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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自古不乏尚武传统。尚武并非黩武，知兵亦非好战，武德无论如何总是积极健康的民族精神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以国家强大为基础的自信，以军人血性为特征的健全人格，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
“汉”之所以能够成为我民族的统称，是内心深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自豪。盛唐之所以令人念念不忘，也多半成就于威震四方的尚武国风。强大的边防、高度的文化自信，以及文人士子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造就了雄浑豪放、磅礴悲壮的边塞诗歌，成为唐诗宝库中一颗耀眼璀璨的明珠。
但尚武的精神、阳刚的气魄，自宋代以后，正逐渐被消磨殆尽。赵匡胤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窃取江山，开国气象促狭，对握有军权的武将极为敏感和忌惮，一系列打压军人的举措造成有宋一代重文抑武乃至蔑视防范武人的风气甚浓。军为世贱，士耻言兵，不仅一般武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即便是战功赫赫的将领，也多落个郁郁不得志的下场。
 “惶惶不可终日”的狄汉臣 从一个无名小卒，十数年间官至枢密使，成为国家军事上的最高长官，狄青的成长经历可谓宋代开国以来所仅有。
狄青颇具军事才干。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他每次作战时，“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狄青是从基层士卒历经征战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将领。
狄青更有政治远见。广西侬智高叛乱，连陷数州，前线部队一触即溃，朝野震惊，危难之时，狄青主动请缨。是他劝阻了朝廷雇佣交趾兵的提议，认为“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横蹂两广，力不能讨，乃假兵蛮夷，蛮夷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这说明狄青有爱民情怀，有政治家远略，非徒以武人视之。
狄青也得到了当时主流士大夫群体的指点、提携和引荐。文学家尹洙最早发现了狄青的才华，并将他推荐给了韩琦、范仲淹。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青乃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由是声名日盛。
有幸结缘士大夫领袖，无疑是狄青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宋代崇尚文治，“与士大夫共天下”，相较于军事才能和政治谋略，士大夫的认可与延誉更为关键。
与一般武将有别，狄青颇有军人风骨和自尊自立的精神。他出身行伍，即便位极人臣，也时常受到文士的蔑视，但他自己对于的军人身份，总是感到荣耀。在其身跻公卿之列后，宋仁宗钦赐良药，打算为他除去脸上的“面涅”，狄青却拒绝了，并说道：“陛下不问臣出身高低，按照功劳提拔臣到这个地位，臣愿意留着，劝一般当兵的知道上进。”
仁宗赐药除字，出发点仍是对于军人的鄙视，但狄青不以为耻，是其不忘本处，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其备受士卒拥戴的重要原因。
狄青家世卑微，尊贵以后，有人劝他认唐朝宰相狄仁杰做祖宗，狄青谢道：“我本是鄙人，何必高攀狄公。”事情虽小，也可看出他自立而不攀附的处世风范。
狄青更有军人的杀伐决断。初到两广后，有将领不服号令，擅自出战，伤亡惨重。狄青认为，“令之不齐，兵所以败。”便大会诸将于堂上，召广西钦辖陈曙、殿直袁用等三十余人，按以败亡状，驱出军门斩之。史称“诸将皆股栗”，士气为之一振。
军中立威，本为常事。平定安史之乱的李光弼，于阵前立斩不服号令的侍御史崔众而威震全军；五代杰出的统帅周世宗柴荣，于高平之战后将临阵脱逃的樊爱能、何徽等七十多名将士悉数斩杀，迅速整饬了涣散不堪的军纪。
但在宋代，此种果敢手腕，很少见到有武将使用，主要是重文轻武的传统，造成绝大多数武人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统兵带兵能力更是不足，加上将领对文人士大夫颇为忌惮，手脚皆被束缚，任何事情不敢自作主张，不敢过于凸显自己。狄青所为，就难免让文人们侧目了。
成也士大夫，败也士大夫。狄青身上所具备的优势和长处，转瞬之间，就会成为文人弹劾的口实。
一代文豪欧阳修前后态度的转变，最能说明他们的“恐军人症”。当狄青在边关时，欧阳修为谏官，认为将领作战可便宜使用钱财，不宜检勘过甚，动辄兴狱，这完全是一种爱护和奖励的态度。
但在狄青担任枢密使后，时任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认为“武臣掌国机密而又得军士感情，岂是国家之利？”他以种种诬枉不实之词，接连三次上奏朝廷，建议罢黜狄青的职务，并将他外放。
还有曾经非常赏识狄青的韩琦，保举狄青讨伐侬智高的宰相庞籍，名臣文彦博等，在此问题上都出现了反复。这些人的道德品行无可非议，主张外放狄青也绝不是出于私怨，而只是他们的隐忧。
起初，仁宗皇帝还替狄青辩解，认为狄青是忠臣，可文彦博却反问道：“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这是最能戳痛赵宋皇室的地方，仁宗也就不再坚持了。狄青不明就里，曾向宰相表明自己的衷心，质问朝廷为何这样对待自己，得到的回到却是：“无他，朝廷疑尔。”
没错，“朝廷疑尔”就是你的罪名！
狄青生活的时代，社会承平将近百年，虽然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但在对辽与西夏的战争中，从未取得令人鼓舞的胜利。王公贵族、普通百姓已多年未见如狄青一般的人物，对他都有一致的好感，在士卒们心中，他更是学习的楷模。
史称，“青在枢密四年，每出，士卒辄指目以相矜夸。”士兵们夸赞统帅，统帅能够深得军心，在正常体制下本是国家之福，怎么到了宋代，反成国家的隐患了呢？
这是由于宋代长期奉行防范压制武将的统治策略，造成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习将，将不知兵”的局面，狄青与士卒的感情反成了异数，而狄青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猜忌武人制度的牺牲品。
在狄青外放陈州后，朝廷仍每半月遣中使来探望，名为探望，实为监视。狄青惊疑终日，不久即郁郁而亡，时年四十九岁。
 “弦断有谁听” 的岳鹏举
岳飞也是从不起眼的士卒做到了枢密副使的高位，其军事才能更是卓越绝伦、罕有其匹，乃至下场亦与狄青有相似处：一为明杀，死于“莫须有”的罪名；一为阴杀，死于文官集团的合谋与猜忌武人的制度，共同点都是被冤屈致死。
岳飞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文学才华却是将帅之中少有的。除《满江红》这一千古传诵的爱国名篇、民族伟词外，且看其藉助文字抒发心中抑郁的几个人生片段。
场景一。深夜，深秋。山河飘摇，国破家残。周围一切都静悄悄的，唯有一人独自在台阶前徘徊。蟋蟀低沉的呜叫声，回荡在耳边，仿佛催逼着词人心中的悲愤，喷薄欲出。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赵构在与金和战问题上犹豫不决，奴颜婢膝主张议和的秦桧等人大受重用，朝中主战派纷纷被罢免、除籍甚至杀害，即便是握有重兵的将领之间，也因存在嫌隙而相互排挤、拆台。岳飞茫然四顾，只见自己孤单的身影。《小重山》一词正是作于此种情势之下。
曲高和寡、知音难遇，幽情远旨、馀味无穷，含蓄委婉，悲凉悱恻之至。词中寄托的，是作者的一腔愤懑，一种无处言说的沉痛，和苦闷至极的心情。
词论家这样比较岳飞最有名的两首词：“《满江红》词一阕，非不慷慨激昂，可歌可泣；顾其耐人寻味之程度，殊不若其《小重山》也。”正所谓“一种壮怀能蕴藉，诸君细读《小重山》。”（缪钺语）
场景二。夜深人静，秋雨绵绵。南阳武侯祠內，有一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只得坐等天亮。忽然见他飞笔走纸，挥洒纵横，一气呵成，酣畅淋漓，就像又见到了他驰骋疆场的英气雄姿。
“绍兴戊午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祠、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
蜀相诸葛亮两写《出师表》，无不“临表涕零”；近千年后，岳飞手书两表，竟“泪下如雨”。这是历史的穿越，更是隔空的对话。
蜀汉与南宋，同是偏安一隅。从客观条件上看，蜀汉一州之地，仍时刻不忘恢复汉室，君臣上下戮力同心，矢志北伐；反观南宋，经济富庶，人口繁密，议合之声不绝于耳，硬生生将半壁江山拱手送人，实在令人痛心。
观飞所作跋语，仅百字，千百年下，我们仍能对其当夜心情有所体会。
场景三。郾城大捷后，岳飞率领大军进抵朱仙镇。全军上下士气高涨，人自为战，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岳飞喜不自禁，在上给赵构的奏折中，他写道：“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大有收复中原指日可待的势头。
 但岳飞等来的，却是赵构的班师诏，此时此刻，飞悲愤填膺，肝胆俱裂：“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在班师途中，岳飞得知，曾经收复的失地又被金军重新侵占，他感到从来不曾受过的痛楚、气馁和绝望，不禁仰天长啸：“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这又是怎样一种愤慨和无奈！
静安先生于《人间词话》中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说到底，文字之所以能够不朽，是因为我们从字里行间，读出了家国情怀、爱恨情仇和人生阅历，他们抒发了一种超脱个人恩怨的本真性情，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真感情在。岳飞的这些文字就属于“以血泪书写者”。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个人的感情微不足道。但历史总有那么几个瞬间，让人感动不已。每读之，足以令人动容，心灵亦受到极大的震撼。一代名将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屈死于奸臣之手，怎能不令人扼腕！
南北朝时期，为刘宋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将檀道济，勇武而有谋略，只因功高震世而受到猜忌，竟与其子及亲信将领悉数被昏君奸相处死。岳飞的命运与道济何其相似！
史载，道济被捕，脱帻投地，悲愤地说：“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道济一死，北魏朝野弹冠相庆，以为刘宋不足忧矣。岳飞临死前，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对赵宋这种自毁长城的卑劣手段，不也是一种血泪控诉吗？
岳飞与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号称“中兴四大名将”，惟岳飞最为年轻，军事才干最为卓越，战功最为显赫。南宋有如此英杰人物而不用，不仅不用，反置之于死地，赵构之不能中兴社稷，可知矣！
岳飞被杀害时年仅三十九岁，正与周世宗柴荣病逝时同岁。
柴荣的病逝，导致收复燕云的宏图伟业再无实现的可能。岳飞的被害，中土百姓再也盼不到“王师北定中原”的那一天，万千父老沦为“忍死望恢复”的遗民和异族的奴隶。
但假使岳飞不死，他会像韩世忠那样放下一切、绝口不谈兵事，“拥高爵而赉恨以殁”吗？
此岂武穆之所安哉！岳飞以身许国，毕生以收复中原、重整河山为己任，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是必定要追随恢复河洛、直捣黄龙的梦想去的。
留下这肮脏的世界，尽付与那帮奴才！“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屈原《渔父》）
陆秀夫的厓山蹈海，文天祥的成仁取义，张煌言的大义凛然，正是此种永不屈服精神和知其不可而为之勇气的世代延续。
 “一生襟抱未曾开”的辛弃疾
岳飞被害前一年，辛弃疾出生。“弃疾”者，“去病”也，可知其志向抱负绝不在文辞。
二十来岁的弃疾就曾聚集两千余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和尚义端将印信偷走，准备投金，弃疾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贼两日，第三天便提回了义端的人头。
金主完颜亮被杀后，弃疾奉命南下与宋庭联络。在他顺利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闻义军领袖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的消息，弃疾大怒，跃马横刀，亲率数十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
千军万马之中取人首级，犹如探囊取物，惟弃疾此举可以当之。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彼周公瑾、谢安石事业，侯固饶为之”（洪迈《稼轩记》）。
弃疾早年传奇般的经历，使人想到班超经营西域的丰功伟绩和丈夫气概。投笔从戎的班超，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决断，仅带领卫从数十人，先后平定西域数十国，可以称得上“气吞万里如虎”。
弃疾二十六七岁时所作的《美芹十论》，提出了一整套治兵御戎的策略，思维缜密、文采斐然，显示其不同凡响的战略眼光。诸葛亮作《隆中对》时也是这个年纪，但弃疾的认知出于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实战经验，更具可行性，因而弥足珍贵。
与弃疾同时代的陈亮与朱熹，对于道德与事功的关系颇有争论，思想上有王霸义利之辨，身份上有醇儒与豪杰之别，但弃疾同时与二人交好，始终保持着真诚的友谊。
陈亮一介布衣，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直欲“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英雄情结跃然纸上。在陈亮的身上，弃疾或许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大有惺惺相惜之感。陈亮对弃疾亦极为崇慕，有《辛稼轩画像赞》，从中我们可以对弃疾有个直观的印象：
眼光有棱，足以映照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动。不知须鬓之既斑，庶几胆量之无恐。呼而来，麾而去，无所逃天地之间；挠弗浊，澄弗清，岂自为将相之种。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为天宠也。
 这就是弃疾的画像，哪里像一个操弄笔墨的文弱书生。
朱熹过世的时候，正值朝廷严禁宣传道学，官方下令不许弟子为其送葬。虽非道学中人，心境悲凉的弃疾坚持亲自前往吊唁，并撰写祭文：“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如生。”
如果说狄青与岳飞尚有机会略施自己的军事才华，弃疾才兼文武，命运却比他们还不如。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四十年，弃疾有近二十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二十多年间，又有数十次频繁调动。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
晚唐时期，胸怀大志的李商隐不幸沦为牛李党争的牺牲品，其友崔珏在祭文中痛哭道：“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弃疾的命运与之颇为类似，他自己就曾无奈地写道：“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都算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弃疾虽处处碰壁，屡遭打击，却从未消沉气馁。他做起事来很有胆魄，在湖南时曾创置“飞虎营”，养兵民间，以备他日之用。但朝中苟安的大臣却弹劾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给他安上“酷吏”的恶名。他丝毫不在乎个人的得失毁誉，在乎的只是如何来替国家尽责任，等待着朝廷启用他去成就北伐的伟业。
弃疾的后半生就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哪怕只是一句话：“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天理轮回，盈虚有道，宋庭的防范与猜忌使历史上少了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却成就了一位伟大的词坛盟主。如此雄韬伟略、远见卓识，郁结心中，不能自已，发而为文为词，遂令人感慨至深。
《稼轩长短句》“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常表现出伟丈夫须成就一番事业的不凡气概，大有深意存焉：他把填词当成了战场杀敌。这是辛词相对于苏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
霍去病死时仅二十三岁，弃疾从北方归顺南宋朝廷时，也就是在这个年纪，刚刚开启的军旅生涯也基本上结束了。
时也？命也？
 历史的教训
狄青、岳飞、辛弃疾，不过是宋代武人悲剧命运的代表，由此可以观察，在那个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我们的武德竟沦丧到何种地步！
实事求是地讲，宋朝“重文轻武”的政策是被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逼出来的。建国之初，“杯酒释兵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语出北宋学者汪洙《神童诗》），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社会风气，武人骄横跋扈、祸乱家国的局面得以改观，是其可取之处。
但凡事过犹不及，一味的矫枉过正往往走向反面。轻视武功、鄙视武人，作为基本国策一直坚持到最后，直至灭亡，就不得不说是严重失策了。
即便是经济科技文化高度繁荣，如果没有尚武的民众作基础，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也不过是招惹饿狼的“肥肉”！汉民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当今世界各地还有“唐人街”，唯独“宋人”的称号没有被传下来。
也可能汉、唐人实际的生活，比起宋人来优越不到哪儿去，但至少没有成天地生活在阴影之下，更没有被异族奴役。宋人却时常在外族铁骑的蹂躏下苟延残喘，几代人都翻不了身，内心世界更受到极大的摧残，进而影响到民族心理的扭曲。
繁荣需要和平，但和平必须要靠强大的国防做保障！两宋经济文化如此繁盛，亡国教训如此惨痛，令人不胜唏嘘。致命的是，南宋的灭亡，更导致民族文化发展的中断，有亡天下之意。《宋史》之不忍卒读，良有以也。
唐以后的一千年中，除明朝外，大半是受外族侵凌甚至统治的时候。汉代的匈奴、唐代的突厥，其势力不可谓不强，但中原王朝尚能抵挡，而天水一朝，面对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草原民族，几无还手之力。必须承认，这是其一贯的立国方针造成的。
长此以往，不仅使本民族一度沦为异族的奴隶，更影响到此后民族性格的养成，危害尤甚。
史学大家雷海宗先生认为，中国武德的不振兴与整个文化的不健全，其实是同一件事。在《中国的兵》一书中，先生这样写道：
一般的说来，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中国两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
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
这样下去的后果就是，两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
忠言逆耳，却是不争的事实；教训惨痛，后人要引以为戒。 原标题：壮志难酬的武将——从狄青岳飞辛弃疾的悲剧命运看宋代武德的沦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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