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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谈到碑帖，碑、帖同是石刻，而有区别。分别并不在石头的横竖形式，而在它们的性质和用途。刻碑（包括墓志等〉的目的主要是为把文词内容告诉观者，比如名人的事迹、名胜的沿革，以及政令、禁约等等。这上边书法的讲求，是为起美化、装饰甚至引人阅读、保存作用的。帖则是把著名的书迹摹刻流传的一种复制品。凡碑帖石刻里当然并不完全是够好的字,从前"金石家"收藏多是讲求资料鉴赏家"收載多是讲求字迹、拓工。我们现在则应该兼容并包，一齐重视。
先从书法看，古碑中象唐宋以来著名的刻本，多半是名手所写，而唐以前的则署名的较少，但字法的精美多彩，却是"各有千秋"。帖更是为书法而刻的，所以碑帖的价值，字迹的美好，先占一个重要地位。 碑帖的文献性(或说资料性)是更大的，用《石经》校经，用碑志证史、补史，以及校文、补文的，前代早已有人注意作过，但所作的还远远不够。何况后来继续发现的愈来愈多丨例如t唐欧阳询写的《九成宫酸泉铭》的"高阁周建，长廊四起"的"四"字，所传的古拓本都残损了下半，上边还有一个泐痕，很象"穴字头"，(翻造伪本，虽有全字，而不被人相信。）于是有人怀疑也许是"突起"吧？我也觉得有些道理。最近张明善先生捐献国家一册最早拓本，那"四"字完整无缺，回想起来，所猜十分可笑长廊"焉能"突起"呢？这和唐摹兰亊的"每"字正有同类的价值（而这本笔划精神的丰满更是说不尽的）,古拓本是如何的可贵！ 其次象唐李邕写的《岳麓山寺碑》到了清代，虽然有剥落，而存字并不太少。清修《全唐文》把它收入，但字数竞自漏了若干。所以一本普通常见的碑，也有校订的用处。又如其他许多文学家象庾信、贺知章、樊宗师等所撰的墓志铭，也都有发现，有的和集本有异文，有的便是集外文，如果把无论名家或非名家的文章一同抄录起来，那么"全各代文"不知要多出多少丨还有名家所写的，也有新发现，在书法方面，即非名家所写，也常多有可观的。即是不够好的，也何尝不可作研究书法字体沿革的资料呢！ 至于从碑志中参究史事的记录，更是非常重要，也多到不胜列举，姑且提一两欧阳修作《五代史》不敢给他立传的"韩瞠眼(通>,到了元代修《宋史》才被表彰，列入《周三臣传》，而他们夫妇 的墓志近年出土，还完好无缺。这位并不知名的撰文人，真使欧阳公向他负愧。又如"旗亭画壁"的诗人王之涣，到今天诗止剩了六首，事迹也茫无可考，已经不幸了。而旗亭这一次吐气的事，又还被明胡应鱗加以否定，现在从他的墓志里得到有关诗人当日诗名和遭遇的丰富材料。 至于帖类里，更是收罗了无数名家、多种风格的字迹。从书法方面看，自是丰富多彩。尤其许多书迹的原本已经不存，只靠帖来留下个影子。再从它的文献性(或说资料性）方面，也是足以惊人的。宋代的《钟鼎款识》帖，刻了许多古金文，《甲秀堂帖》缩棊了"石鼓文"，保存了古代的金石文字资料。又如宋《淳熙秘阁续帖〉〉所刻的李白自写的诗，龙蛇飞舞，使我们更得印证了诗人的性格。白居易给刘禹锡的长信，也是集外的重要文章。《凤墅帖》里刻有岳飞的信札,是可信的真笔，其他名人的集外诗文,或不同性质的社会史、艺术史的资料更是丰富，只看我们从什么角度去利用罢了。我常想:假如把历代的墨迹和石刻的书札合拢起来，还不用看书法，即仅仅抄文，加以研究，已经不知有多少珍奇宝贵的矿藏了。 从墨迹上可以看到书写的时代特征，碑帖上的字迹自然也不例外，同时刻法上也有各时代的风气。两方面结合起来看，条件更加充足，这在对文物的时代鉴定上是极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比_试拿敦煌写本看，各朝代都有其特点，即仅以唐代一朝，初、盛、中、晚也不难分别。现在常听到从画风上研究敦煌画的各个时代，这自然重要，其实如果把画上题字的书法特点来结合印证，结论的椿确性自必更会增强的。再缩小到每个人的笔迹，如果认清他的个性，不管什么字、什么体，也能辨别。要不，为什么签字在法律上会能够生效呢？ （四） 总起来说，书法的技艺、法书墨迹、碑帖的原石和拓本这一大宗遗产，是非常丰富而重要，研究整理的工作在我们的文化事业中关系也是很大。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以为这方面大家应作、可作而且待作的，至少有三点: (一） 书法的考査，分析它的发展源流，影印重要墨迹、碑帖，以供参考。 (二） 文字变迁的研究。整理记录各代、各体以至各个字的发展变迁。编成专书。 (三） 文献资料的整理。将所有的法书墨迹(包括出土的古文件)、碑帖(包括甲骨、金文）逐步的从编目、录文，达到摄影、出版。 当然这绝非一朝一夕和一人所能作到的事，但是问題不在能不能，而在作不作。现在对于书法有研究的人，是减多增少，而碑帖拓本逃出"花炮作坊"渐向不同的各地图书文物的库房集中，这是非常可喜的。但跟着发生的便是利用上如何方便的问题，当然今天在人民的库房中根本上绝不会"岁久化为尘"，只是能使得向科学进军的小卒们不致于望着有用的资料发生"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感觉，那就更好了！ （《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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