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凌日（坡头） 华夏诗国，自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始，继而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再而新诗，源远流长，长盛不衰。 刘勰在《明诗》篇中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就是说，诗是用来扶持人的情性的。然而，扶持人什么样的情性呢？他接着的下一句：“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无邪”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归无邪”是诗的依归，最终指向是美好人生的一面，人类把一切没有邪恶的美好事物都赞美为诗，诗是美的化身、美的“代言人”。 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是人类具有审美的天性，具有不同于其它动物的审美倾向。人类审美意趣、意识的形成和成熟则是长期的社会实践。但在种种社会实践经验中必需有一个最先触发的萌动点，我姑妄言之，这个触发点首先萌动于语言的节律美。人类在长期的语言交流中发现语言的节律感在它的表意过程中有着特别感人的作用。情动而歌，更能痛快地渲泄感情。随着节律美认识的深化，由歌而舞，语言、肢体，秉持了节律美的审美意识，节律之，协调之，谐和之、美化之，一步步奠定了中华民族审美的基本理念也生发了对美好人生的渴望与追求。在诗意流动的长河中无论是歌颂、悲愤、怨诽、批判、讽刺、酬答，它的最终指向都是美好人生的向往，因为人生渴求美，美是人性的本源、人性的追求。 “诗三百”开宗明义第一篇——《周南·关睢》就描写了“君子”对“淑女”美美相慕的执着追求。“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同时流露出 “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渴望。《诗经》三百多首诗歌中，即使是批判意识强烈的《伐檀》，描写了统治阶级“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不劳而获，发泄了对现实不公的申诉和斥责，但它最终的指向还是要求得到社会的公平、公道，过上平等美好的日子。 继《诗经》之后，《离骚》是华夏诗国的又一座高峰。篇中怀念尧舜之耿介，汤禹之祗敬；痛恨桀纣之猖披，后羿之淫游佚畋，情之所至，真实感人。它尽管满篇抒发着“忠信见疑，国事日非”的内心积愤，但它始终抱着美好的愿望，以无限的忠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楚怀王能够醒悟过来把国家治理好，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唐代近三百年间，诗坛上不仅涌现了陈子昂、王维、高适、岑参、孟浩然、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杜牧等璀璨夺目的群星，而且横空升起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这样两位光照千秋的诗坛巨匠。唐诗创造了中华古典诗歌崭新的审美境界，取得了后人难以逾越的艺术成就。宋词与唐诗并举，同样成就了一代文学。其间，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柳永、王安石、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李清照等名家迭出，宋词以其完美的艺术形式与唐诗、元曲相互辉映，成为华夏诗国的三座奇峰。尽管创作风格上豪放、婉约、典雅、飘逸、清奇、含蓄、劲健、绮丽异彩纷呈；创作观念上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法有别；创作流派上的边塞、田园、韩孟各自成流，如果用一句话来归纳它的总趋向，那就是无论它的体裁如何嬗变，风格如何迥异，观念如何的不同，不变的是 “持人情性”，秉持的是“义归无邪”，走向和意旨十分明确。我们只须翻开《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呈现在眼前的描写自然风光、抒发个人感情、感怀人生世事、痛刺奸妄邪恶、哀叹国运民生，其中托物言志也好，借物喻人也好，卒章显志也好，异途同归，始终坚持着人性的良知，不灭的光明，美好的向往。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笔下的春江、明月、芳甸、花林、流霜、白沙、白云、青枫这些自然美景与扁舟、高楼、镜台、砧石、远去的鸿雁、潜跃的鱼龙、这些牵动感情的物象，共同烘托着思妇和游子那种纯洁感人的相思之情，可谓景美、物美、人美。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不幸、悲痛、自责；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和辛酸对比，尽管一字一泪，但他仍然是“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那种积极人生的同情与守望。 宋词句式长短参差，更具情感表现力。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中的壮烈美；苏轼《水调歌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的愿景美；柳永《蝶恋花》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中的执着美；李清照《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最难将息”中的缠绵美，言有尽而意无穷，语言精练，美不胜收。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化传统奉守的原则。诗不仅崇尚形式美，它的内容意旨同样需要具有“道”的正能量，这是诗“义归无邪”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文以载道”的社会责任。现代新诗可以说是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为解放思想、冲破古体诗词格律束缚，适应时代发展使之能更自由抒发思想、反映生活而诞生的新体裁。以形式看，它不及古体诗词的韵律美，但它是以破除古体诗的格律桎梏，让思想在更加自由的天地中驰骋，使它能更加充分，更有把握地将诗的“持人情性，义归无邪”原旨发挥出来。新诗中不乏脍炙人口的佳作：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余光中的《乡愁》等无不是形式与思想内容高度结合的优秀作品。 新诗是时代的产物，如何继承是个首要问题。只有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新诗不应失去中国诗歌的传统美，它必须是节律的和谐，语言的铿锵，开卷能诵，掩卷能思；它不应失去中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以艺术的高度让两者完美结合，让思想更加灿烂，让文采更加飞扬；它不应撇开现实生活，孤芳自赏地躲在“象牙塔”中营造虚无的自我，要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驰骋艺术想象，为时代讴歌，为生活讴歌；它不应失去中国诗歌“文以载道”的社会责任感，它必须是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人性美的守护者，美轮美奂，正道正气；它不应失去中国诗歌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锤字炼句从来就是中国诗歌创作的苦功硬功。 华夏诗国，源远流长。它应像江河一样，越是下游越是壮阔。在这壮阔的洪流中，无论格律诗、自由诗都有它奔流发展的自由，为美好的人生放声歌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