势必落入本质主义的陷阱而难以自拔,这已为近现代哲学的历史发展所证实。究其因有三个重要方面:第一,绝对主义,即给万事万物找到“根据的根据”,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这反映在本体论上即主张每一类事物都有惟一不变的普遍本质,整个世界则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它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必然是绝对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根据的根据”。绝对主义在方法论上则表现为,确信只有一类方法具有揭示事物普遍本质的奇效,可引导人们获得绝对确定性。一般说来,绝对主义与独断论是一对孪生兄弟:由于要获得独一无二、永恒不变的确信之基石,除了必要的理性抽象、逻辑演绎证明外,最终还得付诸于独断及毋庸置疑的信念,即能成为万事万物之“根据的根据”最终必然是无根据的确信。第二,原子主义。绝对主义与原子主义息息相关:为了找到万事万物之“根据的根据”,获得独一无二的绝对,从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按照西方理性主义的主导原则和方法,就是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不断的分析演绎,以求得无可再分的最小单位,语言和世界都被分析还原为最终的成分。如此将表象与实在先行剥离开,然后进一步对实在的世界逐步还原,找到了原子也即找到了本质。第三,科学主义。对于绝对确定性的所谓纯粹的、科学的把握,最终导致了科学主义的产生。科学主义将数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强行地推广于其他一切领域。在它看来真理就是对事物的必然性(规律)的确信和把握,偶然性意味着无能与无知,科学只接受确定性的东西而排斥不确定性。这样,科学主义一方面不顾语言的实用性,强行把一切归结为科学方法所处理的题材,以此获得确定性和本质;另一方面无视人与物品之间的差异,无视人对物性之超越即人的灵性、情感等与人的物性之间的差异,把一切纳入科学的范畴,强行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处理,以此获得确定性和本质。

人们在对确定性的追求中,由于对于绝对、纯粹和永恒的执著,而演绎出绝对主义、原子主义和科学主义,此三者珠联璧合,将表象与实在的世界一分为二,生发出本质主义。其实,此三者与本质主义是互为因果的。本质主义也正是由于此三者的互相支撑和不断驱动,在表象与实在的二元世界中不断演绎出自身不同的历史形态和理论形态,对于生动鲜活的现实生活、现象界不断地超越,最终构筑起自己强大的逻辑帝国、理性王国,逐步达到极致形态。

哲学家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就是对于不确定性的绝对排斥。从表象与实在的二元对立这种视角看,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世界、现象界和人们的感性认识及实践活动,都充满了运动变化,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为了获得绝对的确定性,就势必要想方设法超越人们的感性认识、生活的实践和现象界,而进入彼岸世界,进入理论的世界,构造起理性的王国和逻辑的王国。因此,在人们对绝对的追求过程中,这种追求一步步纯粹化、绝对化,其结果就是越来越迷恋逻辑概念和理论,因为它们可以营造理论的确定性(尽管它是抽象的);越来越远离生活和行动,因为实践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尽管它是现实的)。这样不仅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同时理想的绝对永恒的世界与现实的变幻不测的世界的二元对立终成定局;从而不仅影响着世人对于世界、社会和人自身的看法,而且也影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所以,考察人类对于确定性寻求的来龙去脉与本质主义兴衰之间的勾连,厘清本质主义的不同类型及其表现、特色和缺陷所在,可以提供一个崭新的视界,使哲学在告别了自己的“圣坛”地位后,能够重新审视自身未来的任务和功能及走向,以及自身种种难题生发的根源与解决路径。

三、消解绝对确定性的尝试与启示

黑格尔之后,传统哲学受到不断挑战和批判,本质主义亦由于其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和内在矛盾,由于与社会历史现实发展的脱节,更由于社会历史的变革与哲学变革的要求,受到了种种质疑和批判。在此背景下,本质主义的痼疾暴露无遗,其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轻实践重理论。由于极度追求绝对确定性而生发出的本质主义,为了确保确定性的绝对可靠,势必排斥实践的不确定性,这就形成了传统哲学重观念重抽象、轻实践轻现实的倾向。正如杜威所批评的:“人们把纯理智和理智活动提升到实际事物之上,这是跟他们寻求绝对不变的确定性根本联系着的。实践活动有一个内在而不能排除的显著特征,那就是与它俱在的不确定性”。其次,经过实在与表象、本质与现象二元论的剥离,造成二元对峙。由于要获得永恒不变的、普遍必然的确定性,就要进行二元论的剥离,将心与物、灵与肉、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形式与内容等本质与现象一分为二,消解掉物、肉、物质、存在、内容和现象等的不确定性,保留、凸显出心、灵、精神、思维、形式等本质、确定性及其逻辑必然性、普遍性,形成共相与殊相的对峙。最后,以同一性排斥差异性,并最终导致以肯定性辩证法替代否定性辩证法。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过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到康德、谢林、黑格尔直至胡塞尔、罗素,同一性思维一直主导着西方哲学的发展。对于确定性的不断绝对化,对于本质的不断纯化,同时对于统一性的逐步强化和对于差异性的消解,对于同一性的日趋完善的寻求,也就是对于差异性的不断排斥:差异性、异质因其总是与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最终被边缘化。与此相关的是以肯定性辩证法替代否定性辩证法。

对于本质主义的痼疾及其危害的反思和批判,导致了反本质主义的兴起,这其中既有尼采、杜威发聋振聩的猛烈攻击,又有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反清算、海德格尔的揭露,还有德里达和罗蒂的彻底解构。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和《后哲学文化》等著作中尖锐地提出了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罗蒂针对传统形而上学关于主体和客体、现象与实在之二分的做法进行了颠覆,以对话代替客观性,以价值代替真理,取消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认识事物和使用事物”的区别,提出反本质主义的想法,“放弃内在与外在、X的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区别”其实,反本质主义作为一种从现代贯穿到后现代的思潮,不仅是对分析哲学的本质主义的颠覆,还是尼采以来对亚里士多德、培根到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以理性为中心的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纵观黑格尔之后的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对于本质主义的批判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并未彻底抛弃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信念和做法有褒有贬,或是有所修正,或是有所更新,此类批判可称之为“非本质主义”,尼采、波普尔和哈贝马斯是其主要代表人物;第二,想要彻底抛弃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基本信念和做法持否定态度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哲学乡愁”及其自身的局限,最终又回复到本质主义的信念(自己还不自知),此类批判可称之为“温和的反本质主义”,杜威、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还包括塞拉斯、奎因和戴维森)是其主要代表人物;第三,彻底抛弃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信念和做法作彻底批判和摧毁,并宣布传统哲学的死亡,强调哲学只有作为普通的学科才能发挥它的应有功能。此类批判可称之为“彻底的反本质主义”,德里达、罗蒂是其主要代表人物。


记忆的永恒


对于本质主义的批判彻底与否及其最后的走向,与这些哲学家及所属的学说派别对“确定性和本质”的把握、依赖或消解息息相关。

从确定性的寻求到后继的绝对化、极端化,再到本质主义的登峰造极,乃至反本质主义的兴起,其间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的可贵启示是:

第一,对于确定性的寻求和对于事物本质的把握,既是哲学发挥其自身功能和特色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也是哲学的主要任务所在;然而,这种寻求和把握如果脱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社会历史背景等具体情境,闭门造车,由逻辑的内驱力而为原子主义、绝对主义和非历史主义及非人类性等倾向所缠绕、侵蚀,则将生造出“逻辑的怪物”——一种有逻辑之美却无现实效用的共相和绝对。这就告诉我们:在哲学研究中专门化、逻辑化固然是有效的途径和方法,然而如果只有抽象、提升而没有具体(还原到具体环境),这种做法充满了危险而会误入歧途;进一步说,哲学研究者不可无节制地自我超升,把自己的任务神圣化,而应将自己的任务看作安身立命、服务社会的工作,做好应尽的职责,消解神圣化冲动,摆正凡人位置。

第二,对于确定性的寻求和对于本质的把握并不必然导致本质主义。无论是对于科学研究还是宗教信仰,抑或是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没有对确定性与本质的寻求和把握,人们就会失去起码的基准、参照或目标,更不用说对于哲学研究了:确保常规的对于确定性的寻求和对于本质的把握是哲学研究的必需。因此,如何有效地寻求确定性、成功地把握本质,而又不陷入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陷阱,乃是我们的重要课题。其实,只要我们用相对制约绝对,以具体平衡抽象,用历史性来消解非历史性,围绕人本身而拒斥非人类性,就可以防止滑向本质主义,至少不至于生发出绝对的本质主义或坏的本质主义,而是持有温和的本质主义。



第三,哲学从古至今之所以经久不衰,始终保持着活力和魅力,其原因就在于它始终为世人提供着有力的帮助和有效的解答,即在应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等相互矛盾的关系的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确信:无论是理论认识的确定性、本体论和生存论的确定性,还是价值信仰的确定性、心理精神的确定性,都给人类带来安全感和方向感。即使在今天,这种奠基于确定性之上的安全感和方向感也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由于时事的变迁、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人的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人对运动变化的喜好也在不断提高,因而那种静态的、固着的和永恒的确定性和本质已失去了昔日的光辉,而非人类、非历史的确定性和本质更是失去了其神圣的光环,它们将为立足于现实、有历史背景和属人的确定性和本质所替代。从世人对确定性和本质之需要和喜好的心态及类型的历史演变来看,人类对确定性的寻求将会有一个可喜的变化和未来。更重要的是,从反本质主义兴起及演变的实际情况及影响看,典型的本质主义退隐出历史舞台后,人类仍然可以有滋有味地生活并发展下去。由此,可以发现罗蒂所谓“大写的哲学已经终结”的真实而又积极的意味。

文献来源:《哲学研究》2013 年第 1 期 ,第81-86(107)页。(注:本文已省略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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