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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更(一)|《月亮与六便士》,韩剧里撒了把艺术之花

 王天神 2018-09-01

一、

《月亮与六便士》是毛姆于1919年成书的长篇小说。

小说主人公查尔斯本是收入颇丰的股票交易员,高大,沉默,拘谨,泯然众人矣的一枚中产。突然有一天,他消失了,只留给妻子一封辞别信,置家人于癫狂、痛苦,公司合伙人于愤怒不平,他人于议论纷纷之中。那以后,他再没出现。

他去了巴黎,又去了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绘画。他忍受贫穷、疾病、低贱的社会地位,至死也没有摆脱。他不和世人交流,宁愿自己花费更多时间学画。他不在意世人看法,只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他在这流浪般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并在绘画中得到了精神的满足和释放。他的肉体死于贫病交加。死后,他的画作大卖,声名鼎沸。

小说名字中,月亮代表的是让心中燃烧起希望的理想,黑夜戚戚,暗夜独行,虽朦胧不明吾往矣。六便士象征的是与理想相对的俗世繁华,纵有名利相诱,于我不过如六便士般几乎不值一文。

作者在小说中发出呐喊:
难道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让你感到舒服的环境里,让你的内心得到安宁是糟践自己吗?难道成为年入上万英镑的外科医生、娶得如花美眷就算是成功吗?

如作者所呐喊的那样,有很多人以查尔斯作为自己的鼓励或者标尺,在优渥生活和追寻梦想之间徘徊。

二、

高更自画像,绘于1888年去往阿尔与梵高相会前

这部小说是以著名画家高更为原型创作的。高更(1848-1903),原本是法国巴黎一枚股票交易员,工作后对绘画产生兴趣,35岁辞职成为职业画家,与塞尚、梵高并称为后印象派三杰。

关于高更的绘画人生,人们充满着美好的幻想。除了毛姆小说里大量不切实际的独角戏般的想象之外,还比如:

断绝了家庭关系,只身行走在茂林深篁、碧海长天中的高更,他灵魂的旌旗一定是孤独而招展的!
高更抛弃妻子,只身与文明社会决绝,来到塔希提岛……。

其实,高更本人并没有把优渥生活和追寻梦想对立化。小说家喜欢搞这种对立化,这样可以制造冲突,方便开展剧情,搞直击人心那一套。

高更在35岁那一年,也就是1883年,决定放弃股票经纪人的高薪职业,全职投入绘画前,已经学习了很多年绘画。

后世人总爱浪漫地想象:突然天外来一道旨意,降服了某个未来的画家,于是他拿起画笔,抛妻弃子,开始了追逐艺术的生涯,就像《圣经》里的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天启认识了基督一样。阅读毛姆的小说,全文充斥着这样唯美的幻想。

其实,高更是慢慢接触绘画的。先由爱好绘画的同事史克夫接触了绘画,然后受到专业画商妹夫的指点,又师从毕沙罗,慢慢进入了绘画圈子,从一个业余二流画家逐渐跻身于专业画家行列。逐渐地,他发现绘画艺术能给自己带来生命的律动感,给生活带来热情,他爱上了这种感觉,而且相信也能带来经济回报,这才改变了职业发展方向。

就如高更自己所说:哪有一蹴而就的事情,都是厚积薄发。

三、

辞职后,他对老师毕沙罗说:“只要我们做出改变,一定能靠艺术赚钱。”高更转行绘画,是抱着赚钱的美好期盼,而毕沙罗觉得高更很天真。

那以后,高更始终没能如自己期望的那样大红大紫。在给朋友的信里,高更倾诉郁闷:“让我感到灰心丧气,甚至我都不敢再作画了“。他只好一遍遍自己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的天分一定有一天会昭然若揭,相信孩子会以自己的姓氏为傲。

黄色基督。据说高更以自己的样貌描绘了基督的形象,以表示自己对艺术的殉道精神。

经过一路坎坷,他开始向往马达加斯加的原始生活,但迟迟不动身,仍然滞留在巴黎。他留意报纸上对他的任何评论,沾沾自喜于自己任何一件作品能够卖出去。他抱着一线希望可以名利双收。

马达加斯加的美梦破灭后,他决定去塔希提岛。1891年去塔希提岛之前,高更和法国文化部长谈好了:日后回巴黎,一副作品3000法郎。

高更一直对莫奈一副作品能卖3000法郎,感到心里不是滋味。

后人对高更塔希提之行,普遍给予”追寻内心的声音”,”血液里涌动着土著人的血”之类比较虚幻的评价。而圈内人当时对他普遍评价不高。老师毕沙罗认为他“不是先知,只是懂得如何用隐居深山海外的噱头来博得资产阶级的欢心,”以及“不赞成他总是抄袭东方和拜占庭的画法。”

其实高更第一次去塔希提,两年后就回巴黎了,而且应该是没有打算再返回塔希提。土著部落生活虽然让他找到了体内隐藏的另一个自我,帮助他在安静的日出日落间体会生命、得到绘画的灵感,但他也想念法国文明社会里的美酒好烟,也愿意接受文明社会提供的各种享受。

他回巴黎,希望两年的塔希提之行帮助他名利双收,可惜如意算盘落空。后来钱花没了,他再次返回塔希提。在第一次去塔希提时娶的土著女子已经带着他的孩子改嫁,他又娶了一个新的。

我们朝拜玛利亚。绘于塔希提。

四、

毛姆把人物分成两类:一类蝇营狗苟于现世,要名利,要如花美眷;另一类如高更,放弃一切舒适,追求内心的满足。他在小说里用心为第二类选择呐喊、鸣不平,但自己过着第一类人过的生活。他在笔下满足对第二类人的向往,但自己一点不愿舍弃优质物质生活。

现实里,哪有这么明显的区分呢?每个人都是丰富又复杂的。哪个不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伟大文豪苏东坡,一次次被流放、召回。他写了那么多归隐诗歌,每次都觉得自己要归隐了,这回真要归隐了,但每次被召回从政还是很高兴。曹操作为一个篡位臣子,心机手腕都是一个老成政治家的风范,可是却会写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从生命角度看人生的诗句。

人的各种心理活动也在不时受影响 。

我们很多人不是一会儿觉得自己想要归隐故乡,在那里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远离高房价高拥挤的帝都,第二天起床又挤地铁上班,在单位和同事为一个机会明争暗斗。

在异乡,忙碌紧张的心灵得到纾解,感慨这种生活也不错,但回到原来的地方,我们也乐意,那里有异乡缺乏的另一种生活。

每种生命状态,只要自己满足、不纠结,都是好的。只求现世安稳、名利双收,没什么不可。放弃一切物质,追求任性,也不过是个人的选择。

高更在塔希提娶的第一任妻子

五、

毛姆在小说里是这样为自己没能刻画一个现实、丰满的人物形象辩解的:

回头翻看前面的文字,我发现我对斯特里克兰的描写肯定是非常不如意的。我写下了几件我了解的事情,但读来依然如同雾里看花,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起因。最奇怪的莫过于斯特里克兰决意要当画家这件事,它显得非常突兀。……假如我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实事求是地描述某个特立独行的熟人,那么我完全可以杜撰出许多原因来解释这种心意的转变。

毛姆在写书之前,也是走访了很多地方、采访了很多认识高更的人,甚至还去了塔希提。为什么毛姆笔下的人物和高更判若两人呢?我想起了以前看过一个名人的话:

记者约我来采访,事后把采访的成稿给我看,天哪,那里没一句话是我说的!他带着态度、观点、结论来采访我,其实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

当然,你可以说那是小说,又不是纪实。可如果毛姆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完全没必要采访那么多人、走访那么多地方。

毛姆向来喜欢把身边遇到的人纳入小说,并且事后遭到对方起诉,说毛姆的描述歪曲了他们的形象。有人认为这些起诉的人在借着毛姆炒作自己。我看不一定。应该是作家缺乏“同情”他人处境、心境的能力。

这一点,高更可能早就预料到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讲过:
文学家过分高估自己的想法,而不愿深究别人的想法。比如,你们不喜欢蓝色,就谴责所有蓝色的画。如果你们是多愁善感的诗人,就要求所有的作品都是低调的——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喜欢亲切和蔼的东西,那么一切就得按这个人的方式来进行。而另一个要是喜欢愉悦,就不乐意有人欣赏奏鸣曲。

曹雪芹的《红楼梦》之所以伟大,有个原因就是里面的所有人物都是活的,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作家不偏爱某一个,否则就会牺牲其他角色,结果反而导致偏爱的角色太假。韩剧里的主人公之所以看着假,就是因为所有其他人都是绿叶,只为衬托主角而存在。

《月亮与六便士》,从某些角度看,不过是在韩剧里撒了把艺术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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