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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纪实文学 作者 关公故里丰收（冯勤学） 人生难免遭逢厄运，谁敢保证自己永在坦途呢？不过，有些厄运程度浅缓，转变也快。然而，有些厄运却来势凶猛，影响长远（甚至祸及隔代），在人的心里留下烙印。
一 ，厄运一夜间降临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中农家庭，从有车马牲畜、粮棉菜地、丰衣足食的小康之家，一夜间跌入忍饥挨饿、家有饿殍的深渊一一这就是我家！一一我家遭遇的这场厄运，其中所受的饥饿、贫穷与苦难，比起许多乡邻，实在来得早了一些。 来得早，不是因为我父母不会过日子，而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家的车马牲畜土地水车等，一切生产资料，全部无偿入社、归公；在接踵而至的统购统销运动中，我家又成了目标户。在村委会、贫协会几天几夜的车轮战逼迫下，我父亲顶不住了一一他大哭一场后，同意了強行给他下达的、不切实际的卖余粮、卖余油数量。 于是，父亲成了统购统销祭坛上的牺牲品一一我家的全部存粮，连同当年口粮；全部存油，连同灶台上油壶里的油（最终也未湊够官定的“余油”数量），都以最低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国家。这虽然使父亲披红戴花，成了全县的“卖余粮模范”；但我们全家，从此过上了食不裹腹的饥贫生活。 卖了“余粮余油”之后，再想到巿场上自由买粮买油，万万不行了。一一我的文盲傻父亲，他没有料到一一几乎在农民卖“余粮余油”的同时，全国各地原本开放的粮油巿场，“咔嚓”一声，关门！刚开始，父亲还能花高价，从黑市上买些玉茭、豆子等粗粮，求人从屠宰场买些牛油；随着市场大门越关越紧，我家的吃粮吃油，彻底陷入困境。 比较而言，城市尚好，市民的粮油，靠国家每月定量供应（虽少却有）。农民就糟糕了，全靠运气一一收获庄稼后，按国家规定上交公粮，再根据剩余多少，按每户人数分配口粮（没有数量保证）。如果剩余太少甚或无剩余，国家会发放一些“返还救济粮”；几乎全是粗粮，也不过杯水车薪而已。 至于吃油，全看各村生产队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而那些年代，国家不断加码督促的，是多种小麦，多交公粮。所以，农民的吃粮吃油，常常捉襟见肘，景况凄惨。 “卖”光了“余粮余油”，又面对粮油市场关闭；这对于我家，无异于釜底抽薪一一过日子的基础、底摊没有了，好比狗撵兔子，一步落下了，步步跟不上。从此，比起众多乡邻，我家的生活一落千丈。 大概从小学二年级（一九五四年）开始，我就吃不饱了。我常常羡慕同学手中的麦面馍，看见邻居伙伴吃着炸油饼时，忍不住喉咙里咽涎水。 不过，虽然吃不饱、吃不好，我在学校里的功课却还不错；尤其作文，从三年级开始，几乎每篇都被老师当堂朗读，或作为范文张贴。 因为作文冒尖，我有了爱表现的欲望。在课堂上抢答老师提问，在课下唱歌、赛跑、扭秧歌；以及男孩子们的顶拐拐、拍猴子、翻筋斗、跌八叉等体育游戏，我总是争强好胜。 于是，我获得了老师的赞赏和重用。每逢学校对外宣传党的政策路钱时、区乡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喊口号时，我必是带头的小骨干；每次到附近集市上演节目、作演讲时，我总是打头阵。 我的表现，赢得了母亲和一位亲戚老奶奶的赞扬。母亲说，我是村里男娃中最好看的，就像王秀兰（蒲剧名旦）；老奶奶则说，我父亲一辈子不识字，笨嘴笨舌，就会下死苦、受人欺；看这娃，现在就伶牙利齿，将来一准改变家门。 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唯一的老师李子俊家中有事，请了假；替他代课的是乡区中心小学校长郑俊芳。两个月后，李子俊老师回校，带着学生欢送郑校长；走过校操场，来到大路口，两位老师握手告别。这时，郑校长忽然停好自行车，拉着我与另一同学的手，走近李子俊老师说：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凤，一个是凰。 郑老师的评价，在校内外不胫而走，一时间，我好像成了童星。但也有几个同学不服气，背地里给我起了个外号：烧包。 二 ，一个麦面馍和十八张烙饼 我十一岁时，考入离家不远的赵村高小。此前，我们这一带的农家子弟，小学毕业后，就去运城县城考高小，然后，初中是运城中学、高中是康杰中学。 运、康二校及运城高小，在1949年之前，都是河东大地的老牌名校。但从我这茬小学毕业生开始，却要按规定，到附近刚成立的赵村高小去考试、入学。新学校只有两个班。我虽然心有不乐，但看到赵村高小的新任校长，正是教过我的郑俊芳老师，心中也感欣然。 上高小的喜悦，很快就被家庭的饥贫冲淡了。因为是住宿生，每周日下午，要从家里背够下一周吃的馍和菜。学校灶房里，只有一位大师傅，给老师们做饭。大师傅只给学生们的干粮溜热，不管菜。我看到，大多数同学，从家里拿的都是麦面馍，而我妈给我拿的，几乎总是玉茭面窝头，间或好点，是玉茭面加少许麦面的二面馍；至于菜，就是腌菜缸里的咸萝卜，再带些红辣椒面和盐；有时，能带一小瓯韭花酱或黑面酱。菜和干粮，常常几天后就变味了，也只能那样地吃了。在我家，干重活的父亲和年迈的爷爷都吃不饱、吃不好；妈再疼我又能怎样呢。 有天早上，我发现窝头只剩核桃大一小块了。我想坚持到下午，再请假回家去拿。谁知一过中午，肚子便咕咕直响；忽然想起，与我最好的同学杜光明，他爸爸昨天刚送来吃的，向他借个馍吧！ 未找见杜光明，却看见他挂在课桌上鼓囊囊的馍口袋。我解开口袋，映入眼帘的，是好几个又圆又大的麦面馍。 我饥场大响。 我不顾一切。 我抓起一个馍就吃。 周围几个同学瞪大眼睛，看着我。我边吃边说：谁见了杜光明，就说我吃了他一个馍，改天还他。 我狼吞虎咽，吃了杜光明一个馍；接着，想赶快找见杜光明。不料，直到下午两三点钟，也未找见杜光明（听说，有几个同学出主意，不让他见我）；我却被班主任耿尚儒找见了。 耿老师问： 你偷吃了杜光明一个馍？ 我： 不是偷，是借，我让同学告诉他了。 耿老师： 杜光明说，你吃馍有同学看见了。 我： 耿老师，光明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怎能这样说话；有当着同学面偷同学馍吃吗？耿老师不说话，板着脸，让我出去，找杜光明认错。 黄昏时分，不知谁去了我村，把我父亲叫来了。父亲给我带来了玉茭窝头，并带我进了耿老师办公室。父亲向耿老师赔不是，自我检讨，恳请耿老师对我严加管教；並说，过两天归还杜光明的麦面馍。 ………… 耿老师把父亲送出房门。我把父亲送出校门，又送他走出赵村村囗，上了公路。父亲一路上未骂我，也未打我，未说一句话；直到要拐入小路时，才嘱咐我回校。父亲的双腿因过度劳累而变形，走路发瘸；月光下，我望着他一瘸一瘸的身影，心中既难过，又沮丧。  【本文 作者父亲遗像 （爷爷和祖母一生没有照过像；他们曾经用汗水换来了丰衣足食，却一辈子捨不得照一张像）】 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很像杜光明圆圆的脸。我想问杜光明，为啥躲着我呢？不是说好要“肝胆相照、两肋插刀”吗？这还算好朋友吗？ 那个周末，我回家后，母亲告诉我，我爸不顾后半年的饥荒，把一些绿豆和小麦，分别磨成“一风吹”（豆皮与麦皮全入面）。星期天下午，妈用五分之四的绿豆面加五分之一的麦面，烙了发面饼子；除给爷爷留几张外，一下子为我带了十八张！妈说，这是六天的干粮，很“楼伟”（富足）了。 万万没有想到，周一早上，我走进教室，一眼发现，放在窗台上的干粮口袋，瘪了！天哪，我的十八张烙饼，一张也没有了！我满教室寻找。这个由高大寺庙改建的教室，除了班主任耿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外，十分宽敞。我找遍了犄角旮旯，连个饼渣也没有。我哭了，对耿老师说，昨睌刚从家里带的烙饼，十八张烙饼，全不见了！耿老师走到我放饼的窗台前，看了看，把我叫到他房间，安慰说：“别哭了，也许村里的狗偷吃了。你回家再拿吧。”我哭得很伤心，真希望耿老师突然出现，提着我的十八张烙饼，笑着对我说：“找见了！” 三，我又成了“烧包” 吃不饱、饥饿，虽然不好受，但每当我的作文被老师称赞，或范文贴墙时，我就暂时忘记饥饿，喜上心头。有次，语文老师耿尙儒还让我走上讲台，给同学们介绍作文心得。于是，我每天盼望星期五，一一每逢这天，要连上两堂作文课；我的心中比过大年还高兴。 此外，我还迷上了历史课。有一次，老师让我回答关于岳飞的一个提问。我在回答中使用了两个词组一一“可歌可泣”和“光辉的一页”。对于今天十二岁的孩子来说，这个用词也许平常；但当时年轻的历史老师曲自忍，有些激动一一他当堂表扬说，“可歌可泣”与“光辉的一页”，两个词组用得好。他号召同学们：在语文中学到的词汇，要大胆使用。 在我饥肠辘辘的难忍难熬之中；在我学习作文的初步乐趣之中；震撼人心的一九五八年，呼啸而来！一一中条山下，广袤的晋南平原，各种政治的经济的运动，如暴风骤雨，铺天蓋地。 我已经十三岁了。这年三月，运城县召开共青团和少先队员会议；新建的赵村高小，有一个少先队员代表名额。郑俊芳校长与其他老师商议后，让我参加会议。 我生平第一次去县上开会。会上吃得好，每顿饭都有雪白蒸馍，每顿饭都有炒菜肉菜，每顿饭都有鸡蛋汤、醪糟汤。我在十三岁之前，从未吃过这样好、这样饱的饭和菜。 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吹响大跃进号角，贯彻毛主席倡议的口号：全民大练钢铁，十五年超英赶美；全民除四害（老鼠、苍蝇、麻雀、蟑螂），讲卫生等等。然而，这次会议秩序不好，开大会时，下面的说话声，有时几乎盖过台上的报告声。那位主持会议者，气得几次走到台前，大声制止。 讨论会议报告时，可能只顾了共青团，对于参会的十几个少先队员，一时无人管。我觉得，吃得这样好，难道玩耍来了？便主动召集大家，在招待所的院子里，围坐一圈；就少先队员当前的责任和义务，讨论发言。不久，一位漂亮的女同志来了，据说是运城县的副县长。她看到我们秩序井然地讨论发言，十分惊喜。当她得知是我主动组织大家讨论时，亲切地问我，哪个学校的，哪个村的；表扬我有责任心。临走时，她抚摸着我的头说：好孩子。 这次大会成立了少先队运城县大队委员会，大队长是县团委干事向淑珍（？），我被选为联络员。第三天下午，大会闭幕。 回校后，第二天下午，郑俊芳校长组织全校四个班的同学集会，让我报告在县上的开会内容。我站在一块石头上，挥舞手臂，一气讲了近一个小时。一位外村小学的老师偶然遇见，竟也站着听完。面对全校师生，郑校长夸奖我：“讲得有声有色！” 校长与老师们对我的夸奖，却挡不住一些同学的利嘴。他们背地里又叫我“烧包”，最肯叫的，是杜家坡的七八个同学。他们中有个娃娃头，名叫杜起来，年令大，块头大。他有一绝技，能紧抿嘴巴，“呲”地一声，从挺宽的门牙缝中，射出一缕又细又长的唾沫；像个水枪。 学校灶房那位大师傅，就是杜家坡人，据说与杜起来是亲戚。杜起来联系了五六个本村同学，每周自带油和菜，交给灶房；每顿饭时，大师傅就给他们炒一大瓢时令蔬菜。常炒的是茄子配辣椒，南瓜脍豆腐等，香味四溢；比我的咸菜辣椒面好多了。他们围圈吃饭时，我有时忍不住，站在旁边眼馋。此时，那个大师傅常会露出鄙夷的神色。有次，杜起来吃完饭，从三四步远地方，“泚”地一声，把唾沬射到我的脚边；他身边的同学哈哈大笑。 有些同学背地里叫我“烧包”，我并不在乎。因为，我从县城开完会，不几天，运城团县委便给学校寄来文件，文件内还夹着几张运城县报。这张报纸的第三版上，刊登了八个模范少先队员的套红头像。出乎意料的是，我的头像赫然在列；像下标注：红孩子冯勤学。 在红孩子的赞誉声中，我按照学区分配，考上了离家十公里、新建不久的龙居中学。尚未进校，农村公共食堂化就开始了。我家的饥贫生活，雪上加霜。 四，公共食堂事务长偷喝生油 我村的公共食堂，开始还好，但很快就难以为继了。几乎每顿饭都是玉茭面窝头，有时中午虽是麦面馍，却少得可怜。爷爷、父亲、母亲，每人半个馍（一个三两），我与妹妹每人是半个的半个；菜是大锅水煮白菜或红白萝卜，加一把咸盐。我的饭量大，每顿吃不饱；妈总是将她的半个馍，再掰下一半，让我吃。有时见我还不饱，妈把她碗里的稀菜汤，也倒给我半碗；妈总是教导我：“吃馍前，多喝水，水养人。” 最受罪的，是我的爷爷了。他牙掉光了，粗粮咬不动，麦面馍太少，还常断顿；菜里不见油花，他撒些红辣椒面，刺激食欲。 不知怎的，爷爷的火气越来越大，成天骂人。这期间，村里发生一件怪事：公共食堂的事务长（起义旧军队文书，退役后安排在我村落户），悄悄钻进库房，对着油瓶，大口地喝生油！被人发现后，消息传遍全村，社员们怀疑他决非第一次喝生油；但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也无可奈何。可是，我的爷爷却不饶他，每天见他就骂，说他不让人吃饱饭，坏了良心，是乌龟王八蛋，不如畜性！……那人做了亏心事，每天躲着我爷爷走路。 公共食堂的饭菜量少质劣，爷爷的脾气不见好转。家家户户遍野寻觅，开始以灰条条、人旱苗，马齿苋等野菜野草添补充饥了。 长期的饥饿与愤怒，可能把我爷爷气昏了头。他把詈骂的矛头，对准了家里人。他似乎认定：是我妈，把家里好吃的，让我吃了。于是，他骂我妈： “儿孙自有儿孙福。把你那小爹伺候那么好，长大要坐'喀嚓陷’（对县官的诅咒语）呀！” 他罵我： “甘罗十二岁当宰相，你上那烂学顶毬用！” 他骂我爸： “一辈子疵怂，把我的血汗光景，日塌光了！” 有一次，他骂着骂着，突然老泪纵横，哽咽着说：“我辛苦跌打一辈子，老了老了，要当饿死鬼呀！”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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