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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修成 摘 要：关于《国语》的研究，学界一直集中在讨论其作者和成书的问题。近年来，对《国语》文学成就的评价有些进展，但几乎没有文章涉及其著书笔法问题。本文拟从史家的本体意识及著史笔法传统着手，分析古已有之的“春秋笔法”在《国语》中的具体运用。 关键词：《国语》；“春秋笔法”；五例 “春秋笔法”这一称谓虽系后人正式提出，[1]但“春秋笔法”这一著史方法，却是我国自古以来就已形成的著史优良传统，而不是编年史《春秋》首创，正如钱钟书所说：“盖五例者，实史家之悬鹄，非《春秋》所树范。”(《管锥篇·左传正义六七则》，以下所引钱钟书此文者不另出注) 至迟在西周初就已形成的史家著书方法——“春秋笔法”，在《春秋》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国语》成书晚于《春秋》。关于《国语》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国语》一书，其原始资料估计出自多人之手，而由战国初期一位熟悉列国掌故的人，利用有关诸侯国的旧史材料辑集而成。从其严谨的体例，整体设计到细节处理，能充分体现作者的史学思想，是一部构思独特、见解独到而且是独立完成的史学著作。而对人事的褒贬、方法上的字斟句酌、语言界定的严格，更见史家著书之笔法。他(们)措史家之精神于笔端，将“春秋笔法”寓于本书的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之中，却并非有意师法《春秋》之笔法，而只是自然地继承使用已形成的记史方法。 “春秋笔法”的基本原则，在《左传·成公十四年》曾有较为系统的概括，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五点。晋人杜预曾在《春秋左传序》中将这五项细加申述，称之为“五体”。[2]钱钟书认为：“‘五例’之一、二、三、四示载笔之体，而其五示载笔之用。”所谓“载笔之体”，指的就是遣词造句等修辞方法；“载笔之用”，指的是劝善惩恶的社会功用。“春秋笔法”的褒善贬恶、直笔不隐的思想原则，通过遣词造句的严谨书法风格，表现出来的著史方法在《国语》一书中亦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充分的体现。本文拟就这五个方面，对“春秋笔法”在《国语》中的应用进行探讨研究。 “微而显”，是“春秋笔法”的第一个原则。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解释为：“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同时在《左传·成公十四年》中进一步注为：“辞微而义显。”杨伯峻亦于《春秋左传注》中释为：“言辞不多而意义显豁。”据此，我们可以将“微而显”的含义归纳为两层意思：1、史官记述的文辞在于这个层面，而他要表达的意思却在另一个层面；2、叙述语句虽简洁而精炼，但它所表达的另一层意思，却是人见人知。《国语》一书中，史官运用“微而显”这一原则记言载事的例子各语皆有，现举例如下： 《鲁语下》载：“虢之会，楚公子围二人执戈先焉。”公子围当时还是楚国的令尹，诸侯国大夫在虢地会盟，他“设诸侯之服”、“有执戈之前”，摆出国君享受的排场。故与盟的鲁卿叔孙穆子引当时的礼制说：“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大夫有贰车，备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设诸侯之服，有其心矣。”三言两语，公子围篡国夺位欲自立为君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文章结尾写道：“公子围反，杀郏敖而代之。”既符合叔孙穆子的分析，见出他政治上的敏感。而一斑窥全豹，也让读者了解到，春秋之时政治上风云变幻的惊心动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残酷历史。[3] 又如《吴语》记公元前494年，吴越夫椒之战，越国战败，越王句践退保都城会稽，听从文种的计谋，派大夫诸稽郢向吴国卑辞求和，而“吴王乃许之，荒成不盟。”作者仅“荒成不盟”四个字，就写出了吴王的骄傲自大，缺乏政治远见，急于想北上陈兵黄池，与晋国争为中原霸主，没有考虑吴越不两立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现实，为以后姑苏之战越国灭亡吴国埋下了伏笔。 《晋语一》载：“蒸于武公，公称疾不与，使奚齐莅事。”祭祀祖庙这种重大的祭祀活动，献公竟然不亲临主持，却派骊姬的儿子奚齐代替。读者从这可以看出，献公将黜太子申生，要立奚齐了。后文写到“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东山”，赐太子“偏衣、金玦”。“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实则正如狐突所言“以庞衣纯，而玦之以金铣者，寒之甚矣。”铣为金中最有光泽者，故用来形容闪着寒光的金玦，毫无温润之气。可见献公主意拿定，态度冷酷，其杀子狠心，表露无遗；而群臣心照不宣，又无法阻止这场人伦惨剧之态，也犹在眼前。 “志而晦”，是“春秋笔法”的第二种体例。杜预在《左传·成公十四年》注为“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他又在《春秋左传序》中概括为“约言示制，推以知例。”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亦解释为：“记载史实而意义幽深。”因而，我们可将“志而晦”诠释为：用简约而幽深的语言记载史实，史家的褒贬态度隐含在对礼制的依违中。例如： 《周语中》记载：“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王不许。”按周代礼制，天子与诸侯的葬礼是有差等的。《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杜《注》引贾逵说：“隧，王之葬礼，开地通路曰隧。”古代天子葬礼有隧道(全用地下道)，诸侯有羡道(地道而露出地面)。因此杜《注》进一步解释说：“阙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礼也。诸侯皆悬柩而下。”晋文公请用隧葬，本就含有轻视周王室的意思。而周襄王慑于晋国的声威，碍于文公新近有功于王室，便采取以守为攻的方法，用“亲亲”、“尊尊”的礼教大防来拒绝。史官用简约而幽深的语言，详细记载了周襄王拒绝晋文公请隧的答词。通篇答话似扬实抑，没有一句直接说不许其请，但句句都在说不能允许的理由，一直说得晋文公不敢再请求为止。表现了史官鲜明的思想倾向。此事在《晋语四》亦有记载。《周语》记之详，《晋语》则一笔带过，史官用意，也值得玩味。 又，《鲁语下》记载：“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与之言，弗应，从之入寝门，弗应而入。”敬姜夫人在内朝与寝门之外，都不搭理季康子。为什么呢？就连身为鲁国正卿的季康子也不明就里。其实，这是封建礼制的规定。正如敬姜夫人所言：“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职于外朝，合家事于内朝；寝门之内，妇人治其业焉。”语言简约而意义幽深，史官是在赞美敬姜夫人的严守封建礼法。国有国法，族有族规，男主外，女主内，可见当时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礼制之严密。 《楚语上》云：“叔段以京患庄公，……卫蒲、戚实出献公，宋萧、蒙实弑昭公，鲁弁、费实弱襄公，齐渠立实杀无知，晋曲沃实纳齐师，秦徵、衙实难桓、景，……”史官记事，特别注意斟酌文字，犹如上文所引，“患”的意思是危害；“出”是使出奔；“弑”的对象为君；“弱”是使弱小；“杀”的对象非君；“纳”即接纳；“难”是使为难。这几件史事，含义之所以不同，就在于一个字，它的内涵很多直接涉及当时礼制。又如《周语下》：“鲁侯归，乃逐叔孙侨如。……简王十二年，晋杀三都。十三年，晋侯弑。……齐人杀国武子。”其中的“逐”、“杀”、“弑”、“杀”，虽只一字，内涵却是相当深刻的。“春秋笔法”记言载事是相当严谨的，它要“约少其言，以示法制。”(杜预《春秋左传序》孔颖达《疏》)字要因人因事而用，不允许因出现歧解而违反礼制。同样是死，封建礼制要弄出许多名称来体现等级森严，据《礼记·曲礼下》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春秋》记事固然严守史家笔法，而《国语》同样严格遵守，如《周语下》记：“二十五年，王崩，撞不和。”《晋语八》：“是岁也，赵文子卒，诸侯叛晋。十年，(晋)平公薨。”等等皆是。 “婉而成章”，也是“春秋笔法”五事之一。杜预在《左传·成公十四年》注为：“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他又在《春秋左传序》中简而言之为“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辟讳。”故我们理解“婉而成章”就是用委婉曲折的言辞来记言载事，使表达能顺理成章。 “婉而成章”作为“春秋笔法”之一，在《国语》中的用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是语言表达方式的婉转屈曲。 如《鲁语上》载，齐孝公问鲁国的使者，鲁国凭什么不害怕齐国来征讨，乙喜曰：“恃二先君之所职业。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齐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夹辅先王，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这里，乙喜并没有直言要求齐孝公撤兵，而却搬出周成王为齐鲁两国间订立的盟约，以“世世子孙无相害也”来作为说辞。尤其是“岂其贪壤地，而弃先王之命？其何以镇抚诸侯？”这两句，婉点齐孝公要穴，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早中期，暗示了他欲为霸主，还得顾及先王遗命，才能镇抚诸侯，既维护了他的颜面尊严，又使他于情于理、于礼于法，都不能再攻打鲁国。这一番外交辞令，确实委婉而又有力，使得“齐侯乃许为平而还”。 又，《晋语八》载，叔向本欲谏平公不杀竖襄，但他未直言己意，而是正话反说，用晋的先祖唐叔勇射兕牛而封晋的故事，巧妙地对比说：“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实际上是指出平公射鴳不死还要杀人的无能，使平公悟出话中的深意而不得不立即赦免竖襄。叔向的谏言，含蓄深刻，婉转曲折，滑稽带刺，又切合作为平公师傅的身份，可见他深谙劝谏之道。 又，《晋语九》载，晋国大夫阎没、叔宽对魏献子解释“一食之间而三叹”时，说：“吾小人也，贪。馈之始至，惧其不足，故叹。中食而自咎也，曰：岂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叹。主之既已食，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餍而已，是以三叹。”阎没、叔宽以吃饭不得有贪心来作比喻，劝谏执政大臣魏献子不要接受梗阳人的贿赂。由于注意了方式方法的婉转迂回，终达进谏之目的，此乃曲而达也。 另外，象《周语中》载晋文公请隧时，周襄王拒绝的措辞；《晋语四》载公子重耳对楚成王“避君三舍”的答词等，其语言表达方式之委曲婉转，顺理成章，也让人叹为观止。 2、“婉而成章”表现在另一方面，则是史官用讳字来记言载事。避讳，这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礼制规定。正如《礼记·曲礼》云：“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国语》一书中，避讳的例子也有许多。如《晋语三》载晋惠公在韩原之战中被秦军俘虏，言“亦不克救，遂止于秦”。止，执也，即被擒获。《左传·僖十七年》杜《注》云：“内讳执，皆言止。”用“执”字有损于君主的尊严，史官讳之，因言“止”。《国语》中，类似这种用法的还有很多，如《晋语三》的“惠公未至，峨析谓庆郑曰：‘君之止，子之罪也。’”又，“公在秦三月。”不言晋惠公被秦国拘囚，而言“未至”、“在秦”，均是隐约其辞，有所避讳。避讳，是礼貌，也是学问，这在《国语》中有实例说明。如《晋语九》记载：“范献子聘于鲁，问具山、敖山，鲁人以其乡对。”鲁国人因为具、敖是鲁国先君献公、武公的名讳，所以用山所在的乡名回答。范献子作为外交官，闹了笑话，好在他勇于改过，能引以为戒。他回国后，普遍告诫自己认识的人，总结出人不可不学习，人要有学识才充实，学问能“庇荫人”的道理。 3、“婉而成章”还表现在措词委婉上。如《晋语七》载，晋悼公即位前训诫群臣，而“大夫对曰：‘君镇抚群臣而大庇荫之，无乃不堪君训而陷于大戮，以烦刑、史。’”“烦”，意思是烦请、劳驾。大夫们因未接受国君的训诲而落到被极刑处死，有劳于刑官动刑、史官秉笔。这里用一“烦”字，言辞语意备极婉转，但在拥戴悼公为君、表示忠诚上却一点不含糊，态度十分鲜明。同一用法还见于《晋语八》：“辛俞对曰：‘……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烦司寇。’” 又，《吴语》载：“吴王夫差既胜齐人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释言于齐。”“释言”，本指用言辞来对所做之事进行解释。事实上，吴国侵扰齐国，是吴国不义。而吴国外交官奚斯强词夺理，用言辞为吴国的侵略行为辩解，把战争的责任推给齐国。吴国史官为洗脱本国侵略的罪名，使诸侯各国不致诽谤吴王，于是以“释言”美化侵略者的外交辞令，以维护本国的利益和声誉。 上举诸事，“皆屈曲其辞，从其义训，以示大顺之道。是其辞婉曲而成篇章也。” “尽而不汙”，是“春秋笔法”的第四个义例。杜预在《左传·成公十四年》注：“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汙曲。”他又在《春秋左传序》中要而言之曰：“直书其事，见文见意。”这就是说，史官根据历史事实，客观而详尽地把它记录下来，不得偏离、隐瞒、甚至歪曲事实的本来面目，这叫“尽而不汙”。 对于诸侯各国违礼背义之事，史官在《国语》中均坚持史事实录的原则，秉笔直书，作了客观而公允的记载，毫不隐讳。 《鲁语上》载：“庄公如齐观社。”按周制：“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诸侯不相会祀。”故大夫曹刿以“礼”劝阻，但把社祭当作节日游观的鲁庄公不听，还是去了齐国。又载：“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妇觌用币。”据《礼记·曲礼下》：“凡贽，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贽匹。妇人之贽，具、榛、脯、脩、枣、粟。”按礼法规定，男女贽礼有别，而鲁庄公不听宗伯夏父展的劝谏，要大夫、同宗大夫的夫人进见哀姜时，都用缯帛作为见面礼。男女同贽，是无别也。史官根据“君举必书”的原则，笔法无隐，记载了鲁庄公两件非礼之事。 又，《鲁语上》载：“夏父弗忌为宗，蒸将跻僖公。”宗伯夏父弗忌在太庙主持祭祀，为迎合鲁文公，行蒸礼时将文公之父僖公的神位升格于闵公之上。擅改昭穆，这不符合当时的宗法制度，因为闵公即位在前，僖公曾以臣子的身份事奉过闵公。史官实录了夏父弗忌不听太庙主管官员的批评，仍然自行其是的史实。 周王朝时，天子及诸侯国的军队建制是有差等的。如《周礼·夏官·司马》云：“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而《鲁语下》载“季武子为三军。”襄公时，鲁国已沦为一小国，原有的上、下二军，都属公室所有，有战争时，三卿为二军统帅领兵出征。季武子建三军，是为了三分鲁国公室。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非仅增加一军而已，乃改组并重新编制，组成三军。”又，《晋语一》载：“十六年，(献)公作二军。”而据《左传·桓公二年》：“今晋，甸侯也。”《礼记·王制》：“千里之内曰甸。”到《左传·庄公十六年》有“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的记载。可见到周僖王时，晋国还是只能设立一军。正如大夫郭偃所言：“今晋国之方，偏侯也。”晋献公时，晋国还是一个较偏远的小侯国，而竟设立二军。又，《晋语四》载：“以赵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军。”这类扩建军队之事，都是与周制相悖的。 周时，宫室的营造也因名位班爵的高低而有别。《晋语八》载：“赵文子为室，斫其椽而砻之。”张老认为赵文子这样做违背了礼制，并巧妙地劝谏他。按周制规定：“天子之室，斫其椽而砻之，加密石焉；诸侯砻之；大夫斫之；士首之。”好在赵文子从善如流，能知错就改，并以此昭示后人引以为戒。所以史官称许他们两人的态度。 由于时代的局限，史官称道的一些循礼守制的事实，现在看来不但是胶柱鼓瑟不知变通，有时侯甚至于显得可笑可怜、可憎可恶。如：《楚语上》记楚卿屈到的儿子屈建在为亡父举行祥祭时，引《祭典》说祭物的上下尊卑有别，没有规定哪一级可以献菱角的。为了遵从礼制，他说什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国之典”，不肯满足父亲生前一点小小的愿望，硬是把献上的菱角撤走。又，《鲁语下》记载，公父文伯卒；敬姜夫人为了美化儿子的德行，防止别人议论他是因女色而早死，严诫文伯的妾侍在哭丧时不许动真感情，要克制自己，压抑悲痛，说什么“从礼而静，是昭吾子也。”敬姜夫人中年丧夫，晚年失子，是很不幸的事，但她连哭也要遵循礼法，“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据《礼记·坊记》云：“寡妇不夜哭。”故哭丈夫只能早上哭，表明是远情欲，这实在有违人的天性亲情，而孔子对她的守礼却是大加赞赏。礼为统治阶层所需要，是为政治服务的，这在《国语》中也直言不讳，如《晋语四》记秦穆公女怀嬴先为晋怀公子圉之妻，子圉抛弃了她，逃归晋国，秦穆公又将怀嬴嫁给重耳。秦穆公夫人为重耳同父异母姐姐，故重耳开始不想接受，可能认为有乖伦常，有违礼制，后来听从司空季子、狐偃和赵衰的劝告，决意缔结这门政治婚姻，而且为取悦秦穆公，还大张旗鼓，郑重迎娶。还有《楚语上》记司马子期想立小妾为正妻，左史倚相于是危言耸听地列举实例，说明“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进退周旋，唯道是从。”警告他不可违背礼法。居高位者当然得做君子，司马子期只好打消原来的念头。 以上所举对礼制的依违，史官或褒或贬地直书其事，不为之隐，“是其事实尽而不有汙曲也。” “惩恶而劝善”，是“春秋笔法”五例的最后一种，作为“载笔之用”，史官毫不隐讳地强调此记史“笔法”的社会功用就是“惩恶劝善”。杜预在《左传·成公十四年》注：“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可见史官记事，对有的事不只直书，还用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词语予以评价，说明目的是“惩恶劝善”，这种记史方法在《国语》中的运用也是明白无误的。 对比，是《国语中》“惩恶而劝善”常用的一种手法。通过对比，一惩一劝。如《周语中》载，周简王对叔孙侨如“遂不赐，礼如行人”；待仲孙蔑则“厚贿之”。同是来自鲁国的使者，周简王的待客之礼为什么不同呢？这是因为听从了大夫王孙说的建议，叔孙侨如性贪戾，易触冒人，而仲孙蔑则好谦让，有德义。史官记载此事，就是为了惩如叔孙侨如之恶，而劝为仲孙蔑之善。《楚语下》载：“斗且廷见令尹子常，子常与之语，问蓄货聚马。”楚国令尹子常身居高位，却如饿狼般的聚敛钱财与名马，使民多阙而有离叛之心，且得罪蔡、唐两国国君，不遵礼法，不顾惜百姓，所以斗且断定他的下场不会比成王、灵王好。柏举之战后，子常落得奔郑的结局。文中并用前代贤相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的清廉，“从政者，以庇民也”的“恤民”，与子常形成鲜明的对比。 又，《周语中》载，刘康公聘于鲁，见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而对定王评论说：“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刘康公认为统治者生活的节俭与奢侈，直接影响他们政治地位是否巩固。因为“以俭足用则远于忧”，而“人臣而侈，国家弗堪，亡之道也。”后来，果然季、孟两家长久掌握鲁国政权，而叔孙、东门则自取败亡。还有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羊舌肸评单靖公的敬、俭、让、咨等等。《鲁语上》赞美“季文子相宣、成，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鲁语下》多处提到的公父文伯之母敬姜夫人，是执政卿季孙肥的叔祖母，儿子文伯又是下大夫，仍然劳作不惜，为了教育儿子，防止后代放纵腐化，对他讲述从天子到各级官员都要辛勤从政，劳动者则要终日辛劳的道理，强调劳动的重要。这些记载，说明敬、俭、让、咨为善，而陵、侈、佻、乘为恶；劳动是美德，好逸恶劳、怠堕放荡是恶行，表现出史家的褒贬态度。 类似的“惩恶劝善”的例子在《国语》中还有，如《鲁语上》载臧文仲“使书以为三荚”之事；“里革断罟匡君之过”；“里革更书逐莒太子仆”等都很典型。而同书记载，鲁国发生饥荒，执政卿臧文仲主动向庄公请求到齐国去买粮救荒。面对从者的质疑，臧文仲说：“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而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表现出身居高位者面对国事民艰的当仁不让。当齐孝公率军侵略鲁国，臧文仲决定通过外交途径以纾国难，他向展禽求教，展禽怀疑外交辞令是否有用，“文仲曰：‘国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将无不趋也。’”这种自然流露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钦服。“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臧文仲由于听了重馆人的话，抢先到达晋国，分到的土地比别国多。他回国复命，向僖公请求重赏重馆人，重馆人得以出贱役、封爵。在这一史事的记载中，史官既赞扬重馆人身处贱役，却能关心国家利益的态度；也赞赏臧文仲不抹杀别人的功劳，主张赏罚无贵贱的贤明。以上这些，歌颂了鲁国一代贤相臧文仲的良臣风范。 “惩恶而劝善”，是我国古代史家著书的优良传统，运用这一笔法记言载事的例子在《国语》中是随处可见的。以上所引，仅书中众多事例中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可见古已有之，且集中体现于《春秋》中，简要概括于《左传》里的“春秋笔法”——“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同样在《国语》一书中得到充分而具体的体现。运用“春秋笔法”记言载事的例子在《国语》全书中相当普遍，由此可见，“春秋笔法”的五个“为例之情”在《国语》中亦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春秋笔法”这一称谓，虽然到很晚才正式提出，但这种在《春秋》之前，我国古代早已形成的史官著史的基本笔法，蕴涵史官的才、学、识、德的优良传统，却一直在后继者骨子里传承着。后来的史学家和文人学者，有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种史家著书的精神与传统的可贵，提到理论的高度，予以总结研究，如司马迁、班固、杜预等，且很多人在撰修史书时，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如司马迁著《史记》、班固修《汉书》、欧阳修撰《唐书》等。由此可见，我国自古以来就已形成的，并体现于先秦史籍中的史家精神与传统，及形诸于外的“春秋笔法”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 注释： [1]宋俞文豹《吹剑录》：“朱文公《通鉴纲目》以正名为先，……盖纯用《春秋》笔法也。” [2]杜预《春秋左传序》孔颖达《疏》又称之为“五例”、“五情”、“五事”。 [3]刘向《说苑·建本篇》：“公扈子曰：‘《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众，未有不先见而后从者也。’”《淮南子·主术训》：“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董仲舒《春秋繁露·灭国上篇》、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均持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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